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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会以比上学起得还早去超市抢到鸡蛋而感到快活。英国现在蛋被抢光鸡入膏肓货架光光让人很慌。鄙人目前除了还没去过Aldi超市之外，包括Sainsbury's, TESCO, ASDA, Morrisons, Waitrose, M&S, Iceland, Poundland在内的其他几大超市都去踩过点比过价，贵还是其次的，主要是都没货。Lidl家这鸡蛋15枚只要£1.18，是最便宜的没有之一。Lidl不愧是廉价超市中的战斗机，怪便宜的，活该收割我等屌丝自抱自泣式的拥戴。这是我两周内第一次买到鸡蛋（每人限购两盒），真是走了鸡屎运了。一蛋难求，一旦拥有，聊以解忧。#英国疫情##荷兰弟买不到鸡蛋买母鸡##英国民众疯狂抢购母鸡热#
#全真道#，“苦己利人”的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壹
全真道兴起于宋金之际，元初士人徐琰撰《郝宗师道行碑》曾评论道：“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今人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认为全真道迅速崛起的原因有三条：“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陈垣先生所谓“异迹”，实属各种宗教借以吸引世人的神秘形式，而所谓“畸行”与“惠泽”则属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的具体表现。
在书中，陈垣曾列举了数则早期全真道徒“畸行感人”与“惠泽德人”的事迹，其中一则为李志常在“贞祐之乱”中不计前嫌而舍身救民的义举：“公(李志常)至即墨之山东，属贞祐丧乱，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数百人，寇至则避其中。众以公后，拒而不纳。俄为寇所获，问窟所在，捶楚惨毒，绝而复苏，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环泣而谢之曰：‘吾侪小人，数百口之命，悬于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纳之怨，以死救之，其过常情远甚。’争为给养，至于康调，迄今父老犹能道之。”另一则为李志源在饥荒岁月“辟谷数旬”以济民的善举：“全真家乐与过客饵，道院所在，至者如归。尝岁饥，资用乏绝，先生(李志源)辟谷数旬，以供给来者，其先人后己类此。”
这种先人后己而济民、舍生忘死而救民的举动，无疑属于“苦己利人”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李志常、李志源的这种行为，并不仅仅是出于其个人的修养，而是与全真道的教理教义有关。如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在《重阳教化集》中认为，欲得道成仙则必须兼修“真功”与“真行”。所谓“真功”，具体内容为“澄心定意，打叠神情，无动无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而所谓“真行”的内容则为“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及“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等。此外，王重阳在《金关玉锁诀》中要求信徒：“第一先须持戒，清净，忍辱，慈悲十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其中的“济贫救苦”、“先人后己”及“忍辱”、“方便”等，实质精神即为“苦己利人”。
贰
王重阳之后，早期全真道的领袖们也多对其信徒所应持守的规范进行过阐述，如邱处机《长春真人规榜》曾规定“出家”信徒的生活原则为“见性为体，养命为用，柔弱为常，谦和为德，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又说：“在众者常存低下，处静者勿起尘情。所有尘劳，量力运用，不可过度。每一衣一食，不过而用之。每计庵粮，不可积剩。治身衣物，不可贪求。或常住之物有余者，济赡往来经过贫难之士。”这些规定及劝诫的内容就与“苦己”、“利人”有关。类似的说法，在“全真七子”留下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总之，正是由于全真道教理教义中“苦己”、“利人”的种种说教，才有了李志常、李志源等“畸行感人”、“惠泽德人”的行为。只是这类行为并非始于李志常、李志源之辈，而是在“全真七子”之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为其师王重阳守丧期间就已开始。如马钰在大定十二年至十八年(1172-1178)间一直过着苦行头陀式的生活，“衣不服绢，手不拈钱，夜则露宿”，力图以苦行感人。在他的影响之下，关中、陇右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纷纷投归全真门下，故《金莲正宗记》卷三曾赞之：“数十年卧霜眠雪，几万里游山涉水，七朵金莲最先放彻，五篇秘语独自传来。”谭处端乞食于河北一带，某日遇一狂徒以拳相击，致血流齿折。路人皆为他愤愤不平，“欲使讼于官”，而谭却“容色不变，吐齿于手”，并说：“谢他慈悲教诲。”(《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二)这种态度，实是王重阳所倡“忍辱”的表现。又据《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记载：刘处玄返乡探母时，曾遭诬告杀人，但他却“不辞而就缚”；后来杀人者自首，他才“得以免缧绁之刑”。这种以生命作为代价去承受不白之冤的做法，真可谓“忍”之极限！早期全真道“苦己利人”之诚，由此可见一斑。
“全真七子”中邱处机的所为，则不仅是“苦己”，且更有“利人”的意义。据《元史》及《蒙鞑备录》等书记载：蒙古人征服中原时，其征服方式极为残暴，“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面对“拔城必屠”的蒙古军队，面对“河以南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悲惨局面，为了救生灵于涂炭，怀着“欲罢干戈致太平”信念的邱处机曾不远万里、历尽艰辛，西行前去面见成吉思汗，“拳拳以止杀为劝”，终使成吉思汗下诏命令蒙古军队“不杀掠”。
叁
这次被史家誉为“展臂拒摧峰之岳，横身遮溃岸之河，救生灵于鼎镬之中，夺性命于刀锯之下”的西行壮举，为全真道赢得了广大百姓的民心。史载邱处机东还时，曾出现了“四远父老士女以香花导师入京，瞻礼者塞路”(《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的动人场面。
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后世全真道中曾以“戒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被称为全真龙门派“中兴之祖”的清代道士王常月所订的“初真十戒”，即有“不得阴贼潜谋、害物利己，当行阴德、广济群生”、“不得败人成功、离人骨肉，当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不得谗毁贤良、露才扬己，当称人之美善、不自伐其功能”、“不得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等内容。也就是说，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后世全真道中得到了大力的弘扬。
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其意义。不过，我们对这种精神的认识也不必完全拘泥于古人之说，而应有符合新时代观念的诠释。如对于“苦己”，不必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它，也不必纯以全真诸子的种种“苦行”来认识它，而应多从抑制人身欲望膨胀这个角度来诠释它。又如对于“利人”，不应像刘处玄被诬告杀人却“不辞而就缚”那样完全无条件地去做，而应守住一条符合大众利益的“底线”。总之，如果我们能对其进行较好的诠释和引导，则全真道所倡“苦己利人”精神将有益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
壹
全真道兴起于宋金之际，元初士人徐琰撰《郝宗师道行碑》曾评论道：“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今人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认为全真道迅速崛起的原因有三条：“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陈垣先生所谓“异迹”，实属各种宗教借以吸引世人的神秘形式，而所谓“畸行”与“惠泽”则属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的具体表现。
在书中，陈垣曾列举了数则早期全真道徒“畸行感人”与“惠泽德人”的事迹，其中一则为李志常在“贞祐之乱”中不计前嫌而舍身救民的义举：“公(李志常)至即墨之山东，属贞祐丧乱，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数百人，寇至则避其中。众以公后，拒而不纳。俄为寇所获，问窟所在，捶楚惨毒，绝而复苏，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环泣而谢之曰：‘吾侪小人，数百口之命，悬于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纳之怨，以死救之，其过常情远甚。’争为给养，至于康调，迄今父老犹能道之。”另一则为李志源在饥荒岁月“辟谷数旬”以济民的善举：“全真家乐与过客饵，道院所在，至者如归。尝岁饥，资用乏绝，先生(李志源)辟谷数旬，以供给来者，其先人后己类此。”
这种先人后己而济民、舍生忘死而救民的举动，无疑属于“苦己利人”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李志常、李志源的这种行为，并不仅仅是出于其个人的修养，而是与全真道的教理教义有关。如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在《重阳教化集》中认为，欲得道成仙则必须兼修“真功”与“真行”。所谓“真功”，具体内容为“澄心定意，打叠神情，无动无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而所谓“真行”的内容则为“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及“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等。此外，王重阳在《金关玉锁诀》中要求信徒：“第一先须持戒，清净，忍辱，慈悲十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其中的“济贫救苦”、“先人后己”及“忍辱”、“方便”等，实质精神即为“苦己利人”。
贰
王重阳之后，早期全真道的领袖们也多对其信徒所应持守的规范进行过阐述，如邱处机《长春真人规榜》曾规定“出家”信徒的生活原则为“见性为体，养命为用，柔弱为常，谦和为德，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又说：“在众者常存低下，处静者勿起尘情。所有尘劳，量力运用，不可过度。每一衣一食，不过而用之。每计庵粮，不可积剩。治身衣物，不可贪求。或常住之物有余者，济赡往来经过贫难之士。”这些规定及劝诫的内容就与“苦己”、“利人”有关。类似的说法，在“全真七子”留下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总之，正是由于全真道教理教义中“苦己”、“利人”的种种说教，才有了李志常、李志源等“畸行感人”、“惠泽德人”的行为。只是这类行为并非始于李志常、李志源之辈，而是在“全真七子”之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为其师王重阳守丧期间就已开始。如马钰在大定十二年至十八年(1172-1178)间一直过着苦行头陀式的生活，“衣不服绢，手不拈钱，夜则露宿”，力图以苦行感人。在他的影响之下，关中、陇右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纷纷投归全真门下，故《金莲正宗记》卷三曾赞之：“数十年卧霜眠雪，几万里游山涉水，七朵金莲最先放彻，五篇秘语独自传来。”谭处端乞食于河北一带，某日遇一狂徒以拳相击，致血流齿折。路人皆为他愤愤不平，“欲使讼于官”，而谭却“容色不变，吐齿于手”，并说：“谢他慈悲教诲。”(《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二)这种态度，实是王重阳所倡“忍辱”的表现。又据《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记载：刘处玄返乡探母时，曾遭诬告杀人，但他却“不辞而就缚”；后来杀人者自首，他才“得以免缧绁之刑”。这种以生命作为代价去承受不白之冤的做法，真可谓“忍”之极限！早期全真道“苦己利人”之诚，由此可见一斑。
“全真七子”中邱处机的所为，则不仅是“苦己”，且更有“利人”的意义。据《元史》及《蒙鞑备录》等书记载：蒙古人征服中原时，其征服方式极为残暴，“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面对“拔城必屠”的蒙古军队，面对“河以南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悲惨局面，为了救生灵于涂炭，怀着“欲罢干戈致太平”信念的邱处机曾不远万里、历尽艰辛，西行前去面见成吉思汗，“拳拳以止杀为劝”，终使成吉思汗下诏命令蒙古军队“不杀掠”。
叁
这次被史家誉为“展臂拒摧峰之岳，横身遮溃岸之河，救生灵于鼎镬之中，夺性命于刀锯之下”的西行壮举，为全真道赢得了广大百姓的民心。史载邱处机东还时，曾出现了“四远父老士女以香花导师入京，瞻礼者塞路”(《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的动人场面。
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后世全真道中曾以“戒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被称为全真龙门派“中兴之祖”的清代道士王常月所订的“初真十戒”，即有“不得阴贼潜谋、害物利己，当行阴德、广济群生”、“不得败人成功、离人骨肉，当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不得谗毁贤良、露才扬己，当称人之美善、不自伐其功能”、“不得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等内容。也就是说，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后世全真道中得到了大力的弘扬。
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其意义。不过，我们对这种精神的认识也不必完全拘泥于古人之说，而应有符合新时代观念的诠释。如对于“苦己”，不必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它，也不必纯以全真诸子的种种“苦行”来认识它，而应多从抑制人身欲望膨胀这个角度来诠释它。又如对于“利人”，不应像刘处玄被诬告杀人却“不辞而就缚”那样完全无条件地去做，而应守住一条符合大众利益的“底线”。总之，如果我们能对其进行较好的诠释和引导，则全真道所倡“苦己利人”精神将有益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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