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人员穿纸尿裤令副省长心酸，湖北出新规：非医护人员不得占用医用防护服等】#万众一心抗击新冠肺炎# #全力以赴遏制疫情#
8日晚9点，湖北举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北医疗物资保障工作情况。
重要的医疗物资保障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
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表示，疫情来势凶猛，在物资保障方面，特别是重要的医疗物资方面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尤其是医用防护服、N95口罩这些主要的防护物资频频告急。这段时间，物资保障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个状况依然没有完全解除。“现在全国优先将各类重要的医药物资保障湖北、保障武汉，这对我们是极大的支持。同时，我们积极组织省内生产自救。”
医用防护服每天产能已达3万件
据介绍，截至2月7日，湖北全省主要的防护品生产企业复工率达到了百分之百。“医用防护服前天已经达到了日产3万件，昨天略有波动，略微下降一些，从今天起，两家主要的生产企业产量已经稳定在3万件以上，而且我们这几家企业已经订做了新的设备，随着这些新的设备的到位，产能还会增加，力争能够尽快达到每天5万件的水平。”曹广晶说。
在N95口罩方面，产能也已经超量释放，湖北方面将争取早日超过每天15万到20万生产量的大关。
同时，截至2月7日，全国各省市援助的各类医疗物资累计达到1000万件次以上，社会各界捐赠的医疗防护物资也达到了1000万件次以上。
全省医用防护物资昨日缺口1.1万套
“防护服虽然产能增加了很多，但是也还是依然有缺口，比如说昨天全省医用防护物资最低需求5.94万套，但实际供应也只有4.85万套，还有接近1.1万套的缺口。当然这个缺口也可能没有完全统计出来，有些地市也可能有一部分定向捐赠的渠道，也可能有一部分自己采购的数量，但是缺口依然是存在的，而且未来还有可能有变化，随着疫情的发展，如果拐点出现了我们会好一点，如果还继续增加的话，这种紧张的局面还会持续，甚至还会增加。”曹广晶说。
为节约防护服，有些医务人员甚至穿着尿不湿
曹广晶在发布会上说：“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我们前方的医护人员也在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尽量节约使用。有些医务人员甚至穿着尿不湿，不舍得多用一件防护服，这种状况我们确实非常揪心。在这种特殊时期，特殊的困难条件之下，需要大家共同咬紧牙关，共克时艰。在此，对医务人员的理解、支持、敬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对各市州医疗物资原则上是兜底，保红区不断供
有记者提问：近日，部分市州在媒体求助指出本地面临较为严重的疫情，医疗物资匮乏问题突出。请问湖北省对医疗物资匮乏的地市如何安排？
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表示：“大家只要能够想办法增加供应，我们原则上都鼓励。省里面对各个地、市、州原则上是兜底，保红区不断供，当日的需求必须满足。现在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紧张的满足，保红区、不断供是基本原则。”
为保不断供，已动用60多架次直升机配送物资
曹广晶介绍，紧急的情况为了保证不断供，湖北到现在为止已动用60架直升飞机和固定翼的通航飞机进行配送。“随着疫情的蔓延，有些偏远的县有疫情发生，保证这些物资不断供，及时送到需要的地方，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非常困难的一项工作，我们要竭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湖北即将发布防疫医疗物资使用标准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王祺扬介绍，湖北拟明天发布医疗物资分配办法，进一步加强防疫医疗物资的科学调度，将稀缺资源用在刀刃上，避免出现高配低用。新办法主要包括：制定标准、优化分配、精准调度、多标配用。
新办法将对防疫的高危区和低危区进行界定：高危区除了包括红区（即ICU重症监护病房、隔离病区），还包括检验等特殊岗位、方舱医院集中收治场所。低危区主要指发热门诊和预检分诊。
根据新规定，国家标准医用防护服和医用N95口罩，一律用在红区。非医护机构和人员，不得占用医用防护服和医用N95口罩等紧缺物资。
医疗物资严格按系数分配到各市州并公示
王祺扬介绍，在医疗物资供应上，努力保重点、保高危区、保急需。主要依据各市州危重病的例数、确诊病的例数，疑似病的例数，隔离病的例数等因素，结合不同岗位防护配送的标准和指标，严格按照系数分配到各市州并进行公示。
医用物资如何做到“保急需”？
王祺扬说，为了保急需，主要措施有三点：
一是快分快送，努力做到医用物资随到货、随分配、随调运。对于可出货的医用物资，提前做好分配方案，一旦到货，立即下达调运的指令，承担配送任务的医疗药物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入库、分拣、配送等任务，明确要求能够不入库就不入库，直接按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分配方案和指令配送到位。
“第二点改进分配。努力保重点、保高危区，保急需。”王祺扬表示，目前主要依据各市州危重病的例数、确诊病的例数，疑似病的例数，隔离病的例数等因素，结合不同岗位防护配送的标准和指标，严格按照系数分配到各市州并进行公示。其中除火神山、雷神山两家医院，还有同济医院中法生态城医院、协和医院的西院、武大人民医院的东院等少部分重症救治医院以外，其他在汉的医院全部按照属地原则，一律纳入武汉市统一分配。
同时要求省筹集物资分配到各个市州，要求各市州指挥部对于省分配的物资、下达的物资第一时间公开、透明的分发到市级和市州所辖各县市区的医院。
王祺扬还强调，要加强监督，对分配、调运下去的物资利用信息化系统，按照指挥部、省委省政府领导要求加紧开发信息化系统，将物流配送、报表一网打尽，实现网上调配，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加强监督。
化纤衣物喷洒酒精消毒有危险
湖北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消杀部主任姚璇介绍，酒精作为日常消毒剂使用的时候，有几点需要注意：
不可将医用酒精大面积喷洒；
衣物不建议使用，一般化纤衣物容易产生静电，喷洒酒精容易产生危险；
存储需要谨慎，远离火源，不要被小朋友触碰到；
使用时要保证通风，远离高温物体和明火。使用高浓度酒精之后，不要立即做饭、抽烟、使用电蚊香液。
8日晚9点，湖北举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北医疗物资保障工作情况。
重要的医疗物资保障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
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表示，疫情来势凶猛，在物资保障方面，特别是重要的医疗物资方面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尤其是医用防护服、N95口罩这些主要的防护物资频频告急。这段时间，物资保障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个状况依然没有完全解除。“现在全国优先将各类重要的医药物资保障湖北、保障武汉，这对我们是极大的支持。同时，我们积极组织省内生产自救。”
医用防护服每天产能已达3万件
据介绍，截至2月7日，湖北全省主要的防护品生产企业复工率达到了百分之百。“医用防护服前天已经达到了日产3万件，昨天略有波动，略微下降一些，从今天起，两家主要的生产企业产量已经稳定在3万件以上，而且我们这几家企业已经订做了新的设备，随着这些新的设备的到位，产能还会增加，力争能够尽快达到每天5万件的水平。”曹广晶说。
在N95口罩方面，产能也已经超量释放，湖北方面将争取早日超过每天15万到20万生产量的大关。
同时，截至2月7日，全国各省市援助的各类医疗物资累计达到1000万件次以上，社会各界捐赠的医疗防护物资也达到了1000万件次以上。
全省医用防护物资昨日缺口1.1万套
“防护服虽然产能增加了很多，但是也还是依然有缺口，比如说昨天全省医用防护物资最低需求5.94万套，但实际供应也只有4.85万套，还有接近1.1万套的缺口。当然这个缺口也可能没有完全统计出来，有些地市也可能有一部分定向捐赠的渠道，也可能有一部分自己采购的数量，但是缺口依然是存在的，而且未来还有可能有变化，随着疫情的发展，如果拐点出现了我们会好一点，如果还继续增加的话，这种紧张的局面还会持续，甚至还会增加。”曹广晶说。
为节约防护服，有些医务人员甚至穿着尿不湿
曹广晶在发布会上说：“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我们前方的医护人员也在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尽量节约使用。有些医务人员甚至穿着尿不湿，不舍得多用一件防护服，这种状况我们确实非常揪心。在这种特殊时期，特殊的困难条件之下，需要大家共同咬紧牙关，共克时艰。在此，对医务人员的理解、支持、敬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对各市州医疗物资原则上是兜底，保红区不断供
有记者提问：近日，部分市州在媒体求助指出本地面临较为严重的疫情，医疗物资匮乏问题突出。请问湖北省对医疗物资匮乏的地市如何安排？
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表示：“大家只要能够想办法增加供应，我们原则上都鼓励。省里面对各个地、市、州原则上是兜底，保红区不断供，当日的需求必须满足。现在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紧张的满足，保红区、不断供是基本原则。”
为保不断供，已动用60多架次直升机配送物资
曹广晶介绍，紧急的情况为了保证不断供，湖北到现在为止已动用60架直升飞机和固定翼的通航飞机进行配送。“随着疫情的蔓延，有些偏远的县有疫情发生，保证这些物资不断供，及时送到需要的地方，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非常困难的一项工作，我们要竭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湖北即将发布防疫医疗物资使用标准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王祺扬介绍，湖北拟明天发布医疗物资分配办法，进一步加强防疫医疗物资的科学调度，将稀缺资源用在刀刃上，避免出现高配低用。新办法主要包括：制定标准、优化分配、精准调度、多标配用。
新办法将对防疫的高危区和低危区进行界定：高危区除了包括红区（即ICU重症监护病房、隔离病区），还包括检验等特殊岗位、方舱医院集中收治场所。低危区主要指发热门诊和预检分诊。
根据新规定，国家标准医用防护服和医用N95口罩，一律用在红区。非医护机构和人员，不得占用医用防护服和医用N95口罩等紧缺物资。
医疗物资严格按系数分配到各市州并公示
王祺扬介绍，在医疗物资供应上，努力保重点、保高危区、保急需。主要依据各市州危重病的例数、确诊病的例数，疑似病的例数，隔离病的例数等因素，结合不同岗位防护配送的标准和指标，严格按照系数分配到各市州并进行公示。
医用物资如何做到“保急需”？
王祺扬说，为了保急需，主要措施有三点：
一是快分快送，努力做到医用物资随到货、随分配、随调运。对于可出货的医用物资，提前做好分配方案，一旦到货，立即下达调运的指令，承担配送任务的医疗药物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入库、分拣、配送等任务，明确要求能够不入库就不入库，直接按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分配方案和指令配送到位。
“第二点改进分配。努力保重点、保高危区，保急需。”王祺扬表示，目前主要依据各市州危重病的例数、确诊病的例数，疑似病的例数，隔离病的例数等因素，结合不同岗位防护配送的标准和指标，严格按照系数分配到各市州并进行公示。其中除火神山、雷神山两家医院，还有同济医院中法生态城医院、协和医院的西院、武大人民医院的东院等少部分重症救治医院以外，其他在汉的医院全部按照属地原则，一律纳入武汉市统一分配。
同时要求省筹集物资分配到各个市州，要求各市州指挥部对于省分配的物资、下达的物资第一时间公开、透明的分发到市级和市州所辖各县市区的医院。
王祺扬还强调，要加强监督，对分配、调运下去的物资利用信息化系统，按照指挥部、省委省政府领导要求加紧开发信息化系统，将物流配送、报表一网打尽，实现网上调配，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加强监督。
化纤衣物喷洒酒精消毒有危险
湖北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消杀部主任姚璇介绍，酒精作为日常消毒剂使用的时候，有几点需要注意：
不可将医用酒精大面积喷洒；
衣物不建议使用，一般化纤衣物容易产生静电，喷洒酒精容易产生危险；
存储需要谨慎，远离火源，不要被小朋友触碰到；
使用时要保证通风，远离高温物体和明火。使用高浓度酒精之后，不要立即做饭、抽烟、使用电蚊香液。
#疫情防控 大英在行动# 走2万多步、敲390扇门、拜460次年...疫情巡防员的一天
今年除夕，成都市双流区白鹤社区，治保主任杨糧宇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的手机步数统计显示走了21193步，这一天，他敲开了100多户住户的门。
“在住人口信息，家里是否有从湖北等地来的访客，近期有没有去过湖北等地……”这些问题都是他需要通过敲门了解的。
几乎在同一时间，成华区的彭放在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敲了390多扇门——具体数字他记不清了，反正他的手关节黑了、破皮，在同事的朋友圈里上了“热搜”。已经确定离职的韩潇则在高新区敲门，加班四天，她向460多户成都人拜了年。
1月29日，杨糧宇要去见一户已经过了隔离期的离汉人员，彭放又走访了此前没在家的住户，城市的另一边，韩潇正在楼道里贴温馨提示。大年初五，这天成都的阳光不错。
敲1000户门，每天走2万步
24日下午6点过，敲过了几十户辖区住户的门之后，双流区白鹤社区的治保主任杨糧宇回到社区办公室汇集数据。摘下口罩后的第一件事，是洗手。他的步数统计显示，这一天他走了21193步。要知道，即使在平时的工作日，他每天的步数也只在一万步上下。
除夕那天，按照社区通知，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要对辖区住户进行登记排查，他和同事分配到的区域里有1000多户。按照社区书记潘静的说法，社区一共有10800多户，其中分散在88个院落、城中村和几个市场里。
上午9点到社区，几分钟的短会后，9:15各自去分配的区域。杨糧宇和同事也领到了他们的装备：一次性口罩，车上有手套。“如果提前知道有从湖北等地回来的人，我们会带上体温枪，还要穿上雨披、戴上类似浴帽的一次性帽子——当然，都不能算专业。”因为不放心，杨糧宇的母亲还额外给了他一瓶消毒喷雾。
走访基本上按照一个人一个单元来。临近过年，白鹤社区回老家的人不少，因此留在屋子里的不会很多。敲门，门开后自报家门，然后开始采集信息，“在住人口信息，近期有没有去过湖北等地，是否从湖北等地回来的，如果是还要问什么时候回来的，是什么方式……”而如果家里没人，事情稍微简单一些，杨糧宇要在表格上做备注，“晚上或者之后再来采集，要求必须见到人，除非确实是长期空置的房子。”
1月26日晚间成都市发布通告，要求暂停开放网吧、影（剧）院、茶楼、KTV等娱乐场所。于是前几天开始，在社区吃过盒饭后，治保主任杨糧宇的工作增加了内容：巡查网吧、茶楼、麻将馆，确保没有开业。杨糧宇记得，27日那天是这个春节回家最晚的一天，到楼下时已近12点，那天白天他走访了150多户。
一个多月前，杨糧宇的妻子因为刚刚生了孩子，最近在岳父母家坐月子。因为工作忙，有几次家里人喊他索性一个人住两个人的小家，有天晚上杨糧宇差点同意了。不过后来想想，“我还是去了岳父母家。”至于原因，他笑了：“一天没看到孩子了啊。”
想见孩子不容易，不过杨糧宇觉得没问题。到小区的地下车库时，他就得先用消毒喷雾把衣服全喷一遍，进家门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手，完全洗漱完他才会进母女俩的房间，而衣服绝对要留在房间外面。
29日阳光不错，下午记者拨通杨糧宇电话的时候，他刚刚下车。“等一下要去一户人家，那个人之前是从武汉回来的，刚刚过了隔离期。”因为已经是初五，陆续有人返程，“走访每天都在做，对回来的人登记信息。”
朋友圈走红的“敲门”手
大年初一，往常正是拜年的时候。这一天，成华区保和街道的彭放面对的是两个32层的单元楼，和里面的390多住户。彭放选择坐电梯到顶楼，再一层一层往下，这对于一个50岁的人来说，不至于太累，也有效率。
彭放告诉记者，其实楼里的大多数住户都不在家，实际他走访到的只有70户左右。这令他有些不好意思，直说自己“占了便宜”，“很多同事比我辛苦得多，有的花了4个小时才走访完。”那天下午，彭放花了两个小时走访完毕。
回到社区的时候，这个在保和街道工作了三十年的老同志的手引来了同事们的围观：除了大小拇指，其余三根手指关节上明显变黑了，食指上还有点破皮。因为大多数住户不在家，原本只需要“嘟嘟嘟”敲门三下，常常需要反复多次。有同事拍下这双手发了朋友圈，一度引发围观。
“因为每家必须都要敲，敲开门采集信息，没敲开门的，要添加备注，后面电话联系了再走访。”
已确定离职的她又回来了
给460多户成都人拜年
“采集完信息以后，要提示住户减少出门、戴口罩，然后祝福他们新年快乐。”初一这天，在城市的南边，韩潇下午2点过走出家门，和同伴走访了2个单元的住户，敲过300多户的门后，只有100多户在家。采集完信息后，她给这100多住户拜了年。
“过年这几天我就发现，微信运动里面靠前的都是我们街道办的同事。”韩潇说道。加班四天，韩潇走访排查260余户740余人，电话排查200余户600余人。
在韩潇印象里，敲开门后住户也都戴着口罩，“我们也不入户，大家都保持着安全距离。”有一户人家，专门在大门里侧贴了张纸，纸上写着：“出门请戴口罩，为了自己和家人，为了两个孩子！尽量不出门！”
其实和不少年轻人一样，年后韩潇就准备换工作了。春节假期前，韩潇在自己工作的高新区桂溪街道办理了辞职。“但年前开会说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情况。”韩潇说，预感到春节会加班，“所以那天我也和领导说了，如果要加班，随时喊我。”她在桂溪街道工作了两年半，“对这里还是有感情。另外，春节假期有同事回老家了，人手不够，是需要人的时候。”
今年除夕，成都市双流区白鹤社区，治保主任杨糧宇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的手机步数统计显示走了21193步，这一天，他敲开了100多户住户的门。
“在住人口信息，家里是否有从湖北等地来的访客，近期有没有去过湖北等地……”这些问题都是他需要通过敲门了解的。
几乎在同一时间，成华区的彭放在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敲了390多扇门——具体数字他记不清了，反正他的手关节黑了、破皮，在同事的朋友圈里上了“热搜”。已经确定离职的韩潇则在高新区敲门，加班四天，她向460多户成都人拜了年。
1月29日，杨糧宇要去见一户已经过了隔离期的离汉人员，彭放又走访了此前没在家的住户，城市的另一边，韩潇正在楼道里贴温馨提示。大年初五，这天成都的阳光不错。
敲1000户门，每天走2万步
24日下午6点过，敲过了几十户辖区住户的门之后，双流区白鹤社区的治保主任杨糧宇回到社区办公室汇集数据。摘下口罩后的第一件事，是洗手。他的步数统计显示，这一天他走了21193步。要知道，即使在平时的工作日，他每天的步数也只在一万步上下。
除夕那天，按照社区通知，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要对辖区住户进行登记排查，他和同事分配到的区域里有1000多户。按照社区书记潘静的说法，社区一共有10800多户，其中分散在88个院落、城中村和几个市场里。
上午9点到社区，几分钟的短会后，9:15各自去分配的区域。杨糧宇和同事也领到了他们的装备：一次性口罩，车上有手套。“如果提前知道有从湖北等地回来的人，我们会带上体温枪，还要穿上雨披、戴上类似浴帽的一次性帽子——当然，都不能算专业。”因为不放心，杨糧宇的母亲还额外给了他一瓶消毒喷雾。
走访基本上按照一个人一个单元来。临近过年，白鹤社区回老家的人不少，因此留在屋子里的不会很多。敲门，门开后自报家门，然后开始采集信息，“在住人口信息，近期有没有去过湖北等地，是否从湖北等地回来的，如果是还要问什么时候回来的，是什么方式……”而如果家里没人，事情稍微简单一些，杨糧宇要在表格上做备注，“晚上或者之后再来采集，要求必须见到人，除非确实是长期空置的房子。”
1月26日晚间成都市发布通告，要求暂停开放网吧、影（剧）院、茶楼、KTV等娱乐场所。于是前几天开始，在社区吃过盒饭后，治保主任杨糧宇的工作增加了内容：巡查网吧、茶楼、麻将馆，确保没有开业。杨糧宇记得，27日那天是这个春节回家最晚的一天，到楼下时已近12点，那天白天他走访了150多户。
一个多月前，杨糧宇的妻子因为刚刚生了孩子，最近在岳父母家坐月子。因为工作忙，有几次家里人喊他索性一个人住两个人的小家，有天晚上杨糧宇差点同意了。不过后来想想，“我还是去了岳父母家。”至于原因，他笑了：“一天没看到孩子了啊。”
想见孩子不容易，不过杨糧宇觉得没问题。到小区的地下车库时，他就得先用消毒喷雾把衣服全喷一遍，进家门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手，完全洗漱完他才会进母女俩的房间，而衣服绝对要留在房间外面。
29日阳光不错，下午记者拨通杨糧宇电话的时候，他刚刚下车。“等一下要去一户人家，那个人之前是从武汉回来的，刚刚过了隔离期。”因为已经是初五，陆续有人返程，“走访每天都在做，对回来的人登记信息。”
朋友圈走红的“敲门”手
大年初一，往常正是拜年的时候。这一天，成华区保和街道的彭放面对的是两个32层的单元楼，和里面的390多住户。彭放选择坐电梯到顶楼，再一层一层往下，这对于一个50岁的人来说，不至于太累，也有效率。
彭放告诉记者，其实楼里的大多数住户都不在家，实际他走访到的只有70户左右。这令他有些不好意思，直说自己“占了便宜”，“很多同事比我辛苦得多，有的花了4个小时才走访完。”那天下午，彭放花了两个小时走访完毕。
回到社区的时候，这个在保和街道工作了三十年的老同志的手引来了同事们的围观：除了大小拇指，其余三根手指关节上明显变黑了，食指上还有点破皮。因为大多数住户不在家，原本只需要“嘟嘟嘟”敲门三下，常常需要反复多次。有同事拍下这双手发了朋友圈，一度引发围观。
“因为每家必须都要敲，敲开门采集信息，没敲开门的，要添加备注，后面电话联系了再走访。”
已确定离职的她又回来了
给460多户成都人拜年
“采集完信息以后，要提示住户减少出门、戴口罩，然后祝福他们新年快乐。”初一这天，在城市的南边，韩潇下午2点过走出家门，和同伴走访了2个单元的住户，敲过300多户的门后，只有100多户在家。采集完信息后，她给这100多住户拜了年。
“过年这几天我就发现，微信运动里面靠前的都是我们街道办的同事。”韩潇说道。加班四天，韩潇走访排查260余户740余人，电话排查200余户600余人。
在韩潇印象里，敲开门后住户也都戴着口罩，“我们也不入户，大家都保持着安全距离。”有一户人家，专门在大门里侧贴了张纸，纸上写着：“出门请戴口罩，为了自己和家人，为了两个孩子！尽量不出门！”
其实和不少年轻人一样，年后韩潇就准备换工作了。春节假期前，韩潇在自己工作的高新区桂溪街道办理了辞职。“但年前开会说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情况。”韩潇说，预感到春节会加班，“所以那天我也和领导说了，如果要加班，随时喊我。”她在桂溪街道工作了两年半，“对这里还是有感情。另外，春节假期有同事回老家了，人手不够，是需要人的时候。”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翻译团队：我们孕育它 辛苦并快乐着
——全国首部《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诞生记
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法治的种子已经播撒到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司法实践中，汉语语境中的法言法语，在藏语语系中没有对应的表述。将现行法律翻译成藏文，并在藏族地区推行适用，势在必行。尽管过程艰难曲折，但总有人在坚持做这件事……
八个月，三本书
2016年，新修订的三大诉讼法实施，为了推行其在藏区的适用，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专门项目小组，组织开展翻译工作，编译出版《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其中包括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共三卷。
国家法官学院青海分院院长陈萍介绍，三大诉讼法属于程序法，除了政法部门干警办案所需，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公正，程序正义很重要，但要保证藏族地区法律的程序正义，首先要让藏族群众都知晓三部诉讼法”。
2015年8月10日，青海高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签订协议，委托后者编撰三大诉讼法词典中文版，并在当年12月30前将成稿交给青海高院。
中文版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成稿，接下来，就需要懂藏文的法学专家进行翻译。于是，陈萍找到了当时还在青海警官职业学院任教的娘吾加教授，邀请他主持翻译工作。
在陈萍与娘教授接洽期间，2016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双语法官培训教材、词典编撰出版工作协调会，会上正式将该项目纳入到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要求2016年8月底完成藏语版初稿。
要在八个月内翻译出三本诉讼辞典，除了将法律名词翻译成藏文，还要对每个法律词条进行释义，任务量实属巨大。娘吾加与自己的老搭档——警官学院的斗拉和拉华才让两位副教授,组建了翻译团队，根据个人研究方向，明确分工：娘吾加负责民事卷，斗拉认领刑事卷，行政卷交给拉华才让。
翻译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是译者，也是原创作者
2016年春节刚过，娘吾加、拉华才让和斗拉聚在一起，三个人盯着一张写着“非法”两个字的纸，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发了一晚上的呆。
娘吾加回忆，翻译过程中，“非法”一词的译法，难坏了他们三个人：“我认为这个词翻译成藏文需要五个字，但拉华才让认为，用藏文也可以是两个字。当时三个人争执了很久，不过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五个字的表述更准确”。
词语翻译没有了分歧，释义又陷入了困境。在藏语里，非法和违法是同一个表述，该怎么解释这个词？
“我们三个人盯着那个词，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认真思考。当时如果旁边有个人，肯定会以为我们三个都在发呆。”如今回忆起来，斗拉自己都觉得好笑。
“但是这种场景，在我们翻译的时候经常出现，。”拉华才让笑着补充，“此前没有相关的书籍，对法律术语，没有统一的藏文表述，很多词汇是我们新造的，所以这是一项很艰难的任务”。
据青海高院一位法官回忆，早些年省上进行双语法官培训，“搞模拟法庭的时候，海南的法官用藏语叫被告人出席，黄南和玉树的法官都听不懂他在叫谁。虽然都是藏族自治州，但是由于法律名词没有统一对应的藏语词汇，所以各地叫法不统一”。
2012年由青海高院组织编译的《汉藏对照法学词典》出版发行，上述现象有所改善，法院干警对法律名词有了统一表述。但对于一个法律词汇的理解和表述，仍然不够准确。
娘吾加告诉记者，由于学术项目需要，他曾多次去藏区政法系统调研，他回忆道：我们了解到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某审判中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翻译人员翻译成藏文，若再将藏文翻译成汉文时，意思会变为：休息两年，之后要处死刑。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翻译人员不懂法律术语的确切内涵”。
拉华才让说，由于法律的专业性，很多词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和法律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应当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对近义词，但在法律中，应当是必须的意思，应该是可以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创造一些藏文中原本没有的新词汇，来表述其法律意义”。
陈萍说，只有在表述和理解上都统一且准确，藏区的法治才能真正进步。翻译团队的三位成员，既是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的原创作者，也是藏区法治建设的推动者。
书出版了，所有困难都值了
时间紧，任务重，翻译团队的压力可想而知。
要协调本职工作与翻译工作的矛盾，时间，是他们最缺的。
“我们三个都是学校的老师，除了教学任务之外，三人都承担了一定的行政工作。这两项工作，已经使我们的时间完全饱和了，什么时间翻译？只能用晚上、周末和假期。”拉华才让说。
“我第一次见到娘吾加教授的时候，他头发乌黑，很是精神。但八个月的翻译工作完成之后，他整个人头发都白了。熬了多少心血，可想而知。”陈萍略带愧疚地告诉记者。
采访中，三个人谁也不愿意向记者透露过程中的艰辛，但还是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无意间暴露了彼此的秘密：娘吾加几乎每天都是后半夜才睡觉，暑假期间，家人想一起外出旅游，但因为他的翻译工作，未能成行；斗拉进入状态后废寝忘食，经常泡了泡面却忘了吃；拉华才让去外地出差，火车上还抱着笔记本电脑翻译……
陈萍说，除了时间，给翻译团队的费用之少，也让她心怀愧疚。2015年，项目成立之初，计划是青海高院自筹经费。从行政经费里挤出一点点钱来做这项工作。2016年初，项目纳入中国出版基金会，由基金会支付费用。“翻译费用是千字二百，远远低于市场价”。
娘吾加说，他跟团队的另外两位翻译，常年共事，彼此了解：“如果是看重经济收益，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
斗拉说：“我们三个人都是青海本地的藏族，我们都希望能够给青海甚至全国藏区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稿费不高，家人和朋友也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初衷，但我们三个人相互理解，这就够了”。
拉华才让说：“任何工作都是辛苦的，但是看到图书出版了，就像看见自己孩子出生了一样，过程中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7年，娘吾加调至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任教。采访中，翻译团队三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下一步，他们计划将《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运用到自己的教学环节，真正从源头上提高双语法律人才的素质……
——全国首部《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诞生记
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法治的种子已经播撒到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司法实践中，汉语语境中的法言法语，在藏语语系中没有对应的表述。将现行法律翻译成藏文，并在藏族地区推行适用，势在必行。尽管过程艰难曲折，但总有人在坚持做这件事……
八个月，三本书
2016年，新修订的三大诉讼法实施，为了推行其在藏区的适用，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专门项目小组，组织开展翻译工作，编译出版《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其中包括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共三卷。
国家法官学院青海分院院长陈萍介绍，三大诉讼法属于程序法，除了政法部门干警办案所需，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公正，程序正义很重要，但要保证藏族地区法律的程序正义，首先要让藏族群众都知晓三部诉讼法”。
2015年8月10日，青海高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签订协议，委托后者编撰三大诉讼法词典中文版，并在当年12月30前将成稿交给青海高院。
中文版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成稿，接下来，就需要懂藏文的法学专家进行翻译。于是，陈萍找到了当时还在青海警官职业学院任教的娘吾加教授，邀请他主持翻译工作。
在陈萍与娘教授接洽期间，2016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双语法官培训教材、词典编撰出版工作协调会，会上正式将该项目纳入到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要求2016年8月底完成藏语版初稿。
要在八个月内翻译出三本诉讼辞典，除了将法律名词翻译成藏文，还要对每个法律词条进行释义，任务量实属巨大。娘吾加与自己的老搭档——警官学院的斗拉和拉华才让两位副教授,组建了翻译团队，根据个人研究方向，明确分工：娘吾加负责民事卷，斗拉认领刑事卷，行政卷交给拉华才让。
翻译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是译者，也是原创作者
2016年春节刚过，娘吾加、拉华才让和斗拉聚在一起，三个人盯着一张写着“非法”两个字的纸，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发了一晚上的呆。
娘吾加回忆，翻译过程中，“非法”一词的译法，难坏了他们三个人：“我认为这个词翻译成藏文需要五个字，但拉华才让认为，用藏文也可以是两个字。当时三个人争执了很久，不过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五个字的表述更准确”。
词语翻译没有了分歧，释义又陷入了困境。在藏语里，非法和违法是同一个表述，该怎么解释这个词？
“我们三个人盯着那个词，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认真思考。当时如果旁边有个人，肯定会以为我们三个都在发呆。”如今回忆起来，斗拉自己都觉得好笑。
“但是这种场景，在我们翻译的时候经常出现，。”拉华才让笑着补充，“此前没有相关的书籍，对法律术语，没有统一的藏文表述，很多词汇是我们新造的，所以这是一项很艰难的任务”。
据青海高院一位法官回忆，早些年省上进行双语法官培训，“搞模拟法庭的时候，海南的法官用藏语叫被告人出席，黄南和玉树的法官都听不懂他在叫谁。虽然都是藏族自治州，但是由于法律名词没有统一对应的藏语词汇，所以各地叫法不统一”。
2012年由青海高院组织编译的《汉藏对照法学词典》出版发行，上述现象有所改善，法院干警对法律名词有了统一表述。但对于一个法律词汇的理解和表述，仍然不够准确。
娘吾加告诉记者，由于学术项目需要，他曾多次去藏区政法系统调研，他回忆道：我们了解到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某审判中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翻译人员翻译成藏文，若再将藏文翻译成汉文时，意思会变为：休息两年，之后要处死刑。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翻译人员不懂法律术语的确切内涵”。
拉华才让说，由于法律的专业性，很多词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和法律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应当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对近义词，但在法律中，应当是必须的意思，应该是可以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创造一些藏文中原本没有的新词汇，来表述其法律意义”。
陈萍说，只有在表述和理解上都统一且准确，藏区的法治才能真正进步。翻译团队的三位成员，既是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的原创作者，也是藏区法治建设的推动者。
书出版了，所有困难都值了
时间紧，任务重，翻译团队的压力可想而知。
要协调本职工作与翻译工作的矛盾，时间，是他们最缺的。
“我们三个都是学校的老师，除了教学任务之外，三人都承担了一定的行政工作。这两项工作，已经使我们的时间完全饱和了，什么时间翻译？只能用晚上、周末和假期。”拉华才让说。
“我第一次见到娘吾加教授的时候，他头发乌黑，很是精神。但八个月的翻译工作完成之后，他整个人头发都白了。熬了多少心血，可想而知。”陈萍略带愧疚地告诉记者。
采访中，三个人谁也不愿意向记者透露过程中的艰辛，但还是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无意间暴露了彼此的秘密：娘吾加几乎每天都是后半夜才睡觉，暑假期间，家人想一起外出旅游，但因为他的翻译工作，未能成行；斗拉进入状态后废寝忘食，经常泡了泡面却忘了吃；拉华才让去外地出差，火车上还抱着笔记本电脑翻译……
陈萍说，除了时间，给翻译团队的费用之少，也让她心怀愧疚。2015年，项目成立之初，计划是青海高院自筹经费。从行政经费里挤出一点点钱来做这项工作。2016年初，项目纳入中国出版基金会，由基金会支付费用。“翻译费用是千字二百，远远低于市场价”。
娘吾加说，他跟团队的另外两位翻译，常年共事，彼此了解：“如果是看重经济收益，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
斗拉说：“我们三个人都是青海本地的藏族，我们都希望能够给青海甚至全国藏区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稿费不高，家人和朋友也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初衷，但我们三个人相互理解，这就够了”。
拉华才让说：“任何工作都是辛苦的，但是看到图书出版了，就像看见自己孩子出生了一样，过程中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7年，娘吾加调至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任教。采访中，翻译团队三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下一步，他们计划将《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运用到自己的教学环节，真正从源头上提高双语法律人才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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