略论书法
/李泽厚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逝世的消息11月3日晨传出后，有关他学术著作与生平回忆的内容也在网上纷纷浮起。以下刊发李泽厚先生关于书法的些许观点以为纪念。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近几年来书法热和美学热同时并兴，平行发展，持续不衰。但两者的联系却又好像看不出。为什么？我不清楚。联系不密切似乎说明用西方美学原理（我国的现代美学来自西方）来解说中国的独有艺术，大概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二热同时兴起，似乎又点明美学与书法有着走向未来的共同基础。
马克思早说过，人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的，而到共产主义，人人可以是艺术家。今天，明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自觉地追求美的规律，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捉笔舞墨，写意抒情。书法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游戏的艺术。从离休退休的老干部到年方几岁的小儿童，如今不都在手握巨笔，率性挥毫么？这大概是历史上尚未曾有的事。
书法如此广大的群众性和前景给美学提出了一大堆问题。美学属于哲学，而哲学，根据现代西方学院派的观念，是分析语言的学问。书法界关于抽象、形象的激烈论辩，倒首先在这一点可以联系上美学—哲学：如不对概念进行分析、厘定，不先搞清“形象”、“抽象”等词汇的多种含义，讨论容易成为语言的浪费，到头来越辩论越糊涂。
何谓“形象”？我想一般是指生活中各种现实存在的或幻想变形的具体物像：山水花鸟、人物故事、体貌动作以及妖魔鬼怪等等。何谓“抽象”？则大概是指非此类具体物象的形体状貌，如线条、色彩、音响等等。足见，“抽象”也者，并非无形体无物质结构之谓。园林里的怪石耸立，寺庙中的香烟缭绕，沙丘风迹，屋漏雨痕……均为有形之物，而与形体全无的思辨抽象不同。思维抽象也有其物质载体的形状符号，书法与它们的不同在于：作为思维抽象的物质形体的符号、记号（从大街上的红绿灯到纸上的数学公式、化学方程……），指示的是一些确定的观念、意义、判断、推理……而书法及其他作为艺术作品的“抽象”却蕴含其全部意义、内容于其自身。就在那线条、旋律、形体、痕迹中，包含着非语言非概念非思辨非符号所能传达、说明、替代、穷尽的某种情感的、观念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意味。
这“意味”经常是那样的朦胧而丰富，宽广而不确定……它们是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形式”不是由于指示某个确定的观念内容而有其意味，也不是由于模拟外在具体物象而有此意味。它的“意味”即在此形式自身的结构、力量、气概、势能和运动的痕迹或遗迹中。书法就正是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
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韩愈），它从而可以是创作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另方面，它又是“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同上），它可以是“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蔡邕《九势》）、“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的宇宙普遍性形式和规律的感受同构。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结构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这远远超出了任何模拟或借助具体物象具体场景人物所可能表现再现的内容、题材和范围。
书法艺术是审美领域内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统一的一种典型代表。它直接地作用于人的整个心灵，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身（从指腕神经到气质性格）心（从情感到思想）的各个方面……
前面所引韩愈的话主要讲的是人的自然化方面，即人的情感和书法艺术应该是对整个大自然的节律秩序的感受呼应和同构。自然的人化则表现为在审美捕捉和艺术物态化这个同构中无意识地积淀着社会性时代性的宽广内容。汉碑晋帖，唐法宋意，明清个性……同样的“忧悲愉佚”，同样的“日月列星”，却又仍然有所不同。它们仍然是积淀着不同社会时代特色的韵味风流。那么，在今天，新的韵味风流，新的书法创造又该是些什么呢？这不正是向书法热和美学热共同提出的问题么？
新时代的书法艺术是否一定要离开汉字去创造呢？曰：唯唯否否。那样的确可以更自由更独立地抒写建构主体感受情绪的同构物，实际上它约略相当于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但是，获得这种自由和独立的代价却是：（一）失去了继续对汉字原有结构中的美的不断发现、发掘、变化和创新；（二）失去书法艺术美的综合性。
如前所说，书法的美本是独立的，并不依存于其作为汉字符号的文字内容和意义；所以，断碑残简，片楮只字，仍然可以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不过，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却总是趋向综合，小说里有诗词，画面中配诗文，诗情又兼画意，戏曲更是如此：集歌、舞、音乐、文学于一炉；即使手工艺品，也以古董为佳，因为除欣赏其技艺外，还可发思古之幽情。
总之，似乎在各种艺术的恰当的彼此交叠中，可以获得更大的审美愉快。书法何不然？挂在厅室里的条幅一般不会是无意义的汉字组合，而总兼有一定的文学的内容或观念的意义。人们不唯观其字，而且赏其文，品其意，而后者交织甚至渗透在前者之中，使这“有意味的形式”一方面获得了更确定的观念意义，另方面又不失其形体结构势能动态的美。两者相得益彰，于是乎玩味流连，乐莫大焉。
原载《中国书法》1986年第1期
/李泽厚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逝世的消息11月3日晨传出后，有关他学术著作与生平回忆的内容也在网上纷纷浮起。以下刊发李泽厚先生关于书法的些许观点以为纪念。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近几年来书法热和美学热同时并兴，平行发展，持续不衰。但两者的联系却又好像看不出。为什么？我不清楚。联系不密切似乎说明用西方美学原理（我国的现代美学来自西方）来解说中国的独有艺术，大概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二热同时兴起，似乎又点明美学与书法有着走向未来的共同基础。
马克思早说过，人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的，而到共产主义，人人可以是艺术家。今天，明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自觉地追求美的规律，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捉笔舞墨，写意抒情。书法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游戏的艺术。从离休退休的老干部到年方几岁的小儿童，如今不都在手握巨笔，率性挥毫么？这大概是历史上尚未曾有的事。
书法如此广大的群众性和前景给美学提出了一大堆问题。美学属于哲学，而哲学，根据现代西方学院派的观念，是分析语言的学问。书法界关于抽象、形象的激烈论辩，倒首先在这一点可以联系上美学—哲学：如不对概念进行分析、厘定，不先搞清“形象”、“抽象”等词汇的多种含义，讨论容易成为语言的浪费，到头来越辩论越糊涂。
何谓“形象”？我想一般是指生活中各种现实存在的或幻想变形的具体物像：山水花鸟、人物故事、体貌动作以及妖魔鬼怪等等。何谓“抽象”？则大概是指非此类具体物象的形体状貌，如线条、色彩、音响等等。足见，“抽象”也者，并非无形体无物质结构之谓。园林里的怪石耸立，寺庙中的香烟缭绕，沙丘风迹，屋漏雨痕……均为有形之物，而与形体全无的思辨抽象不同。思维抽象也有其物质载体的形状符号，书法与它们的不同在于：作为思维抽象的物质形体的符号、记号（从大街上的红绿灯到纸上的数学公式、化学方程……），指示的是一些确定的观念、意义、判断、推理……而书法及其他作为艺术作品的“抽象”却蕴含其全部意义、内容于其自身。就在那线条、旋律、形体、痕迹中，包含着非语言非概念非思辨非符号所能传达、说明、替代、穷尽的某种情感的、观念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意味。
这“意味”经常是那样的朦胧而丰富，宽广而不确定……它们是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形式”不是由于指示某个确定的观念内容而有其意味，也不是由于模拟外在具体物象而有此意味。它的“意味”即在此形式自身的结构、力量、气概、势能和运动的痕迹或遗迹中。书法就正是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
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韩愈），它从而可以是创作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另方面，它又是“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同上），它可以是“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蔡邕《九势》）、“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的宇宙普遍性形式和规律的感受同构。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结构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这远远超出了任何模拟或借助具体物象具体场景人物所可能表现再现的内容、题材和范围。
书法艺术是审美领域内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统一的一种典型代表。它直接地作用于人的整个心灵，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身（从指腕神经到气质性格）心（从情感到思想）的各个方面……
前面所引韩愈的话主要讲的是人的自然化方面，即人的情感和书法艺术应该是对整个大自然的节律秩序的感受呼应和同构。自然的人化则表现为在审美捕捉和艺术物态化这个同构中无意识地积淀着社会性时代性的宽广内容。汉碑晋帖，唐法宋意，明清个性……同样的“忧悲愉佚”，同样的“日月列星”，却又仍然有所不同。它们仍然是积淀着不同社会时代特色的韵味风流。那么，在今天，新的韵味风流，新的书法创造又该是些什么呢？这不正是向书法热和美学热共同提出的问题么？
新时代的书法艺术是否一定要离开汉字去创造呢？曰：唯唯否否。那样的确可以更自由更独立地抒写建构主体感受情绪的同构物，实际上它约略相当于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但是，获得这种自由和独立的代价却是：（一）失去了继续对汉字原有结构中的美的不断发现、发掘、变化和创新；（二）失去书法艺术美的综合性。
如前所说，书法的美本是独立的，并不依存于其作为汉字符号的文字内容和意义；所以，断碑残简，片楮只字，仍然可以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不过，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却总是趋向综合，小说里有诗词，画面中配诗文，诗情又兼画意，戏曲更是如此：集歌、舞、音乐、文学于一炉；即使手工艺品，也以古董为佳，因为除欣赏其技艺外，还可发思古之幽情。
总之，似乎在各种艺术的恰当的彼此交叠中，可以获得更大的审美愉快。书法何不然？挂在厅室里的条幅一般不会是无意义的汉字组合，而总兼有一定的文学的内容或观念的意义。人们不唯观其字，而且赏其文，品其意，而后者交织甚至渗透在前者之中，使这“有意味的形式”一方面获得了更确定的观念意义，另方面又不失其形体结构势能动态的美。两者相得益彰，于是乎玩味流连，乐莫大焉。
原载《中国书法》1986年第1期
【党史上的今天——10月14日】1942年10月14日毛泽东《历史教训》发表
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
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通报志愿军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署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报通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电报指出：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总理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豫、皖、苏3省负责人和一批水利专家参加，共同研究治理淮河的规划和方案。
在治淮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三省共保”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会议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通道，以利宣泄。会议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中游地区在整个计划内，选择对上、下游关系较小的部分工程，结合以工代赈，于10月下旬先行开工。会议建议以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组成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这次治淮会议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治淮方针，并对1951年治淮的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规定。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曾山调往北京后，谭震林、曾希圣先后任治淮委员会主任。
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951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志愿军党委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1951年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电。
电报指出：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
1952年7月，为了寻求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解决，中方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了双方所俘获的武装人员全部遣返的原则。而美方仍坚持“自愿遣返”的主张，并于10月8日又蛮横地片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10月14日向上甘岭志愿军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美方名为“金化攻势”。
上甘岭，位于我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南麓，阵地突出，直接威胁着对方金化防线。对方为了对我军施加军事压力，为了造成在谈判席上的有利地位，为了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故向我军发动了十分猖狂的进攻，是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企图迫使我军让步。
敌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敌人虽然使用世界战史上空前集中的炮兵，但打不破志愿军的钢铁防线。
志愿军参战部队共4万余人。他们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英勇顽强地抗击进攻之敌，每一表面阵地都反复争夺数次，战况空前紧张激烈。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29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冲锋653次。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
在这次举世闻名的战役中，志愿军表现出不畏艰难、顽强奋战的英雄气概，团结友爱的优良品质，被人们誉之为“上甘岭精神”。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问题。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他在谈到加强科技队伍的管理时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这样的管理形式不行。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限制地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事发表谈话指出，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也希望台湾当局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
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10月14日，台湾当局“中常会”通过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规定“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之亲属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半个月内被索取一空。
1988年1月19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
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4年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
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通报志愿军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署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报通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电报指出：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总理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豫、皖、苏3省负责人和一批水利专家参加，共同研究治理淮河的规划和方案。
在治淮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三省共保”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会议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通道，以利宣泄。会议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中游地区在整个计划内，选择对上、下游关系较小的部分工程，结合以工代赈，于10月下旬先行开工。会议建议以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组成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这次治淮会议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治淮方针，并对1951年治淮的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规定。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曾山调往北京后，谭震林、曾希圣先后任治淮委员会主任。
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951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志愿军党委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1951年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电。
电报指出：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
1952年7月，为了寻求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解决，中方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了双方所俘获的武装人员全部遣返的原则。而美方仍坚持“自愿遣返”的主张，并于10月8日又蛮横地片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10月14日向上甘岭志愿军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美方名为“金化攻势”。
上甘岭，位于我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南麓，阵地突出，直接威胁着对方金化防线。对方为了对我军施加军事压力，为了造成在谈判席上的有利地位，为了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故向我军发动了十分猖狂的进攻，是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企图迫使我军让步。
敌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敌人虽然使用世界战史上空前集中的炮兵，但打不破志愿军的钢铁防线。
志愿军参战部队共4万余人。他们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英勇顽强地抗击进攻之敌，每一表面阵地都反复争夺数次，战况空前紧张激烈。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29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冲锋653次。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
在这次举世闻名的战役中，志愿军表现出不畏艰难、顽强奋战的英雄气概，团结友爱的优良品质，被人们誉之为“上甘岭精神”。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问题。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他在谈到加强科技队伍的管理时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这样的管理形式不行。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限制地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事发表谈话指出，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也希望台湾当局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
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10月14日，台湾当局“中常会”通过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规定“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之亲属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半个月内被索取一空。
1988年1月19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
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4年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党史上的今天—10月2日】1890年10月2日 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诞生
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0月2日生。
“五四”运动时期在日本留学开始撰写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章。1920年8月归国在上海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同年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
1922年底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6年出版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大革命失败后，长期担任教授，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1929年出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35年出版《经济学大纲》， 1937年出版《社会学大纲》等，产生广泛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曾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著述有《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1958年曾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于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攻击、诬陷，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达的冤案得到昭雪。
1949年10月2日 苏联政府决定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派遣大使
1949年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电中国外长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派遣大使。同日，苏联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3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并互派大使。
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新中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至1951年底，新中国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 广东战役开始
1949年10月2日，广东战役开始。
进军广东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广东人民地方武装配合下，以一部分兵力由和平、龙川沿东江向广州以南进攻，解放了东江两岸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主力由桂东、南雄、信丰沿粤汉铁路两侧南进，先后攻克曲江、英德等城，歼敌一部，14日解放广州。第四兵团分路穷追，将逃敌围歼于阳江、阳春地区。潮州、汕头之敌由海上逃跑。
第四兵团分路穷追，将逃敌围歼于阳江、阳春地区。潮州、汕头之敌由海上逃跑。战役至29日结束。共歼敌两个兵团及其他残部62000多人，除沿海岛屿及雷州半岛外，广东全境解放。
1952年10月2日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征求斯大林意见
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征求意见。
20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对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作了说明。其要点是：在中国现实的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占居明显的优势，这是中国有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预计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在公私经济比重中私人工业将不到10%，而且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成品。到那时，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收归国家经营。至于国有化的时机及具体方式，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在农业中，准备在今后10年至15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估计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时间可能需要更长。
这封信反映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国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1953年10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195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报告指出：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最好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会上，邓小平建议将农业税秋征推迟一个月，征与购同时进行。
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表示赞成陈云的报告和邓小平的建议。结论指出：农民有自发性、盲目性的一面。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有人要摸农村的底，农村的底有六条：（一）小农经济。（二）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三）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四）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六）互助合作。我国农村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基本上是靠第六条。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制，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关于配售问题。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征购、搞私商、统一管理势在必行，配售问题看来也势在必行。他还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
1964年10月2日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
1964年10月2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3500多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参加演出。
《东方红》是在周恩来的倡议和指导下，集中了全国音乐、舞蹈、诗歌、美术等各方面著名艺术家的智慧集体创作完成的。
《东方红》是一首高昂激越的中国革命颂歌。它以史诗般的宏伟风格和波澜壮阔的音乐舞蹈场面，生动形象地概括和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开创了歌唱、舞蹈和戏剧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型歌舞表演的新形式、新道路。
1965年10月，《东方红》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彩色宽银幕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1984年10月2日 邓小平希望海外亲人和朋友提供更多的知识和劳动
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等六十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时谈到城市改革问题指出：不久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主题是城市改革。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改革是很迫切的。因为农村政策见效，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妨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满足不了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需要。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农村改革说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会成功。这就可以保证我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1993年10月2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199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0月2日生。
“五四”运动时期在日本留学开始撰写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章。1920年8月归国在上海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同年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
1922年底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6年出版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大革命失败后，长期担任教授，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1929年出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35年出版《经济学大纲》， 1937年出版《社会学大纲》等，产生广泛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曾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著述有《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1958年曾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于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攻击、诬陷，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达的冤案得到昭雪。
1949年10月2日 苏联政府决定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派遣大使
1949年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电中国外长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派遣大使。同日，苏联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3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并互派大使。
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新中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至1951年底，新中国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 广东战役开始
1949年10月2日，广东战役开始。
进军广东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广东人民地方武装配合下，以一部分兵力由和平、龙川沿东江向广州以南进攻，解放了东江两岸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主力由桂东、南雄、信丰沿粤汉铁路两侧南进，先后攻克曲江、英德等城，歼敌一部，14日解放广州。第四兵团分路穷追，将逃敌围歼于阳江、阳春地区。潮州、汕头之敌由海上逃跑。
第四兵团分路穷追，将逃敌围歼于阳江、阳春地区。潮州、汕头之敌由海上逃跑。战役至29日结束。共歼敌两个兵团及其他残部62000多人，除沿海岛屿及雷州半岛外，广东全境解放。
1952年10月2日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征求斯大林意见
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征求意见。
20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对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作了说明。其要点是：在中国现实的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占居明显的优势，这是中国有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预计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在公私经济比重中私人工业将不到10%，而且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成品。到那时，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收归国家经营。至于国有化的时机及具体方式，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在农业中，准备在今后10年至15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估计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时间可能需要更长。
这封信反映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国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1953年10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195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报告指出：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最好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会上，邓小平建议将农业税秋征推迟一个月，征与购同时进行。
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表示赞成陈云的报告和邓小平的建议。结论指出：农民有自发性、盲目性的一面。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有人要摸农村的底，农村的底有六条：（一）小农经济。（二）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三）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四）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六）互助合作。我国农村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基本上是靠第六条。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制，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关于配售问题。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征购、搞私商、统一管理势在必行，配售问题看来也势在必行。他还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
1964年10月2日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
1964年10月2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3500多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参加演出。
《东方红》是在周恩来的倡议和指导下，集中了全国音乐、舞蹈、诗歌、美术等各方面著名艺术家的智慧集体创作完成的。
《东方红》是一首高昂激越的中国革命颂歌。它以史诗般的宏伟风格和波澜壮阔的音乐舞蹈场面，生动形象地概括和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开创了歌唱、舞蹈和戏剧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型歌舞表演的新形式、新道路。
1965年10月，《东方红》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彩色宽银幕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1984年10月2日 邓小平希望海外亲人和朋友提供更多的知识和劳动
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等六十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时谈到城市改革问题指出：不久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主题是城市改革。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改革是很迫切的。因为农村政策见效，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妨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满足不了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需要。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农村改革说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会成功。这就可以保证我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1993年10月2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199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