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亚【资讯】##香港大学毕业典礼毕业生高唱国歌##香港元朗市民合力驱赶暴徒#【香港暴力分子酬劳曝光：最高两千万抚恤金，需执行极端任务】500至5000块——这是普通学生参与暴力活动的酬劳。钱多少，取决于参加游行的规糢、在队伍中的位置、暴力程度、是否袭击警察等，女性示威者高于男性。
3万——这是一个13岁小暴力分子参加几次暴力活动后所获酬劳。这些钱帮助他换了新款iPhone手机、游戏机、名牌运动鞋等。他打算叫亲弟弟一起做……
1.5万——这是《反蒙面法》出台以后，为避免勇武暴力分子可能出现退缩的情况，参加暴力活动者的酬劳大幅提高至每天1.5万块。
500万——这是 “勇武”核心成员收到资金以后，通过网络或街头招募的形式，组织激进青年加入，将佣金的小部分给下面的“勇武”人士，自己独占“大头”，两个月净赚超500万。
2000万——这是在发动10月1日大游行前，“招募死士”计划所提供的“抚恤金”。“死士”需执行包括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后嫁祸、纵火等一系列极端任务。
实际上，持续四个月的 “修例风波”，参与暴力活动领薪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充足的资金保障，是暴力活动能够持续如此长时间的重要原因!
那么，大量的香港青年“入局”是为了钱还是所谓的信仰追求?是谁在香港乱局的幕后持续“输血”?“血”输向哪里?为何会出手阔绰一掷千金?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一点一点挖出，这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地下钱庄”。
香港青年入局，为钱?为信仰?亦或其它?
在参加“修例风波”暴力活动的人群里，香港青年群体是主力。
没有社会阅历、年轻易冲动、长期被本土通识教育及黄媒黄师洗脑，加上近年香港民生问题突出、青年生活压力加剧等各种现实因素，都是促成香港青年走上街头参与暴力活动的重要原因。
去年，香港游乐场协会开展“香港青少年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状态非常不理想，有30%的受访青少年的抑郁指数属中等至极度严重，亦有近40%的受访者焦虑指数为中等至极度严重。
不满、迷惘、焦虑、愤怒……这一团团“火种”经人用力一扇，迅速成燎原之势。那一只只幕后黑手，正在用大量的资金加紧火上浇油。香港，快要被焚毁!
“地下钱庄”的“老板”都有谁?
这个“地下钱庄”就是美西方反华势力、香港本土反对派势力祸港乱港的金库，其股权关系复杂，具体讲，主要有“一大四小”五个“股东”。
“一大股东”即为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及金融资本集团。“大股东”在香港又物色具体的组织及合适的人选充当其“经理人”，构成了其庞大繁杂的“股权体系”。之所以雄踞“大股东”位置，那是因为“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一半以上的活动资金均来源于此。
“四小股东”分别为专门成立的612人道支持基金会、香港的大学学生会、香港教会、小团体募捐。
下面，容我细细道来。
1、美国非政府组织及金融资本集团
先说说美国非政府组织(简称NGO)。
美国的一些NGO组织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扮演了操盘手的角色，还为冲在台前的“泛民”进行策划、培训、资金、物资供应、舆论造势等一条龙服务。在众多的NGO组织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
NED这个美国颜色革命的发动机器，被称为美国的“第二中情局”!NED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其在港的“经理人”组织源源不断输送资金。其在港“经理人”组织主要有三个：香港职工会联盟、民间人权阵线、香港人权监察。
香港职工会联盟，成立于1990年，简称“职工盟”。自1994年以来就收受NED旗下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每年5万至10多万美元资助。据了解，截至2019年，已接受多达近200万美元(折合约1600万港元)的金援。
“香港人权监察”，是1995年4月成立于香港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宣称为了在香港立法和公众日常生活方面更好地保护人权。其是此次支持“修例风波”运动的主要团体。自1995年起至今合计收受NED超1500万港元。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成立于2002年9月13日。几乎所有香港民主派成员都参与其中，“民阵”现任召集人为大家熟知的岑子杰。其活动资金大部分是NED通过NDI(国家民主国际事务研究所)间接提供。仅2018年，NED就通过NDI给“民阵”拨款20万美元。
再来说说美国金融资本集团。
由于“捐赠”糢式太过明显，幕后“金主”必须用更为隐蔽的方式输送乱港“黑金”。而通过金融及资本运作的方式正是美国所擅长的伎俩，那么就需要有一位具备条件的“经理人”作为“马前卒”，这个人，就是“叛国乱港四人帮”之首——黎智英。
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在“修例风波”运动初期，通过买入黎智英壹传媒集团股票，使黎智英控股的壹传媒股票从6月5日至17日暴涨131.71%，再由壹传媒高位抛售套现大量黑金。后由黎智英以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名义僱佣黑社会和勇武暴力分子深度参与“修例风波”运动。9月中旬，美国金融集团再次通过资金拉抬壹传媒股票的手法，将股价从每股0.22港元拉升至0.34元，后进行套现，利用套现资金将“修例风波”暴力活动推向顶峰。
实际上，美国“大股东”与其“经理人”黎智英之间的资金流转早已驾轻就熟、配合默契。多年来，黎智英按照西方主子的意思多次以“捐款”名义向乱港组织及相关人士输送“黑金”，通过政治献金操控反对派政党和乱港分子，输出总金额早已过亿。
2、612人道支持基金会
这个“612人道支持基金会”是专门为“修例风波”运动募集资金设立的。其成立于6月15日，主要是支持所有因参与“修例风波”运动所谓受伤、被捕的示威者。该基金会由何韵诗、吴蔼仪、许宝强、何秀兰担任临时信托人，这四人均是有一定影向力的“港独分子”。该基金会募集援助资金达8000余万港币，承诺将用于为受伤、被捕的勇武暴力分子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然而，目前612基金却成为了大量勇武暴力分子抱怨攻击的对象。他们指责“612基金”支出不合理、不透明，受理手续繁琐，到手的援助更是寥寥无几。
3、香港的大学学生会
在 “修例风波”运动中，非法游行集会示威活动不断渗入的大学及大专院校学生会，组织参与学生的人数众多，涉及资金庞大。
这些学校中以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以及香港大学学生会最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四个大学学生会目前就已经投入300多万港币用以支持“修例风波”运动。
学生会哪来的资金呢?原来，在香港上大学的所有本科生入校当天起就被强制缴纳一定的年费自动成为学生会会员。新生入会费一次即可收几百万。同时，在香港的大学里，很多教授没有什么实质建树，但总有反中乱港势力赞助其研究基金。这是一种集团式的利益输送，从幕后“黑金”金主到学校学生会再到政圈，他们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教授收钱办事，在学校开展全方位的反中贬中洗脑。
4、香港的有关教会
香港有关教会在“修例风波”运动的参与程度较高，且与暴力活动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香港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好邻舍北区教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和伞城网上教会等，一直以慈善捐赠、资助筹款等方式所得资金用来支持“修例风波”运动。
同时，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教会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其所属教堂更成为了暴力人士的临时休息站、庇护所以及物资存储中心。香港的有关教会早已脱离宗教团体的属性，成为披着宗教外衣、行乱港之实的政治组织。
5、小团体募捐
除以上介绍的组织参与外，另有其他香港社会团体、台湾组织等借助互联网社交平台筹集资金、捐赠游行装备等。主要包括：连登网民组织募捐、香港边城青年、台湾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和其他香港民间团体。
其中，香港边城青年是一个在台湾的香港人发起的团体，收受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且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负责向香港地区运输台湾地区募集到的物资;而以台湾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为代表的台湾有关工会及教会，同样在台湾募集物资和资金提供给暴力分子。
“地下钱庄”的“黑金”都花在哪了?
四个多月来，“地下钱庄”的“黑金”都花在了哪里呢?实际上，这些钱除了支付游行人员和暴力分子的薪酬外，还要大量购买防毒面具、安全帽、身体护具、护目镜、激光笔、照明电筒、摄影器材等一系列所用装备物资。同时，策划反动文宣、为暴力分子提供法律援助、医疗救助和心理辅导等等都需要源源不断地支出大量费用。
以法律援助为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人权观察”、“星火同盟”等组织一直为被捕人士提供会见律师、陪录口供、陪同搜查房屋的法律援助，且为自行聘请律师的求助人提供资金补贴，出借保释金。同时，香港四家大学的学生会的拨款中，为被拘捕的学生提供法律援助也是其主要用途之一。例如，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在其Facebook社交平台公开宣传该学校学生被抓捕后的法律支援情况。
“股东们”为何出手阔绰、一掷千金?
“股东们”的“输血”，当然不是为了做慈善。在四个多月的“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美西方反华势力及香港本土的“祸港乱港”分子在香港乱局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心怀鬼胎，在不断借所谓“自由、民主、人权”议题挑起事端的同时，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本质上，向香港“输血”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在搞乱“香港”的过程中从香港身上吸走更多的血，实现自己的利益。
香港本土的各个团体组织及“港独”分子，他们从接受资金、募集资金到输出资金，归根结底都可以概括为两个字——生意。各个团体组织为了不断扩大影向力，需要人员和钱财作为基础保障;反对派议员和“港独”分子为了政治资本、选票及个人财富，需要借助美西方的力量来谋求其个人利益最大化。
例如，上面提到的 “612人道支持基金”资金使用情况已遭到暴力分子的质疑。其公开的资金使用明细也显示，大部分开销并非用于人道救援，而是僱佣客服、购置或租用各类器材，且很多支出明显超出市场价格。更有内部人透露，“612基金”的很多资金已洗白并被主要成员瓜分侵占，只有少部分用于被捕人员的法律救援和受伤人员的医疗费用。
更加讽刺的是，近期“612人道支持基金”与同样声援“修例风波”的“星火同盟基金”因资金问题发生了“狗咬狗”的情况。内部人士透露，近日“星火同盟基金”账户因涉嫌贪腐问题可能被香港汇丰银行关闭，而幕后策划者正是“612人道支持基金”。因为 “星火同盟基金”账户被关后，其竞争者“612基金”会获得更多捐款支持。
再比如，黄之锋利用“香港众志”经常在互联网的呼吁网友“众筹”无偿捐款，而账户却都是以黄之锋个人名义开户，其个人就可以控制资金。根据“香港众志”每次参与的活动情况统计，这些资金除了少部分用来组织乱港活动，其余都等于进了黄之锋等人的口袋。
老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到根上，“祸港乱港”分子所有的丑陋伎俩和表演，均暴露了一个共同的特点：为实现个人利益毫无底线和节操。只是他们私下里拿着黑钱，嘴里却天天喊着为香港利益而战，怕是喊得多了，都快相信自己的这些“鬼话”了……
而冲在前线的香港青年暴力分子，还在美滋滋地领着酬劳，殊不知他们使用暴力对香港造成的伤害，最终买单的终归是每一位香港人，更包括他们自己!现在收入的每一分钱，未来必定会付出数倍的金额还回来……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假以时日，当香港止暴制乱恢复平静，美西方反华势力在香港的利器出穷，“地下钱庄”必将作鸟兽散，当乱港分子失去了靠山，等待他们的只会是一张长长的清算单…
勇武暴力分子已失控，反对派竟开始忙着“止暴”?!
“修例风波”以来，反对派一直煽动蛊惑年轻人上街参加暴力示威，将这些青年变为政治炮灰。之前，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反对派立法会议员谭文豪、林卓廷、杨岳桥等人与暴力分子一起上街，并多次以所谓的“议员身份”阻挠警察执法，为暴力分子提供庇护。
然而，如果你留意，会发现近期这样的画面很难看到了……至于原因，区议会选举日益临近，反对派为了防止暴力过度发生民意逆转的情况，已多次与勇武派沟通，希望其降低暴力程度，以避免特区政府以暴力活动持续为由取消或推迟区议会选举。
不过，反对派远远低估了“学运”的威力。目前，这些以年轻学生为主的勇武暴力分子已完全处于癫狂失控的状态，具有明显的青年“新纳粹”倾向。反对派的议员已不敢再与他们站在一起，否则市民将认定“反对派完全等同于暴力分子”。
3万——这是一个13岁小暴力分子参加几次暴力活动后所获酬劳。这些钱帮助他换了新款iPhone手机、游戏机、名牌运动鞋等。他打算叫亲弟弟一起做……
1.5万——这是《反蒙面法》出台以后，为避免勇武暴力分子可能出现退缩的情况，参加暴力活动者的酬劳大幅提高至每天1.5万块。
500万——这是 “勇武”核心成员收到资金以后，通过网络或街头招募的形式，组织激进青年加入，将佣金的小部分给下面的“勇武”人士，自己独占“大头”，两个月净赚超500万。
2000万——这是在发动10月1日大游行前，“招募死士”计划所提供的“抚恤金”。“死士”需执行包括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后嫁祸、纵火等一系列极端任务。
实际上，持续四个月的 “修例风波”，参与暴力活动领薪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充足的资金保障，是暴力活动能够持续如此长时间的重要原因!
那么，大量的香港青年“入局”是为了钱还是所谓的信仰追求?是谁在香港乱局的幕后持续“输血”?“血”输向哪里?为何会出手阔绰一掷千金?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一点一点挖出，这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地下钱庄”。
香港青年入局，为钱?为信仰?亦或其它?
在参加“修例风波”暴力活动的人群里，香港青年群体是主力。
没有社会阅历、年轻易冲动、长期被本土通识教育及黄媒黄师洗脑，加上近年香港民生问题突出、青年生活压力加剧等各种现实因素，都是促成香港青年走上街头参与暴力活动的重要原因。
去年，香港游乐场协会开展“香港青少年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状态非常不理想，有30%的受访青少年的抑郁指数属中等至极度严重，亦有近40%的受访者焦虑指数为中等至极度严重。
不满、迷惘、焦虑、愤怒……这一团团“火种”经人用力一扇，迅速成燎原之势。那一只只幕后黑手，正在用大量的资金加紧火上浇油。香港，快要被焚毁!
“地下钱庄”的“老板”都有谁?
这个“地下钱庄”就是美西方反华势力、香港本土反对派势力祸港乱港的金库，其股权关系复杂，具体讲，主要有“一大四小”五个“股东”。
“一大股东”即为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及金融资本集团。“大股东”在香港又物色具体的组织及合适的人选充当其“经理人”，构成了其庞大繁杂的“股权体系”。之所以雄踞“大股东”位置，那是因为“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一半以上的活动资金均来源于此。
“四小股东”分别为专门成立的612人道支持基金会、香港的大学学生会、香港教会、小团体募捐。
下面，容我细细道来。
1、美国非政府组织及金融资本集团
先说说美国非政府组织(简称NGO)。
美国的一些NGO组织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扮演了操盘手的角色，还为冲在台前的“泛民”进行策划、培训、资金、物资供应、舆论造势等一条龙服务。在众多的NGO组织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
NED这个美国颜色革命的发动机器，被称为美国的“第二中情局”!NED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其在港的“经理人”组织源源不断输送资金。其在港“经理人”组织主要有三个：香港职工会联盟、民间人权阵线、香港人权监察。
香港职工会联盟，成立于1990年，简称“职工盟”。自1994年以来就收受NED旗下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每年5万至10多万美元资助。据了解，截至2019年，已接受多达近200万美元(折合约1600万港元)的金援。
“香港人权监察”，是1995年4月成立于香港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宣称为了在香港立法和公众日常生活方面更好地保护人权。其是此次支持“修例风波”运动的主要团体。自1995年起至今合计收受NED超1500万港元。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成立于2002年9月13日。几乎所有香港民主派成员都参与其中，“民阵”现任召集人为大家熟知的岑子杰。其活动资金大部分是NED通过NDI(国家民主国际事务研究所)间接提供。仅2018年，NED就通过NDI给“民阵”拨款20万美元。
再来说说美国金融资本集团。
由于“捐赠”糢式太过明显，幕后“金主”必须用更为隐蔽的方式输送乱港“黑金”。而通过金融及资本运作的方式正是美国所擅长的伎俩，那么就需要有一位具备条件的“经理人”作为“马前卒”，这个人，就是“叛国乱港四人帮”之首——黎智英。
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在“修例风波”运动初期，通过买入黎智英壹传媒集团股票，使黎智英控股的壹传媒股票从6月5日至17日暴涨131.71%，再由壹传媒高位抛售套现大量黑金。后由黎智英以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名义僱佣黑社会和勇武暴力分子深度参与“修例风波”运动。9月中旬，美国金融集团再次通过资金拉抬壹传媒股票的手法，将股价从每股0.22港元拉升至0.34元，后进行套现，利用套现资金将“修例风波”暴力活动推向顶峰。
实际上，美国“大股东”与其“经理人”黎智英之间的资金流转早已驾轻就熟、配合默契。多年来，黎智英按照西方主子的意思多次以“捐款”名义向乱港组织及相关人士输送“黑金”，通过政治献金操控反对派政党和乱港分子，输出总金额早已过亿。
2、612人道支持基金会
这个“612人道支持基金会”是专门为“修例风波”运动募集资金设立的。其成立于6月15日，主要是支持所有因参与“修例风波”运动所谓受伤、被捕的示威者。该基金会由何韵诗、吴蔼仪、许宝强、何秀兰担任临时信托人，这四人均是有一定影向力的“港独分子”。该基金会募集援助资金达8000余万港币，承诺将用于为受伤、被捕的勇武暴力分子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然而，目前612基金却成为了大量勇武暴力分子抱怨攻击的对象。他们指责“612基金”支出不合理、不透明，受理手续繁琐，到手的援助更是寥寥无几。
3、香港的大学学生会
在 “修例风波”运动中，非法游行集会示威活动不断渗入的大学及大专院校学生会，组织参与学生的人数众多，涉及资金庞大。
这些学校中以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以及香港大学学生会最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四个大学学生会目前就已经投入300多万港币用以支持“修例风波”运动。
学生会哪来的资金呢?原来，在香港上大学的所有本科生入校当天起就被强制缴纳一定的年费自动成为学生会会员。新生入会费一次即可收几百万。同时，在香港的大学里，很多教授没有什么实质建树，但总有反中乱港势力赞助其研究基金。这是一种集团式的利益输送，从幕后“黑金”金主到学校学生会再到政圈，他们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教授收钱办事，在学校开展全方位的反中贬中洗脑。
4、香港的有关教会
香港有关教会在“修例风波”运动的参与程度较高，且与暴力活动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香港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好邻舍北区教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和伞城网上教会等，一直以慈善捐赠、资助筹款等方式所得资金用来支持“修例风波”运动。
同时，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教会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其所属教堂更成为了暴力人士的临时休息站、庇护所以及物资存储中心。香港的有关教会早已脱离宗教团体的属性，成为披着宗教外衣、行乱港之实的政治组织。
5、小团体募捐
除以上介绍的组织参与外，另有其他香港社会团体、台湾组织等借助互联网社交平台筹集资金、捐赠游行装备等。主要包括：连登网民组织募捐、香港边城青年、台湾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和其他香港民间团体。
其中，香港边城青年是一个在台湾的香港人发起的团体，收受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且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负责向香港地区运输台湾地区募集到的物资;而以台湾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为代表的台湾有关工会及教会，同样在台湾募集物资和资金提供给暴力分子。
“地下钱庄”的“黑金”都花在哪了?
四个多月来，“地下钱庄”的“黑金”都花在了哪里呢?实际上，这些钱除了支付游行人员和暴力分子的薪酬外，还要大量购买防毒面具、安全帽、身体护具、护目镜、激光笔、照明电筒、摄影器材等一系列所用装备物资。同时，策划反动文宣、为暴力分子提供法律援助、医疗救助和心理辅导等等都需要源源不断地支出大量费用。
以法律援助为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人权观察”、“星火同盟”等组织一直为被捕人士提供会见律师、陪录口供、陪同搜查房屋的法律援助，且为自行聘请律师的求助人提供资金补贴，出借保释金。同时，香港四家大学的学生会的拨款中，为被拘捕的学生提供法律援助也是其主要用途之一。例如，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在其Facebook社交平台公开宣传该学校学生被抓捕后的法律支援情况。
“股东们”为何出手阔绰、一掷千金?
“股东们”的“输血”，当然不是为了做慈善。在四个多月的“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美西方反华势力及香港本土的“祸港乱港”分子在香港乱局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心怀鬼胎，在不断借所谓“自由、民主、人权”议题挑起事端的同时，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本质上，向香港“输血”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在搞乱“香港”的过程中从香港身上吸走更多的血，实现自己的利益。
香港本土的各个团体组织及“港独”分子，他们从接受资金、募集资金到输出资金，归根结底都可以概括为两个字——生意。各个团体组织为了不断扩大影向力，需要人员和钱财作为基础保障;反对派议员和“港独”分子为了政治资本、选票及个人财富，需要借助美西方的力量来谋求其个人利益最大化。
例如，上面提到的 “612人道支持基金”资金使用情况已遭到暴力分子的质疑。其公开的资金使用明细也显示，大部分开销并非用于人道救援，而是僱佣客服、购置或租用各类器材，且很多支出明显超出市场价格。更有内部人透露，“612基金”的很多资金已洗白并被主要成员瓜分侵占，只有少部分用于被捕人员的法律救援和受伤人员的医疗费用。
更加讽刺的是，近期“612人道支持基金”与同样声援“修例风波”的“星火同盟基金”因资金问题发生了“狗咬狗”的情况。内部人士透露，近日“星火同盟基金”账户因涉嫌贪腐问题可能被香港汇丰银行关闭，而幕后策划者正是“612人道支持基金”。因为 “星火同盟基金”账户被关后，其竞争者“612基金”会获得更多捐款支持。
再比如，黄之锋利用“香港众志”经常在互联网的呼吁网友“众筹”无偿捐款，而账户却都是以黄之锋个人名义开户，其个人就可以控制资金。根据“香港众志”每次参与的活动情况统计，这些资金除了少部分用来组织乱港活动，其余都等于进了黄之锋等人的口袋。
老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到根上，“祸港乱港”分子所有的丑陋伎俩和表演，均暴露了一个共同的特点：为实现个人利益毫无底线和节操。只是他们私下里拿着黑钱，嘴里却天天喊着为香港利益而战，怕是喊得多了，都快相信自己的这些“鬼话”了……
而冲在前线的香港青年暴力分子，还在美滋滋地领着酬劳，殊不知他们使用暴力对香港造成的伤害，最终买单的终归是每一位香港人，更包括他们自己!现在收入的每一分钱，未来必定会付出数倍的金额还回来……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假以时日，当香港止暴制乱恢复平静，美西方反华势力在香港的利器出穷，“地下钱庄”必将作鸟兽散，当乱港分子失去了靠山，等待他们的只会是一张长长的清算单…
勇武暴力分子已失控，反对派竟开始忙着“止暴”?!
“修例风波”以来，反对派一直煽动蛊惑年轻人上街参加暴力示威，将这些青年变为政治炮灰。之前，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反对派立法会议员谭文豪、林卓廷、杨岳桥等人与暴力分子一起上街，并多次以所谓的“议员身份”阻挠警察执法，为暴力分子提供庇护。
然而，如果你留意，会发现近期这样的画面很难看到了……至于原因，区议会选举日益临近，反对派为了防止暴力过度发生民意逆转的情况，已多次与勇武派沟通，希望其降低暴力程度，以避免特区政府以暴力活动持续为由取消或推迟区议会选举。
不过，反对派远远低估了“学运”的威力。目前，这些以年轻学生为主的勇武暴力分子已完全处于癫狂失控的状态，具有明显的青年“新纳粹”倾向。反对派的议员已不敢再与他们站在一起，否则市民将认定“反对派完全等同于暴力分子”。
#包头身边事# 【[话筒]刚刚，区广播电视台发布直播卫星“户户通”维修维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区已建成的广播电视户户通直播卫星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相统筹，按照“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的要求，以公共服务的“服务+管理”为中心，以长效机制为重点保障的总方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管理职责分工：石拐区广播电视台负责组织、检查、监督全区直播卫星“户户通”接收设施的运行管理工作，组织人员培训，对本区内运行维护机构加强日常监管。
承担直播卫星接收设施的维修机构统称为“运行维护机构”，承担本辖区内“户户通”设备维护维修。
第三条
区广播电视台主要负责人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直播卫星维护管理工作负总责，保障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的正常运行。
第四条
区广播电视台负责建立广播电视直播卫星运行维护机构，建立的运行维护机构或维修人员需实行挂牌维修，并公示维修人员名单及电话号码。
第五条
石拐区级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运行维护机构设立在喜桂图新区亿和家园底店，有固定的场所，配备专业维护人员，悬挂由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设计的统一服务标识。
第六条
区广播电视台对区内广播电视直播卫星运行维护机构设立专门档案，加强管理。有违反广电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的运行维护机构或维修人员可以取消其维修服务资格。
第七条
区广播电视台要对辖区内直播卫星公共服务用户管理系统升级的使用方法、新增设备常见故障判断及排除、接收设施维护维修等进行不定期培训。
第八条
在设备质保期内由中标厂商提供无偿服务；超质保期后，按总局卫星直播管理中心和家电协会签订的《直播卫星接收设施维修服务价格信息》收取服务费用，材料费按中标厂家提供报价收取成本费用（依据国办发[2016]20号）。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石拐区服务中心地址：石拐喜桂图新区亿和家园18号楼2号底店
维修技术人员：李美河
维修服务电话：15661600207、 15598346151
石拐区有线电视维修故障报修电话：8728135
报修地址：神包家园物业楼2楼石拐区广播电视台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区已建成的广播电视户户通直播卫星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相统筹，按照“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的要求，以公共服务的“服务+管理”为中心，以长效机制为重点保障的总方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管理职责分工：石拐区广播电视台负责组织、检查、监督全区直播卫星“户户通”接收设施的运行管理工作，组织人员培训，对本区内运行维护机构加强日常监管。
承担直播卫星接收设施的维修机构统称为“运行维护机构”，承担本辖区内“户户通”设备维护维修。
第三条
区广播电视台主要负责人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直播卫星维护管理工作负总责，保障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的正常运行。
第四条
区广播电视台负责建立广播电视直播卫星运行维护机构，建立的运行维护机构或维修人员需实行挂牌维修，并公示维修人员名单及电话号码。
第五条
石拐区级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运行维护机构设立在喜桂图新区亿和家园底店，有固定的场所，配备专业维护人员，悬挂由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设计的统一服务标识。
第六条
区广播电视台对区内广播电视直播卫星运行维护机构设立专门档案，加强管理。有违反广电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的运行维护机构或维修人员可以取消其维修服务资格。
第七条
区广播电视台要对辖区内直播卫星公共服务用户管理系统升级的使用方法、新增设备常见故障判断及排除、接收设施维护维修等进行不定期培训。
第八条
在设备质保期内由中标厂商提供无偿服务；超质保期后，按总局卫星直播管理中心和家电协会签订的《直播卫星接收设施维修服务价格信息》收取服务费用，材料费按中标厂家提供报价收取成本费用（依据国办发[2016]20号）。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石拐区服务中心地址：石拐喜桂图新区亿和家园18号楼2号底店
维修技术人员：李美河
维修服务电话：15661600207、 15598346151
石拐区有线电视维修故障报修电话：8728135
报修地址：神包家园物业楼2楼石拐区广播电视台
【扫黑除恶中如何正确认识“套路贷”犯罪】“套路贷”犯罪，不仅严重危及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也对当前的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等工作提出严峻挑战。“两高”“两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指导此类案件的办理，正确适用法律和刑事政策，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后，我国的犯罪现象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在严重暴力犯罪、街头犯罪总量或占比下降的同时，犯罪的智能性、有组织性和牟利性明显上升，而近年日渐蔓延的“套路贷”犯罪便是集以上三种属性于一体的新的犯罪类型，不仅严重危及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也对当前的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等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两高”“两部”在总结各地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扫黑除恶指导意见》的规定，及时出台《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指导此类案件的办理，正确适用法律和刑事政策，意义重大。
一、《意见》的积极意义
1.有助于准确认定“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统一司法适用标准，提升案件办理质量的同时，提高司法效率。“套路贷”的称谓源于实践，作为一种概括性称谓，主要是对现象的描述，属于犯罪学层面的概念，其使用有相当的随意性。因为具有随意性，也就意味着对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会存在较大的分歧，这显然不利于司法实务部门开展工作，也不利于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必然影响刑事司法的效率。《意见》的发布，有助于将“套路贷”犯罪类型化，概括其典型特征，明确其可能触犯的罪名、犯罪形态，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套路贷”的相关行为表现，进而准确认定“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形态）。
2.有助于积累司法智慧，为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提供基础。刑事立法是司法实践经验、立法者等司法职业共同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将社会生活当中切实发生的行为类型抽象、归纳总结之后上升为立法，能够保证刑事立法的社会适应性和与时俱进性。《意见》积极将实践当中通过“套路”方式非法取得被害人财物的行为予以概括归纳，增强了概念的统摄力，这无疑会为相关法律规定的日益完善积累司法经验。
3.有助于对社会行为提供指引。“套路贷”借助当前社会时髦词汇“套路”表述，更容易被社会公众接受和理解。这种通过将日常话语吸纳进司法文件的做法，增强了司法文件的亲民性，便于社会公众理解司法文件的内容，进而接受并明白法律禁止什么行为，允许什么行为，什么行为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什么情况自己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侵害，等等。这无疑有助于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二、对《意见》主要内容的点评
1.《意见》明确界定了“套路贷”的概念和特征。
“套路贷”是近年来新出现的非法占有型侵财类犯罪，是传统高利贷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结合后的升级版。该模式有别于民间借贷或高利贷，是其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客观上骗财讨债所玩弄的种种“套路”的结合。这些常见的套路包括但不限于：制造民间借贷假象，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故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或毁匿还款证据；恶意垒高借款金额；最后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采取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实现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意见》明确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借款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路贷”。
2.“套路贷”犯罪所侵犯的合法权益具有复杂性，对其宜根据“套路”和“索债”行为所符合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适用不同的罪名予以评价。
“套路贷”犯罪所侵犯的合法权益的类型较为复杂。鉴于其以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为目的，因此必然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但是，为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行为人所实施的手段行为极有可能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如被害人的名誉权）、公共秩序、司法秩序甚至市场秩序、金融管理秩序。因此，就“套路贷”犯罪的定性而言，宜根据“套路”和“索债”行为所符合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结合其属于非法占有型侵财类犯罪的核心特征和手段行为所具有的特征，分别予以刑法评价。“套路”行为系通过一系列的伪装手段侵夺虚高债权，犯罪分子攫取的债权尚未变现，即仅仅是财产性利益。由于犯罪分子所使用的“套路”明显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特征，所以属于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对于索债行为，可以根据行为性质分别进行考察。就暴力型索债行为而言，根据行为手段的不同，可能分别构成抢劫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等。就虚假诉讼型的索债行为而言，行为人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借助司法的强制力侵占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可以构成三角诈骗犯罪。
《意见》认为，“套路贷”犯罪的行为特征从整体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的财物，因而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这可谓抓住了“套路贷”犯罪中“套路”行为的要害，牢牢把握住了“套路贷”犯罪的整体属性，值得充分肯定。同时，《意见》指出，在实施“套路贷”犯罪的过程中，构成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多种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区分不同情况，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这与“索债”行为阶段的行为所具有的可能符合不同犯罪的构成要件的特征相吻合，也是值得肯定的。
3.对“套路贷”犯罪所涉及的财产宜区分行为人的财产和被害人的财产，予以不同的刑法评价。
“套路贷”犯罪所涉及的财产既包括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也包括行为人为实施“套路贷”犯罪而投入的财产。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坚决地予以保护；而就行为人为实施“套路贷”犯罪而投入的财产而言，属于用于犯罪的财物，不应当予以保护，否则就存在助长“套路贷”犯罪活动的问题。对此，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意见》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套路贷”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实施“套路贷”而交付给被害人的本金，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后如有剩余，应依法予以没收。在此，《意见》区分行为人的财产和被害人的财产，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对于行为人的财产，整体上把握其非法属性予以否定评价；对于被害人的财产，整体上把握其合法属性予以肯定评价。尤其是其中的本金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后如有剩余才应依法予以没收的规定，体现了优先保护被害人财产的立场和被害人权利本位的思想，必将深得民心。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在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原则的同时又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为与该规定相协调，《意见》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将违法所得的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1）第三人明知是违法所得的财物而接受的；（2）第三人无偿取得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3）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4）其他应当依法追缴的情形。这一规定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违法所得转移给第三人因而应当依法追缴的情形，有利于保护财产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4.“套路贷”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的关系问题。
《扫黑除恶指导意见》第20条指出：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债务”“签订虚假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立债权、强行索债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事实，以诈骗、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抢劫、虚假诉讼等罪名侦査、起诉、审判。虽然这里没有明确提到“套路贷”犯罪，但已经表明相关部门对“套路贷”犯罪的警觉已经提升到了扫黑除恶的高度。事实上，从近期查处的案件情况看，的确有一定数量的“套路贷”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有着密切的关联，有的“套路贷”犯罪集团甚至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所有特征（如专门从事“套路贷”犯罪活动的穆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但并非所有的“套路贷”犯罪都是涉黑涉恶犯罪，很多的“套路贷”特别是网络平台上的“套路贷”犯罪还停留在玩“套路”的阶段，其非法讨债所采用的主要是语言、图像或视频威胁，是“非接触式”的，暴力或者暴力威胁、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并不明显，因而将所有“套路贷”犯罪都认定为黑恶势力犯罪明显不妥。为了保证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和“套路贷”犯罪，必须厘清“套路贷”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之间的关系。对此，《意见》明确指出，“套路贷”犯罪组织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这一规定对“套路贷”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之间的交叉关系进行了界定，坚持了罪刑法定的立场，既避免了人为降格，更避免了人为拔高，即为完成任务而不加区别地将所有“套路贷”犯罪都认定为黑恶势力犯罪的现象。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后，我国的犯罪现象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在严重暴力犯罪、街头犯罪总量或占比下降的同时，犯罪的智能性、有组织性和牟利性明显上升，而近年日渐蔓延的“套路贷”犯罪便是集以上三种属性于一体的新的犯罪类型，不仅严重危及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也对当前的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等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两高”“两部”在总结各地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扫黑除恶指导意见》的规定，及时出台《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指导此类案件的办理，正确适用法律和刑事政策，意义重大。
一、《意见》的积极意义
1.有助于准确认定“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统一司法适用标准，提升案件办理质量的同时，提高司法效率。“套路贷”的称谓源于实践，作为一种概括性称谓，主要是对现象的描述，属于犯罪学层面的概念，其使用有相当的随意性。因为具有随意性，也就意味着对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会存在较大的分歧，这显然不利于司法实务部门开展工作，也不利于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必然影响刑事司法的效率。《意见》的发布，有助于将“套路贷”犯罪类型化，概括其典型特征，明确其可能触犯的罪名、犯罪形态，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套路贷”的相关行为表现，进而准确认定“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形态）。
2.有助于积累司法智慧，为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提供基础。刑事立法是司法实践经验、立法者等司法职业共同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将社会生活当中切实发生的行为类型抽象、归纳总结之后上升为立法，能够保证刑事立法的社会适应性和与时俱进性。《意见》积极将实践当中通过“套路”方式非法取得被害人财物的行为予以概括归纳，增强了概念的统摄力，这无疑会为相关法律规定的日益完善积累司法经验。
3.有助于对社会行为提供指引。“套路贷”借助当前社会时髦词汇“套路”表述，更容易被社会公众接受和理解。这种通过将日常话语吸纳进司法文件的做法，增强了司法文件的亲民性，便于社会公众理解司法文件的内容，进而接受并明白法律禁止什么行为，允许什么行为，什么行为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什么情况自己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侵害，等等。这无疑有助于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二、对《意见》主要内容的点评
1.《意见》明确界定了“套路贷”的概念和特征。
“套路贷”是近年来新出现的非法占有型侵财类犯罪，是传统高利贷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结合后的升级版。该模式有别于民间借贷或高利贷，是其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客观上骗财讨债所玩弄的种种“套路”的结合。这些常见的套路包括但不限于：制造民间借贷假象，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故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或毁匿还款证据；恶意垒高借款金额；最后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采取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实现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意见》明确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借款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路贷”。
2.“套路贷”犯罪所侵犯的合法权益具有复杂性，对其宜根据“套路”和“索债”行为所符合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适用不同的罪名予以评价。
“套路贷”犯罪所侵犯的合法权益的类型较为复杂。鉴于其以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为目的，因此必然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但是，为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行为人所实施的手段行为极有可能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如被害人的名誉权）、公共秩序、司法秩序甚至市场秩序、金融管理秩序。因此，就“套路贷”犯罪的定性而言，宜根据“套路”和“索债”行为所符合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结合其属于非法占有型侵财类犯罪的核心特征和手段行为所具有的特征，分别予以刑法评价。“套路”行为系通过一系列的伪装手段侵夺虚高债权，犯罪分子攫取的债权尚未变现，即仅仅是财产性利益。由于犯罪分子所使用的“套路”明显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特征，所以属于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对于索债行为，可以根据行为性质分别进行考察。就暴力型索债行为而言，根据行为手段的不同，可能分别构成抢劫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等。就虚假诉讼型的索债行为而言，行为人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借助司法的强制力侵占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可以构成三角诈骗犯罪。
《意见》认为，“套路贷”犯罪的行为特征从整体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的财物，因而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这可谓抓住了“套路贷”犯罪中“套路”行为的要害，牢牢把握住了“套路贷”犯罪的整体属性，值得充分肯定。同时，《意见》指出，在实施“套路贷”犯罪的过程中，构成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多种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区分不同情况，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这与“索债”行为阶段的行为所具有的可能符合不同犯罪的构成要件的特征相吻合，也是值得肯定的。
3.对“套路贷”犯罪所涉及的财产宜区分行为人的财产和被害人的财产，予以不同的刑法评价。
“套路贷”犯罪所涉及的财产既包括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也包括行为人为实施“套路贷”犯罪而投入的财产。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坚决地予以保护；而就行为人为实施“套路贷”犯罪而投入的财产而言，属于用于犯罪的财物，不应当予以保护，否则就存在助长“套路贷”犯罪活动的问题。对此，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意见》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套路贷”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实施“套路贷”而交付给被害人的本金，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后如有剩余，应依法予以没收。在此，《意见》区分行为人的财产和被害人的财产，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对于行为人的财产，整体上把握其非法属性予以否定评价；对于被害人的财产，整体上把握其合法属性予以肯定评价。尤其是其中的本金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后如有剩余才应依法予以没收的规定，体现了优先保护被害人财产的立场和被害人权利本位的思想，必将深得民心。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在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原则的同时又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为与该规定相协调，《意见》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将违法所得的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1）第三人明知是违法所得的财物而接受的；（2）第三人无偿取得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3）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4）其他应当依法追缴的情形。这一规定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违法所得转移给第三人因而应当依法追缴的情形，有利于保护财产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4.“套路贷”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的关系问题。
《扫黑除恶指导意见》第20条指出：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债务”“签订虚假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立债权、强行索债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事实，以诈骗、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抢劫、虚假诉讼等罪名侦査、起诉、审判。虽然这里没有明确提到“套路贷”犯罪，但已经表明相关部门对“套路贷”犯罪的警觉已经提升到了扫黑除恶的高度。事实上，从近期查处的案件情况看，的确有一定数量的“套路贷”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有着密切的关联，有的“套路贷”犯罪集团甚至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所有特征（如专门从事“套路贷”犯罪活动的穆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但并非所有的“套路贷”犯罪都是涉黑涉恶犯罪，很多的“套路贷”特别是网络平台上的“套路贷”犯罪还停留在玩“套路”的阶段，其非法讨债所采用的主要是语言、图像或视频威胁，是“非接触式”的，暴力或者暴力威胁、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并不明显，因而将所有“套路贷”犯罪都认定为黑恶势力犯罪明显不妥。为了保证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和“套路贷”犯罪，必须厘清“套路贷”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之间的关系。对此，《意见》明确指出，“套路贷”犯罪组织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这一规定对“套路贷”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之间的交叉关系进行了界定，坚持了罪刑法定的立场，既避免了人为降格，更避免了人为拔高，即为完成任务而不加区别地将所有“套路贷”犯罪都认定为黑恶势力犯罪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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