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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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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