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中国高科技出口已超美日德总和，是捧杀，还是确有其事？
最近，德国一周刊《焦点》上刊登了一篇和中国有关的文章。文章名为《领先的高科技供应商之间的转变》。
文章直指，中国已从单纯量大的“中国制造”转变成了质量优秀的“中国智造”。字字句句皆言，今日之中国，早已非30年前需依靠他人为生的中国，中国在高科技制作、出口方面已实现了质的飞跃。
高科技老生常谈的有卫星技术、半导体、电子信息、计算机网络等。新兴的则是5G、人工智能、云服务领域等。
另外，我国在云技术计算领域，当今正处于全球领头羊的位置。除此之外，我国在数据库搭建、安全技术等方面也遥遥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
同时直批，曾经稳居全世界高科技出口前三的美国、德国、日本，风光已不再。
文章中给出了具体数据：
1990年，全世界高科技出口中，美国占比23.3%、日本占比17.5%、德国占比10.8%，而此时中国仅占比0.6%。相比之下，中国的占比量少得可怜。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2005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数年积累后，中国厚积薄发一举甩掉尾位，首次取代美国，跃居世界高科技出口第一位。
到了2020年，全世界高科技出口的国家排名已彻底大换血。
之前以23.3%占比遥遥领先的美国已降至了7.1%，德国降到了5.6%，日本也没好到哪里去。反观中国，则从0.6%飞升到了23.8%。
但就算这样，不和的声音永远存在。
就在众人欢庆中国高科技进步的同时，一些见不得自家好的声音从四处飘散了开来。
有人直言，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商或者中外合资的企业创造的，这证明中国并没有那么强。
也有人说，中国出口的高科技虽然多了，但本质还是代工厂，核心技术还是在其他国家手里，会被卡脖子。
然而，事实当真如此吗？
下面我们就这两大疑点做个详细解说。
中国变强是否属实？中国是怎么“秒杀”外国高科技出口总额的？
战略决定战术。落后就要挨打，世界一定是在不断迭代、升级的。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就明确到，以后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国与国之间比拼高新技术的世界。
要想发展新兴高科技技术，我们就得先对国内的工业生产体系进行升级、转型。在这一方针的引导下，国内工业生产体系发生了质的转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我们当下的不足之处是什么？
当下，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以煤炭、钢铁等为主，于新兴技术方面缺失的不是一丁半点。对此，明确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方向成了我们的第一要务。
了解容易，但掌握难，因为核心技术别人自是不可能公之于众的，也不可能假手于我们。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受益于这一困局的鞭策，进入到21世纪之后，国家在工业生产体系已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开始主抓高新技术。
关关难闯，关关过，怎么抓，抓什么又成了当下最紧要的问题。
教育是国之根本。所以，为了加强我国高科技的研发创新，我国加大了相关方面的教育力度，并提出了相关的创新方向。同时出台了相关政策，大力鼓励公民参与到国家新兴科技创新中来。
参与其中的人增多，高科技领域产出的产品自是与日俱增。对应下来，我国高新技术出口的占比逐年增加也就不足为怪了。
几经努力，我国逐步实现了从了解高科技技术，到自主研发创兴高科技技术的变迁。
但光这样还不够，仍有人对中国的进步进行质疑：这些高新产业比值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资提供的，这样能说是真正的强大吗？
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和我国劳动力充足，消费市场广阔的核心因素是分不开的。我国基础设施完善，欧美国家的一些科技厂商起初为减少劳力成本，纷纷在我国设立工厂。
借着这一已存基础，我国相关单位会和其合作产出对应的高科技产品。
那么，这能说明中国的强大只是站不起来的“纸老虎”吗？
我们不否认在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一部分有外资企业的参与，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高科技出口方面依旧实力薄弱。相反，这正是我们强大的根本体现。
毕竟，有资源和能不能将资源利用起来是两码事。
放在以前，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硬核的实力，即便是想和人家合作，也没有那个能力，但现在，我们完全能搭得上这趟车。
再者，与其揪着和国外对比这点不放，不如和我们国家以前的水平来对比更有意义。
30年的时间，我们一举从0.6%的高科技出口占比飞升至23.8%，已足以证明我们的进步显著，而且我们继续进步的潜力依旧很大。
这个“秒杀”是否意味着中国制造已经是世界最强？
也不尽然。
人无完人，国无完国是世界本然之定律。中国虽然在高科技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距离世界最强还是有着一定的距离的。
我国的一些高科技领域还有待持续发力，进一步完善。其中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技术等方面最为紧要。
受限于这些领域起步晚，再加上其核心技术难以突破等原因，我国的这几个领域相较于欧美国家，无论是相关技术层面，还是人力配置等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以航空领域为例。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自产的波音就开始向全球发售，而我国至今都没有自产的飞机。
生物医药方面，美国亦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出口量占据着全球市场70%之多的份额。反观我国，虽然我们每年也会有新型药品研发出来，但就其总量来看，属实是有点少。
再者，我们目前所研制的药，99%都是仿制药，以致我国在这方面出口占比极少。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一大忧患。
还需强调的一点是，当下我国在工业软件领域，以及半导体领域依旧极度依赖进口。
这亦是相关人士声称，“中国出口的高科技虽然多了，但本质还是代工厂，核心技术还是在其他国家手里，会被卡脖子”的本质所在。
实际上，卡脖子与否是一个利益的博弈，与高端与否无关，如果我们足够强大，那么上游企业就算想卡脖子也得忌惮三分。更何况美国那种“产业空心化”的国家，更加离不了中国。从这一点来说，组装和研发谁也不比谁高贵。
我们客观承认这一问题所在，同时，问题所在之处，便是动力前行之所。为此，这也表明我们还需加大力度培养高科技人才，不断提升国家自身实力。唯科技，才能兴国。
实际上，我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来看，在参与排名的132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居12。相较于2020年，我国又向前攀升了两个位次。
另外，我国在专利申请、商标申请和创意产品出口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表明，我国已逐步摆脱了知识产权引进国称号，正大步迈向知识创新国形象。
但是鲜花、掌声簇拥之时，更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本质所在。居安思危放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总的来说，我国在高科技出口方面取得了瞩目成绩，但相关领域我们仍有所欠缺。对此，要想占领高科技阵地，我们需要时刻自我革新，推陈出新，如此，才能久处不败之地。
最近，德国一周刊《焦点》上刊登了一篇和中国有关的文章。文章名为《领先的高科技供应商之间的转变》。
文章直指，中国已从单纯量大的“中国制造”转变成了质量优秀的“中国智造”。字字句句皆言，今日之中国，早已非30年前需依靠他人为生的中国，中国在高科技制作、出口方面已实现了质的飞跃。
高科技老生常谈的有卫星技术、半导体、电子信息、计算机网络等。新兴的则是5G、人工智能、云服务领域等。
另外，我国在云技术计算领域，当今正处于全球领头羊的位置。除此之外，我国在数据库搭建、安全技术等方面也遥遥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
同时直批，曾经稳居全世界高科技出口前三的美国、德国、日本，风光已不再。
文章中给出了具体数据：
1990年，全世界高科技出口中，美国占比23.3%、日本占比17.5%、德国占比10.8%，而此时中国仅占比0.6%。相比之下，中国的占比量少得可怜。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2005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数年积累后，中国厚积薄发一举甩掉尾位，首次取代美国，跃居世界高科技出口第一位。
到了2020年，全世界高科技出口的国家排名已彻底大换血。
之前以23.3%占比遥遥领先的美国已降至了7.1%，德国降到了5.6%，日本也没好到哪里去。反观中国，则从0.6%飞升到了23.8%。
但就算这样，不和的声音永远存在。
就在众人欢庆中国高科技进步的同时，一些见不得自家好的声音从四处飘散了开来。
有人直言，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商或者中外合资的企业创造的，这证明中国并没有那么强。
也有人说，中国出口的高科技虽然多了，但本质还是代工厂，核心技术还是在其他国家手里，会被卡脖子。
然而，事实当真如此吗？
下面我们就这两大疑点做个详细解说。
中国变强是否属实？中国是怎么“秒杀”外国高科技出口总额的？
战略决定战术。落后就要挨打，世界一定是在不断迭代、升级的。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就明确到，以后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国与国之间比拼高新技术的世界。
要想发展新兴高科技技术，我们就得先对国内的工业生产体系进行升级、转型。在这一方针的引导下，国内工业生产体系发生了质的转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我们当下的不足之处是什么？
当下，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以煤炭、钢铁等为主，于新兴技术方面缺失的不是一丁半点。对此，明确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方向成了我们的第一要务。
了解容易，但掌握难，因为核心技术别人自是不可能公之于众的，也不可能假手于我们。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受益于这一困局的鞭策，进入到21世纪之后，国家在工业生产体系已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开始主抓高新技术。
关关难闯，关关过，怎么抓，抓什么又成了当下最紧要的问题。
教育是国之根本。所以，为了加强我国高科技的研发创新，我国加大了相关方面的教育力度，并提出了相关的创新方向。同时出台了相关政策，大力鼓励公民参与到国家新兴科技创新中来。
参与其中的人增多，高科技领域产出的产品自是与日俱增。对应下来，我国高新技术出口的占比逐年增加也就不足为怪了。
几经努力，我国逐步实现了从了解高科技技术，到自主研发创兴高科技技术的变迁。
但光这样还不够，仍有人对中国的进步进行质疑：这些高新产业比值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资提供的，这样能说是真正的强大吗？
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和我国劳动力充足，消费市场广阔的核心因素是分不开的。我国基础设施完善，欧美国家的一些科技厂商起初为减少劳力成本，纷纷在我国设立工厂。
借着这一已存基础，我国相关单位会和其合作产出对应的高科技产品。
那么，这能说明中国的强大只是站不起来的“纸老虎”吗？
我们不否认在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一部分有外资企业的参与，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高科技出口方面依旧实力薄弱。相反，这正是我们强大的根本体现。
毕竟，有资源和能不能将资源利用起来是两码事。
放在以前，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硬核的实力，即便是想和人家合作，也没有那个能力，但现在，我们完全能搭得上这趟车。
再者，与其揪着和国外对比这点不放，不如和我们国家以前的水平来对比更有意义。
30年的时间，我们一举从0.6%的高科技出口占比飞升至23.8%，已足以证明我们的进步显著，而且我们继续进步的潜力依旧很大。
这个“秒杀”是否意味着中国制造已经是世界最强？
也不尽然。
人无完人，国无完国是世界本然之定律。中国虽然在高科技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距离世界最强还是有着一定的距离的。
我国的一些高科技领域还有待持续发力，进一步完善。其中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技术等方面最为紧要。
受限于这些领域起步晚，再加上其核心技术难以突破等原因，我国的这几个领域相较于欧美国家，无论是相关技术层面，还是人力配置等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以航空领域为例。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自产的波音就开始向全球发售，而我国至今都没有自产的飞机。
生物医药方面，美国亦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出口量占据着全球市场70%之多的份额。反观我国，虽然我们每年也会有新型药品研发出来，但就其总量来看，属实是有点少。
再者，我们目前所研制的药，99%都是仿制药，以致我国在这方面出口占比极少。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一大忧患。
还需强调的一点是，当下我国在工业软件领域，以及半导体领域依旧极度依赖进口。
这亦是相关人士声称，“中国出口的高科技虽然多了，但本质还是代工厂，核心技术还是在其他国家手里，会被卡脖子”的本质所在。
实际上，卡脖子与否是一个利益的博弈，与高端与否无关，如果我们足够强大，那么上游企业就算想卡脖子也得忌惮三分。更何况美国那种“产业空心化”的国家，更加离不了中国。从这一点来说，组装和研发谁也不比谁高贵。
我们客观承认这一问题所在，同时，问题所在之处，便是动力前行之所。为此，这也表明我们还需加大力度培养高科技人才，不断提升国家自身实力。唯科技，才能兴国。
实际上，我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来看，在参与排名的132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居12。相较于2020年，我国又向前攀升了两个位次。
另外，我国在专利申请、商标申请和创意产品出口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表明，我国已逐步摆脱了知识产权引进国称号，正大步迈向知识创新国形象。
但是鲜花、掌声簇拥之时，更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本质所在。居安思危放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总的来说，我国在高科技出口方面取得了瞩目成绩，但相关领域我们仍有所欠缺。对此，要想占领高科技阵地，我们需要时刻自我革新，推陈出新，如此，才能久处不败之地。
这个99不一般——军迷看99大改主战坦克
2
火力／火控系统——有欣喜有担忧
根据此前陆续公开的资料显示，早期型99式的火炮、炮控系统本身便已经相当优秀．99大改在火炮、炮控系统上更大的可能是继续沿用了早期型99式的成熟部件，配合新一代125毫米弹药，火力性能是否继续保持领跑优势，是可以进行大胆猜测的。然而受制于时代技术水平，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采用的是“下反指挥仪式”，这成为了制约综合性能的一块短板。不过，随着VT-4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对99大改官方照片的分析，我们欣喜地发现，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的短板很可能在99大改上得到弥补。
上反稳像火控中，瞄准镜镜体刚性安装在炮塔顶部，在上反射镜的方向轴和俯仰轴上，分别安装了小型稳定系统，实现瞄准线的独立稳定。当车体颠簸带动瞄准镜镜体随炮塔摆动时，视场中的目标会向与炮塔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这时，瞄准镜中的陀螺仪会测量出镜体摆动的角度，然后控制上反射镜向相反的方向摆动该角度的一半，使目标成像后依然位于视场中原来的位置，达到稳像的目的。从当前透露消息分析，VT-4这种我国新一代外贸坦克的顶级产品采用了带热成像通道，白光一热成像一激光三位一体的上反稳像瞄准镜，而且车长和炮长都有自己独立的热像仪，当前拥有这样配置的现役主战坦克只有MIA2、 “勒克莱尔”和“豹”2部分改进型。如果根据外贸型号技术水准要低于自用型号的“传统”来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99大改不但采用了上反指挥仪式火控系统，而且在技术水准上与VT-4相比只高不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猎一歼能力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从稳像原理和镜炮同步原理可见，上反稳像火控系统具有如下优点：瞄准线稳定精度受外界扰动强度变化影响小；镜炮同步测量精度高，使用过程中不存在机械磨损使测量精度降低的情况；车辆运动中射手与瞄准镜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便于射手观察瞄准；夜视通道视场与昼间通道一起被稳定，不需要另外设置稳定装置；上反射镜由于有陀螺仪等稳定装置部件，体积较大，光通量也较大，利于提高夜视仪器的夜视距离和分辨力。
但是，安装在上反射镜上的稳定装置部件，使得上反射镜在高低向和方位向两个方向上的转动惯量增大，要实现瞄准线的高精度稳定，技术难度比下反稳像火控大，系统成本也较高。更重要的，由于采用电同步方式，在火控系统不通电工作时，无法实现镜炮同步，瞄准镜不能直接降级到人工装表工作方式，必须采用辅助瞄准镜（如美国M1系列坦克），或者采用辅助的机械同步方式来实现镜炮同步，这个问题对于残酷的战场环境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未可知，但心里隐约的担心终归还是有的。
不被看好的“人机工程性”
众所周知，在武器装备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由于对“人一机一环”方面的因素考虑不足，有时导致装备的效能只能实现50%～70%。所以在坦克设计过程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乘员的作战效能。要尽量保证最低的噪音和振动水平，将乘员与释放热能和热气的武器组件、动力装置和传动系统隔离开；乘员舱通风井能进行空气调节；上下坦克方便，并且所有乘员都能够紧急撤离坦克，车体底部有安全门；个人物品和装备方便取用；能够保存必要数量的食物和水，并且能够准备热饮食；在行军和战斗状态下有舒适的体态，并且能够任意改变姿势，以及轮流躺着休息，以及可靠的车外通讯和车内通讯。要完成这一系列要求，就要合理配置乘员工作位置，优化操作动作，选择最好的自动控制系统，改善乘员舱工作环境的各种参数。 “人机环工程”的各种仪表和操纵机构的布置应该保证乘员能够方便而轻松地操纵坦克、武器及各种设备，保证乘员之间能够相互往来，相互帮助及相互替换，使乘员能长时间地坚持在坦克内生活和战斗。比如在设计乘员工作位置的过程中，就要求做到专业操作区的最优化设计，并根据完成操作的特殊性来保证工作区域。同时必须考虑到，坦克重心距乘员身体的支承点越远，乘员感觉到的肌肉压力越大，疲劳越快，而且必须保证有必要的活动范围和视野，以及小憩和长时间休息的环境。
也就是说，既便是乘员吃喝拉撒睡等生活小事，都是坦克设计师必须着力解决的大事，这关系到战斗耐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为99大改出现的诸多技术进步感到欣欣鼓舞的同时，很多军迷却对99大改在人机工程性方面的缺陷提出了“抗议”。从军迷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军工系统在大型复杂军事项目上的研发风格，越来越趋向于以“西方式的技术”去实现“苏式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在坦克这类大型地面装备的研发上，这种风格的特点就愈发明显。很多军迷干脆认为，99系列坦克实际上是以消化后的西方技术进行“重构”的T-72，99大改依然跳不出这个窠臼；然而，苏式坦克一直沿着“坦克各舱室、机构和系统占用体积最小化”的道路发展，人机工程性一向是容易为人所忽视、却又切实存在的系统性缺陷。军迷们对99大改人机工程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苏式坦克之所以追求战斗性能而部分放弃了人机工程性，有其深入的内在原因。冷战中，苏联致力于打一场短平快的“短期战争”，如果战争向长期化发展，对苏联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苏联人非常清楚，一切长期战争打的都是经济战，德国之所以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能力远远逊色于反法西斯盟国。假设美国和苏联真的进行一场不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对苏联就越不利。苏联的GDP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只是美国的70%，如果把美国及其盟国的GDP与苏联及其盟国的GDP做个对比，可能是两倍甚至三倍的优势。同时，更应该看到美国工业并不缺乏简明性，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生产大量非常简单、只具备基本功能的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坦克在内，苏联的武器装备对人机工程性考虑不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要打一场决定性的非核“短期战争”，那么武器的战斗效能自然是第一位的，在人机工程性的问题上自然可以进行“妥协”。有人甚至认为，苏联坦克是一种昂贵的一次性消耗品。但问题在于，这种以过分追求紧凑以实现短时间战场效能的设计理念，对于作战使用环境和国家军事战略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我国来说，是否合理呢？
“未可知”的乐观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西方国家就利用航空电子系统综合化的先进技术，展开了车辆电子学技术的研究。但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局限在总线应用和电源管理系统的研究上。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电源的统一管理、分配和控制，简化线路和减少车内的布线。直到8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从完整的网络化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的角度出发，构想把计算机控制、多路传输数据总线、数字通信传输等技术应用在坦克装甲车辆上，主要目的是提高坦克在实战中的战场信息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近10年来，综合电子系统在西方坦克大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英、德、法等国先后在其第三代主战坦克或改进型上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子系统综合化。已经装备使用的有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战场信息管理系统、美国MIA2主战坦克的“车际信息系统”、德国“豹”2主战坦克的“综合指挥与信息系统”和英国“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信息与通信系统”等。目前，这些国家还在利用迅速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从性能和功能上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些系统。有意思的是，进入90年代后期，由于技术领域的后发时间优势，我国坦克在车辆电子化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在MBT-2000外贸型主战坦克内部，我们就在车长位置看到了一个车辆综合信息显示控制器，推测应该能提供数字地图、车辆诸元信息、文字信息的收发等功能，再联想到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电系统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军迷们完全有理由对99大改的数字化程度和“车际信息系统”持乐观态度。
结语
大多数坦克装甲车辆爱好者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是在相互争论这种或那种坦克的优点和缺点，并试图提出各自的建议和要求。然而问题是，坦克和任何其他类型的装甲车辆一样，并不是一种万能武器。因此，在提出技术改进方案之前，需要制订出明确的车辆技术任务书。任务书应该考虑到，在战场上车辆不是独自作战，而是要同其他战车、分队及军兵种协同作战。在指挥组织失当的情况下，任何全能的、威力强大的战车都是无济于事的。同时，有很多实例表明，在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得当的情况下，那些装备较之对手差很多的军队，也能够取得胜利。当您在想象未来车辆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不要试图把您所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塞到这辆战车上，而应该想一想这辆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对于不同的任务，需要用不同的专用车辆来完成，万能的武器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国军迷对99大改欢呼雀跃当然值得肯定，但过分的乐观却又是不必要的。更何况，判断一辆坦克的实际水平如何，除了“照片”中所能见到的“表像”外，还有一些看不到的关键，比如，结构的工艺性是否适合批量生产？部件是否具备高度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在长时间行使战斗职能的情况下，可靠性如何？保养工作量是否最小，定期保养的间隔时间长短与国外坦克相比究竟如何？是否可以使用简单的随车维修工具在战场环境下方便地进行拆装等。如果将这些加以考虑，99大改的“真相”自会得到证明。
2
火力／火控系统——有欣喜有担忧
根据此前陆续公开的资料显示，早期型99式的火炮、炮控系统本身便已经相当优秀．99大改在火炮、炮控系统上更大的可能是继续沿用了早期型99式的成熟部件，配合新一代125毫米弹药，火力性能是否继续保持领跑优势，是可以进行大胆猜测的。然而受制于时代技术水平，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采用的是“下反指挥仪式”，这成为了制约综合性能的一块短板。不过，随着VT-4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对99大改官方照片的分析，我们欣喜地发现，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的短板很可能在99大改上得到弥补。
上反稳像火控中，瞄准镜镜体刚性安装在炮塔顶部，在上反射镜的方向轴和俯仰轴上，分别安装了小型稳定系统，实现瞄准线的独立稳定。当车体颠簸带动瞄准镜镜体随炮塔摆动时，视场中的目标会向与炮塔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这时，瞄准镜中的陀螺仪会测量出镜体摆动的角度，然后控制上反射镜向相反的方向摆动该角度的一半，使目标成像后依然位于视场中原来的位置，达到稳像的目的。从当前透露消息分析，VT-4这种我国新一代外贸坦克的顶级产品采用了带热成像通道，白光一热成像一激光三位一体的上反稳像瞄准镜，而且车长和炮长都有自己独立的热像仪，当前拥有这样配置的现役主战坦克只有MIA2、 “勒克莱尔”和“豹”2部分改进型。如果根据外贸型号技术水准要低于自用型号的“传统”来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99大改不但采用了上反指挥仪式火控系统，而且在技术水准上与VT-4相比只高不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猎一歼能力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从稳像原理和镜炮同步原理可见，上反稳像火控系统具有如下优点：瞄准线稳定精度受外界扰动强度变化影响小；镜炮同步测量精度高，使用过程中不存在机械磨损使测量精度降低的情况；车辆运动中射手与瞄准镜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便于射手观察瞄准；夜视通道视场与昼间通道一起被稳定，不需要另外设置稳定装置；上反射镜由于有陀螺仪等稳定装置部件，体积较大，光通量也较大，利于提高夜视仪器的夜视距离和分辨力。
但是，安装在上反射镜上的稳定装置部件，使得上反射镜在高低向和方位向两个方向上的转动惯量增大，要实现瞄准线的高精度稳定，技术难度比下反稳像火控大，系统成本也较高。更重要的，由于采用电同步方式，在火控系统不通电工作时，无法实现镜炮同步，瞄准镜不能直接降级到人工装表工作方式，必须采用辅助瞄准镜（如美国M1系列坦克），或者采用辅助的机械同步方式来实现镜炮同步，这个问题对于残酷的战场环境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未可知，但心里隐约的担心终归还是有的。
不被看好的“人机工程性”
众所周知，在武器装备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由于对“人一机一环”方面的因素考虑不足，有时导致装备的效能只能实现50%～70%。所以在坦克设计过程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乘员的作战效能。要尽量保证最低的噪音和振动水平，将乘员与释放热能和热气的武器组件、动力装置和传动系统隔离开；乘员舱通风井能进行空气调节；上下坦克方便，并且所有乘员都能够紧急撤离坦克，车体底部有安全门；个人物品和装备方便取用；能够保存必要数量的食物和水，并且能够准备热饮食；在行军和战斗状态下有舒适的体态，并且能够任意改变姿势，以及轮流躺着休息，以及可靠的车外通讯和车内通讯。要完成这一系列要求，就要合理配置乘员工作位置，优化操作动作，选择最好的自动控制系统，改善乘员舱工作环境的各种参数。 “人机环工程”的各种仪表和操纵机构的布置应该保证乘员能够方便而轻松地操纵坦克、武器及各种设备，保证乘员之间能够相互往来，相互帮助及相互替换，使乘员能长时间地坚持在坦克内生活和战斗。比如在设计乘员工作位置的过程中，就要求做到专业操作区的最优化设计，并根据完成操作的特殊性来保证工作区域。同时必须考虑到，坦克重心距乘员身体的支承点越远，乘员感觉到的肌肉压力越大，疲劳越快，而且必须保证有必要的活动范围和视野，以及小憩和长时间休息的环境。
也就是说，既便是乘员吃喝拉撒睡等生活小事，都是坦克设计师必须着力解决的大事，这关系到战斗耐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为99大改出现的诸多技术进步感到欣欣鼓舞的同时，很多军迷却对99大改在人机工程性方面的缺陷提出了“抗议”。从军迷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军工系统在大型复杂军事项目上的研发风格，越来越趋向于以“西方式的技术”去实现“苏式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在坦克这类大型地面装备的研发上，这种风格的特点就愈发明显。很多军迷干脆认为，99系列坦克实际上是以消化后的西方技术进行“重构”的T-72，99大改依然跳不出这个窠臼；然而，苏式坦克一直沿着“坦克各舱室、机构和系统占用体积最小化”的道路发展，人机工程性一向是容易为人所忽视、却又切实存在的系统性缺陷。军迷们对99大改人机工程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苏式坦克之所以追求战斗性能而部分放弃了人机工程性，有其深入的内在原因。冷战中，苏联致力于打一场短平快的“短期战争”，如果战争向长期化发展，对苏联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苏联人非常清楚，一切长期战争打的都是经济战，德国之所以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能力远远逊色于反法西斯盟国。假设美国和苏联真的进行一场不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对苏联就越不利。苏联的GDP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只是美国的70%，如果把美国及其盟国的GDP与苏联及其盟国的GDP做个对比，可能是两倍甚至三倍的优势。同时，更应该看到美国工业并不缺乏简明性，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生产大量非常简单、只具备基本功能的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坦克在内，苏联的武器装备对人机工程性考虑不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要打一场决定性的非核“短期战争”，那么武器的战斗效能自然是第一位的，在人机工程性的问题上自然可以进行“妥协”。有人甚至认为，苏联坦克是一种昂贵的一次性消耗品。但问题在于，这种以过分追求紧凑以实现短时间战场效能的设计理念，对于作战使用环境和国家军事战略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我国来说，是否合理呢？
“未可知”的乐观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西方国家就利用航空电子系统综合化的先进技术，展开了车辆电子学技术的研究。但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局限在总线应用和电源管理系统的研究上。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电源的统一管理、分配和控制，简化线路和减少车内的布线。直到8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从完整的网络化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的角度出发，构想把计算机控制、多路传输数据总线、数字通信传输等技术应用在坦克装甲车辆上，主要目的是提高坦克在实战中的战场信息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近10年来，综合电子系统在西方坦克大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英、德、法等国先后在其第三代主战坦克或改进型上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子系统综合化。已经装备使用的有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战场信息管理系统、美国MIA2主战坦克的“车际信息系统”、德国“豹”2主战坦克的“综合指挥与信息系统”和英国“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信息与通信系统”等。目前，这些国家还在利用迅速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从性能和功能上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些系统。有意思的是，进入90年代后期，由于技术领域的后发时间优势，我国坦克在车辆电子化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在MBT-2000外贸型主战坦克内部，我们就在车长位置看到了一个车辆综合信息显示控制器，推测应该能提供数字地图、车辆诸元信息、文字信息的收发等功能，再联想到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电系统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军迷们完全有理由对99大改的数字化程度和“车际信息系统”持乐观态度。
结语
大多数坦克装甲车辆爱好者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是在相互争论这种或那种坦克的优点和缺点，并试图提出各自的建议和要求。然而问题是，坦克和任何其他类型的装甲车辆一样，并不是一种万能武器。因此，在提出技术改进方案之前，需要制订出明确的车辆技术任务书。任务书应该考虑到，在战场上车辆不是独自作战，而是要同其他战车、分队及军兵种协同作战。在指挥组织失当的情况下，任何全能的、威力强大的战车都是无济于事的。同时，有很多实例表明，在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得当的情况下，那些装备较之对手差很多的军队，也能够取得胜利。当您在想象未来车辆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不要试图把您所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塞到这辆战车上，而应该想一想这辆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对于不同的任务，需要用不同的专用车辆来完成，万能的武器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国军迷对99大改欢呼雀跃当然值得肯定，但过分的乐观却又是不必要的。更何况，判断一辆坦克的实际水平如何，除了“照片”中所能见到的“表像”外，还有一些看不到的关键，比如，结构的工艺性是否适合批量生产？部件是否具备高度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在长时间行使战斗职能的情况下，可靠性如何？保养工作量是否最小，定期保养的间隔时间长短与国外坦克相比究竟如何？是否可以使用简单的随车维修工具在战场环境下方便地进行拆装等。如果将这些加以考虑，99大改的“真相”自会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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