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事物掌故丛谈》所引差别不大，但有头有尾：开头说宋时如何，中引苏子瞻诗，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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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原来这一天叫立夏啊[可爱]

戎默｜苏轼更爱吃杨梅吗？
最近读到其“谷蔬瓜果”类“杨梅枇杷”一篇时，对其中的一段话产生了兴趣：

杨梅在古时也有人比之为荔枝、葡萄的，如宋苏轼东坡云：“客有言闽广荔枝何物可对者，或对西凉葡萄，予以为未若吴越杨梅。”平可正诗云：“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值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泸南荔（枝）[子]深。”则古人亦举而方之者矣。

照这条材料的意思，苏轼似对岭南的荔枝情有独钟之外，还认为吴越的杨梅可与之相比。看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苏东坡，似还颇嗜杨梅的。这件事我前所未知，出于兴趣，便搜检起相关资料来。

搜检之下，发现苏东坡嗜吴越杨梅之事，见诸报端或科普类、风俗类读物者，竟不在少数。而且，其中大多文章，还将这段引文直接简化为“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直以苏东坡认为“吴越杨梅”要超过“闽广荔枝”。比如《光明日报·文荟版》2016年8月5日刊载青年作家陈蔚文的散文《妃子笑，杨梅烧》，还对苏东坡嗜杨梅之事作了一段文学化的敷衍，形成了一个小故事：“喜欢杨梅者还有苏轼，众人只知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其实，吃过玉肌半醉的杨梅后，他不提这话了。只说‘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三十五岁时他曾任杭州通判，还先后在湖州与常州居住过，估计那阵子对吴越杨梅吃出了比荔枝更深的感情。”则俨然以苏轼最喜欢的水果，非杨梅莫属了。

报章上认为苏轼爱杨梅胜过爱荔枝，自有断章取义、变本加厉之嫌。不过，《事物掌故丛谈》所引材料本身，亦有颇多可疑之处。首先，自常理揆之，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前一句，明明就是“卢橘杨梅次第新”，则显以卢橘、杨梅不如荔枝鲜美。那又因何说杨梅可比荔枝呢？不过，这还不足以成为怀疑的原因：“吴越杨梅”和岭南罗浮山下的杨梅，味道自不一样。况且人的口味也会变化，东坡在彼时喜欢荔枝，后来尝到吴越杨梅，以为可与之比，也是顺理成章，没有丝毫矛盾之处的。

第二个疑点是材料中所引诗句的作者“平可正”。这位“平可正”是何许人也？似已不可考。不过，这首诗却在一些典籍中被保存了下来。比如宋人所编《全芳备祖》卷六《果部·杨梅》，即引该诗的后两句，下标“正平”；清人所编诗歌总集《四朝诗》则收入全诗，把它归在僧祖可的名下。如此，对于诗歌作者的疑问涣然冰释：这个“平可正”当是“可正平”之倒讹，即宋代诗僧祖可。因其字正平，故时人多唤作“可正平”。但另一个更大的疑问也随之而来：祖可生活的年代是两宋之交，甚至比苏轼的时代还要晚些，既然此为僧祖可之诗，因何苏轼会说 “古人亦举而方之者矣”，称一个近人为“古人”呢？

最后一个疑问就是这条材料的来源。今存苏轼所撰的所有典籍，似都无与此条材料相似的记载。此实出自清人汪灏增广明人王象晋的植物学类书《广群芳谱》卷五六《果谱·杨梅》，言出“东坡集”。这应该就是《事物掌故丛谈》杨荫深先生引述东坡之语所本。不过，我们只要再搜检一下，就会发现这条材料颇有问题。在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有与之相似的记载：

宋时，梵天寺有月廊数百间，庭前多杨梅、卢橘。苏子瞻诗云：“梦绕吴山却月廊，杨梅卢橘觉犹香。”客有言闽广荔枝，无物可对者，或对以西凉葡萄。予以为未若吴越杨梅也。可正平诗云：“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一价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泸南荔子深。”则古人亦有举而方之者矣。

文字与《事物掌故丛谈》所引差别不大，但有头有尾：开头说宋时如何，中引苏子瞻诗，再叙“闽广荔枝”“吴越杨梅”之语，最后引可正平诗。所谓“吴越杨梅”可对“闽广荔枝”，当是《西湖游览志余》的作者明人田汝成语。如此，则其称祖可为“古人”，也若合符契，无甚不妥了。看来，《广群芳谱》引述材料的源头，当是《西湖游览志余》。不过将其掐头去尾，继而张冠李戴，标其出处为“东坡集”。写《事物掌故丛谈》的杨荫深先生，又以《广群芳谱》为参考，将这段话变成了苏东坡所说。继而，各大报章、科普读物又将杨先生的引述一再加工，愈演愈烈，竟变出了苏轼爱吃杨梅胜过荔枝的“传说”。不过，《广群芳谱》又如何会将《西湖游览志余》中的话当作“东坡集”中之语编入呢？难道编者真的如此颟顸，看到前面有“苏子瞻诗”云云，就以为后面的话都是苏轼之语了么？也许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文章的最后，笔者将对这条材料如何被《广群芳谱》误收为“东坡集”中语作一点自己的猜测。

《西湖游览志余》中的这条材料，除了为《广群芳谱》所收外，还曾见于旧题元人陈秀民所编之《东坡诗话录》中。这部《东坡诗话录》，乃杂收各种典籍中关于苏轼诗歌的内容编纂成书。虽然题为元人所撰，但其中引用了不少《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燕石斋补》等明代典籍中的材料，因此早为人怀疑是明代以后人所编。如今较常见的有《学海类编》本。这条材料，当是其中有“苏子瞻诗云云”，为编者从《西湖游览志余》中采摭而入。而《郡斋读书志》小说类又著录有《东坡诗话》二卷，云：“皇朝苏轼号东坡居士。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之成二卷。”可知世间尚有一种《东坡诗话》，乃宋人所编，专从苏轼各集、杂书中录东坡论诗之语。今亦有一部分留存，编入《说郛》中，存一卷。也许，《广群芳谱》中这条材料的直接来源，便是陈秀民的《东坡诗话录》：编者错将记载与东坡诗歌相关之语的《诗话录》当成了专录东坡论诗语的《东坡诗话》，从而将这条材料当成“东坡集”中语收入了。

杨荫深先生编写《事物掌故丛谈》，参考《广群芳谱》《群芳谱》等专题类类书，实在是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率的方法。在没有电子检索的年代，有了这些类书，就可按图索骥，为撰文搜集素材。比如寻找关于“杨梅”的素材，只要翻翻《广群芳谱》中的《果谱》“杨梅”条，便可获得不少其得名、起源、性状、历代与之有关的诗文逸事之记载，足以支撑写成一篇材料翔实的文史类随笔。不过，由于类书有着陈陈相因、断章取义、考辨不精的特点，若用其搜检材料，则必须向原书覆核，才可确保万无一失。如遇无可覆按的材料，则往往出现问题，须搞清源流、甄别出处。否则难免出现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的错误。如今，古籍文献的电子检索愈见发达，类书用来搜检的功能也已大不如前。但对电子检索检得的材料，一样要甄别覆核，不可随意乱用，不然还是会闹出不少笑话。类书的利用价值逐渐消退，但征引文献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的差错，却从来没有减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