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断”案】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枯立木定性分析
法条链接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案情简介
2020年10月，犯罪嫌疑人甲某某为了制作工具支架，携带手锯私自进入国有林场内采伐水曲柳枯立木2株，运回家中。经鉴定：涉案林木树种为水曲柳2株，均为枯立木（俗称“站杆”，指森林中未伐倒的枯死树），因树木生长时间短故无材积，水曲柳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Q：对于该案应如何处理，存在争议。
A：有观点认为甲某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水曲柳2株，情节严重，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理由是甲某某虽然采伐的是枯立木，但是该罪法条中未区分活立木与枯立木，故认定时活立木与枯立木地位相同。
从司法办案角度看，如单独以活立木为定罪标准，是缩小解释，使本应受到保护的法益得不到保护，容易纵容犯罪。
然而小编认为，甲某某采伐的是枯立木，属于盗伐林木行为，因涉案林木无材积，未达到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应视为行政违法行为。主要理由如下：
一、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有关珍贵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制度。本案中的水曲柳枯立木已经死亡，失去了作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应有的生态价值，缺少生物多样性和稀缺性，不再具有重点保护意义，因此砍伐水曲柳枯立木并不侵犯国家有关珍贵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制度，不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二、国家林业局关于未申请林木采伐“火烧枯死木”行为定性的复函中提到，凡采伐林木，包括“火烧枯死木”等因自然灾害毁损的林木，都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否则分别定性为盗伐或者滥伐林木行为。本案中，甲某某为了自用，在没有采伐许可证情况下，采伐已死亡的水曲柳，参照复函内容，该案中的水曲柳枯立木应属于复函中“火烧枯死木”的范畴，应认定为盗伐林木行为。
三、从刑罚上看，对侵害重点保护植物和普通植物的刑罚不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行为人所犯罪行与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和接受的刑罚应当统一。本案中，如果按照珍贵树种认定，甲某某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采伐珍贵树木二株以上属于行为“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罪责刑明显不适应。
四、盗伐林木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活动以及国家、集体或个人的林木所有权，保护的是森林资源不被侵害。本案中的水曲柳枯立木虽然已经死亡，但其权属归国有，也是森林资源的一种，与普通树种的枯立木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作用相当。应认定为盗伐林木行为，但因本案中涉及的2株水曲柳因生长时间过短，经鉴定无材积，未达到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不构成刑法中的盗伐林木罪。
综上，小编认为该案甲某某采伐水曲柳枯立木2株的行为，应评价为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适用行政处罚法处罚。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不仅包括采伐行为，也包括毁坏行为，行为人如果为了规避较重的刑事处罚，人为导致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死亡，之后再砍伐枯立木，并且以自己砍伐的是枯立木为由进行辩解的，其行为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因此，法律不可逾越，更无法规避，请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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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案情简介
2020年10月，犯罪嫌疑人甲某某为了制作工具支架，携带手锯私自进入国有林场内采伐水曲柳枯立木2株，运回家中。经鉴定：涉案林木树种为水曲柳2株，均为枯立木（俗称“站杆”，指森林中未伐倒的枯死树），因树木生长时间短故无材积，水曲柳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Q：对于该案应如何处理，存在争议。
A：有观点认为甲某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水曲柳2株，情节严重，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理由是甲某某虽然采伐的是枯立木，但是该罪法条中未区分活立木与枯立木，故认定时活立木与枯立木地位相同。
从司法办案角度看，如单独以活立木为定罪标准，是缩小解释，使本应受到保护的法益得不到保护，容易纵容犯罪。
然而小编认为，甲某某采伐的是枯立木，属于盗伐林木行为，因涉案林木无材积，未达到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应视为行政违法行为。主要理由如下：
一、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有关珍贵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制度。本案中的水曲柳枯立木已经死亡，失去了作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应有的生态价值，缺少生物多样性和稀缺性，不再具有重点保护意义，因此砍伐水曲柳枯立木并不侵犯国家有关珍贵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制度，不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二、国家林业局关于未申请林木采伐“火烧枯死木”行为定性的复函中提到，凡采伐林木，包括“火烧枯死木”等因自然灾害毁损的林木，都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否则分别定性为盗伐或者滥伐林木行为。本案中，甲某某为了自用，在没有采伐许可证情况下，采伐已死亡的水曲柳，参照复函内容，该案中的水曲柳枯立木应属于复函中“火烧枯死木”的范畴，应认定为盗伐林木行为。
三、从刑罚上看，对侵害重点保护植物和普通植物的刑罚不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行为人所犯罪行与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和接受的刑罚应当统一。本案中，如果按照珍贵树种认定，甲某某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采伐珍贵树木二株以上属于行为“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罪责刑明显不适应。
四、盗伐林木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活动以及国家、集体或个人的林木所有权，保护的是森林资源不被侵害。本案中的水曲柳枯立木虽然已经死亡，但其权属归国有，也是森林资源的一种，与普通树种的枯立木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作用相当。应认定为盗伐林木行为，但因本案中涉及的2株水曲柳因生长时间过短，经鉴定无材积，未达到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不构成刑法中的盗伐林木罪。
综上，小编认为该案甲某某采伐水曲柳枯立木2株的行为，应评价为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适用行政处罚法处罚。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不仅包括采伐行为，也包括毁坏行为，行为人如果为了规避较重的刑事处罚，人为导致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死亡，之后再砍伐枯立木，并且以自己砍伐的是枯立木为由进行辩解的，其行为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因此，法律不可逾越，更无法规避，请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4月30日前 海南李养圣等涉黑组织人员及“保护伞”快来自首！】4月22日，海南省公安厅发布关于检举揭发儋州李养圣、李勇贵、李贤贵等人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通告。凡是该组织成员，包庇、纵容该组织的人员、“保护伞”，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至4月30日，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若在规定期间内拒不投案自首或继续为非作恶的，将依法严惩。联系人：李警官19943354875、禤警官19907654263。（记者良子）https://t.cn/A6c0YvpG
【教育整顿进行时】永兴县人民检察院顽瘴痼疾专项整治清单公示
为深入贯彻落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要求，坚持开门整顿，现将永兴县人民检察院顽瘴痼疾专项整治清单面向社会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一）贯彻落实“三个规定”不到位的问题
1.领导干部对落实“三个规定”重视不够、组织不力、表率作用不强的；
2.领导干部在在检察办案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3.领导干部要求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人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4.领导干部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5.领导干部和上级检察机关工作人员非履行职责或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具体要求的；
6.检察人员不熟悉、不掌握有关要求，不愿、不会、不敢如实报告，避重就轻、选择性填报或凑数填报等情形的；
7.检察机关内部人员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8.检察机关内部人员邀请办案人员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9.违反规定为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亲属转递材料、打探案情、通风报信的；
10.违规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甚至沆瀣一气、勾兑案件的；
11.检察人员违反办案回避制度的；
12.泄露检察机关办案工作秘密或者其他依法依规不得泄露的情况的；
13.为当事人推荐、介绍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中介组织介绍案件，要求、建议或者暗示当事人更换符合代理条件的律师的；
14.接受当事人、律师、特定关系人、中介组织请客送礼或者其他利益的；
15.向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借款、租借房屋，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的；
16.检察人员从检察机关离任后，违规担任原单位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
17.监督检查、通报曝光、追责问责机制不健全，导致“三个规定”落实不到位的；
18.对2018年以来已查处案件倒查发现不如实填报，导致“三个规定”落实不到位的；
19.对外宣传不够，社会认知度不高的；
20.贯彻落实“三个规定”存在的其他问题。
（二）违规经商办企业和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活动的问题
1.在职检察干警
（1）检察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的；
（2）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3）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4）违反规定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兼职，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奖金、津贴等额外利益的；
（5）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通过购买信托产品、基金等方式非法获利的；
（6）受雇于任何组织、个人的；
（7）利用职权推销指定与本人从事工作或分管领域相关联产品的；
（8）兼任律师、仲裁员和公证员的。
（9）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
2.离任干警
原领导班子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警在离任三年内，其他干警在离任两年内，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3.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县内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的。违规行为具体包括：
（1）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与他人合办私营经济组织的；
（2）投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者企业的；
（3）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公司后回国从事经营活动的；
（4）受聘担任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务（不包括独立董事）的；
（5）利用中介活动等方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以及利用承包、租赁、委托、合作、联营等方式在国有、集体单位的经商办企业或者其他经营性活动的；
（6）担任干警任职管辖范围内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设立人的；
（7）在干警任职管辖范围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
（8）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营利性活动。
（三）违规参股借贷的问题
1.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股份或者证券的；
2.违规参与民间借贷、有偿担保，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或证券；
3.违规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4.检察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与所办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代理律师存在违规借贷等不当经济往来行为的；
5.投资入股或变相投资入股矿产、娱乐场所等企业的；
6.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7.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司法的；
（四）违规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问题
1.审查监狱提请罪犯刑罚变更执行卷宗、法院庭审和裁定，以及对社区矫正部门的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评估意见书监督不严格，未发现问题或提出问题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监督不力；
2.检察人员直接参与违规违法“减假暂”或为违法行为提供方便、默认许可的；
3.检察人员应当发现违规违法“减假暂”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不予纠正，或者提出纠正意见后不予跟进监督的；
4.与罪犯亲属串通为罪犯“减假暂”提供便利等问题。
（五）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的问题
1.对控告、举报不依法受理，或者受理后不及时移送本院相关职能部门的；
2.本院其他业务部门不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移送司法工作人员涉嫌相关职务犯罪线索的；
3.对公安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不应立案而立案监督不力的；
4.对公安机关移送案件长期搁置、久拖不决的；
5.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漏罪、漏犯，不依法追捕、追诉，未依法监督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
6.对依法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捕决定，或者对依法应当起诉的被告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导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7.符合逮捕、起诉条件不及时批捕、提起公诉的；
8.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减少事实或者变更罪名起诉，重罪轻诉的；
9.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不依法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的；
10.对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申请监督不依法受理，或者受理后不及时审查的；
11.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发出后，简单以行政机关回复作为判断其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依据，不进行核实，导致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的；
12.对冤错案件中检察人员应当追责而未追责的；
13.对案件线索受理、立案情况不按规定录入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出现体外循环等问题。
（六）检察官离任后违规从事律师职业、充当司法掮客的问题
1.违反离职从业限制性规定。违反《检察官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以及以其他律师名义接受委托，隐名代理，在幕后充当“法律顾问”；
2.离任后利用原任职单位的社会关系，拉拢腐蚀承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从中牟利；
3.离任后利用其原任职单位的社会关系，从事向案件承办法官、检察官打探案情、协调案件等活动，或者通过向承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介绍律师或给律师介绍案源等方式从中牟利，影响案件依法公正处理；
4.充当司法掮客。检察机关原领导干部和检察官利用离任前职务身份和影响，或利用上下级检察院间工作关系、原任职检察院的同事关系等，为案件承办检察官与当事人及亲属、受托人、律师之间的违规接触交往牵线搭桥，或接受案件当事人、律师等的请托，违规干预过问案件，从中牟利；
5.存在其他违规担任律师、法律顾问，或者以其他方式充当司法掮客等问题。
为深入贯彻落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要求，坚持开门整顿，现将永兴县人民检察院顽瘴痼疾专项整治清单面向社会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一）贯彻落实“三个规定”不到位的问题
1.领导干部对落实“三个规定”重视不够、组织不力、表率作用不强的；
2.领导干部在在检察办案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3.领导干部要求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人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4.领导干部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5.领导干部和上级检察机关工作人员非履行职责或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具体要求的；
6.检察人员不熟悉、不掌握有关要求，不愿、不会、不敢如实报告，避重就轻、选择性填报或凑数填报等情形的；
7.检察机关内部人员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8.检察机关内部人员邀请办案人员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9.违反规定为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亲属转递材料、打探案情、通风报信的；
10.违规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甚至沆瀣一气、勾兑案件的；
11.检察人员违反办案回避制度的；
12.泄露检察机关办案工作秘密或者其他依法依规不得泄露的情况的；
13.为当事人推荐、介绍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中介组织介绍案件，要求、建议或者暗示当事人更换符合代理条件的律师的；
14.接受当事人、律师、特定关系人、中介组织请客送礼或者其他利益的；
15.向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借款、租借房屋，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的；
16.检察人员从检察机关离任后，违规担任原单位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
17.监督检查、通报曝光、追责问责机制不健全，导致“三个规定”落实不到位的；
18.对2018年以来已查处案件倒查发现不如实填报，导致“三个规定”落实不到位的；
19.对外宣传不够，社会认知度不高的；
20.贯彻落实“三个规定”存在的其他问题。
（二）违规经商办企业和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活动的问题
1.在职检察干警
（1）检察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的；
（2）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3）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4）违反规定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兼职，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奖金、津贴等额外利益的；
（5）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通过购买信托产品、基金等方式非法获利的；
（6）受雇于任何组织、个人的；
（7）利用职权推销指定与本人从事工作或分管领域相关联产品的；
（8）兼任律师、仲裁员和公证员的。
（9）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
2.离任干警
原领导班子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警在离任三年内，其他干警在离任两年内，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3.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县内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的。违规行为具体包括：
（1）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与他人合办私营经济组织的；
（2）投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者企业的；
（3）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公司后回国从事经营活动的；
（4）受聘担任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务（不包括独立董事）的；
（5）利用中介活动等方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以及利用承包、租赁、委托、合作、联营等方式在国有、集体单位的经商办企业或者其他经营性活动的；
（6）担任干警任职管辖范围内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设立人的；
（7）在干警任职管辖范围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
（8）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营利性活动。
（三）违规参股借贷的问题
1.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股份或者证券的；
2.违规参与民间借贷、有偿担保，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或证券；
3.违规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4.检察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与所办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代理律师存在违规借贷等不当经济往来行为的；
5.投资入股或变相投资入股矿产、娱乐场所等企业的；
6.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7.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司法的；
（四）违规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问题
1.审查监狱提请罪犯刑罚变更执行卷宗、法院庭审和裁定，以及对社区矫正部门的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评估意见书监督不严格，未发现问题或提出问题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监督不力；
2.检察人员直接参与违规违法“减假暂”或为违法行为提供方便、默认许可的；
3.检察人员应当发现违规违法“减假暂”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不予纠正，或者提出纠正意见后不予跟进监督的；
4.与罪犯亲属串通为罪犯“减假暂”提供便利等问题。
（五）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的问题
1.对控告、举报不依法受理，或者受理后不及时移送本院相关职能部门的；
2.本院其他业务部门不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移送司法工作人员涉嫌相关职务犯罪线索的；
3.对公安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不应立案而立案监督不力的；
4.对公安机关移送案件长期搁置、久拖不决的；
5.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漏罪、漏犯，不依法追捕、追诉，未依法监督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
6.对依法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捕决定，或者对依法应当起诉的被告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导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7.符合逮捕、起诉条件不及时批捕、提起公诉的；
8.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减少事实或者变更罪名起诉，重罪轻诉的；
9.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不依法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的；
10.对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申请监督不依法受理，或者受理后不及时审查的；
11.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发出后，简单以行政机关回复作为判断其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依据，不进行核实，导致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的；
12.对冤错案件中检察人员应当追责而未追责的；
13.对案件线索受理、立案情况不按规定录入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出现体外循环等问题。
（六）检察官离任后违规从事律师职业、充当司法掮客的问题
1.违反离职从业限制性规定。违反《检察官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以及以其他律师名义接受委托，隐名代理，在幕后充当“法律顾问”；
2.离任后利用原任职单位的社会关系，拉拢腐蚀承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从中牟利；
3.离任后利用其原任职单位的社会关系，从事向案件承办法官、检察官打探案情、协调案件等活动，或者通过向承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介绍律师或给律师介绍案源等方式从中牟利，影响案件依法公正处理；
4.充当司法掮客。检察机关原领导干部和检察官利用离任前职务身份和影响，或利用上下级检察院间工作关系、原任职检察院的同事关系等，为案件承办检察官与当事人及亲属、受托人、律师之间的违规接触交往牵线搭桥，或接受案件当事人、律师等的请托，违规干预过问案件，从中牟利；
5.存在其他违规担任律师、法律顾问，或者以其他方式充当司法掮客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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