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就印度源流而言，也包括了止与观二者。
印度的定学实际上也包括前后两个阶段或两个方面的内容。
止，偏于静心的技术，教人如何排除杂念；
观，在内心澄明不动不扰的情况下思索考虑体会释迦牟尼教导讲说的内容，
以及佛教的一切观念与道理。
三学的第三方面是慧学，
其实指的是佛祖的言教以及对此言教的思考与体会。
慧学因此也就是义理之学，
相当于后来中国佛教宗派形成以后，
人们或坚持主张或批评与指责的
“ 经教之学 ”、“ 教下 ” 学问，与 “ 宗学 ” 相对，
在禅宗形成以后，“ 宗 ”，指的就是教外别传心授的宗教体验；
“ 教 ”，指的是义理与学问。
从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形成过程来看，
印度佛教所传的三学名目虽然未变，
但其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实现这种改变的固然主要是惠能，
但这种改变的开端其实在达摩以下的几位祖师那里就潜移默化地展开了的。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
当然，惠能也不例外，他不会仅仅保守列祖列宗的意旨，他有他自己的改变与扬弃前学的工夫。
若非惠能对传统的戒、定、慧三学所作的革命性的举措，也就不存在后来的中国化的禅宗了。
但这个话题已经不在早期禅宗的讨论范围之内，笔者在此只能打住。
[ 1 ]《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
“ 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云，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人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 ? ”
[ 2 ] 房璃的《僧璨碑文)，记僧璨请慧可为他忏悔。
慧可说：“ 将汝罪来，与汝忏悔。”
僧璨觅罪不得。
慧可就说：我已经为你忏悔了。
禅宗有一则掌故，
其称：慧可曾对达摩说：
“ 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达摩说：“ 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沉吟良久，说：“ 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便说：“ 我与汝安心竟。”
以 “ 了不可得 ” 为 “ 安心 ” 之法，
是达摩 “ 祖师禅 ” 的本色。
不过早期禅宗还是保留了印度传统的小乘禅风，因为达摩毕竟还传授了
—— 种 “ 壁观 ” 的安心法，
叫做：“ 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人道。”
[ 3 ] 头山法融禅师者，润州延陵人也。
姓韦氏。
年十九，学通经史。
寻阅大部般若，晓达真空。
忽一日叹曰：“ 儒道世典，非究竟法。
般若正观，出世舟航。”
遂隐茅山，投师落发。
后人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鸟御花之异。
唐贞观中，四祖遥观气象，知彼山有奇异之人，乃躬自寻访。
…… 入山，见师 ( 法融 ) 端坐白若，曾无所顾。
祖问曰：“ 在此作什么 ? ”
师曰：“ 观心。”
祖曰：“ 观是何人 ?
心是何物 ? ”
师无对，便起作礼曰：“ 大德高栖何所 ? ”
祖曰：“ 贫道不决所止，或东或西。”
…… 师曰：“ 心既具足，何者是佛?
何者是心 ? ”
祖曰：“ 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
师曰：“ 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时，心如何对治 ? ”
祖曰：“ 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
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 ?
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
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
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
…… ” 祖付法讫，遂返双峰终老。
师自尔法席大盛。
[ 4 ] 五门禅，亦即小乘的 “ 五停心观 ”：
指不净观、
慈悲观、
因缘观、
界分别观、
数息观。
《五门禅经要法》为刘宋时昙摩蜜多译。
其亦说到数息等五种之观门。
但其中以念佛观取代界分别观，称为五门禅。
另外，( 维摩经 ) 中言及了以无常、苦、空、无我、寂灭为对象和禅之受用。
[ 5 ] 法融和禅宗四祖道信的关系，《续高僧传》并无记载。
明确的记述法融受道信印可为牛头禅初祖的事实，
据宗密说，牛头宗是从道信下傍出的一派。
初祖慧融 ( 即法融 ) 禅师曾多年精研般若空宗，后遇道信而得印证。
道信告诉法融说，他的禅法只能委付一人，弘忍已经得到了。
他让法融自己别立宗派。
法融果然便在牛头山创宗，成为初祖，其下传了六代。
有一种说法是法融在牛头山得自然智，
但他得道信过江所作的印证。
当时道信住蕲州 ( 湖北蕲春 ) 双峰山的三十余年，名噪南北，法融也极可能到过双峰山问法。
[ 6 ] 基于《续高僧传》的《景德传灯录·法融传》
传达出了达摩禅的法要，
法融向道信请说法要，
祖 ( 道信 ) 曰：“ 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
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
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
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
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
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法融问 “ 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时如何对治 ? ”
道信以偈语回答：
“ 境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心若不强名，
妄情从何起 ?
妄情既不起，
真心任遍知。
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
这与《宗镜录》引法融《绝观论》，
和宗密评述牛头禅为 “ 本无事而忘情 ”，
以无事为所悟理，以忘情为修行的精神完全一致。
[ 7 ] 据印公，前三行
( 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及 )
所引的经文，都出于《阿含经》及《法句》。
“ 称法行 “ 所引的 “ 经云 “，来自《维摩诘经》。
见：印顺《中国禅宗史》第一章《菩提达摩之禅》。
[ 8 ] 因此后世所传达摩临终对在侧弟子们分别印可得皮、肉、骨、髓的说法时，竟然没有提及林法师 ? !
昙林本人活动于北魏永平元年至东魏武定元年
( 508 — 543 ) 间，
他的成就主要在义学方面，他参与过洛阳和邺都译经事业，
为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译场担任笔受。
据说又善于讲经说法，在邺都时还常讲《胜鬘经》。
周武灭法期间，他与慧可共同护持经典，
被砍掉一臂，人称 “ 无臂林 ”
—— 也被砍掉一臂，同慧可一样，这就有点奇特了!
但昙林似乎只是早年才从学于达摩。
[ 9 ] 汤先生说的六种史证：
1 ．三论师摄山慧布亦重禅法。
他在邺城遇慧可，向后者说到自己的悟解。
慧可表示赞同：
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
2 ．三论师兴皇法朗教人的宗旨在于 “ 无得 ”。
达摩所授《楞伽》亦讲 “ 忘言忘念无得正观 ”。
3 ．道信教人念般若经。
4 ．禅宗人认法融为牛头宗初祖。
5 ．着《大品义章》的慧命与楞伽师之僧璨，义理上原少异致。
6 ．楞伽师法冲初学于三论宗，后从学于慧可受《楞伽经》义。
[ 10 ] 慧可有偈颂讨论生佛无别的道理：
“ 说此真法皆如实，
与真幽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
豁然自觉是真珠。
无明智慧等无异，
当知万法即皆如。
愍此二见之徒辈，
申词措笔作斯书。
观身与佛不差别，
何须更觅彼无余。”
印度的定学实际上也包括前后两个阶段或两个方面的内容。
止，偏于静心的技术，教人如何排除杂念；
观，在内心澄明不动不扰的情况下思索考虑体会释迦牟尼教导讲说的内容，
以及佛教的一切观念与道理。
三学的第三方面是慧学，
其实指的是佛祖的言教以及对此言教的思考与体会。
慧学因此也就是义理之学，
相当于后来中国佛教宗派形成以后，
人们或坚持主张或批评与指责的
“ 经教之学 ”、“ 教下 ” 学问，与 “ 宗学 ” 相对，
在禅宗形成以后，“ 宗 ”，指的就是教外别传心授的宗教体验；
“ 教 ”，指的是义理与学问。
从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形成过程来看，
印度佛教所传的三学名目虽然未变，
但其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实现这种改变的固然主要是惠能，
但这种改变的开端其实在达摩以下的几位祖师那里就潜移默化地展开了的。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
当然，惠能也不例外，他不会仅仅保守列祖列宗的意旨，他有他自己的改变与扬弃前学的工夫。
若非惠能对传统的戒、定、慧三学所作的革命性的举措，也就不存在后来的中国化的禅宗了。
但这个话题已经不在早期禅宗的讨论范围之内，笔者在此只能打住。
[ 1 ]《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
“ 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云，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人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 ? ”
[ 2 ] 房璃的《僧璨碑文)，记僧璨请慧可为他忏悔。
慧可说：“ 将汝罪来，与汝忏悔。”
僧璨觅罪不得。
慧可就说：我已经为你忏悔了。
禅宗有一则掌故，
其称：慧可曾对达摩说：
“ 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达摩说：“ 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沉吟良久，说：“ 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便说：“ 我与汝安心竟。”
以 “ 了不可得 ” 为 “ 安心 ” 之法，
是达摩 “ 祖师禅 ” 的本色。
不过早期禅宗还是保留了印度传统的小乘禅风，因为达摩毕竟还传授了
—— 种 “ 壁观 ” 的安心法，
叫做：“ 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人道。”
[ 3 ] 头山法融禅师者，润州延陵人也。
姓韦氏。
年十九，学通经史。
寻阅大部般若，晓达真空。
忽一日叹曰：“ 儒道世典，非究竟法。
般若正观，出世舟航。”
遂隐茅山，投师落发。
后人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鸟御花之异。
唐贞观中，四祖遥观气象，知彼山有奇异之人，乃躬自寻访。
…… 入山，见师 ( 法融 ) 端坐白若，曾无所顾。
祖问曰：“ 在此作什么 ? ”
师曰：“ 观心。”
祖曰：“ 观是何人 ?
心是何物 ? ”
师无对，便起作礼曰：“ 大德高栖何所 ? ”
祖曰：“ 贫道不决所止，或东或西。”
…… 师曰：“ 心既具足，何者是佛?
何者是心 ? ”
祖曰：“ 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
师曰：“ 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时，心如何对治 ? ”
祖曰：“ 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
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 ?
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
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
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
…… ” 祖付法讫，遂返双峰终老。
师自尔法席大盛。
[ 4 ] 五门禅，亦即小乘的 “ 五停心观 ”：
指不净观、
慈悲观、
因缘观、
界分别观、
数息观。
《五门禅经要法》为刘宋时昙摩蜜多译。
其亦说到数息等五种之观门。
但其中以念佛观取代界分别观，称为五门禅。
另外，( 维摩经 ) 中言及了以无常、苦、空、无我、寂灭为对象和禅之受用。
[ 5 ] 法融和禅宗四祖道信的关系，《续高僧传》并无记载。
明确的记述法融受道信印可为牛头禅初祖的事实，
据宗密说，牛头宗是从道信下傍出的一派。
初祖慧融 ( 即法融 ) 禅师曾多年精研般若空宗，后遇道信而得印证。
道信告诉法融说，他的禅法只能委付一人，弘忍已经得到了。
他让法融自己别立宗派。
法融果然便在牛头山创宗，成为初祖，其下传了六代。
有一种说法是法融在牛头山得自然智，
但他得道信过江所作的印证。
当时道信住蕲州 ( 湖北蕲春 ) 双峰山的三十余年，名噪南北，法融也极可能到过双峰山问法。
[ 6 ] 基于《续高僧传》的《景德传灯录·法融传》
传达出了达摩禅的法要，
法融向道信请说法要，
祖 ( 道信 ) 曰：“ 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
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
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
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
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
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法融问 “ 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时如何对治 ? ”
道信以偈语回答：
“ 境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心若不强名，
妄情从何起 ?
妄情既不起，
真心任遍知。
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
这与《宗镜录》引法融《绝观论》，
和宗密评述牛头禅为 “ 本无事而忘情 ”，
以无事为所悟理，以忘情为修行的精神完全一致。
[ 7 ] 据印公，前三行
( 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及 )
所引的经文，都出于《阿含经》及《法句》。
“ 称法行 “ 所引的 “ 经云 “，来自《维摩诘经》。
见：印顺《中国禅宗史》第一章《菩提达摩之禅》。
[ 8 ] 因此后世所传达摩临终对在侧弟子们分别印可得皮、肉、骨、髓的说法时，竟然没有提及林法师 ? !
昙林本人活动于北魏永平元年至东魏武定元年
( 508 — 543 ) 间，
他的成就主要在义学方面，他参与过洛阳和邺都译经事业，
为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译场担任笔受。
据说又善于讲经说法，在邺都时还常讲《胜鬘经》。
周武灭法期间，他与慧可共同护持经典，
被砍掉一臂，人称 “ 无臂林 ”
—— 也被砍掉一臂，同慧可一样，这就有点奇特了!
但昙林似乎只是早年才从学于达摩。
[ 9 ] 汤先生说的六种史证：
1 ．三论师摄山慧布亦重禅法。
他在邺城遇慧可，向后者说到自己的悟解。
慧可表示赞同：
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
2 ．三论师兴皇法朗教人的宗旨在于 “ 无得 ”。
达摩所授《楞伽》亦讲 “ 忘言忘念无得正观 ”。
3 ．道信教人念般若经。
4 ．禅宗人认法融为牛头宗初祖。
5 ．着《大品义章》的慧命与楞伽师之僧璨，义理上原少异致。
6 ．楞伽师法冲初学于三论宗，后从学于慧可受《楞伽经》义。
[ 10 ] 慧可有偈颂讨论生佛无别的道理：
“ 说此真法皆如实，
与真幽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
豁然自觉是真珠。
无明智慧等无异，
当知万法即皆如。
愍此二见之徒辈，
申词措笔作斯书。
观身与佛不差别，
何须更觅彼无余。”
记下温柔(三)
/
也许是因为惯性因素，我不太敢提出基于我本人愿望的想法。我总认为那样是让别人迁就了我的，是自私的。
我曾以为我和对方牵手走在街头并不感到浪漫而只感到想要逃离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存在给对方增添了困扰，所以空气才会充斥着谜题样的沉默。
所有的谜题，其实都可以用那一句简单的“感情不到位”解释开来。
/
逛游逛游到十点匆匆忙忙赶末班车，结果我把包落在地铁上了。根哥不假思索地就要陪我走这一趟，最后流浪在十一点的城乡，没穿秋裤冻得哆哩哆嗦地硬跟我说他热的发慌。
政马的足球队长其实是个无情的撒娇机器
也许千篇一律的爱的行为形式可以套用，但他澄澈的 映着我的影子的眼睛不会说谎。
他和我遇到过的所有男孩子都不一样。
/
也许是因为惯性因素，我不太敢提出基于我本人愿望的想法。我总认为那样是让别人迁就了我的，是自私的。
我曾以为我和对方牵手走在街头并不感到浪漫而只感到想要逃离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存在给对方增添了困扰，所以空气才会充斥着谜题样的沉默。
所有的谜题，其实都可以用那一句简单的“感情不到位”解释开来。
/
逛游逛游到十点匆匆忙忙赶末班车，结果我把包落在地铁上了。根哥不假思索地就要陪我走这一趟，最后流浪在十一点的城乡，没穿秋裤冻得哆哩哆嗦地硬跟我说他热的发慌。
政马的足球队长其实是个无情的撒娇机器
也许千篇一律的爱的行为形式可以套用，但他澄澈的 映着我的影子的眼睛不会说谎。
他和我遇到过的所有男孩子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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