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幼儿园联盟】竹林七贤之向秀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1]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2]
在嵇康、吕安遇害后，向秀曾经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暮年岁月
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向秀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秀曰：“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向秀刚开始注释《庄子》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你注不好不如不注。“待到向秀将手稿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惜注未成向秀便过世，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
《庄子注》剽窃公案
《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公布。向秀的文稿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补写了《秋水》《至乐》、改换了《马蹄》的注释，其余的篇目仅仅对文字稍加整理，遍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主要成就政治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3]
作品
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思旧赋》是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向秀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通过诗人思旧赋《黍离》《麦秀》诗以及李斯受刑的典故，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哲学思想
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十八)“，《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逍遥游》的注解：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抢榆枋即止的斥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如此，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论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4]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1]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2]
在嵇康、吕安遇害后，向秀曾经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暮年岁月
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向秀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秀曰：“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向秀刚开始注释《庄子》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你注不好不如不注。“待到向秀将手稿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惜注未成向秀便过世，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
《庄子注》剽窃公案
《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公布。向秀的文稿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补写了《秋水》《至乐》、改换了《马蹄》的注释，其余的篇目仅仅对文字稍加整理，遍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主要成就政治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3]
作品
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思旧赋》是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向秀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通过诗人思旧赋《黍离》《麦秀》诗以及李斯受刑的典故，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哲学思想
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十八)“，《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逍遥游》的注解：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抢榆枋即止的斥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如此，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论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4]
【中国国学幼儿园联盟】竹林七贤之向秀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1]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2]
在嵇康、吕安遇害后，向秀曾经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暮年岁月
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向秀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秀曰：“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向秀刚开始注释《庄子》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你注不好不如不注。“待到向秀将手稿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惜注未成向秀便过世，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
《庄子注》剽窃公案
《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公布。向秀的文稿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补写了《秋水》《至乐》、改换了《马蹄》的注释，其余的篇目仅仅对文字稍加整理，遍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主要成就政治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3]
作品
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思旧赋》是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向秀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通过诗人思旧赋《黍离》《麦秀》诗以及李斯受刑的典故，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哲学思想
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十八)“，《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逍遥游》的注解：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抢榆枋即止的斥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如此，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论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4]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1]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2]
在嵇康、吕安遇害后，向秀曾经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暮年岁月
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向秀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秀曰：“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向秀刚开始注释《庄子》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你注不好不如不注。“待到向秀将手稿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惜注未成向秀便过世，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
《庄子注》剽窃公案
《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公布。向秀的文稿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补写了《秋水》《至乐》、改换了《马蹄》的注释，其余的篇目仅仅对文字稍加整理，遍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主要成就政治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3]
作品
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思旧赋》是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向秀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通过诗人思旧赋《黍离》《麦秀》诗以及李斯受刑的典故，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哲学思想
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十八)“，《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逍遥游》的注解：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抢榆枋即止的斥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如此，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论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4]
读懂古人8句话，做一个“会说话”之人
1、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
侍奉在君子旁边陪他说话，要注意避免犯三种过失：还没有问到你的时候就说话，这是急躁；问到你的时候却不说，这叫隐瞒；不看君子的脸色而贸然说话，这是瞎子。
说话要谨记“三愆”之道，既不能早，也不能晚，既不能多讲，也不能不讲。即要恰到好处，拿捏好分寸，也要把握好火候，做到既不躁又不隐也不瞽。古今言谈虽有别，但说错了话便会得罪人，这道理从来未变。牢记 “三愆”，既利于我们在交际中避免失言，亦让人学会审时度势，在恰当的时间点说话，让小言谈获大成效。
2、言必先信，行必中正。——《礼记》
说话必须首先要体现诚信，行为一定要持中端正。
开口说话，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但做到言而有信，言出必行，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只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如果获得他人的信任，那么即使是在蛮荒陌生的地方也会行得通；如果说话不忠诚信实，行为不恭敬实在，就是在本乡本土，也处处受阻。信用是一个人内心真诚的外在标志，也是成大事者必须坚守的重要品质。
3. 君子约言，小人先言。——《礼记》
有德行的人谨慎说话，注重干实事，说到做到；品德低下的人妄言妄语，抢先说大话，说到做不到。
人们常说“小人话杂而虚，君子话简而实”，老子也说“轻诺必寡信”，他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巧辩和饰美会伤害言语的真实和诚信，不是正道所为。。
4、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骈集；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兴。——《菜根谭》
十句话里说对九句，也不一定有人称赞你，但是如果你说错了一句，就会被别人指责。十次谋划有九次成功也不一定能得到奖励，但是一旦有一次失败，埋怨责备就会接踵而来。
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得好，超过大家的平均水平很多，就容易招人嫉恨，一旦失利一次，很容易就会被落井下石。所以，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要乱说。一旦被揪住错误，功劳就会被掩盖过去，失误会被无限放大，很容易遭到冷遇。
5、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
古人不轻易说话，是因为以不能身体力行为可耻。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个人言语过多，就会有不能兑现之言，反而丧失了信用，是“巧言乱德”或自取耻辱；要想成就做人的诚信，还是不空言为好。
孔子曾对学生说：“予欲无言”，表示他准备不再说话了。老师不说话怎么教育学生呢？孔子解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什么话都不说，但春夏秋冬依次更替，没有紊乱和差失，这才是一种高度的诚信品格。
6、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周易》
有德之人，自知为善不足，非不得已不讲话；急躁之人，急于自售，所以话说得多。祸从口出，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说，否则祸患就会降临。
曹操害怕有人暗自谋害自己，常吩咐侍卫们说：“我梦中好杀人，凡是我睡着的时候，你们切勿靠近我!”有一个晚上曹操在帐中睡觉，被子落到了地上，近侍慌忙取被为他覆盖。曹操立即跳起来拔剑把他杀了，然后继续上床睡觉。
半夜起来的时候，假装吃惊的问：“是谁杀了我的侍卫?”大家都以实相告。曹操痛哭，命人厚葬近侍。人们都以为曹操果真是在梦中杀人，惟有杨修知道了他的意图，下葬时叹惜的说：“不是丞相在梦中，是你在梦中呀！”曹操听到后十分厌恶杨修。终于在“鸡肋事件”中以扰乱军心为由，杀了杨修。杨修就是“躁人之辞多”最好的例子。
7、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道德经》
“轻诺必寡信”的道理就是，不论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轻易许诺，一旦许诺了就要认真去做，千万不能失信于人。
老子的这句话在这里可以从两面来解读：一是一个人轻易承诺，那么也许他是一种缺少诚心的承诺，这种承诺的本身也就是缺少信用的。二是一个人轻易承诺，别人看到他不能实现承诺，那么也会对他失去信任了。
老子的大智大慧，对于人性有深刻的洞察，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轻易许诺的人必定信用不足。老子说这话的目的一方面是告诫我们不要听信花言巧语，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守信用，重诺言，不做言而无信的轻薄之徒。
8、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庄子•齐物论》
最有智慧的人，总会表现出豁达大度之态；小有才气的人，总爱为微小的是非而斤斤计较。合乎大道的言论，让人听了心悦诚；那些耍小聪明的言论，琐琐碎碎，废话连篇。
言与行是人主体活动的两种方式，而语言又是与人沟通交流的最直接方法。对于说话，《庄子·齐物论》中还有一句“大辩不言”，其意说的是真正有才、善于辩论的人，并不会通过多说话以显示自己。是非以不辩为解脱，利刃用糜套以藏锋，而真正有大智慧的人从不会让自己思想的深度被过多的饶舌所遮蔽。所以，如果开口有的时候是一种机智，那么适时地选择沉默则是一种更具睿意的成熟。
1、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
侍奉在君子旁边陪他说话，要注意避免犯三种过失：还没有问到你的时候就说话，这是急躁；问到你的时候却不说，这叫隐瞒；不看君子的脸色而贸然说话，这是瞎子。
说话要谨记“三愆”之道，既不能早，也不能晚，既不能多讲，也不能不讲。即要恰到好处，拿捏好分寸，也要把握好火候，做到既不躁又不隐也不瞽。古今言谈虽有别，但说错了话便会得罪人，这道理从来未变。牢记 “三愆”，既利于我们在交际中避免失言，亦让人学会审时度势，在恰当的时间点说话，让小言谈获大成效。
2、言必先信，行必中正。——《礼记》
说话必须首先要体现诚信，行为一定要持中端正。
开口说话，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但做到言而有信，言出必行，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只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如果获得他人的信任，那么即使是在蛮荒陌生的地方也会行得通；如果说话不忠诚信实，行为不恭敬实在，就是在本乡本土，也处处受阻。信用是一个人内心真诚的外在标志，也是成大事者必须坚守的重要品质。
3. 君子约言，小人先言。——《礼记》
有德行的人谨慎说话，注重干实事，说到做到；品德低下的人妄言妄语，抢先说大话，说到做不到。
人们常说“小人话杂而虚，君子话简而实”，老子也说“轻诺必寡信”，他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巧辩和饰美会伤害言语的真实和诚信，不是正道所为。。
4、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骈集；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兴。——《菜根谭》
十句话里说对九句，也不一定有人称赞你，但是如果你说错了一句，就会被别人指责。十次谋划有九次成功也不一定能得到奖励，但是一旦有一次失败，埋怨责备就会接踵而来。
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得好，超过大家的平均水平很多，就容易招人嫉恨，一旦失利一次，很容易就会被落井下石。所以，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要乱说。一旦被揪住错误，功劳就会被掩盖过去，失误会被无限放大，很容易遭到冷遇。
5、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
古人不轻易说话，是因为以不能身体力行为可耻。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个人言语过多，就会有不能兑现之言，反而丧失了信用，是“巧言乱德”或自取耻辱；要想成就做人的诚信，还是不空言为好。
孔子曾对学生说：“予欲无言”，表示他准备不再说话了。老师不说话怎么教育学生呢？孔子解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什么话都不说，但春夏秋冬依次更替，没有紊乱和差失，这才是一种高度的诚信品格。
6、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周易》
有德之人，自知为善不足，非不得已不讲话；急躁之人，急于自售，所以话说得多。祸从口出，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说，否则祸患就会降临。
曹操害怕有人暗自谋害自己，常吩咐侍卫们说：“我梦中好杀人，凡是我睡着的时候，你们切勿靠近我!”有一个晚上曹操在帐中睡觉，被子落到了地上，近侍慌忙取被为他覆盖。曹操立即跳起来拔剑把他杀了，然后继续上床睡觉。
半夜起来的时候，假装吃惊的问：“是谁杀了我的侍卫?”大家都以实相告。曹操痛哭，命人厚葬近侍。人们都以为曹操果真是在梦中杀人，惟有杨修知道了他的意图，下葬时叹惜的说：“不是丞相在梦中，是你在梦中呀！”曹操听到后十分厌恶杨修。终于在“鸡肋事件”中以扰乱军心为由，杀了杨修。杨修就是“躁人之辞多”最好的例子。
7、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道德经》
“轻诺必寡信”的道理就是，不论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轻易许诺，一旦许诺了就要认真去做，千万不能失信于人。
老子的这句话在这里可以从两面来解读：一是一个人轻易承诺，那么也许他是一种缺少诚心的承诺，这种承诺的本身也就是缺少信用的。二是一个人轻易承诺，别人看到他不能实现承诺，那么也会对他失去信任了。
老子的大智大慧，对于人性有深刻的洞察，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轻易许诺的人必定信用不足。老子说这话的目的一方面是告诫我们不要听信花言巧语，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守信用，重诺言，不做言而无信的轻薄之徒。
8、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庄子•齐物论》
最有智慧的人，总会表现出豁达大度之态；小有才气的人，总爱为微小的是非而斤斤计较。合乎大道的言论，让人听了心悦诚；那些耍小聪明的言论，琐琐碎碎，废话连篇。
言与行是人主体活动的两种方式，而语言又是与人沟通交流的最直接方法。对于说话，《庄子·齐物论》中还有一句“大辩不言”，其意说的是真正有才、善于辩论的人，并不会通过多说话以显示自己。是非以不辩为解脱，利刃用糜套以藏锋，而真正有大智慧的人从不会让自己思想的深度被过多的饶舌所遮蔽。所以，如果开口有的时候是一种机智，那么适时地选择沉默则是一种更具睿意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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