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将发放10亿元电子消费券##发放消费券能有效刺激消费吗# 上海发放消费券的消息一出，很多网友都表示了疑惑：为什么发消费券，而不是直接发放现金？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我们试着分析了这个问题。
我国之所以选择发消费券而不是发现金，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中国民众喜欢储蓄，如果直接发现金的话，老百姓可能会直接存起来而不是花掉，这样就起不到刺激消费的作用。这个理由看上起似乎很有道理，但更多只是一种想象。如果收到现金补贴，中国老百姓真的会选择存起来吗？
行为经济学上有个说法叫做心理账户，是说人面对不同来源的收入，会在心理上将之划到不同的账户里，同样是1000元，如果是辛辛苦苦工作挣来的钱，一般会精打细算，但如果是轻松得来的意外之财，比如中了一笔小彩票，会更愿意花掉。而且，因为有了意外收入，很多人甚至会因为这笔钱引发更多的消费。
人们得到意外之财后会对消费带来怎样的影响，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介绍过一个经典研究。上世纪60年代，有经济学家对“二战”后获得德国赔偿的以色列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获得较高赔偿的家庭（赔偿额占家庭年收入超过60%），最后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并不高，消费率只有0.23，但获赔金额不多的家庭（占家庭年收入7%左右），消费率超过了200%，也就是收到100元赔偿，最后花出去的钱超过200元。
也就是说，人们在获得意外收入时，如果是一大笔收入，可能会将大部分存起来，但如果只是一笔小收入，人们会选择花掉，而且会带动更多的消费。政府发放现金，对民众来说就属于收入不多的意外之财，收到这笔钱之后，更多的人会选择消费，甚至带动更多的消费，而不是储蓄。
长期以来，中国人爱储蓄已是众所周知，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在中国的储蓄结构中，大部分储蓄都来自高收入人群，中低收入者其实并没有贡献太多的储蓄。原因其实很简单，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大部分都用来应对各种日常开支，并没有多少富裕资金可以进入储蓄账户。
政府如果发放现金，对高收入人群来说，几千元的收入并不值得存进银行，而对中低收入人群而言，他们有大量的账单需要支付，政府的现金正好可以帮助他们购买各种生活急需品，这笔补助最后也很难存进银行。
和现金补贴相比，发放消费券对消费者有诸多限制，虽然也可以对消费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最终对消费的撬动效应远不如现金。比如消费券的消费类别大多集中在餐饮、文化等方面，无法像现金一样，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消费的商品，能够最大程度释放消费；消费券大多采用“满减”的形式，很多消费者可能也会嫌麻烦懒得使用；而且，消费券通过电子平台发放，对很多不会使用智能机的老人来说，领取也有很大的困难，而这部分人恰恰是最需要补助的群体。
更有甚者，消费券还有可能被投机者套现。有些消费者在领取消费券之后，可以和商家协商分成，而并不实际发生消费。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发放消费券，网络上已经出现很多收购和转卖消费券的黄牛党，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行为沦为部分投机者的狂欢。
中国之所以不愿意直接发放现金，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发放现金需要的资金太大，万一发放现金对刺激消费的效果不好，最后可能导致大量钱打了水漂。所以，只好采用发放消费券这种风险较小的办法。
对于发放现金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也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做一个最简单的测算，中国14亿人口，假设10亿人有资格领取现金，按照每人2000元标准计算，大概需要2万亿元。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但和中国以往动辄数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相比，其实也并非天文数字。最近，中国计划发行历史上第三次特别国债，具体用途还没有公布，或许也可以考虑将特别国债用于给民众直接发现金。在传统增长模式越来越陷入困境之际，尝试一下新的增长模式也未尝不可。
中国对于直接大规模发现金的顾虑，可能在于担心这种方式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导致巨额资金被浪费。事实上，这也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悖论。一直以来，每当谈论中国经济的优势时，14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总被视为最大的优势之一，但是，当现在真正需要启动消费潜力时，似乎反而对14亿人的消费能力又没有了信心。
退一万步来讲，即使发放的现金确实有部分被存进银行，这也形成了民众的收入和资产，而且，银行储蓄最后也会转化为投资，对中国经济做出贡献，不可能因为民众不消费就打了水漂。
对于中国能不能直接给民众发现金，首先需要的是观念转变，意识到给民众发钱不是负担，而是会撬动更大的消费。去年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万亿，增长8%，当时已经是近年来的最慢增速，但是到了今年一季度，社消总额更是大幅下跌了19%。假如能够直接发放2万亿的现金，按照1:1的撬动效应，最终能够启动4万亿的消费，相比去年能够有10%左右的增长，这就足以对中国消费起到实质性的支撑。仅靠发放消费券，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今年的中国消费将不可避免萎缩。
由于全球经济集体衰退，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将会明显萎缩，真正能够指望的只有内需，而在中国的内需当中，通过投资拉动需求很容易形成过剩，尤其在外部需求萎缩的背景下，过剩产能难以输出，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更加突出。相比之下，消费才是拯救中国经济的真正出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前中国刺激消费的各种努力，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到底是以消费券还是现金来刺激消费，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句“国情不同”就可以带过，背后还需要有更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和改革的勇气。
过去，很多人都在想象疫情结束之后会有报复性消费出现，但现在来看显然并没有。如果没有更大力度的扶持，指望通过消费券这种小打小闹的刺激，报复性消费将永远只是一个等不到的美丽幻想。
节选自《刺激消费，你希望发现金还是消费券？》文｜谢九
我国之所以选择发消费券而不是发现金，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中国民众喜欢储蓄，如果直接发现金的话，老百姓可能会直接存起来而不是花掉，这样就起不到刺激消费的作用。这个理由看上起似乎很有道理，但更多只是一种想象。如果收到现金补贴，中国老百姓真的会选择存起来吗？
行为经济学上有个说法叫做心理账户，是说人面对不同来源的收入，会在心理上将之划到不同的账户里，同样是1000元，如果是辛辛苦苦工作挣来的钱，一般会精打细算，但如果是轻松得来的意外之财，比如中了一笔小彩票，会更愿意花掉。而且，因为有了意外收入，很多人甚至会因为这笔钱引发更多的消费。
人们得到意外之财后会对消费带来怎样的影响，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介绍过一个经典研究。上世纪60年代，有经济学家对“二战”后获得德国赔偿的以色列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获得较高赔偿的家庭（赔偿额占家庭年收入超过60%），最后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并不高，消费率只有0.23，但获赔金额不多的家庭（占家庭年收入7%左右），消费率超过了200%，也就是收到100元赔偿，最后花出去的钱超过200元。
也就是说，人们在获得意外收入时，如果是一大笔收入，可能会将大部分存起来，但如果只是一笔小收入，人们会选择花掉，而且会带动更多的消费。政府发放现金，对民众来说就属于收入不多的意外之财，收到这笔钱之后，更多的人会选择消费，甚至带动更多的消费，而不是储蓄。
长期以来，中国人爱储蓄已是众所周知，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在中国的储蓄结构中，大部分储蓄都来自高收入人群，中低收入者其实并没有贡献太多的储蓄。原因其实很简单，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大部分都用来应对各种日常开支，并没有多少富裕资金可以进入储蓄账户。
政府如果发放现金，对高收入人群来说，几千元的收入并不值得存进银行，而对中低收入人群而言，他们有大量的账单需要支付，政府的现金正好可以帮助他们购买各种生活急需品，这笔补助最后也很难存进银行。
和现金补贴相比，发放消费券对消费者有诸多限制，虽然也可以对消费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最终对消费的撬动效应远不如现金。比如消费券的消费类别大多集中在餐饮、文化等方面，无法像现金一样，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消费的商品，能够最大程度释放消费；消费券大多采用“满减”的形式，很多消费者可能也会嫌麻烦懒得使用；而且，消费券通过电子平台发放，对很多不会使用智能机的老人来说，领取也有很大的困难，而这部分人恰恰是最需要补助的群体。
更有甚者，消费券还有可能被投机者套现。有些消费者在领取消费券之后，可以和商家协商分成，而并不实际发生消费。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发放消费券，网络上已经出现很多收购和转卖消费券的黄牛党，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行为沦为部分投机者的狂欢。
中国之所以不愿意直接发放现金，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发放现金需要的资金太大，万一发放现金对刺激消费的效果不好，最后可能导致大量钱打了水漂。所以，只好采用发放消费券这种风险较小的办法。
对于发放现金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也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做一个最简单的测算，中国14亿人口，假设10亿人有资格领取现金，按照每人2000元标准计算，大概需要2万亿元。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但和中国以往动辄数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相比，其实也并非天文数字。最近，中国计划发行历史上第三次特别国债，具体用途还没有公布，或许也可以考虑将特别国债用于给民众直接发现金。在传统增长模式越来越陷入困境之际，尝试一下新的增长模式也未尝不可。
中国对于直接大规模发现金的顾虑，可能在于担心这种方式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导致巨额资金被浪费。事实上，这也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悖论。一直以来，每当谈论中国经济的优势时，14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总被视为最大的优势之一，但是，当现在真正需要启动消费潜力时，似乎反而对14亿人的消费能力又没有了信心。
退一万步来讲，即使发放的现金确实有部分被存进银行，这也形成了民众的收入和资产，而且，银行储蓄最后也会转化为投资，对中国经济做出贡献，不可能因为民众不消费就打了水漂。
对于中国能不能直接给民众发现金，首先需要的是观念转变，意识到给民众发钱不是负担，而是会撬动更大的消费。去年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万亿，增长8%，当时已经是近年来的最慢增速，但是到了今年一季度，社消总额更是大幅下跌了19%。假如能够直接发放2万亿的现金，按照1:1的撬动效应，最终能够启动4万亿的消费，相比去年能够有10%左右的增长，这就足以对中国消费起到实质性的支撑。仅靠发放消费券，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今年的中国消费将不可避免萎缩。
由于全球经济集体衰退，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将会明显萎缩，真正能够指望的只有内需，而在中国的内需当中，通过投资拉动需求很容易形成过剩，尤其在外部需求萎缩的背景下，过剩产能难以输出，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更加突出。相比之下，消费才是拯救中国经济的真正出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前中国刺激消费的各种努力，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到底是以消费券还是现金来刺激消费，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句“国情不同”就可以带过，背后还需要有更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和改革的勇气。
过去，很多人都在想象疫情结束之后会有报复性消费出现，但现在来看显然并没有。如果没有更大力度的扶持，指望通过消费券这种小打小闹的刺激，报复性消费将永远只是一个等不到的美丽幻想。
节选自《刺激消费，你希望发现金还是消费券？》文｜谢九
君合业绩丨君合助力明阳智能成为首家发行GDR并在伦交所上市的民营企业并获准使用“绿色经济标志”
2022年7月13日，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明阳智能”）成功发行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并于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的最终定价为每份GDR 21美元，若超额配售权悉数行使，本次发行的GDR数量为3,366.05万份，所代表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为16,830.2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超过7亿美元。
https://t.cn/A6aYwWb0
2022年7月13日，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明阳智能”）成功发行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并于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的最终定价为每份GDR 21美元，若超额配售权悉数行使，本次发行的GDR数量为3,366.05万份，所代表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为16,830.2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超过7亿美元。
https://t.cn/A6aYwWb0
【#青海# 祁连山下好风光】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青海片区通过稳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有效落实最严管控措施，基本实现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目标，祁连山下处处是绿水青山的秀美风光。
开启智能化巡山模式
夏日的祁连山草木青翠，美景如画。
在风景秀丽的祁连县八宝镇，祁连山国家公园黄藏寺管护站的管护员，进入一年中较为繁忙的时候。这段时间，他们每天进山检查树木病虫害。深入林区，尽管工作单调、辛苦，但每个人都无怨无悔，默默地守护着山林。
马忠海已在黄藏寺管护站工作了数个年头。马忠海说：“林场山高路远，管护站每天派人巡山，每天巡护时间为八到九个小时，每个人至少巡护10平方公里。”
长期在林场工作，马忠海已经把林场当作自己的家。马忠海说，走进林场就像走进自己的家一样。漫步林间，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心情格外舒畅。
“通过这5年的管护，林区的生态恢复比较好，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扩大，还出现了雪豹、黑颈鹤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随着管护站管护力度的加大，国家公园内生态环境明显得到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
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青海片区建成投运40个标准化管护站，覆盖了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2.6万平方公里，活跃着1200多名管护员。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祁连山国家公园广袤的土地变得愈发生机勃勃，成了野生动物的乐园。
从管护员手中配备的巡护终端设备，再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大数据中心平台，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智能巡护带来的便捷随处可见。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建立了智能化巡护管控系统，为一线管护员配发手持巡护终端和无人机，实现科技巡护手段与传统巡护有机结合，配备的巡护终端设备实现动态化监控管理。
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类型多样，地理环境复杂，传统的监测管理手段已无法满足国家公园精细化、动态化、体系化管理需要。大数据平台建设按照数据融合汇聚体系、生态智脑中台体系、综合业务服务体系三大体系架构，通过系统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现有各类数据资源整合、对接前端监测体系，融合管护员日常巡护的动态数据，数据标准化建设，构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高效运行机制，实现足不出户，祁连山美景尽收眼底。
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已建立国家公园本底资源的一张图资源管护机制，将各空间图形图像数据、属性数据以及文档资料以不同存储方式入库。值得一提的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大数据中心实现国家公园部分区域的网络通信传输，在黑河源等保护分区架设30余架视频云台、1500余套野保相机视频监控系统，实现8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实时在线监测。
共享生态保护红利
在祁连山脚下，沿着大通河畔一条石板路，穿过石洞，便是被称为“世外桃源”村的门源回族自治县珠固乡东旭村。
东旭村毗邻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田园风光秀美。靠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东旭村彻底火了起来，成了省内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杨公保当智家成为村里第一家负责旅游接待的农家院。“刚开始我心里也是打鼓，搞旅游没把握，但是当时一家四口的生活就靠我一人在外打零工维持，一年也就赚6000元，所以一咬牙开始经营农家院。”杨公保当智回忆说。
农家院开业不久迎来了第一批客人。要用什么来招待客人呢？杨公保当智第一时间想到了山间特有的野菜，没想到山间野菜成了农家院里最受欢迎的特色菜品。不仅要吃得好，住得也要舒心，杨公保当智和家人将家里的屋子收拾得整洁明亮，客房从3间扩建到5间，年收入从6000元增长到7万元。
看到希望的其他牧民也纷纷开起了农家乐，秀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0年，前往东旭村的游客近6万人次，尤其是盛夏季节，农家院里几乎天天爆满。
“游客到这里观光，主要是看中了祁连山秀美的风景。现在村里人人都是生态管护员，每周三是大家一起上山巡护的日子。”杨公保当智说，把山里的草木保护好，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来这里观兽、观景、体验民俗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
从籍籍无名到网红打卡地，从维持生计到增收致富，从人均收入几千元到几万元，东旭村依托祁连山秀美的自然风光，过上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饭。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青海片区通过推动社区发展机制创新和生态产业研究探索，准确把握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积极鼓励引导当地农牧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共享生态保护红利。
明星物种频繁现身
豺，曾广泛分布于我省的广大牧区和林区，但在过去的30年间野外极少出现。近年来，在祁连山一带先后多次记录到豺群踪迹。专家由此推断：在祁连山的中段也可能分布一定种群数量的豺，说明祁连山很有可能是我国野生豺种群的适宜栖息地之一，也进一步明确豺在我省当前的分布范围。
2019年年底以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北京大学开展豺专项调查，根据连续两年的调查结果初步推测，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存在着一个连续分布的豺栖息地，以及数量不等的豺群体，主要集中分布于祁连山西部甘青跨界地带的无人区。就目前的信息推测，祁连山地区的豺是世界上仅存的北方豺群，已基本确定祁连山是豺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从种群数量和现状来说，我国豺的濒危程度比雪豹更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晟说，豺和雪豹一样，都是所处生态系统中的顶级食肉动物，可以通过捕食控制其猎物物种的种群数量，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和功能完整性具有重要作用。（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俊杰）
近年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管理局完成全国首例雪豹救助与科研项目结合案例，完成3只雪豹、10只荒漠猫、23只黑颈鹤卫星跟踪监测，填补了我国在雪豹、荒漠猫、黑颈鹤迁徙活动数据方面的空白，雪豹等旗舰物种监测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5只雪豹同框、5只荒漠猫同框、5只猞猁同框、6只兔狲同框等世界罕见的珍贵画面在祁连山精彩上演，“四猫之最”刷新全国乃至全球新纪录，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野生脊椎类动物达到252种。随着监测水平的提升，豺、荒漠猫、兔狲等稀有物种频频现身，再次反映出祁连山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开启智能化巡山模式
夏日的祁连山草木青翠，美景如画。
在风景秀丽的祁连县八宝镇，祁连山国家公园黄藏寺管护站的管护员，进入一年中较为繁忙的时候。这段时间，他们每天进山检查树木病虫害。深入林区，尽管工作单调、辛苦，但每个人都无怨无悔，默默地守护着山林。
马忠海已在黄藏寺管护站工作了数个年头。马忠海说：“林场山高路远，管护站每天派人巡山，每天巡护时间为八到九个小时，每个人至少巡护10平方公里。”
长期在林场工作，马忠海已经把林场当作自己的家。马忠海说，走进林场就像走进自己的家一样。漫步林间，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心情格外舒畅。
“通过这5年的管护，林区的生态恢复比较好，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扩大，还出现了雪豹、黑颈鹤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随着管护站管护力度的加大，国家公园内生态环境明显得到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
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青海片区建成投运40个标准化管护站，覆盖了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2.6万平方公里，活跃着1200多名管护员。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祁连山国家公园广袤的土地变得愈发生机勃勃，成了野生动物的乐园。
从管护员手中配备的巡护终端设备，再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大数据中心平台，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智能巡护带来的便捷随处可见。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建立了智能化巡护管控系统，为一线管护员配发手持巡护终端和无人机，实现科技巡护手段与传统巡护有机结合，配备的巡护终端设备实现动态化监控管理。
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类型多样，地理环境复杂，传统的监测管理手段已无法满足国家公园精细化、动态化、体系化管理需要。大数据平台建设按照数据融合汇聚体系、生态智脑中台体系、综合业务服务体系三大体系架构，通过系统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现有各类数据资源整合、对接前端监测体系，融合管护员日常巡护的动态数据，数据标准化建设，构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高效运行机制，实现足不出户，祁连山美景尽收眼底。
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已建立国家公园本底资源的一张图资源管护机制，将各空间图形图像数据、属性数据以及文档资料以不同存储方式入库。值得一提的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大数据中心实现国家公园部分区域的网络通信传输，在黑河源等保护分区架设30余架视频云台、1500余套野保相机视频监控系统，实现8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实时在线监测。
共享生态保护红利
在祁连山脚下，沿着大通河畔一条石板路，穿过石洞，便是被称为“世外桃源”村的门源回族自治县珠固乡东旭村。
东旭村毗邻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田园风光秀美。靠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东旭村彻底火了起来，成了省内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杨公保当智家成为村里第一家负责旅游接待的农家院。“刚开始我心里也是打鼓，搞旅游没把握，但是当时一家四口的生活就靠我一人在外打零工维持，一年也就赚6000元，所以一咬牙开始经营农家院。”杨公保当智回忆说。
农家院开业不久迎来了第一批客人。要用什么来招待客人呢？杨公保当智第一时间想到了山间特有的野菜，没想到山间野菜成了农家院里最受欢迎的特色菜品。不仅要吃得好，住得也要舒心，杨公保当智和家人将家里的屋子收拾得整洁明亮，客房从3间扩建到5间，年收入从6000元增长到7万元。
看到希望的其他牧民也纷纷开起了农家乐，秀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0年，前往东旭村的游客近6万人次，尤其是盛夏季节，农家院里几乎天天爆满。
“游客到这里观光，主要是看中了祁连山秀美的风景。现在村里人人都是生态管护员，每周三是大家一起上山巡护的日子。”杨公保当智说，把山里的草木保护好，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来这里观兽、观景、体验民俗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
从籍籍无名到网红打卡地，从维持生计到增收致富，从人均收入几千元到几万元，东旭村依托祁连山秀美的自然风光，过上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饭。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青海片区通过推动社区发展机制创新和生态产业研究探索，准确把握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积极鼓励引导当地农牧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共享生态保护红利。
明星物种频繁现身
豺，曾广泛分布于我省的广大牧区和林区，但在过去的30年间野外极少出现。近年来，在祁连山一带先后多次记录到豺群踪迹。专家由此推断：在祁连山的中段也可能分布一定种群数量的豺，说明祁连山很有可能是我国野生豺种群的适宜栖息地之一，也进一步明确豺在我省当前的分布范围。
2019年年底以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北京大学开展豺专项调查，根据连续两年的调查结果初步推测，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存在着一个连续分布的豺栖息地，以及数量不等的豺群体，主要集中分布于祁连山西部甘青跨界地带的无人区。就目前的信息推测，祁连山地区的豺是世界上仅存的北方豺群，已基本确定祁连山是豺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从种群数量和现状来说，我国豺的濒危程度比雪豹更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晟说，豺和雪豹一样，都是所处生态系统中的顶级食肉动物，可以通过捕食控制其猎物物种的种群数量，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和功能完整性具有重要作用。（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俊杰）
近年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管理局完成全国首例雪豹救助与科研项目结合案例，完成3只雪豹、10只荒漠猫、23只黑颈鹤卫星跟踪监测，填补了我国在雪豹、荒漠猫、黑颈鹤迁徙活动数据方面的空白，雪豹等旗舰物种监测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5只雪豹同框、5只荒漠猫同框、5只猞猁同框、6只兔狲同框等世界罕见的珍贵画面在祁连山精彩上演，“四猫之最”刷新全国乃至全球新纪录，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野生脊椎类动物达到252种。随着监测水平的提升，豺、荒漠猫、兔狲等稀有物种频频现身，再次反映出祁连山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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