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的美好回忆
春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梦想开始的起点和寄托。所以，对于北京胡同里的老百姓，春节是要认真对待，不能马虎的。一家子来年能不能人丁兴旺诸事顺利，春节就是很关键的节点。对于孩子们那就是期盼二字，能吃上好东西、穿上好衣服、玩上好玩意儿，外带弄几块钱压岁钱。说到这，想起了1970年代发生的有趣事……
跑半个北京买半斤花生
在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生活都差不多，钱不富裕、东西匮乏。过年的时候，政府就会从外地调配一些必需的东西到北京，比如花生瓜子。现在看花生瓜子太普通了，一般的商场都有卖的，还研发出了各种口味。您想吃，什么时候都能买上一把，慢慢地嗑着。那个年代不行，过年了，每个副食本只给每人半斤花生、三两瓜子，半斤花生两毛钱，三两瓜子一毛一分钱。一年中只有这个时候能吃上，您说金贵不金贵。我们家的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什么时候买什么，都要听她老人家的。花生瓜子一定要等到快过年的那几天才让我们去买，如果买的早几天，就有可能被我们姐弟四人偷吃了。北京人讲究个老理儿，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到家里来拜年，一定要热情地拿出一些花生瓜子给人家吃，条件好点的还要拿一些水果糖放在花生瓜子上面，端给客人。如果来了客人桌上白不呲咧，那咱们北京人做不出来。
有一年，不知道是因为钱紧还是我妈妈把这事忘了，大年三十的早上，拿出副食本和钱，让我去买花生瓜子，我妈嘱咐我一定不能把副食本弄丢了，否则，麻酱粉丝等一切要本的东西就都甭买了，她拿了一个布口袋给我，又把副食本给我装到兜里。我知道这个东西重要，我们邻居卢叔家就把副食本丢了，甭说吃不上花生瓜子了，整个一个春节都没有过好。我拿着本和钱，先到东直门大街副食店，售货员说：“昨天就卖完了。您到别处再看看吧。”
回家和我妈一说，我妈说：“这个店没有，上别的副食店去看看呀。”我骑着自行车从东直门出发，先到大庆副食店，又到北新桥副食店，这一路上，凡说有副食店我就进去问一句：“劳驾您，这儿还有花生瓜子吗？”终于在广渠门外副食店看见了花生瓜子。去了几十个副食店，说出来都赶上相声《地理图》了，为了买这点花生瓜子，我快跑了半个北京城了，您说容易吗？下午到了家，我要求奖励一双新球鞋，可我京味儿风情
每逢春节，就要去排队买肉妈就奖励了我一把花生。
四大菜场办年货
每年春节前办年货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只要你说得出名字就可以买得到东西，那时候很多商品是凭本凭票才能限量买到，还有很多东西只有过年时候才能供应一次，比如南方的芋头、茭白等东西，更别说好烟好酒了。过年前的那几天，我妈都要把我们兄弟姐妹召集起来，分配任务，谁去排队，谁买什么。
当时北京有四大菜市场，东城占了三个——朝内菜市场、东单菜市场、崇文门菜市场。我大哥下夜班直奔崇文门菜市场，主要采购猪肉，最好要肥肉。我就要早点起床，早上5点之前到朝内菜市场门外排队，买活鸡、豆制品、熟肉。那年已经是腊月二十三了，俗称小年，我早早地起床，5点钟就赶到朝内菜市场，前面已经有百十号人在排队了，有人开始发号维持秩序。当时菜市场是早上7点半开门，天特别冷，我穿着大棉袄棉裤都冻得直哆嗦。排了一会儿，着急上厕所，只好和前面的大哥打了个招呼，让他证明我在这里排队，我好上趟厕所。
没想到我回来一看队伍早乱了，人们挤到了大门口，我怎么也找不到原先说好的那位大哥了，只能挤在最后等着开门。开门后，我挤进菜市场，各个窗口又一次排队，看着前面的人我懊悔不已，那次我只买了一个菜花回家。您说这事闹的，一泡尿耽误了买年货。那时候过年主要是猪肉、鸡和带鱼，很少吃淡水鱼。猪肉最爱买肥肉，排到自己时候如果没有肥肉，就让后面的人先买，当售货员把一大片肉扔到柜台上的时候，再买最肥的那块。我妈做米粉肉、酱豆腐肉最好吃，这些都得用肥一点的肉。她先把一些肥肉和板油片下来，切成丁，在锅里炼成油，再放在一个陶瓷罐子里，炒菜的时候放上一些，也挺好吃的。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说到吃猪油的好处，我就想起来我妈炼的猪油，的确很好吃。
现在条件好了，物质丰富起来了，再也不用早早地去菜场排队了，也不用担心因为一泡尿耽误购置年货了，真好。
十五之前不动刀
过去过年讲究很多，一大家子人，还要来客人吃饭，都是做好现成的，拿出来上锅一蒸，就上桌吃饭。做好的八碟八碗，无非是鸡鸭鱼肉，再加上腊月里蒸好的馒头花卷豆包，真是省时省事。等过了正月十五才一切恢复正常。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院子里的几口大缸，做好的肉菜一碗一碗地放在缸里。炖好的鸡鸭放在另一个大缸里，还有一口大缸是放主食的，主要是馒头豆包花卷。那时候没有冰箱，食品都要放在外面冻上。在我的印象里，每到过年都特别冷，我妈要把做好的吃的放在缸里，缸口还要扣上一个结实的盆，盆上再压上一块大石头，一来卫生，不会掉进脏东西；二来防止野猫野狗偷吃。记得有一年半夜外面有响动，父亲爬起来到院里一看，缸上的石头和扣着的盆都掉在地上，所幸缸里的东西没被野猫叼了去，闹了一场虚惊。
过节的时候最吸引我们的也是那几口大缸，里面的东西太好吃了，有不少都是一年才能吃上一次。我妈总说，我们几个孩子睡觉时的哈喇子都流到缸里了。我最爱吃的是缸里的冻豆包，咬下一块豆包皮，冻成一团的红豆馅又甜又凉，咬一口咔咔响，再一看，豆馅上留着一道道的牙印。
每年快到正月十五的时候，缸里的东西见底儿了，节也就过完了。
一桶白灰刷房子
每到过年的时候都要大扫除，犄角旮旯都要扫干净，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每隔两三年还要刷一次房子，既好看又卫生。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涂料，都使用白灰浆刷房，白灰能消毒杀菌。当时住在平房里，砖缝里会长一些潮虫土鳖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怕白灰的味道。大约是在1967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我正等着3月份到农村插队，在家里没事可干，父亲把我叫到身边，用商量的口吻说：“咱们节前把房子刷刷吧？”我知道这根本不是商量，是派活，反正也是待着没事干，刷就刷呗，我同意了。
父亲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方形的坑，准备放生石灰自己发成石灰膏。我到东直门的日杂商店一看，没有生石灰了，节前也不准备再进货。父亲说，那就到白桥那里自己拉点石灰膏吧。我借了一辆三轮车，车上拉了一个大铁桶，骑上就奔白桥去了。说起来胆子也是够大的，那时自己刚学会骑三轮车，我顺着北京站路东沿河边往南，没想到那里有个大下坡，我又是第一次骑三轮车，车上的大铁桶又很沉，更巧的是三轮车闸不灵。您看看，全赶到一块儿了。三轮车不听话，越来越快，嗖的一下子就到了坡下，照着护城河就冲下去了，幸亏有一棵大树，我才没掉进河里，算是有惊无险，但身上、手上都擦破了。就这样，我还坚持把白灰膏买了回来，到家还不敢说实话，只说手蹭破了。那一年家里的房子刷得四白落地，可漂亮了。
春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梦想开始的起点和寄托。所以，对于北京胡同里的老百姓，春节是要认真对待，不能马虎的。一家子来年能不能人丁兴旺诸事顺利，春节就是很关键的节点。对于孩子们那就是期盼二字，能吃上好东西、穿上好衣服、玩上好玩意儿，外带弄几块钱压岁钱。说到这，想起了1970年代发生的有趣事……
跑半个北京买半斤花生
在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生活都差不多，钱不富裕、东西匮乏。过年的时候，政府就会从外地调配一些必需的东西到北京，比如花生瓜子。现在看花生瓜子太普通了，一般的商场都有卖的，还研发出了各种口味。您想吃，什么时候都能买上一把，慢慢地嗑着。那个年代不行，过年了，每个副食本只给每人半斤花生、三两瓜子，半斤花生两毛钱，三两瓜子一毛一分钱。一年中只有这个时候能吃上，您说金贵不金贵。我们家的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什么时候买什么，都要听她老人家的。花生瓜子一定要等到快过年的那几天才让我们去买，如果买的早几天，就有可能被我们姐弟四人偷吃了。北京人讲究个老理儿，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到家里来拜年，一定要热情地拿出一些花生瓜子给人家吃，条件好点的还要拿一些水果糖放在花生瓜子上面，端给客人。如果来了客人桌上白不呲咧，那咱们北京人做不出来。
有一年，不知道是因为钱紧还是我妈妈把这事忘了，大年三十的早上，拿出副食本和钱，让我去买花生瓜子，我妈嘱咐我一定不能把副食本弄丢了，否则，麻酱粉丝等一切要本的东西就都甭买了，她拿了一个布口袋给我，又把副食本给我装到兜里。我知道这个东西重要，我们邻居卢叔家就把副食本丢了，甭说吃不上花生瓜子了，整个一个春节都没有过好。我拿着本和钱，先到东直门大街副食店，售货员说：“昨天就卖完了。您到别处再看看吧。”
回家和我妈一说，我妈说：“这个店没有，上别的副食店去看看呀。”我骑着自行车从东直门出发，先到大庆副食店，又到北新桥副食店，这一路上，凡说有副食店我就进去问一句：“劳驾您，这儿还有花生瓜子吗？”终于在广渠门外副食店看见了花生瓜子。去了几十个副食店，说出来都赶上相声《地理图》了，为了买这点花生瓜子，我快跑了半个北京城了，您说容易吗？下午到了家，我要求奖励一双新球鞋，可我京味儿风情
每逢春节，就要去排队买肉妈就奖励了我一把花生。
四大菜场办年货
每年春节前办年货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只要你说得出名字就可以买得到东西，那时候很多商品是凭本凭票才能限量买到，还有很多东西只有过年时候才能供应一次，比如南方的芋头、茭白等东西，更别说好烟好酒了。过年前的那几天，我妈都要把我们兄弟姐妹召集起来，分配任务，谁去排队，谁买什么。
当时北京有四大菜市场，东城占了三个——朝内菜市场、东单菜市场、崇文门菜市场。我大哥下夜班直奔崇文门菜市场，主要采购猪肉，最好要肥肉。我就要早点起床，早上5点之前到朝内菜市场门外排队，买活鸡、豆制品、熟肉。那年已经是腊月二十三了，俗称小年，我早早地起床，5点钟就赶到朝内菜市场，前面已经有百十号人在排队了，有人开始发号维持秩序。当时菜市场是早上7点半开门，天特别冷，我穿着大棉袄棉裤都冻得直哆嗦。排了一会儿，着急上厕所，只好和前面的大哥打了个招呼，让他证明我在这里排队，我好上趟厕所。
没想到我回来一看队伍早乱了，人们挤到了大门口，我怎么也找不到原先说好的那位大哥了，只能挤在最后等着开门。开门后，我挤进菜市场，各个窗口又一次排队，看着前面的人我懊悔不已，那次我只买了一个菜花回家。您说这事闹的，一泡尿耽误了买年货。那时候过年主要是猪肉、鸡和带鱼，很少吃淡水鱼。猪肉最爱买肥肉，排到自己时候如果没有肥肉，就让后面的人先买，当售货员把一大片肉扔到柜台上的时候，再买最肥的那块。我妈做米粉肉、酱豆腐肉最好吃，这些都得用肥一点的肉。她先把一些肥肉和板油片下来，切成丁，在锅里炼成油，再放在一个陶瓷罐子里，炒菜的时候放上一些，也挺好吃的。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说到吃猪油的好处，我就想起来我妈炼的猪油，的确很好吃。
现在条件好了，物质丰富起来了，再也不用早早地去菜场排队了，也不用担心因为一泡尿耽误购置年货了，真好。
十五之前不动刀
过去过年讲究很多，一大家子人，还要来客人吃饭，都是做好现成的，拿出来上锅一蒸，就上桌吃饭。做好的八碟八碗，无非是鸡鸭鱼肉，再加上腊月里蒸好的馒头花卷豆包，真是省时省事。等过了正月十五才一切恢复正常。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院子里的几口大缸，做好的肉菜一碗一碗地放在缸里。炖好的鸡鸭放在另一个大缸里，还有一口大缸是放主食的，主要是馒头豆包花卷。那时候没有冰箱，食品都要放在外面冻上。在我的印象里，每到过年都特别冷，我妈要把做好的吃的放在缸里，缸口还要扣上一个结实的盆，盆上再压上一块大石头，一来卫生，不会掉进脏东西；二来防止野猫野狗偷吃。记得有一年半夜外面有响动，父亲爬起来到院里一看，缸上的石头和扣着的盆都掉在地上，所幸缸里的东西没被野猫叼了去，闹了一场虚惊。
过节的时候最吸引我们的也是那几口大缸，里面的东西太好吃了，有不少都是一年才能吃上一次。我妈总说，我们几个孩子睡觉时的哈喇子都流到缸里了。我最爱吃的是缸里的冻豆包，咬下一块豆包皮，冻成一团的红豆馅又甜又凉，咬一口咔咔响，再一看，豆馅上留着一道道的牙印。
每年快到正月十五的时候，缸里的东西见底儿了，节也就过完了。
一桶白灰刷房子
每到过年的时候都要大扫除，犄角旮旯都要扫干净，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每隔两三年还要刷一次房子，既好看又卫生。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涂料，都使用白灰浆刷房，白灰能消毒杀菌。当时住在平房里，砖缝里会长一些潮虫土鳖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怕白灰的味道。大约是在1967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我正等着3月份到农村插队，在家里没事可干，父亲把我叫到身边，用商量的口吻说：“咱们节前把房子刷刷吧？”我知道这根本不是商量，是派活，反正也是待着没事干，刷就刷呗，我同意了。
父亲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方形的坑，准备放生石灰自己发成石灰膏。我到东直门的日杂商店一看，没有生石灰了，节前也不准备再进货。父亲说，那就到白桥那里自己拉点石灰膏吧。我借了一辆三轮车，车上拉了一个大铁桶，骑上就奔白桥去了。说起来胆子也是够大的，那时自己刚学会骑三轮车，我顺着北京站路东沿河边往南，没想到那里有个大下坡，我又是第一次骑三轮车，车上的大铁桶又很沉，更巧的是三轮车闸不灵。您看看，全赶到一块儿了。三轮车不听话，越来越快，嗖的一下子就到了坡下，照着护城河就冲下去了，幸亏有一棵大树，我才没掉进河里，算是有惊无险，但身上、手上都擦破了。就这样，我还坚持把白灰膏买了回来，到家还不敢说实话，只说手蹭破了。那一年家里的房子刷得四白落地，可漂亮了。
平生只做一件事的谢老爷子
原创：宁素
我知道，谢老爷子一身的病，但一听说老人家住院了，还是很心疼。老辈人说本命年多灾，但愿老爷子挺过这个年，狗去猪来，老人家必定添福增寿啊！
我说的谢老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谢辰生。
权威简介：谢辰生，江苏武进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鉴定委员会常委、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
毋庸质疑，他是专家，而且是“大师”“大家”“大腕儿”级的。我以为，这些都不够，应该叫“泰斗”。他是北京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领域的顶尖人物，其学术上和专业上的权威地位都属最高级。
认识谢老，是在4年前，那次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座谈会上。当时，他在那些老专家里很扎眼：一是他的白发很耀眼，尽管有些灰的底色。90多岁的老人了，头发还很茂密，但明显地不修边幅，一任散乱甚至支棱着；二是那张清瘦的脸，分布着横的纵的颇具深度的皱纹，以及大块大块的老年斑，佐证着一个老人过往的沧桑岁月；三是他的穿着有些怪，脱掉那臃肿的老式羽绒服后，西服里裹棉袄，棉袄里套衬衣，衬衣里有秋衣，蓝色、黑色、绿色和黄色混搭得不免土气。甚至，西服和棉袄的衣襟上，还有点油脂麻花。看来，这是位很不讲究的老人。
后来才知道，他不讲究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吃喝不讲究营养，说话不讲究方式，是出名的倔脾气和“炮筒子”。当然，在很多方面却相当讲究。比如，讲理讲法讲责任。相比同龄人，相比小他十多岁的那些老专家，92岁的谢老更显精气神。我想，这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其实，他的故事很简单,正如他家里那面锦旗上所写的，“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
据有关资料，祖籍江苏的谢辰生出生于北京。1946年，青春芳华的谢辰生随大哥谢国桢去上海，给文学史家郑振铎当助手，并参与文物鉴定家徐森玉主持的文物目录编制工作。从此，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事业。
他不仅协助郑振铎先生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还倡导创办了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铜绿山古铜冶遗址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诸多古代纺织品，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并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1995年退休后至今，仍到处奔走呼号，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无怨无悔。2009年，他荣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可以想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参加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一干就是70余年，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这说明对文物保护事业多么地挚爱与真情。如今，平生只做一件事的谢老爷子病了，其实他早就病着，而且多病缠身。其中，包括癌症和糖尿病。这对于一个耄耋老人，有多致命你懂得。
第二次见到老人家，是在3年前，我有幸走进老人的家。这个自嘲无钱无权的人，家里果然有些穷，甚至有点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的老专家，竟然住在如此简陋狭小的房子里。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书籍和资料占了大部分空间，这该是老人的书房兼会客室吧。屋里的各种陈设及物件都很有年代感。比如，窗户是那种铁框的，黄漆斑驳，该也是后换的；一把搭着大毛巾的单人沙发，是那种弹簧、海绵、木扶手的老款式；一张严重掉漆的旧式桌子，堆摞着或厚或薄的书以及资料；还有一只热水壶，壶嘴结着水碱。这些物件恐怕都二三十岁了，是否称得上“文物级”先不说，起码全北京现在没几家几人用了吧？或许有人说，他有恋旧情结。或许有人说，他是勤俭节约。但无论如何，着实太寒酸了些，寒酸得令人心疼。
想象着老人伏案疾书，不免有种被书埋着的情境。起码，他的满头白发甚至脸颊，可能会不时抚着或吻着他的书们。他，肯定很爱他的书们。正当我被自己的想象所感动的时候，老人招呼我们坐下。看来，老人很讲礼节，包括对小他一辈两辈的人。但无论我们让他先坐，还是他让我们先坐，但真没地儿坐。于是，有的坐他床上，有的站着。
老人虽不健谈，但一谈起北京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便一改平静和温和。这位已然上寿的老人家，话开始增多，音色也清亮起来，甚至是相当犀利，极富感染力，和眼前他的衰老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老人一生低调，走到哪里都是个温和的北京老爷子。但在北京古城保护问题上，他有时会“高调”，几番当堂暴怒发脾气，甚至是给中央领导写信。他着急呀！
那种满带焦虑、痛心疾首的紧迫感，那种敢于担当、不计得失的负责精神，还有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态度，甘于清贫、乐在学术的人生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这位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偏爱管闲事，依然把古城当文物、把文物当眼珠子一样，哪里出事儿就往哪里扑。退休20多年了，他的足迹遍布中国文物保护的现场。就是大病住院，老人的眼里、心里装的都是文保区、文物院子和文物。
如果说发挥余热，那就适当发挥吧，偏偏老爷子太倔强。还可以说，倔强得固执，固执得坚定，是个坚定如山的人。正是这个倔老头子，在人民大会堂直言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几种错误倾向，矛头直指某些官员和开发商；他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直斥拆除古建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精神；他到处呼吁，竭力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他，就像一座山，无所畏惧、拼上老命地守护着老北京城，守护着全国的文物，可谓热血丹心、矢志不渝。甚至，直接上书总理，坦言他一辈子只做文物保护一件事，为了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他“决心以身殉城。”“以身殉城”，这分明是一个坚守阵地的超级老战士，在进行着一场垂暮之战。有人说愚蠢，有人说高尚，但起码英勇而悲壮，可歌而可泣。
忽然，我明白了，老人获奖无数、证书与锦旗多多，为什么单在家中挂一面全国文物保护志愿者的锦旗？那分明是一面战旗，“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分明就是誓词。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前。这位每天要撩衣襟在肚皮上扎针打胰岛素的老人，还是那样精神，还是不改“直言”与“直书”的性格，依然“青山今未老，有言人不轻”。
他说，“文物是什么?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啊。”“一件文物一旦被拆毁了，依附其上的珍贵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国家民族断根丢魂?”“保护文物只能保守，不可粗暴。”
他认为，“保守如果错了，不过是多保留了个文物，随时可以纠正；但如果毁了个珍贵的文物，你永远无法纠正，损失是不可弥补的。”于是，有人暗称他“保守派”“顽固派”，他倒乐得接受，还加一句，“我是‘死硬派’”。于是，他更放得开，对于某些大拆大建的行为，甚至是相当级别的领导，扯着嗓子吼：“你以为你是谁呀？”于是，在我眼里和心里很可爱的谢老爷子，也是招人恨、招人骂的。有人骂他有病，有人骂他老不死的。一身的病、重病缠身的谢老爷子，多少次都从死亡线上站了起来，他视新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我仿佛看到，鹤发童颜的谢老爷子乐呵呵地说：“我就是病而不死，我还得长命百岁。”这话，我相信。我还相信，即使老爷子哪一天真的走了，他也会死而不朽。
第四次见到的老人，明显地孱弱。过去参加活动，他从不用人扶的，这次也接受了。老人发言时，话也少了，音量小了，语速慢了，少了些火气，多了些语重心长：“文物古建筑保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拆了就永远恢复不了。一听说要拆，我们就去保，最后保下来一部分，但一开始拆掉的那些总是无法恢复了。”无奈与遗憾，令这位95岁的老人明显地伤感。这之后，我不忍心再拍他老人家。毕竟95岁的高龄了，毕竟是癌症患者呀。作为一名“谢粉”，我心疼他，心疼得无以言表。我想，一个出生在北京，又长年在北京工作与生活，几乎一辈子都在保护老北京古城的人，算得上老北京人吗？
我又想，他保护了一辈子文物，保护了一辈子老北京城，我们该如何保护他呢？可谁有这个能力？他，还有他那些或将离世、已经离世的战友们，是老北京的活化石、老古董，难道不是老北京的福音，不是一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吗？
在此，我只能说：“老爷子，看着，敬礼！
原创：宁素
我知道，谢老爷子一身的病，但一听说老人家住院了，还是很心疼。老辈人说本命年多灾，但愿老爷子挺过这个年，狗去猪来，老人家必定添福增寿啊！
我说的谢老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谢辰生。
权威简介：谢辰生，江苏武进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鉴定委员会常委、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
毋庸质疑，他是专家，而且是“大师”“大家”“大腕儿”级的。我以为，这些都不够，应该叫“泰斗”。他是北京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领域的顶尖人物，其学术上和专业上的权威地位都属最高级。
认识谢老，是在4年前，那次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座谈会上。当时，他在那些老专家里很扎眼：一是他的白发很耀眼，尽管有些灰的底色。90多岁的老人了，头发还很茂密，但明显地不修边幅，一任散乱甚至支棱着；二是那张清瘦的脸，分布着横的纵的颇具深度的皱纹，以及大块大块的老年斑，佐证着一个老人过往的沧桑岁月；三是他的穿着有些怪，脱掉那臃肿的老式羽绒服后，西服里裹棉袄，棉袄里套衬衣，衬衣里有秋衣，蓝色、黑色、绿色和黄色混搭得不免土气。甚至，西服和棉袄的衣襟上，还有点油脂麻花。看来，这是位很不讲究的老人。
后来才知道，他不讲究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吃喝不讲究营养，说话不讲究方式，是出名的倔脾气和“炮筒子”。当然，在很多方面却相当讲究。比如，讲理讲法讲责任。相比同龄人，相比小他十多岁的那些老专家，92岁的谢老更显精气神。我想，这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其实，他的故事很简单,正如他家里那面锦旗上所写的，“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
据有关资料，祖籍江苏的谢辰生出生于北京。1946年，青春芳华的谢辰生随大哥谢国桢去上海，给文学史家郑振铎当助手，并参与文物鉴定家徐森玉主持的文物目录编制工作。从此，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事业。
他不仅协助郑振铎先生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还倡导创办了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铜绿山古铜冶遗址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诸多古代纺织品，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并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1995年退休后至今，仍到处奔走呼号，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无怨无悔。2009年，他荣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可以想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参加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一干就是70余年，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这说明对文物保护事业多么地挚爱与真情。如今，平生只做一件事的谢老爷子病了，其实他早就病着，而且多病缠身。其中，包括癌症和糖尿病。这对于一个耄耋老人，有多致命你懂得。
第二次见到老人家，是在3年前，我有幸走进老人的家。这个自嘲无钱无权的人，家里果然有些穷，甚至有点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的老专家，竟然住在如此简陋狭小的房子里。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书籍和资料占了大部分空间，这该是老人的书房兼会客室吧。屋里的各种陈设及物件都很有年代感。比如，窗户是那种铁框的，黄漆斑驳，该也是后换的；一把搭着大毛巾的单人沙发，是那种弹簧、海绵、木扶手的老款式；一张严重掉漆的旧式桌子，堆摞着或厚或薄的书以及资料；还有一只热水壶，壶嘴结着水碱。这些物件恐怕都二三十岁了，是否称得上“文物级”先不说，起码全北京现在没几家几人用了吧？或许有人说，他有恋旧情结。或许有人说，他是勤俭节约。但无论如何，着实太寒酸了些，寒酸得令人心疼。
想象着老人伏案疾书，不免有种被书埋着的情境。起码，他的满头白发甚至脸颊，可能会不时抚着或吻着他的书们。他，肯定很爱他的书们。正当我被自己的想象所感动的时候，老人招呼我们坐下。看来，老人很讲礼节，包括对小他一辈两辈的人。但无论我们让他先坐，还是他让我们先坐，但真没地儿坐。于是，有的坐他床上，有的站着。
老人虽不健谈，但一谈起北京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便一改平静和温和。这位已然上寿的老人家，话开始增多，音色也清亮起来，甚至是相当犀利，极富感染力，和眼前他的衰老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老人一生低调，走到哪里都是个温和的北京老爷子。但在北京古城保护问题上，他有时会“高调”，几番当堂暴怒发脾气，甚至是给中央领导写信。他着急呀！
那种满带焦虑、痛心疾首的紧迫感，那种敢于担当、不计得失的负责精神，还有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态度，甘于清贫、乐在学术的人生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这位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偏爱管闲事，依然把古城当文物、把文物当眼珠子一样，哪里出事儿就往哪里扑。退休20多年了，他的足迹遍布中国文物保护的现场。就是大病住院，老人的眼里、心里装的都是文保区、文物院子和文物。
如果说发挥余热，那就适当发挥吧，偏偏老爷子太倔强。还可以说，倔强得固执，固执得坚定，是个坚定如山的人。正是这个倔老头子，在人民大会堂直言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几种错误倾向，矛头直指某些官员和开发商；他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直斥拆除古建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精神；他到处呼吁，竭力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他，就像一座山，无所畏惧、拼上老命地守护着老北京城，守护着全国的文物，可谓热血丹心、矢志不渝。甚至，直接上书总理，坦言他一辈子只做文物保护一件事，为了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他“决心以身殉城。”“以身殉城”，这分明是一个坚守阵地的超级老战士，在进行着一场垂暮之战。有人说愚蠢，有人说高尚，但起码英勇而悲壮，可歌而可泣。
忽然，我明白了，老人获奖无数、证书与锦旗多多，为什么单在家中挂一面全国文物保护志愿者的锦旗？那分明是一面战旗，“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分明就是誓词。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前。这位每天要撩衣襟在肚皮上扎针打胰岛素的老人，还是那样精神，还是不改“直言”与“直书”的性格，依然“青山今未老，有言人不轻”。
他说，“文物是什么?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啊。”“一件文物一旦被拆毁了，依附其上的珍贵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国家民族断根丢魂?”“保护文物只能保守，不可粗暴。”
他认为，“保守如果错了，不过是多保留了个文物，随时可以纠正；但如果毁了个珍贵的文物，你永远无法纠正，损失是不可弥补的。”于是，有人暗称他“保守派”“顽固派”，他倒乐得接受，还加一句，“我是‘死硬派’”。于是，他更放得开，对于某些大拆大建的行为，甚至是相当级别的领导，扯着嗓子吼：“你以为你是谁呀？”于是，在我眼里和心里很可爱的谢老爷子，也是招人恨、招人骂的。有人骂他有病，有人骂他老不死的。一身的病、重病缠身的谢老爷子，多少次都从死亡线上站了起来，他视新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我仿佛看到，鹤发童颜的谢老爷子乐呵呵地说：“我就是病而不死，我还得长命百岁。”这话，我相信。我还相信，即使老爷子哪一天真的走了，他也会死而不朽。
第四次见到的老人，明显地孱弱。过去参加活动，他从不用人扶的，这次也接受了。老人发言时，话也少了，音量小了，语速慢了，少了些火气，多了些语重心长：“文物古建筑保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拆了就永远恢复不了。一听说要拆，我们就去保，最后保下来一部分，但一开始拆掉的那些总是无法恢复了。”无奈与遗憾，令这位95岁的老人明显地伤感。这之后，我不忍心再拍他老人家。毕竟95岁的高龄了，毕竟是癌症患者呀。作为一名“谢粉”，我心疼他，心疼得无以言表。我想，一个出生在北京，又长年在北京工作与生活，几乎一辈子都在保护老北京古城的人，算得上老北京人吗？
我又想，他保护了一辈子文物，保护了一辈子老北京城，我们该如何保护他呢？可谁有这个能力？他，还有他那些或将离世、已经离世的战友们，是老北京的活化石、老古董，难道不是老北京的福音，不是一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吗？
在此，我只能说：“老爷子，看着，敬礼！
✔️ 安安成长历程
2010年刚去英国留学的时候
跟几个同学一起住在Homestay
对当时的我们来说250英镑一周房租很贵
那时候汇率还是1:10 2500人民币一周
还是四人一间那种 虽然有独立的床
房东Marry人很好 每天都做好早餐给我们
一起住在里面的还有很多巴西的学生
当时为了省交通费我们走路一小时去学校
每天除了早餐房东准备好
其他时候都吃99P最便宜的汉堡
或者我们自己做饭带去学校
那时候还没有做兼职不想花家里那么多钱
所以Homestay只住了一个月就搬家了
后来搬了个Flat 每周50镑/人
我们6个好朋友正好住三个双人间
房东是个北京人挺好也很照顾我们
再后来大家都做兼职了
就租了一整栋House 拥有自己的小房间
带前后花园的可以BBQ
虽然离学校还是很远
每天坐半小时火车去学校
但是那时候大家每天都很简单开心
大家排值日轮流做饭带去学校
嘻嘻 在那里度过了英国的三年
2010年刚去英国留学的时候
跟几个同学一起住在Homestay
对当时的我们来说250英镑一周房租很贵
那时候汇率还是1:10 2500人民币一周
还是四人一间那种 虽然有独立的床
房东Marry人很好 每天都做好早餐给我们
一起住在里面的还有很多巴西的学生
当时为了省交通费我们走路一小时去学校
每天除了早餐房东准备好
其他时候都吃99P最便宜的汉堡
或者我们自己做饭带去学校
那时候还没有做兼职不想花家里那么多钱
所以Homestay只住了一个月就搬家了
后来搬了个Flat 每周50镑/人
我们6个好朋友正好住三个双人间
房东是个北京人挺好也很照顾我们
再后来大家都做兼职了
就租了一整栋House 拥有自己的小房间
带前后花园的可以BBQ
虽然离学校还是很远
每天坐半小时火车去学校
但是那时候大家每天都很简单开心
大家排值日轮流做饭带去学校
嘻嘻 在那里度过了英国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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