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治沙“功臣”沙蒿的自述：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嗨，朋友，我是沙蒿。又到6月了，我最近真是委屈极了。
我是菊科蒿属植物，耐寒、抗旱、喜光、易繁殖，无惧干燥和盐碱。想当年，榆林飞播治沙，我和同伴义无反顾扑进无边沙地，为人们挡住那无情的风沙。可现在，我们却要“下岗了”……
“种子随风吹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安家”
记得那时候的榆林，黄土高原裸露出“刺眼黄”，与毛乌素沙地连成一片，我和伙伴们紧紧相依才不会被黄毛风刮飞。
黑压压的沙尘暴猛扑过来，真的害怕！土墙被推倒了，羊群被刮散了，榆林市6个城镇和412个村庄被风沙掩埋，210万亩农田被流沙吞没，白昼如黑夜……漫天黄沙留给榆林人的，是无尽的绝望与痛苦的记忆。
那时候的我们还很年轻，全身充满干劲儿。我们迎着光、逆着风，骄傲地抬起头思索着，要怎样才能帮助人类朋友呢？
终于，机会来了！
为了摆脱“沙进人退”的困境，1958年，榆林开始飞播治沙试验，我和我的朋友花棒、踏郎、柠条等一起被选中，乘坐飞机头也不回地降落在茫茫沙海之中。
我打开隐形的翅膀，一头深深扎入被称为“植物地狱”的沙漠里。没有水喝，我们不怕！沙尘来袭，我们不怕！暴雨暴雪侵袭，我们也不怕！
你瞧，治沙英雄石光银三战狼窝沙，吃了一嘴沙又带着群众栽树去了；你看，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漂亮的姑娘们也扛起了铁锹；你听，不知哪家后生把姑娘惹哭了，一个个俊女女来我面前诉说心事，泪蛋蛋洒了一地……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和兄弟姐妹手拉手抵抗可恶的风沙，也见证了这里发生的一切。
听我朋友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立荣说，通过飞播，榆林860万亩流沙全部变为固定和半固定沙地，仅我们沙蒿栽种面积就达328.5万亩。在“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转变中，我们沙蒿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人把我写进歌词，让我过足了“明星瘾”。
“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林……”你听你听，夕阳西下，系着白羊肚手巾的陕北汉又在唱我了，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虽然我个子小，但我生命力顽强，大家都喊我“治沙功臣”。有了这份荣誉，到了壮年，我更加卖力地生长。榆林的天越来越蓝，沙地越来越绿，环境也越来越好。无论是田间地头、城市裸地还是荒漠草原，种子随风吹到哪儿，我就在哪儿安家……
“大家都误会我，我觉得很委屈”
可是，好日子不长，我被人投诉了。
“涕泪交流、喷嚏不止，一想到沙蒿就难受。”
“沙蒿过敏太害怕了，每年七八月都要躲到西安去。”
“沙蒿花粉数量多、颗粒小，风一吹要人命，要是把沙蒿拔了该多好！”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类朋友误会我是导致过敏性鼻炎的“元凶”。
榆林过敏性鼻炎病因到底是啥？真的是因为我们吗？
“沙蒿这次真的‘背锅’了！”5月25日，我的老朋友陕西省林科院副院长、陕西榆林毛乌素沙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站长石长春给出答案。
研究治沙24年，石长春熟悉我们每种沙地植物的特性，听着他的专业解释，我心里舒服多了。他说：“当前，沙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但林分质量普遍不高。当年飞播时主要播种的优良豆科植物老化过熟，退化严重，给了毛乌素沙地的地带性植被如沙蒿、黄花蒿等蒿属植物大量繁殖的机会。”
听石长春说，自退耕还林、封山禁牧工程实施以来，我们蒿属植物大量繁衍，每年7月至9月开花季，大量的花粉随风飘散，是诱发群众过敏性鼻炎的原因之一。
石长春还说，这是自然演替的过程。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坦言：“沙蒿耐旱速生，若是没有沙蒿，我们今天就得吃沙子。沙地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植物为了繁衍开花结果是自然现象。相比沙蒿，黄花蒿的花粉量更大，更容易引起大家的过敏性鼻炎。”
“其实，除了更新复壮灌木林，还应该严格管理农民承包地，要求煤矿等企业对井田范围内林地进行绿化，大家也要增强身体免疫力，激发身体适应性，减少发病和减轻发病症状。”针对过敏性鼻炎，石长春给大家支招。
听着石长春耐心解释，我才得知我们引以为傲的花期，是人们过敏的“悲痛期”。不过提起表姐黄花蒿我非常骄傲，因为人们治疗肿瘤、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就是从她身体中提取的。
不过，表姐若是得知自己的花粉是主要致敏原因，会不会难过呢？
“飞呀飞，我们再出发喽！”
“踏郎串根性强，常常‘一株成林’，樟子松生命力强，生长快，这都是蒿类植物的‘克星’。”总有人问石长春要怎么抑制我们，我还是忍不住偷听了些。
哼，怪不得我最近和樟子松一起生长，这家伙长得又快又高，挡得我连太阳都晒不到。踏郎也是，很倔强，枝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花儿开的时间比我长，深受小动物们青睐。
“2015年开始，榆林不再实施飞播治沙作业，也停止人为种植沙蒿的行为，林草建设的重点由固沙造林转向对林分质量的改造提升。”听着王立荣的解释，我意识到，逐渐老去的我们已经完成了固沙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需要更强壮的新伙伴延续我们的使命。
2020年以来，榆林开展了“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在城区空闲地栽植各类绿化苗木逐步替代我们。你瞧瞧，樟子松、河北杨、沙地柏得意的样子，像极了年轻时的我们。
沙柳、柽柳、紫穗槐等灌木伙伴来了，杨树、柳树等乔木伙伴来了，沙蓬、甘草等草本伙伴也来了……如今，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已成为榆林市重点民生工程之一。今年以来，榆林开展乔木替代沙蒿治理和抑制沙蒿开花技术试验工作，越来越多的新朋友来到我身边，榆林的绿意更浓了，我这个“特种兵”也该“下岗”了。
前两天见到老朋友榆林市卫健委中医药管理科科长郄礼要，我才知道他最近忙坏了。
“我们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过敏性鼻炎防治专班，卫健、林草、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制定了《过敏性鼻炎防治五年行动计划（2022年-2026年）》。”郄礼要说，榆林已建成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变态反应科室14个，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均成立变态反应（过敏性鼻炎防治）专兼职门诊，并根据人口分布特点和沙蒿种植区域特点，设立了动态监测网点。
培训200名合格过敏性鼻炎救治医护人员、开展微生态制剂防治过敏性鼻炎500人体验活动……郄礼要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科研力度，与北京协和医院、西安交大一附院等医院专家团队达成合作，力求在过敏性鼻炎防治中有所突破，解决市民过敏性鼻炎的困扰。
现在的榆林，到处被花粉浓度监测点覆盖。不管在哪里，都能听到预报我们花粉浓度的信息。
“过敏性鼻炎尚无特效治疗方法，出现相关症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规范治疗，请大家加强锻炼，积极防治，不信所谓鼻炎秘方。”你听呀，郄礼要又忙着给大家科普了。
我知道，只有我们越来越多的物种聚在一起形成新的“绿色屏障”，沙漠才能真正变为“绿洲”，人类朋友才能迎来更美好的生活。
你好呀，朋友。今天打开话匣子和你聊这么多，你会不会觉得烦呢。最近又快到我的花期了，我盘算着寻觅一处有山有水的地方。等一阵风来，飞呀飞，我们再出发喽，开启一段“夕阳红”之旅……（记者 李旭佳 文/图）
来源：群众新闻
我是菊科蒿属植物，耐寒、抗旱、喜光、易繁殖，无惧干燥和盐碱。想当年，榆林飞播治沙，我和同伴义无反顾扑进无边沙地，为人们挡住那无情的风沙。可现在，我们却要“下岗了”……
“种子随风吹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安家”
记得那时候的榆林，黄土高原裸露出“刺眼黄”，与毛乌素沙地连成一片，我和伙伴们紧紧相依才不会被黄毛风刮飞。
黑压压的沙尘暴猛扑过来，真的害怕！土墙被推倒了，羊群被刮散了，榆林市6个城镇和412个村庄被风沙掩埋，210万亩农田被流沙吞没，白昼如黑夜……漫天黄沙留给榆林人的，是无尽的绝望与痛苦的记忆。
那时候的我们还很年轻，全身充满干劲儿。我们迎着光、逆着风，骄傲地抬起头思索着，要怎样才能帮助人类朋友呢？
终于，机会来了！
为了摆脱“沙进人退”的困境，1958年，榆林开始飞播治沙试验，我和我的朋友花棒、踏郎、柠条等一起被选中，乘坐飞机头也不回地降落在茫茫沙海之中。
我打开隐形的翅膀，一头深深扎入被称为“植物地狱”的沙漠里。没有水喝，我们不怕！沙尘来袭，我们不怕！暴雨暴雪侵袭，我们也不怕！
你瞧，治沙英雄石光银三战狼窝沙，吃了一嘴沙又带着群众栽树去了；你看，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漂亮的姑娘们也扛起了铁锹；你听，不知哪家后生把姑娘惹哭了，一个个俊女女来我面前诉说心事，泪蛋蛋洒了一地……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和兄弟姐妹手拉手抵抗可恶的风沙，也见证了这里发生的一切。
听我朋友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立荣说，通过飞播，榆林860万亩流沙全部变为固定和半固定沙地，仅我们沙蒿栽种面积就达328.5万亩。在“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转变中，我们沙蒿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人把我写进歌词，让我过足了“明星瘾”。
“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林……”你听你听，夕阳西下，系着白羊肚手巾的陕北汉又在唱我了，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虽然我个子小，但我生命力顽强，大家都喊我“治沙功臣”。有了这份荣誉，到了壮年，我更加卖力地生长。榆林的天越来越蓝，沙地越来越绿，环境也越来越好。无论是田间地头、城市裸地还是荒漠草原，种子随风吹到哪儿，我就在哪儿安家……
“大家都误会我，我觉得很委屈”
可是，好日子不长，我被人投诉了。
“涕泪交流、喷嚏不止，一想到沙蒿就难受。”
“沙蒿过敏太害怕了，每年七八月都要躲到西安去。”
“沙蒿花粉数量多、颗粒小，风一吹要人命，要是把沙蒿拔了该多好！”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类朋友误会我是导致过敏性鼻炎的“元凶”。
榆林过敏性鼻炎病因到底是啥？真的是因为我们吗？
“沙蒿这次真的‘背锅’了！”5月25日，我的老朋友陕西省林科院副院长、陕西榆林毛乌素沙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站长石长春给出答案。
研究治沙24年，石长春熟悉我们每种沙地植物的特性，听着他的专业解释，我心里舒服多了。他说：“当前，沙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但林分质量普遍不高。当年飞播时主要播种的优良豆科植物老化过熟，退化严重，给了毛乌素沙地的地带性植被如沙蒿、黄花蒿等蒿属植物大量繁殖的机会。”
听石长春说，自退耕还林、封山禁牧工程实施以来，我们蒿属植物大量繁衍，每年7月至9月开花季，大量的花粉随风飘散，是诱发群众过敏性鼻炎的原因之一。
石长春还说，这是自然演替的过程。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坦言：“沙蒿耐旱速生，若是没有沙蒿，我们今天就得吃沙子。沙地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植物为了繁衍开花结果是自然现象。相比沙蒿，黄花蒿的花粉量更大，更容易引起大家的过敏性鼻炎。”
“其实，除了更新复壮灌木林，还应该严格管理农民承包地，要求煤矿等企业对井田范围内林地进行绿化，大家也要增强身体免疫力，激发身体适应性，减少发病和减轻发病症状。”针对过敏性鼻炎，石长春给大家支招。
听着石长春耐心解释，我才得知我们引以为傲的花期，是人们过敏的“悲痛期”。不过提起表姐黄花蒿我非常骄傲，因为人们治疗肿瘤、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就是从她身体中提取的。
不过，表姐若是得知自己的花粉是主要致敏原因，会不会难过呢？
“飞呀飞，我们再出发喽！”
“踏郎串根性强，常常‘一株成林’，樟子松生命力强，生长快，这都是蒿类植物的‘克星’。”总有人问石长春要怎么抑制我们，我还是忍不住偷听了些。
哼，怪不得我最近和樟子松一起生长，这家伙长得又快又高，挡得我连太阳都晒不到。踏郎也是，很倔强，枝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花儿开的时间比我长，深受小动物们青睐。
“2015年开始，榆林不再实施飞播治沙作业，也停止人为种植沙蒿的行为，林草建设的重点由固沙造林转向对林分质量的改造提升。”听着王立荣的解释，我意识到，逐渐老去的我们已经完成了固沙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需要更强壮的新伙伴延续我们的使命。
2020年以来，榆林开展了“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在城区空闲地栽植各类绿化苗木逐步替代我们。你瞧瞧，樟子松、河北杨、沙地柏得意的样子，像极了年轻时的我们。
沙柳、柽柳、紫穗槐等灌木伙伴来了，杨树、柳树等乔木伙伴来了，沙蓬、甘草等草本伙伴也来了……如今，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已成为榆林市重点民生工程之一。今年以来，榆林开展乔木替代沙蒿治理和抑制沙蒿开花技术试验工作，越来越多的新朋友来到我身边，榆林的绿意更浓了，我这个“特种兵”也该“下岗”了。
前两天见到老朋友榆林市卫健委中医药管理科科长郄礼要，我才知道他最近忙坏了。
“我们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过敏性鼻炎防治专班，卫健、林草、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制定了《过敏性鼻炎防治五年行动计划（2022年-2026年）》。”郄礼要说，榆林已建成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变态反应科室14个，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均成立变态反应（过敏性鼻炎防治）专兼职门诊，并根据人口分布特点和沙蒿种植区域特点，设立了动态监测网点。
培训200名合格过敏性鼻炎救治医护人员、开展微生态制剂防治过敏性鼻炎500人体验活动……郄礼要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科研力度，与北京协和医院、西安交大一附院等医院专家团队达成合作，力求在过敏性鼻炎防治中有所突破，解决市民过敏性鼻炎的困扰。
现在的榆林，到处被花粉浓度监测点覆盖。不管在哪里，都能听到预报我们花粉浓度的信息。
“过敏性鼻炎尚无特效治疗方法，出现相关症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规范治疗，请大家加强锻炼，积极防治，不信所谓鼻炎秘方。”你听呀，郄礼要又忙着给大家科普了。
我知道，只有我们越来越多的物种聚在一起形成新的“绿色屏障”，沙漠才能真正变为“绿洲”，人类朋友才能迎来更美好的生活。
你好呀，朋友。今天打开话匣子和你聊这么多，你会不会觉得烦呢。最近又快到我的花期了，我盘算着寻觅一处有山有水的地方。等一阵风来，飞呀飞，我们再出发喽，开启一段“夕阳红”之旅……（记者 李旭佳 文/图）
来源：群众新闻
#青海# 【牢记嘱托 实干笃行|裸鲤蕴藏量 超过10万吨】碧波万顷的青海湖是维系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也是阻止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进入6月，青海湖迎来最美的季节，从水上到陆地，从普氏原羚自由奔跑到鱼翔浅底、水鸟翔集，青海湖向世界展示着生物多样性之美。
去年57万余只水鸟
飞抵青海湖
在青海湖生态持续向好的背后，是巡护队日复一日的辛苦跋涉，是护鸟人的不懈努力，更是来自不同岗位的守护者扎根湖区，几十年来不畏艰险的坚守。
在青海湖工作的十六年间，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自然保护科科长孙建青走遍了环湖周边鸟岛、海心山等鸟类栖息地、普氏原羚种群区域，一本本巡护记录见证了青海湖生态持续向好的过程。
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达到或超过世界种群分布1%的水鸟有13种；2016年至2020年，青海湖水鸟统计总量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年均保持在40余万只。2021年，青海湖栖息水鸟数量达到57.1万只。
孙建青说，水鸟作为湿地生态变化的指示物种，数量的增加标志着青海湖湿地生态环境呈现向好趋势。如今的青海湖，迁徙停留的候鸟种类不断刷新，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丰富度明显提升，成为中国境内候鸟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为集中的繁殖地。
普氏原羚数量达2800余只
进入6月，高原的降水增多，天气更为多变。在青海湖畔，一场降雨让普氏原羚开始忙碌起来。青海湖南岸普氏原羚保护站的管护员吴永林没有进屋躲雨，而是拿起望远镜观察远处的情况。
吴永林用望远镜观察着普氏原羚的一举一动。从2003年第一次救助了一只受伤的普氏原羚后，吴永林便扎根草原，19年来守护着奔跑在这片土地上的普氏原羚。
每年夏季，普氏原羚繁殖期间，吴永林都会在野外搭起小帐篷，整日整夜看护待产的母羚。冬春季，他便到普氏原羚的栖息地投放饲料，帮助普氏原羚度过牧草不足的季节。
因为长年守护，吴永林对青海湖畔的普氏原羚情况如数家珍，它们在什么地方觅食、什么时间饮水，他都一清二楚。
截至2020年底，吴永林与同事们从野外救助伤病残的普氏原羚个体成活率达95%。通过对伤病残普氏原羚的救助与人工驯养繁殖，普氏原羚在救护中心种群数量达到60余只。
在吴永林看来，普氏原羚家族的不断壮大，与青海省生态环境改善、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措施密不可分。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作为青海湖旗舰物种的普氏原羚种群数量，由2004年的257只增加到了2021年的2800余只。
保护区植被总覆盖率达到76%
夏季的青海湖碧波万顷，水天一色。每年六七月，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外，一辆辆旅游大巴车穿行在公路上，载着全国各地的游客体验青海美景。景区内，游客在湖边欣赏美景，用手机、相机记录着水鸟嬉戏的和谐画面。在悠闲惬意中，青海的美景定格在游客的镜头里，也通过游客的镜头，传播到国内外。
在第一次走进青海的游客眼中，草原、沙丘、湖水构成的亮丽又独特的风景线，是青海旅游的一张金色“名片”。2021年，青海湖景区旅游总收入超过3亿元。
而对于生长在青海的人们来说，青海的美，是各地旅游不断发展和景区景点转型升级带来的“新鲜感”。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二郎剑分局工作人员李晓明见证了青海湖旅游的绿色转型。
2021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统筹推进青海湖一体保护系统治理，集中实施生态保护、生态效益补偿、生态旅游等项目，为推进环湖地区绿色发展提供了绿色动能。
为积极拓展青海湖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的模式和路径，青海湖启动建设鸟岛观鸟基地、普氏原羚科研救护中心、湟鱼洄游观赏基地三个生态教育基地，打造“一环引领、两线联动、多点带动”的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新格局。
青海湖绿色空间进一步扩展，高密度植被覆盖率增加、整体生态功能持续增强。根据2020年植被监测结果显示，保护区植被总覆盖率达到76%，植被生长的生态环境处于良好状态。在青海湖流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不断增加。今年5月2日，青海湖周边首次出现马麝。
裸鲤资源蕴藏量达到保护初期的近42倍
2021年，青海湖水域面积扩大到4625.6平方公里，比2020年增加37.8平方公里。同2005年相比，十七年间水体面积增大375.35平方公里，水位上升3.29米。湿地面积持续增加、高密度植被覆盖率持续扩大、青海湖整体生态功能持续增强；保护区沙地、裸地、盐碱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保护区内保护功能性用地多年来保持不变。
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湖指示性物种水鸟种类由监测初期的69种增加到97种。湿地指示性物种（水鸟）整体种群数量多年保持稳中有增。
2002年起，我省通过在青海湖主要入湖河流河道，建设专供裸鲤洄游产卵通道等，为恢复裸鲤种群数量提供支撑。目前，青海湖关键性物种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达到10.85万吨，是保护初期的近42倍。（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
去年57万余只水鸟
飞抵青海湖
在青海湖生态持续向好的背后，是巡护队日复一日的辛苦跋涉，是护鸟人的不懈努力，更是来自不同岗位的守护者扎根湖区，几十年来不畏艰险的坚守。
在青海湖工作的十六年间，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自然保护科科长孙建青走遍了环湖周边鸟岛、海心山等鸟类栖息地、普氏原羚种群区域，一本本巡护记录见证了青海湖生态持续向好的过程。
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达到或超过世界种群分布1%的水鸟有13种；2016年至2020年，青海湖水鸟统计总量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年均保持在40余万只。2021年，青海湖栖息水鸟数量达到57.1万只。
孙建青说，水鸟作为湿地生态变化的指示物种，数量的增加标志着青海湖湿地生态环境呈现向好趋势。如今的青海湖，迁徙停留的候鸟种类不断刷新，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丰富度明显提升，成为中国境内候鸟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为集中的繁殖地。
普氏原羚数量达2800余只
进入6月，高原的降水增多，天气更为多变。在青海湖畔，一场降雨让普氏原羚开始忙碌起来。青海湖南岸普氏原羚保护站的管护员吴永林没有进屋躲雨，而是拿起望远镜观察远处的情况。
吴永林用望远镜观察着普氏原羚的一举一动。从2003年第一次救助了一只受伤的普氏原羚后，吴永林便扎根草原，19年来守护着奔跑在这片土地上的普氏原羚。
每年夏季，普氏原羚繁殖期间，吴永林都会在野外搭起小帐篷，整日整夜看护待产的母羚。冬春季，他便到普氏原羚的栖息地投放饲料，帮助普氏原羚度过牧草不足的季节。
因为长年守护，吴永林对青海湖畔的普氏原羚情况如数家珍，它们在什么地方觅食、什么时间饮水，他都一清二楚。
截至2020年底，吴永林与同事们从野外救助伤病残的普氏原羚个体成活率达95%。通过对伤病残普氏原羚的救助与人工驯养繁殖，普氏原羚在救护中心种群数量达到60余只。
在吴永林看来，普氏原羚家族的不断壮大，与青海省生态环境改善、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措施密不可分。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作为青海湖旗舰物种的普氏原羚种群数量，由2004年的257只增加到了2021年的2800余只。
保护区植被总覆盖率达到76%
夏季的青海湖碧波万顷，水天一色。每年六七月，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外，一辆辆旅游大巴车穿行在公路上，载着全国各地的游客体验青海美景。景区内，游客在湖边欣赏美景，用手机、相机记录着水鸟嬉戏的和谐画面。在悠闲惬意中，青海的美景定格在游客的镜头里，也通过游客的镜头，传播到国内外。
在第一次走进青海的游客眼中，草原、沙丘、湖水构成的亮丽又独特的风景线，是青海旅游的一张金色“名片”。2021年，青海湖景区旅游总收入超过3亿元。
而对于生长在青海的人们来说，青海的美，是各地旅游不断发展和景区景点转型升级带来的“新鲜感”。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二郎剑分局工作人员李晓明见证了青海湖旅游的绿色转型。
2021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统筹推进青海湖一体保护系统治理，集中实施生态保护、生态效益补偿、生态旅游等项目，为推进环湖地区绿色发展提供了绿色动能。
为积极拓展青海湖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的模式和路径，青海湖启动建设鸟岛观鸟基地、普氏原羚科研救护中心、湟鱼洄游观赏基地三个生态教育基地，打造“一环引领、两线联动、多点带动”的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新格局。
青海湖绿色空间进一步扩展，高密度植被覆盖率增加、整体生态功能持续增强。根据2020年植被监测结果显示，保护区植被总覆盖率达到76%，植被生长的生态环境处于良好状态。在青海湖流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不断增加。今年5月2日，青海湖周边首次出现马麝。
裸鲤资源蕴藏量达到保护初期的近42倍
2021年，青海湖水域面积扩大到4625.6平方公里，比2020年增加37.8平方公里。同2005年相比，十七年间水体面积增大375.35平方公里，水位上升3.29米。湿地面积持续增加、高密度植被覆盖率持续扩大、青海湖整体生态功能持续增强；保护区沙地、裸地、盐碱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保护区内保护功能性用地多年来保持不变。
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湖指示性物种水鸟种类由监测初期的69种增加到97种。湿地指示性物种（水鸟）整体种群数量多年保持稳中有增。
2002年起，我省通过在青海湖主要入湖河流河道，建设专供裸鲤洄游产卵通道等，为恢复裸鲤种群数量提供支撑。目前，青海湖关键性物种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达到10.85万吨，是保护初期的近42倍。（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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