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总干事：中国的努力值得感激和致敬！】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将于2020年1月30日再次召集新型冠状病毒突发事件委员会开会。
会议拟于日内瓦时间13:30（北京时间20:30）开始。联合国新闻网称，新闻发布会暂定于日内瓦时间星期四晚7:30分（北京时间星期五凌晨2:30分）举行。
在这之前，谭德塞29日在世卫组织记者会上通报了访华情况。他说，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努力值得“感激和致敬”。
谭德塞说，他在华期间与中方讨论的重点是：双方合作继续在武汉实施疫情控制措施，在中国其他省、市等地开展公共卫生措施，进一步研究病毒感染的严重程度和病毒传播能力，以及双方共享疫情数据等。他说，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凡的措施来阻止病例输出，“为此，中国值得我们感激并致敬。”#新型冠状病毒# https://t.cn/A6PSpNAC
会议拟于日内瓦时间13:30（北京时间20:30）开始。联合国新闻网称，新闻发布会暂定于日内瓦时间星期四晚7:30分（北京时间星期五凌晨2:30分）举行。
在这之前，谭德塞29日在世卫组织记者会上通报了访华情况。他说，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努力值得“感激和致敬”。
谭德塞说，他在华期间与中方讨论的重点是：双方合作继续在武汉实施疫情控制措施，在中国其他省、市等地开展公共卫生措施，进一步研究病毒感染的严重程度和病毒传播能力，以及双方共享疫情数据等。他说，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凡的措施来阻止病例输出，“为此，中国值得我们感激并致敬。”#新型冠状病毒# https://t.cn/A6PSpNAC
#龙腾南阳# 【“南水北调”南阳大考古：点亮“文明在宛”的南阳之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成通水，使南北共饮一江水成为现实；
因这个世纪工程，这块神秘的土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永远被铭记的地方；
60年，上百支考古队，十几万件文物，见证了南阳历史的辉煌与璀璨，留下一部文化编年史……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5年来，丹江口水库为京津人民送去了一渠清泉，在这甘甜的泉水中，不仅饱含着库区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也见证着文物工作者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呕心沥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起我市陶岔渠首，向北纵穿南阳盆地，途经平顶山等8市32个县区。总干渠全长1267公里，其中河南境内约占总长度的60％，涉及各级各类文物点350多处。有专家将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涉及的文物，比作一部详尽记载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巨型编年史。而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渠首所在地，文物保护工作最为繁重，文物保护成果也最为丰富，考古发掘项目和出土文物数量，接近整个中线工程总量的一半。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遗存，都记载着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着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也唤醒世人对古代文明的记忆……
60年考古
十几万件文物见证辉煌华夏文明
丹江，发源于秦岭地区的凤凰山南麓，向东南流经陕西省商州、丹凤县等地入淅川县境，至湖北省的均县镇与汉水汇合注入丹江口水库。443公里长的丹江造就了丹江口水库库区辉煌灿烂的中原文化。丹江口库区地处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附近众多河谷阶地、河漫滩地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宜于农作。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作、生息。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可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周代以来，楚族在丹江流域兴起，在丹江流域建都丹阳，后逐渐发展为雄踞江淮、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泱泱大国……
1952年，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被第一次提出。1953年，北京的考古专家在淅川丹江源头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为丹江口水库建设做前期铺垫，拉开了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文物保护大幕，数年间抢救发掘文物近5万件。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15年间文物工作者仅在淅川区域就发掘各个时期墓葬900多座，出土文物2万多件。1974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不断有古墓被库水冲出，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座、抢救一座”，20年发掘古墓近百座。199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淅川淹没区进行了前期文物调查，并分别于1998年、2003年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复查。2003年至2004年，国家文物局对淅川丹江口库区淹没线（海拔172米）以下区域进行文物普查，共统计文物点169处，确认有价值的文物发掘点116处，其中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37处，包括第三纪化石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化遗址34处，包含新石器时代、先秦和秦汉以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墓群87处，分别属于先秦、秦汉以后至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地面文物11处，包括庙宇、民居、桥梁和碑刻等。2005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丹江口库区文物抢救性发掘工程，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考古专家，组成近百支考古队云集淅川，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文物发掘工作。
伴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前后进行了历时60年的考古发掘，累计投入考古专家数千人，参与的考古队达上百支，遗址、墓葬等遗存涉及新旧石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众多时（朝）代，出土文物累计十余万件，发掘的众多古墓、遗迹、城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巨大，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批珍贵文物更是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记载，也充分展示了南阳作为文物考古大市的学术地位。文物专家徐光冀曾指出，丹江口库区文物的发掘，对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过渡区域的古文化地域特点、中原古代文明，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处处遗址
串起“文明在宛”的南阳原史
从文明之光到传播火种，南阳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前行，不断开启着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他们的足迹汇聚成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发展进程、华夏文明的源起，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使南阳成为华夏文明的肇始地与引领者。
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从环壕聚落到5000年前的古城，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考古发现发掘中，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南阳原史 文明之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30万年来，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丹江口库区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点20余处，主要有坑南遗址、东岗遗址、梁家岗遗址、双河狮子岗等。
20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在淅川县马蹬镇坑南村村南河湾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批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器类以刮削器和砍砸器居多，还有凹刮器、尖状器、锥钻等，总数达8000余件。除石器外还发现部分陶器残片。
双河－狮子岗旧石器地点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在这里，不仅发现了颇富北方色彩的小石器系统，同时又发现了有南方典型特征的陡刃砾石系统。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对了解当时人类如何利用自然环境谋生，自然环境又如何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博山旧石器地点，可谓打制石器工艺的时代巅峰。这处遗址点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其中，个别石制品采用了磨制工艺，或是与骨头、木头等组合成复合工具使用，尤其是发现精致规整的细石核、细石叶，代表了打制石器的巅峰水平。对进一步解释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器工艺、发展水平及细石器工业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从大量的房基、墓葬到环壕、城址，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未间断。
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其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会地带，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沟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探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规律、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下王岗遗址，对研究豫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楚源探索有重要价值；姚河遗址，开辟了刀类生产工具规模化生产的新尝试……
一处处散落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犹如一颗颗闪烁的珍珠，串起人类原始文明起源的南阳先声。
一件件国宝
默默地讲述着“楚地文明”
2500年前，楚文化似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它折射出神秘而美丽的光晕，透出丝丝灵气，哺育和鼓励了一代代楚地人，使其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在时空的流转中创造出惊世的文明。
197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开始对下寺楚国贵族墓葬群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玉饰、骨器、料器等器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王子午鼎、云纹铜禁和王孙诰编钟等国之重器。下寺楚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是楚文化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和尚岭楚墓出土的克黄升鼎、曾太师奠鼎、卷云纹填漆鼎、鸟嘴兽纹鼎、画像铜壶、仲姬敦、镇墓兽座等，都属于文物精品。尤其是克黄升鼎，造型古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升鼎，可作为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标型器；卷云纹填漆鼎，在阴刻细线卷云纹等纹饰内填满黑漆，并打磨光亮，这种工艺十分少见；画像铜壶器表饰满铸造时镶嵌上去的七层红铜画像，每层又分数组，既有展翅欲飞的凤鸟，头上有角、双手似翼的仙人，还有凶猛的老虎，奔跑的山羊等，整个画像布局严谨，左右对称，栩栩如生。
在徐家岭楚墓众多的遗物中，以青铜鼓架——神兽、画像敦和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尤其是一对铜神兽，头上六龙探首，分向不同方向，张口，吐舌，颈、身、尾为虎的造型，龟足。兽身脊背正中铸一方座，座上又有一怪兽作直身欲搏状。其口内更衔一龙，头上有三个角，吐舌，躬身。神兽身上镶嵌绿松石，组成飞龙、凤鸟、虎及涡纹图案。神兽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实乃罕世精品。在和尚岭、徐家岭楚墓中还出土有3套铜钮钟和3套铜镈钟，其中和尚岭M2出土的钮钟和镈钟上有纪年铭文。这些为音乐史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6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淅川徐家岭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3座楚国贵族墓。其中一“甲”字形墓葬，葬具为一椁重棺。两具殉人分别葬在陪葬棺内；随葬品有青铜器、玉石器、木器、骨器、陶器和铅器等，铜礼器组合基本完整。其中1件小口鼎铸有49字，涉及岁星纪年。根据岁星纪年推算鼎的铸造年代为公元前507年，证实了楚国在春秋时期用岁星纪年的事实，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岁星纪年的实物，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座座楚墓的发掘，一件件稀世珍品的出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楚风的神秘魅力。仅2006年以来，考古部门在丹江口库区就发掘了数千座楚墓，如徐家岭楚墓、东沟长岭楚墓、吉岗楚墓、大石头山楚墓、毛坪楚墓、裴岭楚墓、熊家岭楚墓、郭庄楚墓、马川楚墓等，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为豫西南地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亦为楚都丹阳淅川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座座古墓
解开西周鄂国“历史悬案”
鄂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夏商时鄂国为诸侯国，十分强大。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颇具声望和实力。当时的鄂国，位于黄河以北。商末，鄂侯劝谏被纣王杀害。此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史书记载缺失，成为史学悬案。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题，“夏饷铺考古”为此提供了突破依据——从夏饷铺鄂国贵族墓葬群的发现与发掘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并未消亡，而是存在于南阳，且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说，“夏饷铺考古”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与判定，引起国内众多知名考古专家密切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夏饷铺考古”有着重大的史学和社会价值，是南阳乃至河南考古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
夏饷铺墓葬群位于南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北1公里处的南水北调干渠中，历史上属于文物集中区，夏饷铺遗址、襄汉漕渠就在附近。文物部门在此勘探出属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墓葬20座。
“夏饷铺考古”共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套），部分文物保存完整，意义重大，弥足珍贵。6号墓出土的铜方彝，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南阳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该墓葬中还出土3件保存完整、带有约1米长木柄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南阳考古空白；1号墓出土的7件铜鼎形状一样、纹饰一致、大小不一，是典型周代侯级贵族的列鼎，其中6件铜鼎上有“鄂侯夫人”的铭文，该墓葬出土的铜簋、铜鬲上的铭文也为“鄂侯夫人”，十分珍贵；5号墓中发现了两件铜簠和两件铜鬲，上有“鄂姜”铭文；6号墓中发现一套6件的铜编钟，上有“鄂侯作”铭文……大批鄂国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的传统判定。
2013年，“夏饷铺考古”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虽最终未能入选“十大考古”，但考古界还是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之后，央视10套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类栏目《探索·发现》抵宛，聚焦“夏饷铺考古”之古鄂国传奇，拍摄成一部长约40分钟的纪录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一座水库的建成，不仅造福沿线百姓、为京津人民送去一渠清泉，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出土国宝之多之珍贵，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已出土的十余万件文物，记录着楚文化的辉煌，彰显着南阳历史文化的灿烂，中华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
因这个世纪工程，这块神秘的土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永远被铭记的地方；
60年，上百支考古队，十几万件文物，见证了南阳历史的辉煌与璀璨，留下一部文化编年史……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5年来，丹江口水库为京津人民送去了一渠清泉，在这甘甜的泉水中，不仅饱含着库区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也见证着文物工作者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呕心沥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起我市陶岔渠首，向北纵穿南阳盆地，途经平顶山等8市32个县区。总干渠全长1267公里，其中河南境内约占总长度的60％，涉及各级各类文物点350多处。有专家将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涉及的文物，比作一部详尽记载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巨型编年史。而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渠首所在地，文物保护工作最为繁重，文物保护成果也最为丰富，考古发掘项目和出土文物数量，接近整个中线工程总量的一半。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遗存，都记载着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着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也唤醒世人对古代文明的记忆……
60年考古
十几万件文物见证辉煌华夏文明
丹江，发源于秦岭地区的凤凰山南麓，向东南流经陕西省商州、丹凤县等地入淅川县境，至湖北省的均县镇与汉水汇合注入丹江口水库。443公里长的丹江造就了丹江口水库库区辉煌灿烂的中原文化。丹江口库区地处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附近众多河谷阶地、河漫滩地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宜于农作。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作、生息。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可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周代以来，楚族在丹江流域兴起，在丹江流域建都丹阳，后逐渐发展为雄踞江淮、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泱泱大国……
1952年，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被第一次提出。1953年，北京的考古专家在淅川丹江源头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为丹江口水库建设做前期铺垫，拉开了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文物保护大幕，数年间抢救发掘文物近5万件。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15年间文物工作者仅在淅川区域就发掘各个时期墓葬900多座，出土文物2万多件。1974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不断有古墓被库水冲出，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座、抢救一座”，20年发掘古墓近百座。199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淅川淹没区进行了前期文物调查，并分别于1998年、2003年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复查。2003年至2004年，国家文物局对淅川丹江口库区淹没线（海拔172米）以下区域进行文物普查，共统计文物点169处，确认有价值的文物发掘点116处，其中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37处，包括第三纪化石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化遗址34处，包含新石器时代、先秦和秦汉以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墓群87处，分别属于先秦、秦汉以后至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地面文物11处，包括庙宇、民居、桥梁和碑刻等。2005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丹江口库区文物抢救性发掘工程，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考古专家，组成近百支考古队云集淅川，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文物发掘工作。
伴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前后进行了历时60年的考古发掘，累计投入考古专家数千人，参与的考古队达上百支，遗址、墓葬等遗存涉及新旧石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众多时（朝）代，出土文物累计十余万件，发掘的众多古墓、遗迹、城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巨大，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批珍贵文物更是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记载，也充分展示了南阳作为文物考古大市的学术地位。文物专家徐光冀曾指出，丹江口库区文物的发掘，对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过渡区域的古文化地域特点、中原古代文明，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处处遗址
串起“文明在宛”的南阳原史
从文明之光到传播火种，南阳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前行，不断开启着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他们的足迹汇聚成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发展进程、华夏文明的源起，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使南阳成为华夏文明的肇始地与引领者。
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从环壕聚落到5000年前的古城，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考古发现发掘中，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南阳原史 文明之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30万年来，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丹江口库区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点20余处，主要有坑南遗址、东岗遗址、梁家岗遗址、双河狮子岗等。
20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在淅川县马蹬镇坑南村村南河湾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批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器类以刮削器和砍砸器居多，还有凹刮器、尖状器、锥钻等，总数达8000余件。除石器外还发现部分陶器残片。
双河－狮子岗旧石器地点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在这里，不仅发现了颇富北方色彩的小石器系统，同时又发现了有南方典型特征的陡刃砾石系统。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对了解当时人类如何利用自然环境谋生，自然环境又如何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博山旧石器地点，可谓打制石器工艺的时代巅峰。这处遗址点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其中，个别石制品采用了磨制工艺，或是与骨头、木头等组合成复合工具使用，尤其是发现精致规整的细石核、细石叶，代表了打制石器的巅峰水平。对进一步解释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器工艺、发展水平及细石器工业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从大量的房基、墓葬到环壕、城址，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未间断。
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其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会地带，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沟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探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规律、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下王岗遗址，对研究豫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楚源探索有重要价值；姚河遗址，开辟了刀类生产工具规模化生产的新尝试……
一处处散落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犹如一颗颗闪烁的珍珠，串起人类原始文明起源的南阳先声。
一件件国宝
默默地讲述着“楚地文明”
2500年前，楚文化似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它折射出神秘而美丽的光晕，透出丝丝灵气，哺育和鼓励了一代代楚地人，使其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在时空的流转中创造出惊世的文明。
197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开始对下寺楚国贵族墓葬群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玉饰、骨器、料器等器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王子午鼎、云纹铜禁和王孙诰编钟等国之重器。下寺楚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是楚文化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和尚岭楚墓出土的克黄升鼎、曾太师奠鼎、卷云纹填漆鼎、鸟嘴兽纹鼎、画像铜壶、仲姬敦、镇墓兽座等，都属于文物精品。尤其是克黄升鼎，造型古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升鼎，可作为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标型器；卷云纹填漆鼎，在阴刻细线卷云纹等纹饰内填满黑漆，并打磨光亮，这种工艺十分少见；画像铜壶器表饰满铸造时镶嵌上去的七层红铜画像，每层又分数组，既有展翅欲飞的凤鸟，头上有角、双手似翼的仙人，还有凶猛的老虎，奔跑的山羊等，整个画像布局严谨，左右对称，栩栩如生。
在徐家岭楚墓众多的遗物中，以青铜鼓架——神兽、画像敦和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尤其是一对铜神兽，头上六龙探首，分向不同方向，张口，吐舌，颈、身、尾为虎的造型，龟足。兽身脊背正中铸一方座，座上又有一怪兽作直身欲搏状。其口内更衔一龙，头上有三个角，吐舌，躬身。神兽身上镶嵌绿松石，组成飞龙、凤鸟、虎及涡纹图案。神兽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实乃罕世精品。在和尚岭、徐家岭楚墓中还出土有3套铜钮钟和3套铜镈钟，其中和尚岭M2出土的钮钟和镈钟上有纪年铭文。这些为音乐史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6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淅川徐家岭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3座楚国贵族墓。其中一“甲”字形墓葬，葬具为一椁重棺。两具殉人分别葬在陪葬棺内；随葬品有青铜器、玉石器、木器、骨器、陶器和铅器等，铜礼器组合基本完整。其中1件小口鼎铸有49字，涉及岁星纪年。根据岁星纪年推算鼎的铸造年代为公元前507年，证实了楚国在春秋时期用岁星纪年的事实，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岁星纪年的实物，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座座楚墓的发掘，一件件稀世珍品的出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楚风的神秘魅力。仅2006年以来，考古部门在丹江口库区就发掘了数千座楚墓，如徐家岭楚墓、东沟长岭楚墓、吉岗楚墓、大石头山楚墓、毛坪楚墓、裴岭楚墓、熊家岭楚墓、郭庄楚墓、马川楚墓等，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为豫西南地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亦为楚都丹阳淅川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座座古墓
解开西周鄂国“历史悬案”
鄂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夏商时鄂国为诸侯国，十分强大。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颇具声望和实力。当时的鄂国，位于黄河以北。商末，鄂侯劝谏被纣王杀害。此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史书记载缺失，成为史学悬案。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题，“夏饷铺考古”为此提供了突破依据——从夏饷铺鄂国贵族墓葬群的发现与发掘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并未消亡，而是存在于南阳，且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说，“夏饷铺考古”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与判定，引起国内众多知名考古专家密切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夏饷铺考古”有着重大的史学和社会价值，是南阳乃至河南考古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
夏饷铺墓葬群位于南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北1公里处的南水北调干渠中，历史上属于文物集中区，夏饷铺遗址、襄汉漕渠就在附近。文物部门在此勘探出属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墓葬20座。
“夏饷铺考古”共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套），部分文物保存完整，意义重大，弥足珍贵。6号墓出土的铜方彝，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南阳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该墓葬中还出土3件保存完整、带有约1米长木柄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南阳考古空白；1号墓出土的7件铜鼎形状一样、纹饰一致、大小不一，是典型周代侯级贵族的列鼎，其中6件铜鼎上有“鄂侯夫人”的铭文，该墓葬出土的铜簋、铜鬲上的铭文也为“鄂侯夫人”，十分珍贵；5号墓中发现了两件铜簠和两件铜鬲，上有“鄂姜”铭文；6号墓中发现一套6件的铜编钟，上有“鄂侯作”铭文……大批鄂国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的传统判定。
2013年，“夏饷铺考古”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虽最终未能入选“十大考古”，但考古界还是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之后，央视10套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类栏目《探索·发现》抵宛，聚焦“夏饷铺考古”之古鄂国传奇，拍摄成一部长约40分钟的纪录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一座水库的建成，不仅造福沿线百姓、为京津人民送去一渠清泉，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出土国宝之多之珍贵，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已出土的十余万件文物，记录着楚文化的辉煌，彰显着南阳历史文化的灿烂，中华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
#芜湖文旅那些事儿# 芜湖新晋“省保”——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位于安徽师范大学赭山校区后山腰，该建筑依山而建，气势不凡。这里曾经被誉为“安徽的北大”。本期“芜湖新晋‘省保’”栏目，就来说说这处旧址背后的那些往事……
一路走来 文脉悠长
要想了解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的来龙去脉，还得从250多年前的中江书院起说。
作为江左名邑，芜湖自古文脉繁盛，代不乏人。查民国八年（1919）版《芜湖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可知，明代有隆庆年间的阳明书院，万历年间的求仁书院；清代有康熙年间的滴翠书院，乾隆年间的荆山书院、龙门书院。由此可见，芜湖虽然以商贸称雄于世，但毕竟地处江南，对文化的敬仰也早已沁入骨子里。
当时光步入清乾隆三十年（1765），此时的芜湖早已是“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襁至而辐凑，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这一年，也是芜湖教育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一个时间节点。中江书院，一座绵沿至今的教育机构横空出世。李世杰在创办这座书院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后世有那般大的影响。书院创办伊始，就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定位，所招学子并不仅限于芜湖本地人，“安徽宁池太广悉属治所五府一州二十八县，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这就是胸怀，这就是格局。书院数月即建成，李世杰“延师考课必亲临以礼下之。”然而自书院创办伊始，办学经费就一直困扰着李世杰，他四处筹措经费。然而直到他离职为止，也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位道尹刘墫也非常重视中江书院。他以“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限于地而遗其人，绌于费而隘其规，非教也！”的办学宗旨，四处游说，争取各种社会力量的赞助，但依然无济于事。直到芜湖县令淡如水任上，这种窘迫的局面才得以扭转。
此后的中江书院，凭借优质的教学质量、出类拔萃的师资力量，引得众多名师学子前来“打卡”，为芜湖及其周边广大地区的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像《县志》中描绘的那样，“经费日充，从学日众，鸠江如带，宁不翕然为人文之渊薮哉！”如此中江书院，想不出名都难。而这座中江书院，就是著名的皖江中学堂的前世。
这样的盛况持续了将近一百年，到了咸丰三年（1853），此时包括芜湖在内的广大江南地区，已不复当年烟雨繁胜地模样了，昔日琅琅读书声已经被烽火硝烟所替代。此时的中江书院已是人去楼空，校舍最终也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中毁坏殆尽。直到同治二年（1863）巡道吴坤修在原址重建书院，更校名为“鸠江书院”。
同治九年（1870），书院迁址到梧桐巷。光绪初年恢复“中江书院”原名，此时的中江书院已经拥有学员200多人。光绪二十年（1894），时任徽宁池太广分巡道道台的袁昶，再次扩建“中江书院”。当时的中江书院在这位袁道台的治理下，颇有中兴之势。教育、宣传、藏书……样样都搞得有模有样，井井有条。由于袁昶“朋友圈”极广，这让中江书院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网红”，他高薪聘请“江南大儒”汪宗沂为中江书院山长。由于袁昶对中江书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深受全体师生及地方人民的崇拜和爱戴。
近代以降 可圈可点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江书院改名为“皖南中学堂”，并附设小学堂。同年底，学校迁至大赭山，更名为“皖江中学堂”。
在此后的近五十年时间里，尽管皖江中学堂命运多舛，但其作为校舍的功能一直未有改变。在谈及皖江中学堂的文物价值时，市文物局文物保护部主任石宝友告诉记者：“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开芜湖官办近代初等教育之先河，也是安徽省最早的省立中学之一。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是芜湖近代教育的缩影。它起源于清代早期的书院，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紧密相关，在芜湖革命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的确如此，这处旧址留下许多革命先辈的足迹：1904年，陈独秀曾在皖江中学堂执教。1906年同盟会长江中下游支部长张伯纯担任学校监督，这里成为安徽省辛亥革命和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旧址还是刘希平、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蒋光慈等人从事教学和革命的地方。五四运动期间，皖江中学堂已经改名为省立五中，当时在校长刘希平和学监高语罕主持下，联合芜湖各校2000多名师生，声援北京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省立五中成为芜湖爱国运动的中心，被誉为“安徽的北大”。
百年校舍 岁月静好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原本是一组宏大的建筑群，据1987年版《芜湖市一中校史》记载：“新建的校舍沿山脊毗连，有六、七幢两层楼房。”另据当时安徽通志馆编印的《芜湖关华阳贸易情况记略》中报告，皖江中学堂于1903年底正式竣工，1904年3月16日开学。”这些在现存的晚清老照片上也可清晰地看到。这处旧址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它位于安师大后山腰部，地势很高，整个建筑依山就势，随着地势不断提升，南坡十分陡峭，可俯瞰全校。目前留存的这一幢校舍大体保存完好。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幢校舍1950年以后成为芜湖第一中学的校舍，但此后又是如何变成安师大的一部分，却鲜为人知。查《芜湖一中校史》，也只有语焉不详的一小段文字：“1952年，人民政府根据全面安排、统筹兼顾的精神，决定把赭山校址划给安徽大学（即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另择市郊的张家山重新建校……”
其实，围绕着这幢校舍隶属关系的变更，曾经是一件惊动了当时华东教育部的大事情。1950年，当时迁至芜湖的安徽大学为了缓解校舍紧张的态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杰亲自向华东教育部作了一份专门的报告。报告中详细讲述了芜湖一中赭山校舍与安徽大学的关系，认为“芜中之赭山校舍在赭山顶上，我校之校舍则在赭山之下坡，但我校校舍面积较大，房屋较多，芜中房屋之西、南、东三面都被我校房屋环绕，尤其芜中大门之东西两旁都是我校的房屋——大门西边是我校学生宿舍、实验室、教室及办公室。因此，芜中出入都要穿过我校，就形势说，两校校舍连成完整的一片，有不可分割性。芜中之赭山校舍距市区太远，不便学生走读，若将赭山房屋转让我校，既可便于学生走读，又可免与我校夹杂一处，实为两便。”许杰同时提出，“芜中赭山校舍转让我校后，切合我校需要。”后经协商，芜湖一中在市区择地另建，预计费用约2000石大米（当时市价是每石大米19万旧币），由芜湖市和安徽大学承担1000石。得到华东教育部的同意后，于1950年9月7日正式签订了校舍转让协议书，1953年上半年，芜湖一中搬迁完毕，赭山西麓的校舍划归当时的安徽大学。此次校舍的转让，对安徽大学以及后来的安徽师范大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正如《安徽师范大学校园变迁》一书所言：“在当时情况下，获得芜湖市立中学的校舍房屋对学校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项计划最终实现了现在的校园据山面水的虎踞之势。”悠悠百年，已将这座校舍消磨得斑驳陆离。2005年12月，旧址被芜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3月，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采访时获悉，有关方面即将对这处“省保”单位进行维护，但愿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它恢复往日的惊艳模样。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摄）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位于安徽师范大学赭山校区后山腰，该建筑依山而建，气势不凡。这里曾经被誉为“安徽的北大”。本期“芜湖新晋‘省保’”栏目，就来说说这处旧址背后的那些往事……
一路走来 文脉悠长
要想了解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的来龙去脉，还得从250多年前的中江书院起说。
作为江左名邑，芜湖自古文脉繁盛，代不乏人。查民国八年（1919）版《芜湖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可知，明代有隆庆年间的阳明书院，万历年间的求仁书院；清代有康熙年间的滴翠书院，乾隆年间的荆山书院、龙门书院。由此可见，芜湖虽然以商贸称雄于世，但毕竟地处江南，对文化的敬仰也早已沁入骨子里。
当时光步入清乾隆三十年（1765），此时的芜湖早已是“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襁至而辐凑，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这一年，也是芜湖教育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一个时间节点。中江书院，一座绵沿至今的教育机构横空出世。李世杰在创办这座书院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后世有那般大的影响。书院创办伊始，就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定位，所招学子并不仅限于芜湖本地人，“安徽宁池太广悉属治所五府一州二十八县，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这就是胸怀，这就是格局。书院数月即建成，李世杰“延师考课必亲临以礼下之。”然而自书院创办伊始，办学经费就一直困扰着李世杰，他四处筹措经费。然而直到他离职为止，也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位道尹刘墫也非常重视中江书院。他以“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限于地而遗其人，绌于费而隘其规，非教也！”的办学宗旨，四处游说，争取各种社会力量的赞助，但依然无济于事。直到芜湖县令淡如水任上，这种窘迫的局面才得以扭转。
此后的中江书院，凭借优质的教学质量、出类拔萃的师资力量，引得众多名师学子前来“打卡”，为芜湖及其周边广大地区的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像《县志》中描绘的那样，“经费日充，从学日众，鸠江如带，宁不翕然为人文之渊薮哉！”如此中江书院，想不出名都难。而这座中江书院，就是著名的皖江中学堂的前世。
这样的盛况持续了将近一百年，到了咸丰三年（1853），此时包括芜湖在内的广大江南地区，已不复当年烟雨繁胜地模样了，昔日琅琅读书声已经被烽火硝烟所替代。此时的中江书院已是人去楼空，校舍最终也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中毁坏殆尽。直到同治二年（1863）巡道吴坤修在原址重建书院，更校名为“鸠江书院”。
同治九年（1870），书院迁址到梧桐巷。光绪初年恢复“中江书院”原名，此时的中江书院已经拥有学员200多人。光绪二十年（1894），时任徽宁池太广分巡道道台的袁昶，再次扩建“中江书院”。当时的中江书院在这位袁道台的治理下，颇有中兴之势。教育、宣传、藏书……样样都搞得有模有样，井井有条。由于袁昶“朋友圈”极广，这让中江书院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网红”，他高薪聘请“江南大儒”汪宗沂为中江书院山长。由于袁昶对中江书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深受全体师生及地方人民的崇拜和爱戴。
近代以降 可圈可点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江书院改名为“皖南中学堂”，并附设小学堂。同年底，学校迁至大赭山，更名为“皖江中学堂”。
在此后的近五十年时间里，尽管皖江中学堂命运多舛，但其作为校舍的功能一直未有改变。在谈及皖江中学堂的文物价值时，市文物局文物保护部主任石宝友告诉记者：“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开芜湖官办近代初等教育之先河，也是安徽省最早的省立中学之一。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是芜湖近代教育的缩影。它起源于清代早期的书院，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紧密相关，在芜湖革命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的确如此，这处旧址留下许多革命先辈的足迹：1904年，陈独秀曾在皖江中学堂执教。1906年同盟会长江中下游支部长张伯纯担任学校监督，这里成为安徽省辛亥革命和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旧址还是刘希平、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蒋光慈等人从事教学和革命的地方。五四运动期间，皖江中学堂已经改名为省立五中，当时在校长刘希平和学监高语罕主持下，联合芜湖各校2000多名师生，声援北京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省立五中成为芜湖爱国运动的中心，被誉为“安徽的北大”。
百年校舍 岁月静好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原本是一组宏大的建筑群，据1987年版《芜湖市一中校史》记载：“新建的校舍沿山脊毗连，有六、七幢两层楼房。”另据当时安徽通志馆编印的《芜湖关华阳贸易情况记略》中报告，皖江中学堂于1903年底正式竣工，1904年3月16日开学。”这些在现存的晚清老照片上也可清晰地看到。这处旧址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它位于安师大后山腰部，地势很高，整个建筑依山就势，随着地势不断提升，南坡十分陡峭，可俯瞰全校。目前留存的这一幢校舍大体保存完好。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幢校舍1950年以后成为芜湖第一中学的校舍，但此后又是如何变成安师大的一部分，却鲜为人知。查《芜湖一中校史》，也只有语焉不详的一小段文字：“1952年，人民政府根据全面安排、统筹兼顾的精神，决定把赭山校址划给安徽大学（即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另择市郊的张家山重新建校……”
其实，围绕着这幢校舍隶属关系的变更，曾经是一件惊动了当时华东教育部的大事情。1950年，当时迁至芜湖的安徽大学为了缓解校舍紧张的态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杰亲自向华东教育部作了一份专门的报告。报告中详细讲述了芜湖一中赭山校舍与安徽大学的关系，认为“芜中之赭山校舍在赭山顶上，我校之校舍则在赭山之下坡，但我校校舍面积较大，房屋较多，芜中房屋之西、南、东三面都被我校房屋环绕，尤其芜中大门之东西两旁都是我校的房屋——大门西边是我校学生宿舍、实验室、教室及办公室。因此，芜中出入都要穿过我校，就形势说，两校校舍连成完整的一片，有不可分割性。芜中之赭山校舍距市区太远，不便学生走读，若将赭山房屋转让我校，既可便于学生走读，又可免与我校夹杂一处，实为两便。”许杰同时提出，“芜中赭山校舍转让我校后，切合我校需要。”后经协商，芜湖一中在市区择地另建，预计费用约2000石大米（当时市价是每石大米19万旧币），由芜湖市和安徽大学承担1000石。得到华东教育部的同意后，于1950年9月7日正式签订了校舍转让协议书，1953年上半年，芜湖一中搬迁完毕，赭山西麓的校舍划归当时的安徽大学。此次校舍的转让，对安徽大学以及后来的安徽师范大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正如《安徽师范大学校园变迁》一书所言：“在当时情况下，获得芜湖市立中学的校舍房屋对学校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项计划最终实现了现在的校园据山面水的虎踞之势。”悠悠百年，已将这座校舍消磨得斑驳陆离。2005年12月，旧址被芜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3月，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采访时获悉，有关方面即将对这处“省保”单位进行维护，但愿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它恢复往日的惊艳模样。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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