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句话，治愈了孩子的心，也治愈了你与孩子的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到伤害。
或许现在的我们已经为人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又会有意无意的伤害过自己的孩子。
我们都知道，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会伴随一个人一生，会对一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
那么，该如何疗愈孩子内心的创伤？如何疗愈自己童年受到的伤害？
以下4句话，正是针对“内在小孩”的矫正性治疗，通过内在小孩的疗愈语言，修复内在小孩的创伤。
对不起
“对不起“，是多少孩子期盼能从家长口里说出来的话语。
每个孩子都不希望自己被指责，尤其是当家长误解自己的时候。
孩子渴望家长的那句“对不起”的背后，无非是想得到家长的理解，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然而，当这句“对不起”被家长隐藏的时候，孩子内在的伤痛，也正随着愤怒、悲伤、委屈等情绪一点点地累积着。
当家长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已经误解了孩子，应当及时道歉。
道歉不仅能及时消除误解，还能树立家长勇于担当、以身作则的形象，这对孩子的影响无疑是正面且积极的。
当遭到父母的误解时，无论是哪种方式的误解，每个孩子渴望的无非都是家长真诚的道歉，填补内心深处的那个缺口。
“对不起”尽管只有三个字，传递的信息却是：
你没有那么糟糕，我误解了你，甚至伤害了你，我有不对的地方，我承认我的错误，并向你真诚地道歉。
每个家长曾经也都是个孩子，回首自己的童年，是否也被自己的家长误解？
被误解时是否也曾渴望家长跟自己道歉？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创伤的修复，有时仅仅只需要一句“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
孩子内心受伤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来源于外部，也可能源于内在。
当孩子受伤时，常常伴随的是恐惧、悲伤、自责等负面情绪，而且往往容易将矛头指向自身，认为自己很糟糕，家长会严惩自己，不再爱自己。
创伤心理学认为：处理创伤最初最有效的干预方式是稳定化技术，即让创伤者建立正性体验，暂时远离负性体验，让其感觉到安全与支持。
因此，当受伤的孩子责难自己的时候，家长应直接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
也许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受伤确实是因为他自身的某些问题，此时告诉他不是他的错，这不是助长于他推卸责任吗？
很多家长可能会利用此时进行说教，试图让孩子达到痛定思痛的效果。
殊不知此时的做法，如同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试想，当你处于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中，此时有人还在你耳边进行指责或说教，你的感受是什么？
“这不是你的错”直接传达的信息是：
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否定你这个人，我依旧是爱你的。
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孩子说一些鼓励性的言语，效果会更好。
当家长的指责和训斥，转变成一种包容与理解时，孩子的伤害很快就被疗愈了。
父母与孩子之间，孩子和他人之间的感情，就会自然的流动下去。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当家长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已经给孩子带来极大的伤害时，应该第一时间坚定而决绝地告诉孩子“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很多孩子经常会提及家长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自己的心灵。
而家长自己却从未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没有任何的反应与表示，甚至进行搪塞、否认、狡辩。
对于孩子而言，尽管从辈分上自己未能与家长平起平坐，但是在他们的心里，常常有着一杆天平，自己在这头，家长在那头。
孩子渴望能够与家长平等、真诚地沟通。
而当天平常年失衡时，家长看似是赢了、战胜了孩子，但孩子的心，早就对父母关闭了。
如果说“对不起”是一颗救心丸，那“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就是一颗定心丸。
在孩子受伤时，“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的分量重如泰山，一是修复现实的创伤，二是给予了孩子希望。
我爱你
“我爱你”——这是一句多少孩子梦寐以求能从家长口里说出来的话，这是一句多少家长想表达却深埋心底的话语。
当孩子受伤时，特别是当孩子觉得自己犯了错、闯了祸、变得糟糕透顶、不可饶恕时，往往沉浸在担心、害怕、恐惧中，觉得家长不会再爱自己了。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意大利的一对夫妻，结婚多年后生了一个男孩，夫妻恩爱，孩子可爱。
孩子两岁时，有一天，丈夫出门的时候，看到桌上有一瓶打开盖子的药水，他大声地提醒了妻子记得把药瓶收好，然后匆匆赶去上班。
妻子在厨房忙得团团转，忘了丈夫的叮咛。
男孩拿起药瓶，被药水颜色所吸引，一口气喝光了药水。
由于药的成分剂量高，孩子虽然及时送到医院，但已经回天乏术。
妻子被突然发生的意外吓呆了！她不知道如何面对丈夫，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中。
当丈夫接到消息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时，面对孩子的尸体，尽管他也很伤心，但是他拥抱住妻子，在妻子耳边说了一句话“我爱你”。
这个故事，何其的感人与震撼，丈夫对妻子的爱，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在巨大的伤痛面前，“我爱你”这句话充满着温暖的治愈性，简单，直接，直抵心灵。
当孩子受伤时，一定是他最虚弱时，请用爱为他作最好的治疗。
心理学家说卡尔·罗杰斯说：“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
“我爱你”这简单的三个字，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
我理解你此刻的难受与伤痛，我愿意接纳这样的你，无论你做了什么，变成什么样，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爱的孩子。
每个孩子，都值得拥有无条件的爱，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值得被爱的。
纵使有千言万语，抵不上过一句“我爱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到伤害。
或许现在的我们已经为人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又会有意无意的伤害过自己的孩子。
我们都知道，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会伴随一个人一生，会对一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
那么，该如何疗愈孩子内心的创伤？如何疗愈自己童年受到的伤害？
以下4句话，正是针对“内在小孩”的矫正性治疗，通过内在小孩的疗愈语言，修复内在小孩的创伤。
对不起
“对不起“，是多少孩子期盼能从家长口里说出来的话语。
每个孩子都不希望自己被指责，尤其是当家长误解自己的时候。
孩子渴望家长的那句“对不起”的背后，无非是想得到家长的理解，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然而，当这句“对不起”被家长隐藏的时候，孩子内在的伤痛，也正随着愤怒、悲伤、委屈等情绪一点点地累积着。
当家长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已经误解了孩子，应当及时道歉。
道歉不仅能及时消除误解，还能树立家长勇于担当、以身作则的形象，这对孩子的影响无疑是正面且积极的。
当遭到父母的误解时，无论是哪种方式的误解，每个孩子渴望的无非都是家长真诚的道歉，填补内心深处的那个缺口。
“对不起”尽管只有三个字，传递的信息却是：
你没有那么糟糕，我误解了你，甚至伤害了你，我有不对的地方，我承认我的错误，并向你真诚地道歉。
每个家长曾经也都是个孩子，回首自己的童年，是否也被自己的家长误解？
被误解时是否也曾渴望家长跟自己道歉？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创伤的修复，有时仅仅只需要一句“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
孩子内心受伤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来源于外部，也可能源于内在。
当孩子受伤时，常常伴随的是恐惧、悲伤、自责等负面情绪，而且往往容易将矛头指向自身，认为自己很糟糕，家长会严惩自己，不再爱自己。
创伤心理学认为：处理创伤最初最有效的干预方式是稳定化技术，即让创伤者建立正性体验，暂时远离负性体验，让其感觉到安全与支持。
因此，当受伤的孩子责难自己的时候，家长应直接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
也许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受伤确实是因为他自身的某些问题，此时告诉他不是他的错，这不是助长于他推卸责任吗？
很多家长可能会利用此时进行说教，试图让孩子达到痛定思痛的效果。
殊不知此时的做法，如同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试想，当你处于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中，此时有人还在你耳边进行指责或说教，你的感受是什么？
“这不是你的错”直接传达的信息是：
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否定你这个人，我依旧是爱你的。
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孩子说一些鼓励性的言语，效果会更好。
当家长的指责和训斥，转变成一种包容与理解时，孩子的伤害很快就被疗愈了。
父母与孩子之间，孩子和他人之间的感情，就会自然的流动下去。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当家长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已经给孩子带来极大的伤害时，应该第一时间坚定而决绝地告诉孩子“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很多孩子经常会提及家长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自己的心灵。
而家长自己却从未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没有任何的反应与表示，甚至进行搪塞、否认、狡辩。
对于孩子而言，尽管从辈分上自己未能与家长平起平坐，但是在他们的心里，常常有着一杆天平，自己在这头，家长在那头。
孩子渴望能够与家长平等、真诚地沟通。
而当天平常年失衡时，家长看似是赢了、战胜了孩子，但孩子的心，早就对父母关闭了。
如果说“对不起”是一颗救心丸，那“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就是一颗定心丸。
在孩子受伤时，“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的分量重如泰山，一是修复现实的创伤，二是给予了孩子希望。
我爱你
“我爱你”——这是一句多少孩子梦寐以求能从家长口里说出来的话，这是一句多少家长想表达却深埋心底的话语。
当孩子受伤时，特别是当孩子觉得自己犯了错、闯了祸、变得糟糕透顶、不可饶恕时，往往沉浸在担心、害怕、恐惧中，觉得家长不会再爱自己了。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意大利的一对夫妻，结婚多年后生了一个男孩，夫妻恩爱，孩子可爱。
孩子两岁时，有一天，丈夫出门的时候，看到桌上有一瓶打开盖子的药水，他大声地提醒了妻子记得把药瓶收好，然后匆匆赶去上班。
妻子在厨房忙得团团转，忘了丈夫的叮咛。
男孩拿起药瓶，被药水颜色所吸引，一口气喝光了药水。
由于药的成分剂量高，孩子虽然及时送到医院，但已经回天乏术。
妻子被突然发生的意外吓呆了！她不知道如何面对丈夫，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中。
当丈夫接到消息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时，面对孩子的尸体，尽管他也很伤心，但是他拥抱住妻子，在妻子耳边说了一句话“我爱你”。
这个故事，何其的感人与震撼，丈夫对妻子的爱，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在巨大的伤痛面前，“我爱你”这句话充满着温暖的治愈性，简单，直接，直抵心灵。
当孩子受伤时，一定是他最虚弱时，请用爱为他作最好的治疗。
心理学家说卡尔·罗杰斯说：“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
“我爱你”这简单的三个字，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
我理解你此刻的难受与伤痛，我愿意接纳这样的你，无论你做了什么，变成什么样，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爱的孩子。
每个孩子，都值得拥有无条件的爱，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值得被爱的。
纵使有千言万语，抵不上过一句“我爱你”。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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