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狱龟鉴》辨诬
43、孙亮破矢吴废帝孙亮，暑月游西苑，食生梅，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蜜。黄门素怨藏吏，乃以鼠矢投蜜中，启言藏吏不谨。亮即呼吏持蜜瓶入，问曰：“既盖覆之，无缘有此，黄门不有求于尔乎？”吏叩头曰：“彼尝从臣贷宫席，不与。”亮曰：“必为此也，亦易知耳。”乃令破鼠矢，内燥。亮笑曰：“若先在蜜中，当内外俱湿，今内燥者，乃枉之耳。”于是黄门服罪。旧出吴志注。先引吴历云：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蜜中有鼠矢，召问藏吏，藏吏叩头。亮问曰：“黄门从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实不敢与。”黄门不服，侍中张邠等启：“黄门、藏吏辞语不同，请付狱推究。”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里燥。亮大笑，谓邠等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当俱湿。今外湿里燥，必是黄门所为。”黄门首服，左右莫不惊悚。又引江表传云：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庶饧。黄门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饧中，启言藏吏不谨。亮呼吏持饧器入，问曰：“此器既盖之，且有掩覆，无缘有此。黄门将有恨于汝耶？”吏叩头曰：“尝从臣求宫中莞席，宫席有数，不敢与。”亮曰：“必是此也。”覆问黄门，黄门首服。两说小异，凝杂取之，故破矢事出吴历，求席事出江表传。
按：裴松之以为：“鼠矢新者，亦表里皆湿。黄门取新矢则无以得其奸，缘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犹谓吴历此言，不如江表传为实。”夫亮所言者，决定之理也；松之所言者，偶合之事也。理虽决定，事或偶合。故执理以御事，亦有时乎不通；而穷理之人，反为晓事者所笑，盖以此耳。惟圆珠不滞，鉴照难欺，则事理兼明，而情状必得。故凝杂取两说，今复备载其本末也。
44、苻融验走(薛颜一事附)前秦苻融，为冀州牧。有老姥于路遇劫，喝贼，路人为逐擒之，贼反诬路人。时已昏黑，莫知其孰是，乃俱送之。融见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并走，先出凤阳门者非贼。”既而还入，融正色谓后出者曰：“汝真贼也，何诬人乎！”贼遂服罪。盖以贼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贼也。旧出晋书载记本传。
按：薛颜大卿，知江宁府。逻者昼劫人，反执平人以告。颜视其颜色、举动，叱曰：“尔盗也。”械之，果服。颇亦类此。见本传。
盖辨诬之术，唯博闻、深察，不可欺惑，乃能精焉。丙吉，所谓博闻也；孙亮，所谓深察也。苻融验走而得其实，薛颜视色而得其情，皆可谓察之深而辨之明矣。若诬非难辨，而势有不敢，则唯勇于义者能之，寒朗是也。
43、孙亮破矢吴废帝孙亮，暑月游西苑，食生梅，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蜜。黄门素怨藏吏，乃以鼠矢投蜜中，启言藏吏不谨。亮即呼吏持蜜瓶入，问曰：“既盖覆之，无缘有此，黄门不有求于尔乎？”吏叩头曰：“彼尝从臣贷宫席，不与。”亮曰：“必为此也，亦易知耳。”乃令破鼠矢，内燥。亮笑曰：“若先在蜜中，当内外俱湿，今内燥者，乃枉之耳。”于是黄门服罪。旧出吴志注。先引吴历云：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蜜中有鼠矢，召问藏吏，藏吏叩头。亮问曰：“黄门从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实不敢与。”黄门不服，侍中张邠等启：“黄门、藏吏辞语不同，请付狱推究。”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里燥。亮大笑，谓邠等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当俱湿。今外湿里燥，必是黄门所为。”黄门首服，左右莫不惊悚。又引江表传云：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庶饧。黄门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饧中，启言藏吏不谨。亮呼吏持饧器入，问曰：“此器既盖之，且有掩覆，无缘有此。黄门将有恨于汝耶？”吏叩头曰：“尝从臣求宫中莞席，宫席有数，不敢与。”亮曰：“必是此也。”覆问黄门，黄门首服。两说小异，凝杂取之，故破矢事出吴历，求席事出江表传。
按：裴松之以为：“鼠矢新者，亦表里皆湿。黄门取新矢则无以得其奸，缘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犹谓吴历此言，不如江表传为实。”夫亮所言者，决定之理也；松之所言者，偶合之事也。理虽决定，事或偶合。故执理以御事，亦有时乎不通；而穷理之人，反为晓事者所笑，盖以此耳。惟圆珠不滞，鉴照难欺，则事理兼明，而情状必得。故凝杂取两说，今复备载其本末也。
44、苻融验走(薛颜一事附)前秦苻融，为冀州牧。有老姥于路遇劫，喝贼，路人为逐擒之，贼反诬路人。时已昏黑，莫知其孰是，乃俱送之。融见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并走，先出凤阳门者非贼。”既而还入，融正色谓后出者曰：“汝真贼也，何诬人乎！”贼遂服罪。盖以贼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贼也。旧出晋书载记本传。
按：薛颜大卿，知江宁府。逻者昼劫人，反执平人以告。颜视其颜色、举动，叱曰：“尔盗也。”械之，果服。颇亦类此。见本传。
盖辨诬之术，唯博闻、深察，不可欺惑，乃能精焉。丙吉，所谓博闻也；孙亮，所谓深察也。苻融验走而得其实，薛颜视色而得其情，皆可谓察之深而辨之明矣。若诬非难辨，而势有不敢，则唯勇于义者能之，寒朗是也。
古代如何处置未成年人犯罪
人民法院报 2021-03-01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责任编辑：刘海滨)
人民法院报 2021-03-01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责任编辑：刘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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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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