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多角度思考眯眯眼争议#】近日，围绕“眯眯眼”等问题，引发广泛讨论。商业广告，文化产品、审美取向，爱国情怀，公共舆论……这些都是由此带来的可供讨论的维度。
近日，某品牌产品宣传海报中，模特的“眯眯眼”等元素，备受质疑；电影《雄狮少年》，也因主要人物造型是“眯眯眼”的问题，引来争议。与此类似的事件，一段时间以来不时引发讨论。对这一类问题，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进行了一次“圆桌会”，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探讨。
从产品角度看：
充分尊重受众，才能赢得市场
A：不管这家企业是否存在丑化国人的主观故意，这件事本身反映的问题却很真实，就是无论是国内外企业，还是艺术家、电影制作者，所播出的广告、创造的作品，都必须有更成熟的受众意识，既要对受众的认知和审美情趣有所了解，更要尊重受众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情感。毕竟，无论广告还是艺术作品，一旦公之于众，就必然被置于聚光灯下和舆论场中，就必然要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和审视。必须周全考虑主流文化、大众审美和受众心态，没有这样的受众意识，轻则闹个笑话，重则适得其反、彻底“翻车”。
B：我觉得这是品牌形象塑造和大众审美的一次正常碰撞。消费品牌选择模特是为了增加社会公众对他们的好感度，他们可以引导公众接受，但不能挑战大众的普遍审美。品牌选择的模特，代表品牌的形象和价值，如果引起公众不快，就会在市场上产生负面效应。
C：是的，将“眯眯眼”作为一种辱华标志，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因此，“眯眯眼”某种意义上确实牵动了人们的民族情感。所以，当商家的广告出现这一元素时，一个商业行为便引发了一场社会舆情。
D：需要注意的是，基于个人特征打造、用于商业宣传的文化产品，应当尽可能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和产品气质是否相符，二是大众审美能否接受。无论是海报、还是视频，做出来都是给人看的，那就需要兼顾大众的审美意趣。以表达文化自信、传播正能量为根本，根据市场反馈，不断调整表达方式、宣传内容，推出更多消费者买账的文化产品，企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市场的尊重。
E：的确。包括模特的选择、人物的造型等等，从审美的市场接受度上来讨论，消费者作为受众，有投好恶票的权利，这本身也是在给品牌以市场反馈。更多注重文化内涵和产品质量，才能更好赢得市场、也赢得认同与尊重。
从审美角度看：
培养健康审美趣味，涵养强大审美自信
F：正如人有高矮胖瘦，人的长相也各有特点，“眯眯眼”、吊眼梢本就是客观存在的样貌特征。在此基础上，有环肥的丰腴美，有燕瘦的苗条美，有人推崇纤细，有人推崇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审美标准，个人的审美偏好也各不相同。这是个人的自由，也是个人权利。从这个角度看，眼睛大也好小也好、肤色深也好浅也好，每个人尽可以保持自己的审美偏好，无需定于一尊。
G：不过，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尚，这是一种大众审美或者说社会审美。大众传媒上的内容，包括广告、视频等等，都会影响甚至塑造这样一种社会审美。我们包容多元的个体审美趣味，但也需要形成一种健康的大众审美，更需要塑造一种向上的主流审美。这样的审美，决不能是扭曲的、恶俗的；塑造这种审美的大众文化产品，也不能是媚俗的、病态的、矫揉造作的。眼睛可大可小，但要精气神十足；身材可胖可瘦，但要自信从容阳光。这样，整个社会的审美才能更健康也更健全。
H：一个基本前提是，不能让西方塑造我们的审美。对于他们恶意的丑化和不怀好意的污蔑，要保持足够的警醒并予以反击。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就有“傅满洲”“查理陈”“苏西黄”这样的刻板印象，“眯眯眼”甚至成了一种辱华符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防止被这种歧视性的审美趣味给带歪了。
I：不过，对于用“眯眯眼”之类的符号辱华，反击的行为绝不是对内上纲上线、自我审查。否则，如果再嘲笑低鼻梁、黄皮肤等特征，我们又该如何自处？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反对的不是“眯眯眼”，而是反对以下两点：一是，基于陈旧刻板印象、特定身体特征的歧视；二是，刻意讨好西方审美、在曲意逢迎中定义中国的现象。这当中不仅有审美的问题，更有心态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政治的问题。
J：其实，无论是模特的长相，还是自己的容貌，我们都应该欣赏和悦纳多样的美，以不同的风采展现中国的审美。只有建立由内而外的自信，才是对歧视的最好反击。如若没有这样的自信，就容易被类似的议题牵着鼻子走，反而把西方的偏见当成了唯一的标准，“是人之非，非人之是”，为了赞成而赞成、为了反对而反对。当我们有足够好、足够多的作品和产品，来提升对何为美、何为时尚的定义权、话语权，才能走出被西方审美文化带偏节奏，乃至被其所侵袭的境地。
从传播角度看：
坚持效果导向，也避免“扣帽子”
K：应该说，舆论场的反映，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公众对美西方辱华标签的警惕，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但对“眯眯眼”的讨论，既需要分清对象，更需要分清动机和场景。在艺术创作中故意丑化中国人，甚至以比“眯眯眼”的手势表达歧视，这样的西方偏见，我们不接受，也会有力反驳。爱国是本能，维护民族尊严是每个中国人天然的情绪。不过，如果不分场合、不分情景地认为，眼睛小就是“眯眯眼”，只要使用小眼睛模特一律就是辱华，这多少也有些太过敏感了。可以不同意类似的审美，可以讨论艺术创作的方向，但没必要上纲上线。
L：质朴的爱国热情可以理解，但确实要一事一议，不能把不同的情形混为一谈，笼统扣上帽子，跟风喊打喊骂。应该容得下多元化审美，各美其美，才能拼凑起美美与共的图景。不过，也需要对相关内容有所警惕，不能在有意无意间成了西方歧视的“传真机”。此外，还应格外注意防范，一些自媒体利用公众朴素的爱国情绪，恶意引战、拉仇恨、搞对立，污染网络空间。
M：眯眯眼已经成了一种特别的议题设置，我们应该警惕辱华问题，也应该警惕借眯眯眼议题搅混国内舆论，乃至强迫选边站队制造分裂。诛事不诛心，诛心无完人。网络舆论纠纷的纠结点，就在于很难区分诛事还是诛心。一个话题设置成公共话题，一种行动设置成公共选择，便会考验舆论走向、也考验公众心态。对眯眯眼的话题，尊重审美多元是第一层，警惕对立分裂是第二层，呼吁理性看待是最高层。
N：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成，往往具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现实因素，眯眯眼被视为对亚裔的歧视，这在社会观念层面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企业不正视客观存在的观念、不清楚可能造成的争议，甚至试图迎合西方的刻板印象，本身是不可取的。我们尊重审美的多元、尊重个性化差异化的表达，但进入到公共传播领域必须坚持效果导向，特别是要避免陷入西方设置的话语陷阱。审美是客观的，可以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但在社会现实没有变化之前，有必要尊重客观规律和现实。（人民日报评论）
近日，某品牌产品宣传海报中，模特的“眯眯眼”等元素，备受质疑；电影《雄狮少年》，也因主要人物造型是“眯眯眼”的问题，引来争议。与此类似的事件，一段时间以来不时引发讨论。对这一类问题，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进行了一次“圆桌会”，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探讨。
从产品角度看：
充分尊重受众，才能赢得市场
A：不管这家企业是否存在丑化国人的主观故意，这件事本身反映的问题却很真实，就是无论是国内外企业，还是艺术家、电影制作者，所播出的广告、创造的作品，都必须有更成熟的受众意识，既要对受众的认知和审美情趣有所了解，更要尊重受众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情感。毕竟，无论广告还是艺术作品，一旦公之于众，就必然被置于聚光灯下和舆论场中，就必然要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和审视。必须周全考虑主流文化、大众审美和受众心态，没有这样的受众意识，轻则闹个笑话，重则适得其反、彻底“翻车”。
B：我觉得这是品牌形象塑造和大众审美的一次正常碰撞。消费品牌选择模特是为了增加社会公众对他们的好感度，他们可以引导公众接受，但不能挑战大众的普遍审美。品牌选择的模特，代表品牌的形象和价值，如果引起公众不快，就会在市场上产生负面效应。
C：是的，将“眯眯眼”作为一种辱华标志，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因此，“眯眯眼”某种意义上确实牵动了人们的民族情感。所以，当商家的广告出现这一元素时，一个商业行为便引发了一场社会舆情。
D：需要注意的是，基于个人特征打造、用于商业宣传的文化产品，应当尽可能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和产品气质是否相符，二是大众审美能否接受。无论是海报、还是视频，做出来都是给人看的，那就需要兼顾大众的审美意趣。以表达文化自信、传播正能量为根本，根据市场反馈，不断调整表达方式、宣传内容，推出更多消费者买账的文化产品，企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市场的尊重。
E：的确。包括模特的选择、人物的造型等等，从审美的市场接受度上来讨论，消费者作为受众，有投好恶票的权利，这本身也是在给品牌以市场反馈。更多注重文化内涵和产品质量，才能更好赢得市场、也赢得认同与尊重。
从审美角度看：
培养健康审美趣味，涵养强大审美自信
F：正如人有高矮胖瘦，人的长相也各有特点，“眯眯眼”、吊眼梢本就是客观存在的样貌特征。在此基础上，有环肥的丰腴美，有燕瘦的苗条美，有人推崇纤细，有人推崇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审美标准，个人的审美偏好也各不相同。这是个人的自由，也是个人权利。从这个角度看，眼睛大也好小也好、肤色深也好浅也好，每个人尽可以保持自己的审美偏好，无需定于一尊。
G：不过，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尚，这是一种大众审美或者说社会审美。大众传媒上的内容，包括广告、视频等等，都会影响甚至塑造这样一种社会审美。我们包容多元的个体审美趣味，但也需要形成一种健康的大众审美，更需要塑造一种向上的主流审美。这样的审美，决不能是扭曲的、恶俗的；塑造这种审美的大众文化产品，也不能是媚俗的、病态的、矫揉造作的。眼睛可大可小，但要精气神十足；身材可胖可瘦，但要自信从容阳光。这样，整个社会的审美才能更健康也更健全。
H：一个基本前提是，不能让西方塑造我们的审美。对于他们恶意的丑化和不怀好意的污蔑，要保持足够的警醒并予以反击。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就有“傅满洲”“查理陈”“苏西黄”这样的刻板印象，“眯眯眼”甚至成了一种辱华符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防止被这种歧视性的审美趣味给带歪了。
I：不过，对于用“眯眯眼”之类的符号辱华，反击的行为绝不是对内上纲上线、自我审查。否则，如果再嘲笑低鼻梁、黄皮肤等特征，我们又该如何自处？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反对的不是“眯眯眼”，而是反对以下两点：一是，基于陈旧刻板印象、特定身体特征的歧视；二是，刻意讨好西方审美、在曲意逢迎中定义中国的现象。这当中不仅有审美的问题，更有心态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政治的问题。
J：其实，无论是模特的长相，还是自己的容貌，我们都应该欣赏和悦纳多样的美，以不同的风采展现中国的审美。只有建立由内而外的自信，才是对歧视的最好反击。如若没有这样的自信，就容易被类似的议题牵着鼻子走，反而把西方的偏见当成了唯一的标准，“是人之非，非人之是”，为了赞成而赞成、为了反对而反对。当我们有足够好、足够多的作品和产品，来提升对何为美、何为时尚的定义权、话语权，才能走出被西方审美文化带偏节奏，乃至被其所侵袭的境地。
从传播角度看：
坚持效果导向，也避免“扣帽子”
K：应该说，舆论场的反映，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公众对美西方辱华标签的警惕，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但对“眯眯眼”的讨论，既需要分清对象，更需要分清动机和场景。在艺术创作中故意丑化中国人，甚至以比“眯眯眼”的手势表达歧视，这样的西方偏见，我们不接受，也会有力反驳。爱国是本能，维护民族尊严是每个中国人天然的情绪。不过，如果不分场合、不分情景地认为，眼睛小就是“眯眯眼”，只要使用小眼睛模特一律就是辱华，这多少也有些太过敏感了。可以不同意类似的审美，可以讨论艺术创作的方向，但没必要上纲上线。
L：质朴的爱国热情可以理解，但确实要一事一议，不能把不同的情形混为一谈，笼统扣上帽子，跟风喊打喊骂。应该容得下多元化审美，各美其美，才能拼凑起美美与共的图景。不过，也需要对相关内容有所警惕，不能在有意无意间成了西方歧视的“传真机”。此外，还应格外注意防范，一些自媒体利用公众朴素的爱国情绪，恶意引战、拉仇恨、搞对立，污染网络空间。
M：眯眯眼已经成了一种特别的议题设置，我们应该警惕辱华问题，也应该警惕借眯眯眼议题搅混国内舆论，乃至强迫选边站队制造分裂。诛事不诛心，诛心无完人。网络舆论纠纷的纠结点，就在于很难区分诛事还是诛心。一个话题设置成公共话题，一种行动设置成公共选择，便会考验舆论走向、也考验公众心态。对眯眯眼的话题，尊重审美多元是第一层，警惕对立分裂是第二层，呼吁理性看待是最高层。
N：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成，往往具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现实因素，眯眯眼被视为对亚裔的歧视，这在社会观念层面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企业不正视客观存在的观念、不清楚可能造成的争议，甚至试图迎合西方的刻板印象，本身是不可取的。我们尊重审美的多元、尊重个性化差异化的表达，但进入到公共传播领域必须坚持效果导向，特别是要避免陷入西方设置的话语陷阱。审美是客观的，可以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但在社会现实没有变化之前，有必要尊重客观规律和现实。（人民日报评论）
#人民日报多角度思考眯眯眼争议#【人民日报评论：#怎样看待围绕眯眯眼的争议#】近日，某品牌产品宣传海报中，模特的“眯眯眼”等元素备受质疑；电影《雄狮少年》也因主要人物造型是“眯眯眼”的问题，引来争议。与此类似的事件，一段时间以来不时引发讨论。对这一类问题，应该如何看待？多角度探讨↓↓#你怎样看待围绕眯眯眼的争议#
从产品角度看：
充分尊重受众，才能赢得市场
A：不管这家企业是否存在丑化国人的主观故意，这件事本身反映的问题却很真实，就是无论是国内外企业，还是艺术家、电影制作者，所播出的广告、创造的作品，都必须有更成熟的受众意识，既要对受众的认知和审美情趣有所了解，更要尊重受众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情感。毕竟，无论广告还是艺术作品，一旦公之于众，就必然被置于聚光灯下和舆论场中，就必然要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和审视。必须周全考虑主流文化、大众审美和受众心态，没有这样的受众意识，轻则闹个笑话，重则适得其反、彻底“翻车”。
B：我觉得这是品牌形象塑造和大众审美的一次正常碰撞。消费品牌选择模特是为了增加社会公众对他们的好感度，他们可以引导公众接受，但不能挑战大众的普遍审美。品牌选择的模特，代表品牌的形象和价值，如果引起公众不快，就会在市场上产生负面效应。
C：是的，将“眯眯眼”作为一种辱华标志，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因此，“眯眯眼”某种意义上确实牵动了人们的民族情感。所以，当商家的广告出现这一元素时，一个商业行为便引发了一场社会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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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的确。包括模特的选择、人物的造型等等，从审美的市场接受度上来讨论，消费者作为受众，有投好恶票的权利，这本身也是在给品牌以市场反馈。更多注重文化内涵和产品质量，才能更好赢得市场、也赢得认同与尊重。
从审美角度看：
培养健康审美趣味，涵养强大审美自信
F：正如人有高矮胖瘦，人的长相也各有特点，“眯眯眼”、吊眼梢本就是客观存在的样貌特征。在此基础上，有环肥的丰腴美，有燕瘦的苗条美，有人推崇纤细，有人推崇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审美标准，个人的审美偏好也各不相同。这是个人的自由，也是个人权利。从这个角度看，眼睛大也好小也好、肤色深也好浅也好，每个人尽可以保持自己的审美偏好，无需定于一尊。
G：不过，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尚，这是一种大众审美或者说社会审美。大众传媒上的内容，包括广告、视频等等，都会影响甚至塑造这样一种社会审美。我们包容多元的个体审美趣味，但也需要形成一种健康的大众审美，更需要塑造一种向上的主流审美。这样的审美，决不能是扭曲的、恶俗的；塑造这种审美的大众文化产品，也不能是媚俗的、病态的、矫揉造作的。眼睛可大可小，但要精气神十足；身材可胖可瘦，但要自信从容阳光。这样，整个社会的审美才能更健康也更健全。
H：一个基本前提是，不能让西方塑造我们的审美。对于他们恶意的丑化和不怀好意的污蔑，要保持足够的警醒并予以反击。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就有“傅满洲”“查理陈”“苏西黄”这样的刻板印象，“眯眯眼”甚至成了一种辱华符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防止被这种歧视性的审美趣味给带歪了。
I：不过，对于用“眯眯眼”之类的符号辱华，反击的行为绝不是对内上纲上线、自我审查。否则，如果再嘲笑低鼻梁、黄皮肤等特征，我们又该如何自处？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反对的不是“眯眯眼”，而是反对以下两点：一是，基于陈旧刻板印象、特定身体特征的歧视；二是，刻意讨好西方审美、在曲意逢迎中定义中国的现象。这当中不仅有审美的问题，更有心态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政治的问题。
J：其实，无论是模特的长相，还是自己的容貌，我们都应该欣赏和悦纳多样的美，以不同的风采展现中国的审美。只有建立由内而外的自信，才是对歧视的最好反击。如若没有这样的自信，就容易被类似的议题牵着鼻子走，反而把西方的偏见当成了唯一的标准，“是人之非，非人之是”，为了赞成而赞成、为了反对而反对。当我们有足够好、足够多的作品和产品，来提升对何为美、何为时尚的定义权、话语权，才能走出被西方审美文化带偏节奏，乃至被其所侵袭的境地。
从传播角度看：
坚持效果导向，也避免“扣帽子”
K：应该说，舆论场的反映，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公众对美西方辱华标签的警惕，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但对“眯眯眼”的讨论，既需要分清对象，更需要分清动机和场景。在艺术创作中故意丑化中国人，甚至以比“眯眯眼”的手势表达歧视，这样的西方偏见，我们不接受，也会有力反驳。爱国是本能，维护民族尊严是每个中国人天然的情绪。不过，如果不分场合、不分情景地认为，眼睛小就是“眯眯眼”，只要使用小眼睛模特一律就是辱华，这多少也有些太过敏感了。可以不同意类似的审美，可以讨论艺术创作的方向，但没必要上纲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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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眯眯眼已经成了一种特别的议题设置，我们应该警惕辱华问题，也应该警惕借眯眯眼议题搅混国内舆论，乃至强迫选边站队制造分裂。诛事不诛心，诛心无完人。网络舆论纠纷的纠结点，就在于很难区分诛事还是诛心。一个话题设置成公共话题，一种行动设置成公共选择，便会考验舆论走向、也考验公众心态。对眯眯眼的话题，尊重审美多元是第一层，警惕对立分裂是第二层，呼吁理性看待是最高层。
N：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成，往往具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现实因素，眯眯眼被视为对亚裔的歧视，这在社会观念层面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企业不正视客观存在的观念、不清楚可能造成的争议，甚至试图迎合西方的刻板印象，本身是不可取的。我们尊重审美的多元、尊重个性化差异化的表达，但进入到公共传播领域必须坚持效果导向，特别是要避免陷入西方设置的话语陷阱。审美是客观的，可以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但在社会现实没有变化之前，有必要尊重客观规律和现实。https://t.cn/A6xFu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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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尊重受众，才能赢得市场
A：不管这家企业是否存在丑化国人的主观故意，这件事本身反映的问题却很真实，就是无论是国内外企业，还是艺术家、电影制作者，所播出的广告、创造的作品，都必须有更成熟的受众意识，既要对受众的认知和审美情趣有所了解，更要尊重受众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情感。毕竟，无论广告还是艺术作品，一旦公之于众，就必然被置于聚光灯下和舆论场中，就必然要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和审视。必须周全考虑主流文化、大众审美和受众心态，没有这样的受众意识，轻则闹个笑话，重则适得其反、彻底“翻车”。
B：我觉得这是品牌形象塑造和大众审美的一次正常碰撞。消费品牌选择模特是为了增加社会公众对他们的好感度，他们可以引导公众接受，但不能挑战大众的普遍审美。品牌选择的模特，代表品牌的形象和价值，如果引起公众不快，就会在市场上产生负面效应。
C：是的，将“眯眯眼”作为一种辱华标志，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因此，“眯眯眼”某种意义上确实牵动了人们的民族情感。所以，当商家的广告出现这一元素时，一个商业行为便引发了一场社会舆情。
D：需要注意的是，基于个人特征打造、用于商业宣传的文化产品，应当尽可能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和产品气质是否相符，二是大众审美能否接受。无论是海报、还是视频，做出来都是给人看的，那就需要兼顾大众的审美意趣。以表达文化自信、传播正能量为根本，根据市场反馈，不断调整表达方式、宣传内容，推出更多消费者买账的文化产品，企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市场的尊重。
E：的确。包括模特的选择、人物的造型等等，从审美的市场接受度上来讨论，消费者作为受众，有投好恶票的权利，这本身也是在给品牌以市场反馈。更多注重文化内涵和产品质量，才能更好赢得市场、也赢得认同与尊重。
从审美角度看：
培养健康审美趣味，涵养强大审美自信
F：正如人有高矮胖瘦，人的长相也各有特点，“眯眯眼”、吊眼梢本就是客观存在的样貌特征。在此基础上，有环肥的丰腴美，有燕瘦的苗条美，有人推崇纤细，有人推崇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审美标准，个人的审美偏好也各不相同。这是个人的自由，也是个人权利。从这个角度看，眼睛大也好小也好、肤色深也好浅也好，每个人尽可以保持自己的审美偏好，无需定于一尊。
G：不过，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尚，这是一种大众审美或者说社会审美。大众传媒上的内容，包括广告、视频等等，都会影响甚至塑造这样一种社会审美。我们包容多元的个体审美趣味，但也需要形成一种健康的大众审美，更需要塑造一种向上的主流审美。这样的审美，决不能是扭曲的、恶俗的；塑造这种审美的大众文化产品，也不能是媚俗的、病态的、矫揉造作的。眼睛可大可小，但要精气神十足；身材可胖可瘦，但要自信从容阳光。这样，整个社会的审美才能更健康也更健全。
H：一个基本前提是，不能让西方塑造我们的审美。对于他们恶意的丑化和不怀好意的污蔑，要保持足够的警醒并予以反击。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就有“傅满洲”“查理陈”“苏西黄”这样的刻板印象，“眯眯眼”甚至成了一种辱华符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防止被这种歧视性的审美趣味给带歪了。
I：不过，对于用“眯眯眼”之类的符号辱华，反击的行为绝不是对内上纲上线、自我审查。否则，如果再嘲笑低鼻梁、黄皮肤等特征，我们又该如何自处？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反对的不是“眯眯眼”，而是反对以下两点：一是，基于陈旧刻板印象、特定身体特征的歧视；二是，刻意讨好西方审美、在曲意逢迎中定义中国的现象。这当中不仅有审美的问题，更有心态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政治的问题。
J：其实，无论是模特的长相，还是自己的容貌，我们都应该欣赏和悦纳多样的美，以不同的风采展现中国的审美。只有建立由内而外的自信，才是对歧视的最好反击。如若没有这样的自信，就容易被类似的议题牵着鼻子走，反而把西方的偏见当成了唯一的标准，“是人之非，非人之是”，为了赞成而赞成、为了反对而反对。当我们有足够好、足够多的作品和产品，来提升对何为美、何为时尚的定义权、话语权，才能走出被西方审美文化带偏节奏，乃至被其所侵袭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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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应该说，舆论场的反映，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公众对美西方辱华标签的警惕，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但对“眯眯眼”的讨论，既需要分清对象，更需要分清动机和场景。在艺术创作中故意丑化中国人，甚至以比“眯眯眼”的手势表达歧视，这样的西方偏见，我们不接受，也会有力反驳。爱国是本能，维护民族尊严是每个中国人天然的情绪。不过，如果不分场合、不分情景地认为，眼睛小就是“眯眯眼”，只要使用小眼睛模特一律就是辱华，这多少也有些太过敏感了。可以不同意类似的审美，可以讨论艺术创作的方向，但没必要上纲上线。
L：质朴的爱国热情可以理解，但确实要一事一议，不能把不同的情形混为一谈，笼统扣上帽子，跟风喊打喊骂。应该容得下多元化审美，各美其美，才能拼凑起美美与共的图景。不过，也需要对相关内容有所警惕，不能在有意无意间成了西方歧视的“传真机”。此外，还应格外注意防范，一些自媒体利用公众朴素的爱国情绪，恶意引战、拉仇恨、搞对立，污染网络空间。
M：眯眯眼已经成了一种特别的议题设置，我们应该警惕辱华问题，也应该警惕借眯眯眼议题搅混国内舆论，乃至强迫选边站队制造分裂。诛事不诛心，诛心无完人。网络舆论纠纷的纠结点，就在于很难区分诛事还是诛心。一个话题设置成公共话题，一种行动设置成公共选择，便会考验舆论走向、也考验公众心态。对眯眯眼的话题，尊重审美多元是第一层，警惕对立分裂是第二层，呼吁理性看待是最高层。
N：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成，往往具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现实因素，眯眯眼被视为对亚裔的歧视，这在社会观念层面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企业不正视客观存在的观念、不清楚可能造成的争议，甚至试图迎合西方的刻板印象，本身是不可取的。我们尊重审美的多元、尊重个性化差异化的表达，但进入到公共传播领域必须坚持效果导向，特别是要避免陷入西方设置的话语陷阱。审美是客观的，可以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但在社会现实没有变化之前，有必要尊重客观规律和现实。https://t.cn/A6xFuOd1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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