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审判：将731部队罪行钉在耻辱柱上】
今年是伯力审判72周年。72年前的12月25日至30日，在寒冷的苏联西伯利亚城市伯力，现在的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伯力审判正在进行。
50年前的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文本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但勿忘国耻的警钟永远长鸣，警惕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清醒要永远保持。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存放着跨国征集的20多个小时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简称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并蓄意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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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进行活人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前接到命令，下令炸毁部队所有设施，杀死“囚犯”，带走所有实验数据和资料，最终逃回日本。1946年至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期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致日本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2015年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说，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成员皆被免予起诉，逃脱法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的受害者，除了大量中国同胞外，还有不少苏联人。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记载和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二战时期至少有93名苏联人被送至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成为仅次于中国人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金成民说，这93人中包括当年731部队原队员回忆和伯力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争打响后，731部队组成的23人敢死队曾将细菌播撒到中蒙边境哈拉哈河。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因美国的掩盖与干预而终结。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力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当时拘禁的12名细菌战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731部队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西俊英，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731部队上等兵菊地则光及731部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孙家红说，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填补了细菌战战犯审判的空白。
良心煎熬令战犯讲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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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伯力审判现场。（受访者供图）
2018年1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是继2017年8月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罪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使用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包括731部队成员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后关押到西伯利亚并在伯力法庭上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认罪记录。
在《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纪录片中，出现了细菌战战犯、接受伯力审判的柄泽十三夫的子女，以及他们父亲当时在法庭上发言的录音。伯力审判的突破口正是从柄泽十三夫开始的。
伯力审判是从1949年12月25日的中午12点开始的。据金成民介绍，伯力审判刚开始时，12名战犯对于活人实验、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细菌战等核心内容都三缄其口，良心的煎熬令柄泽十三夫最终吐露了真相，柄泽十三夫也是苏联在押细菌战战犯中第一个开口讲出活人实验秘密的人。
作为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开口，令伯力审判有了巨大进展。柄泽十三夫说出731部队的编制、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制造、对中国浙江的细菌战等重大内容。在他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核心机密，整个731部队的秘密，一点一点显露在人前。
纪录片播放的柄泽十三夫的录音中，他说：“如今我也自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对于自己犯下的恶行，我会一直忏悔和后悔下去。如果我将来能转世再生，想要为人类鞠躬尽瘁。”柄泽十三夫最终被判了20年徒刑。
法庭判处12人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其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四人25年徒刑。专家表示，在其他细菌战战犯身上，并没有看到像柄泽十三夫一样的内心煎熬与反省。
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据金成民介绍，柄泽十三夫并没有回到日本，他在宣布释放消息的第二天，选择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他的自杀，留给后代的，是无尽的思考。
孙家红介绍，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1940年间，在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
审判录音档案是历史铁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据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批录音档案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单位联合在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征集到的。以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为研究对象，2020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深入系统的翻译、整理和研究。
这批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主要内容是审判“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的录音材料。“录音档案揭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金士成说。
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
“731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在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中也得到印证。”《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翻译整理与利用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焦洪双说。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如何？从何处领到活人进行实验？
“一个月之内可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800至900公斤，炭疽热细菌500至700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川岛清曾供述，“据我所知，是从哈尔滨宪兵署那里领过活人。拘禁在731部队内部监狱中的犯人，都被用来进行各种以准备细菌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
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中国长春的100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但其罪行长期不被外界了解。这份录音档案将有利于向世界揭露100部队历史真相。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活人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自己还对一名苏联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课，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当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高桥隆笃供述“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曾设立的地区名称——本报注)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他购买500只羊，90到100匹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尽管过去了72年，但历史不会忘记。伯力审判上的一句句证言，像一颗颗钉子，把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代表的细菌战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图片▲刊于《参考消息》2021年12月23日第7版
今年是伯力审判72周年。72年前的12月25日至30日，在寒冷的苏联西伯利亚城市伯力，现在的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伯力审判正在进行。
50年前的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文本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但勿忘国耻的警钟永远长鸣，警惕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清醒要永远保持。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存放着跨国征集的20多个小时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简称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并蓄意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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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进行活人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前接到命令，下令炸毁部队所有设施，杀死“囚犯”，带走所有实验数据和资料，最终逃回日本。1946年至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期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致日本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2015年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说，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成员皆被免予起诉，逃脱法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的受害者，除了大量中国同胞外，还有不少苏联人。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记载和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二战时期至少有93名苏联人被送至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成为仅次于中国人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金成民说，这93人中包括当年731部队原队员回忆和伯力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争打响后，731部队组成的23人敢死队曾将细菌播撒到中蒙边境哈拉哈河。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因美国的掩盖与干预而终结。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力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当时拘禁的12名细菌战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731部队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西俊英，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731部队上等兵菊地则光及731部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孙家红说，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填补了细菌战战犯审判的空白。
良心煎熬令战犯讲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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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伯力审判现场。（受访者供图）
2018年1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是继2017年8月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罪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使用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包括731部队成员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后关押到西伯利亚并在伯力法庭上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认罪记录。
在《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纪录片中，出现了细菌战战犯、接受伯力审判的柄泽十三夫的子女，以及他们父亲当时在法庭上发言的录音。伯力审判的突破口正是从柄泽十三夫开始的。
伯力审判是从1949年12月25日的中午12点开始的。据金成民介绍，伯力审判刚开始时，12名战犯对于活人实验、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细菌战等核心内容都三缄其口，良心的煎熬令柄泽十三夫最终吐露了真相，柄泽十三夫也是苏联在押细菌战战犯中第一个开口讲出活人实验秘密的人。
作为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开口，令伯力审判有了巨大进展。柄泽十三夫说出731部队的编制、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制造、对中国浙江的细菌战等重大内容。在他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核心机密，整个731部队的秘密，一点一点显露在人前。
纪录片播放的柄泽十三夫的录音中，他说：“如今我也自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对于自己犯下的恶行，我会一直忏悔和后悔下去。如果我将来能转世再生，想要为人类鞠躬尽瘁。”柄泽十三夫最终被判了20年徒刑。
法庭判处12人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其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四人25年徒刑。专家表示，在其他细菌战战犯身上，并没有看到像柄泽十三夫一样的内心煎熬与反省。
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据金成民介绍，柄泽十三夫并没有回到日本，他在宣布释放消息的第二天，选择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他的自杀，留给后代的，是无尽的思考。
孙家红介绍，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1940年间，在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
审判录音档案是历史铁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据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批录音档案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单位联合在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征集到的。以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为研究对象，2020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深入系统的翻译、整理和研究。
这批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主要内容是审判“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的录音材料。“录音档案揭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金士成说。
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
“731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在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中也得到印证。”《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翻译整理与利用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焦洪双说。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如何？从何处领到活人进行实验？
“一个月之内可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800至900公斤，炭疽热细菌500至700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川岛清曾供述，“据我所知，是从哈尔滨宪兵署那里领过活人。拘禁在731部队内部监狱中的犯人，都被用来进行各种以准备细菌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
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中国长春的100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但其罪行长期不被外界了解。这份录音档案将有利于向世界揭露100部队历史真相。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活人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自己还对一名苏联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课，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当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高桥隆笃供述“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曾设立的地区名称——本报注)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他购买500只羊，90到100匹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尽管过去了72年，但历史不会忘记。伯力审判上的一句句证言，像一颗颗钉子，把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代表的细菌战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图片▲刊于《参考消息》2021年12月23日第7版
【张树荣:他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父亲生前最喜欢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讲述的扒火车、捉汉奸、地下联络等故事，他们也都经历过。”12月2日，85岁高龄的张光女士这样讲述起自己的父亲张树荣。
说起铁道游击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尤其是忘不了电影、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塑造的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等光辉形象。其实，抗战时期在我们保定也有一支活跃于铁道上的革命力量——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成立于1938年，比枣庄的铁道游击队还早两年。他们埋地雷、割电线、扒铁路、炸桥梁，袭击日军的军车、棉车……这支以铁路工人为骨干的敌后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张树荣，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传奇人物，可谓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
经历“二七”大罢工，
组建铁路工人游击队
在我市的太行博物馆“燕赵儿女，全民皆兵”展区，有专门的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展板。展柜里那枚张光捐赠的怀表，正是张树荣在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这块锈迹斑斑、饱含沧桑的怀表，见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894年，张树荣出生于博野县冯村。1911年，17岁的他到长辛店铁路机务段做小工，之后先后辗转到正定铁路机务段和顺德机务段煤台做苦工，任顺德站工人纠察队干事时，经历了“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七”斗争后，由于军阀疯狂镇压，工运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张树荣调到保定铁路机务段煤台做苦工，继续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9月，张树荣在“贤良祠”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高碑店至定县（今定州市）间的铁路工运，先后领导了保定车站铁路工人“卧轨斗争”、河坝工人斗争和安新县新庄抗租税和抗割头税的斗争。还参加了高蠡暴动和支援二师学生斗争，两次入狱的他并没有畏惧退缩，反而意志更加坚强，出狱后继续积极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继续南侵。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段成了侵华日军运输兵力、武器、弹药及其给养的主要输送线。经过“二七”大罢工洗礼的保定铁路工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迫切希望组织起来，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种形势下，保定车站的“二七”老工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树荣，10月24日去完县（今顺平）常庄找到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刘秀峰，根据中共平汉线省委的决定，指示张树荣组织铁路工人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阻击敌人的战略进攻。
1938年1月，张树荣返回保定后，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经研究决定：地下党支部以组织工会、发展会员为名，宣传抗日主张，发动车站工人群众，积极筹建工人游击队。经过宣传发动，20多名工人组成了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张树荣任大队长。为了使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张树荣一面扩充队伍，派人到附近各村动员青壮年参军；一面收缴地主武装，装备自己。后来，联合兄弟部队攻打定县高就村的地主联庄会，收缴了一批枪支，扩充了队伍，游击队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获《抗敌周报》称赞，
是一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
在太行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几本发黄的报刊杂志，包括1987年的《保定文史资料选辑》、1993年的《保定党员通讯》和1995年的《保定市报》。这些珍贵的资料里，都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故事。
“恰从北面开来一列运棉车，张树荣下令准备射击，说完他伸手抓过刘耀生手中步枪第一个开了火，接着，其他队员以密集枪弹射击运棉车。顷刻间，冒烟的棉包被风吹出了火苗，一时间整节车厢燃起大火。”1940年秋，晋北晋中地区的日军冬装尚未解决，平汉铁道线上每天都跑着运棉车。11月末的一天下午，张树荣带领队员庞景、刘庚昌、刘耀生、庞福顺等趴在大汲店（今大激店）东的铁道旁观察敌运棉车的往返规律，伺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在张树荣他们的一阵射击过后，“眼见着火苗越烧越大，押车的日军急忙采取紧急制动，但风助火威，前节车厢很快殃及后节车厢，司机一看傻了眼，他怕烧到机头，惊恐地甩掉几节车厢逃跑了。”
自1938年1月至1942年5月，这支保定“铁道游击队”频繁地活动于平汉线两侧的保定、徐水、满城、完县、望都、唐县、定县等地，消灭了部分日伪军，破坏铁路数百次，毁坏机车数十辆，使火车出轨、翻车近百次。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胜仗，缴获的大批道轨、道钉、枕木、电线、电线杆等物品，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边区《抗敌周报》载文，称赞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是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在地区工运史上写下了瑰丽的一页。
日军曾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
也曾派汉奸假冒“张瞎子”
“我爸因为年轻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所以队友们都笑称他叫‘张瞎子’。”提起父亲张树荣的故事，张光满是自豪。她告诉记者，当年日军对游击队和父亲恨之入骨，曾在保定、望都、定县、清风店等地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父亲。可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敌人始终没有得逞，张树荣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反而更加活跃。张光说：“后来日军还命令日伪汉奸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冒充游击队，领头的甚至也戴眼镜扮成我父亲模样，专门在夜间向保定西郊韩村、康庄、富昌及大车村要粮派款，不给就吊打村干部。后来党组织查明情况，才真相大白。”
1942年，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之前，上级根据形势需要，在完县常庄将铁路工人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而张树荣受命返回保定，继续在铁路工人中秘密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敌人情报，为根据地筹集各种物资。他以赶大车为掩护，从保定秘密向抗日根据地运输枪支、弹药、医药、文具等物品，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树荣参加了解放华北地区的多次战斗。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出任石家庄市党委武装部长，后任石家庄市铁路局警卫大队长。1948年11月解放保定时，负责接管保定车站任警卫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德州公安段段长、天津铁路公安处处长、太原铁路局车辆处副处长、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等职。1972年10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张树荣用自己的经历一次次地教育子孙，要记住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做个有气节的中国人，而子女们也都以有这么一位打过鬼子的老父亲感到骄傲。张光说：“父亲生前时常教育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上了战场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说起铁道游击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尤其是忘不了电影、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塑造的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等光辉形象。其实，抗战时期在我们保定也有一支活跃于铁道上的革命力量——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成立于1938年，比枣庄的铁道游击队还早两年。他们埋地雷、割电线、扒铁路、炸桥梁，袭击日军的军车、棉车……这支以铁路工人为骨干的敌后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张树荣，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传奇人物，可谓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
经历“二七”大罢工，
组建铁路工人游击队
在我市的太行博物馆“燕赵儿女，全民皆兵”展区，有专门的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展板。展柜里那枚张光捐赠的怀表，正是张树荣在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这块锈迹斑斑、饱含沧桑的怀表，见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894年，张树荣出生于博野县冯村。1911年，17岁的他到长辛店铁路机务段做小工，之后先后辗转到正定铁路机务段和顺德机务段煤台做苦工，任顺德站工人纠察队干事时，经历了“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七”斗争后，由于军阀疯狂镇压，工运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张树荣调到保定铁路机务段煤台做苦工，继续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9月，张树荣在“贤良祠”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高碑店至定县（今定州市）间的铁路工运，先后领导了保定车站铁路工人“卧轨斗争”、河坝工人斗争和安新县新庄抗租税和抗割头税的斗争。还参加了高蠡暴动和支援二师学生斗争，两次入狱的他并没有畏惧退缩，反而意志更加坚强，出狱后继续积极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继续南侵。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段成了侵华日军运输兵力、武器、弹药及其给养的主要输送线。经过“二七”大罢工洗礼的保定铁路工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迫切希望组织起来，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种形势下，保定车站的“二七”老工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树荣，10月24日去完县（今顺平）常庄找到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刘秀峰，根据中共平汉线省委的决定，指示张树荣组织铁路工人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阻击敌人的战略进攻。
1938年1月，张树荣返回保定后，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经研究决定：地下党支部以组织工会、发展会员为名，宣传抗日主张，发动车站工人群众，积极筹建工人游击队。经过宣传发动，20多名工人组成了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张树荣任大队长。为了使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张树荣一面扩充队伍，派人到附近各村动员青壮年参军；一面收缴地主武装，装备自己。后来，联合兄弟部队攻打定县高就村的地主联庄会，收缴了一批枪支，扩充了队伍，游击队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获《抗敌周报》称赞，
是一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
在太行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几本发黄的报刊杂志，包括1987年的《保定文史资料选辑》、1993年的《保定党员通讯》和1995年的《保定市报》。这些珍贵的资料里，都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故事。
“恰从北面开来一列运棉车，张树荣下令准备射击，说完他伸手抓过刘耀生手中步枪第一个开了火，接着，其他队员以密集枪弹射击运棉车。顷刻间，冒烟的棉包被风吹出了火苗，一时间整节车厢燃起大火。”1940年秋，晋北晋中地区的日军冬装尚未解决，平汉铁道线上每天都跑着运棉车。11月末的一天下午，张树荣带领队员庞景、刘庚昌、刘耀生、庞福顺等趴在大汲店（今大激店）东的铁道旁观察敌运棉车的往返规律，伺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在张树荣他们的一阵射击过后，“眼见着火苗越烧越大，押车的日军急忙采取紧急制动，但风助火威，前节车厢很快殃及后节车厢，司机一看傻了眼，他怕烧到机头，惊恐地甩掉几节车厢逃跑了。”
自1938年1月至1942年5月，这支保定“铁道游击队”频繁地活动于平汉线两侧的保定、徐水、满城、完县、望都、唐县、定县等地，消灭了部分日伪军，破坏铁路数百次，毁坏机车数十辆，使火车出轨、翻车近百次。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胜仗，缴获的大批道轨、道钉、枕木、电线、电线杆等物品，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边区《抗敌周报》载文，称赞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是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在地区工运史上写下了瑰丽的一页。
日军曾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
也曾派汉奸假冒“张瞎子”
“我爸因为年轻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所以队友们都笑称他叫‘张瞎子’。”提起父亲张树荣的故事，张光满是自豪。她告诉记者，当年日军对游击队和父亲恨之入骨，曾在保定、望都、定县、清风店等地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父亲。可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敌人始终没有得逞，张树荣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反而更加活跃。张光说：“后来日军还命令日伪汉奸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冒充游击队，领头的甚至也戴眼镜扮成我父亲模样，专门在夜间向保定西郊韩村、康庄、富昌及大车村要粮派款，不给就吊打村干部。后来党组织查明情况，才真相大白。”
1942年，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之前，上级根据形势需要，在完县常庄将铁路工人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而张树荣受命返回保定，继续在铁路工人中秘密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敌人情报，为根据地筹集各种物资。他以赶大车为掩护，从保定秘密向抗日根据地运输枪支、弹药、医药、文具等物品，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树荣参加了解放华北地区的多次战斗。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出任石家庄市党委武装部长，后任石家庄市铁路局警卫大队长。1948年11月解放保定时，负责接管保定车站任警卫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德州公安段段长、天津铁路公安处处长、太原铁路局车辆处副处长、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等职。1972年10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张树荣用自己的经历一次次地教育子孙，要记住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做个有气节的中国人，而子女们也都以有这么一位打过鬼子的老父亲感到骄傲。张光说：“父亲生前时常教育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上了战场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取一块土地、绘一份喜悦——风景画家匡科研的艺术观
“风景”成为观察者从“土地”中选出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它绘好就可以带走。艺术家取一块土地作为原生素材，通过这块土地进入你视线走进你的生活，也许你会回忆许多，悲欢离合你都会记起。曾经的欢乐时光，或不愿回忆的时光——亲人的逝去，朋友的离别，或许是一场战争，这块土地承载着太多。
《蓝》布面油画 140×150cm 2014年
这篇文章并不意图讨论一部风景艺术的历史，而是提一些探讨我们与风景主题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画了这么久的风景还是不想把风景孤立在艺术长河的纯理论研究中，我们由土地进入风景、由风景再进入艺术。要把这块特定的土地提升某些特点，削减和组织一些因素，使观者的眼睛可以延伸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是经过美学加工的。这个能够被人们携带的纪念品来记录我们的视觉体验。一旦这个概念进程开始，那么土地就成了风景。实际这已经告诉我们风景艺术并不是在自然中发生的，而是艺术家挪用的风景。正如上面所说的样子，那块原始的土地就成了艺术家表现的原始素材。
《海石》布面油画 80×100cm 2018年
当我们用心去消费一副风景画时，我们的专业人士在判断是不是一幅传世经典之作。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在想象着一些与他们相关的东西。可无论怎样我们都隔着一个创造艺术的双手。艺术家和观者更多的是感觉和回忆。回忆一种看的到和没看到的东西，隐喻其中。这时人们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辩证关系。这也证实了贡布里希（E.H.Gombrich）在《艺术与错觉》中所说的“天真纯洁的眼睛只是一个神话”。实际我们每一个看画的人都有一双有故事的后天的眼睛。风景画的观看也如此，需要一双后天的我眼睛，风景总是爱给有经历和有回忆的人看。
《雪山》布面油画 60×80cm 2014年
风景画的户外写生是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把艺术家从室内带到户外。但那时还是常常理解为从画室出发最终再回到画室中创作。这些在画室中产生的最终成品会出现在各个公共画廊和私人住宅的墙上。画廊可以作为更深层意义的景框。从社会意义来说，是处于更宽泛的文化背景中，并且受到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操控。风景艺术品作为日常物质消费的优先地位，受到了艺术市场的影响。这种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艺术家开始把自然材料——岩石、树木、土壤搬入画廊或美术馆的地板上。沃尔特·德·玛利亚（Walter De Maria，生于1935年）的作品《纽约泥土屋》（New York Earth Room）中堆积了250立码的泥土，深度接近两英寸，平铺在超过3600平方英尺的画廊地板上。这就是一种新的材料风景，你能闻到一种野性囚禁的绝望气息。我们的土地被动过了，之前我们只是取一块土地。在一篇“风景”的讽刺的注释中，它被认为是以最赤裸裸的原料形式表现出来的被框定和装箱的土地。这种艺术形式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在许多的大型国内和国际展览中都能看到这一类原始材料的展品，只是他们的名字不叫“风景”，他们赋予作者新的个人概念，通过这些自然的灵性来表达自己的品质。但在这种艺术中确实来自一块土地的移动。最符合的莫过于我们熟悉的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他的一件令人不安的作品的理念，是他在1977年和1978年出版的一系列书籍《边疆的荒原》沙子蔓延到了书页的边缘，一点一点的扩张开来，直到淹没了风景的图像。我认为这么好的风景书籍，是对风景物质化最好的阐述。
《瑞》布面油画 60×80cm 2014年
到此风景的革命并没有停止，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地艺术开始对“风景”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对风景的传统模仿形式发起质疑，艺术和自然被艺术家认为的分离状态施加了压力。艺术又回到了土地，同时风景也回到了土地。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循环，我们从自然中取一块土地到再回到土地中，中间经历了两百多年，这是一场人类思维变化的里程碑。
《叶》布面油画 140×150cm 2016年
我们记录了思想、身体对风景野生环境的抗击，创建了一个一个的幻想乌托邦的风景梦空间。为了让风景画更不像风景画。至今依然保留的绘画形式，更趋于幻想，其中我的好多风景画作品就趋于这种幻想境界，就好像不是单单取了一块土地而是在这块土地的空中，进入这个空间时你就会有许多幻想，因为和我们平时视线能接触到的范围发生了改变。自然就会幻想出你自己想要的风景境界。风景画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具体化，这就是为什么好多画风景画的人更容易走向抽象的原因。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在画画作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很快会走入这样的一个境界，许多过于繁琐的形态都会被我归一，以专心的走入这种境界。
《云雨巫山》布面油画 80×100cm 2018年
无论怎样？我们的艺术还是要表达时代性和中国特色性，这也是能让我们非常容易入画的关键因素。每一批的风景画研究都是经过了前一批风景画的沉淀，也许时代不认可，可还是不能停止，我一直认为艺术家更多的需要是勇气和态度。中国的风景画艺术大军在浩浩荡荡的前行着。我们应该作为勇于改造的一支，好好研读风景艺术，把这块土地取好。
《岩》布面油画 60×120cm 2018年
克拉克《自然风景》的概括告诉我们：“除了爱以外。能够得到全人类认同的感情也许就只有从美好景色中感受到快乐了”。
2021年5月3日于开封回京途中
艺术家简介
匡科研
当代艺术家，北京央美时代环境艺术设计公司创始⼈，北京⼤学⽣优秀创业者，中央美术学院在校⽣优秀作品⼀等奖获得者。曾任央美培训中⼼教学主管。获得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美术学院及中国传媒⼤学全国第三的合格证。设计作品多次被政府采纳并得到国家版权中心认可和资金支持。同时擅⻓研发⼉童科技美术智能课，引导孩⼦发散性思维，爱上⽣活，爱上科技。
主要作品有影像《背后的故事》，油画《侵蚀》，壁画《敦煌莫高窟壁画临摹本》，⼯笔⼩写意《⽔浒叶⼦》，版画《丢勒的童话世界》，⻛景画百余张。毕业后⼜对当代实验艺术做了系统的研究。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古典油画，当代艺术史，当代艺术概论，当代装置影像技术等。组织参加过四季艺术节的拍卖活动。三⾥屯艺术市集选拔，国贸艺术品交易的导览员等。
“风景”成为观察者从“土地”中选出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它绘好就可以带走。艺术家取一块土地作为原生素材，通过这块土地进入你视线走进你的生活，也许你会回忆许多，悲欢离合你都会记起。曾经的欢乐时光，或不愿回忆的时光——亲人的逝去，朋友的离别，或许是一场战争，这块土地承载着太多。
《蓝》布面油画 140×150cm 2014年
这篇文章并不意图讨论一部风景艺术的历史，而是提一些探讨我们与风景主题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画了这么久的风景还是不想把风景孤立在艺术长河的纯理论研究中，我们由土地进入风景、由风景再进入艺术。要把这块特定的土地提升某些特点，削减和组织一些因素，使观者的眼睛可以延伸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是经过美学加工的。这个能够被人们携带的纪念品来记录我们的视觉体验。一旦这个概念进程开始，那么土地就成了风景。实际这已经告诉我们风景艺术并不是在自然中发生的，而是艺术家挪用的风景。正如上面所说的样子，那块原始的土地就成了艺术家表现的原始素材。
《海石》布面油画 80×100cm 2018年
当我们用心去消费一副风景画时，我们的专业人士在判断是不是一幅传世经典之作。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在想象着一些与他们相关的东西。可无论怎样我们都隔着一个创造艺术的双手。艺术家和观者更多的是感觉和回忆。回忆一种看的到和没看到的东西，隐喻其中。这时人们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辩证关系。这也证实了贡布里希（E.H.Gombrich）在《艺术与错觉》中所说的“天真纯洁的眼睛只是一个神话”。实际我们每一个看画的人都有一双有故事的后天的眼睛。风景画的观看也如此，需要一双后天的我眼睛，风景总是爱给有经历和有回忆的人看。
《雪山》布面油画 60×80cm 2014年
风景画的户外写生是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把艺术家从室内带到户外。但那时还是常常理解为从画室出发最终再回到画室中创作。这些在画室中产生的最终成品会出现在各个公共画廊和私人住宅的墙上。画廊可以作为更深层意义的景框。从社会意义来说，是处于更宽泛的文化背景中，并且受到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操控。风景艺术品作为日常物质消费的优先地位，受到了艺术市场的影响。这种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艺术家开始把自然材料——岩石、树木、土壤搬入画廊或美术馆的地板上。沃尔特·德·玛利亚（Walter De Maria，生于1935年）的作品《纽约泥土屋》（New York Earth Room）中堆积了250立码的泥土，深度接近两英寸，平铺在超过3600平方英尺的画廊地板上。这就是一种新的材料风景，你能闻到一种野性囚禁的绝望气息。我们的土地被动过了，之前我们只是取一块土地。在一篇“风景”的讽刺的注释中，它被认为是以最赤裸裸的原料形式表现出来的被框定和装箱的土地。这种艺术形式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在许多的大型国内和国际展览中都能看到这一类原始材料的展品，只是他们的名字不叫“风景”，他们赋予作者新的个人概念，通过这些自然的灵性来表达自己的品质。但在这种艺术中确实来自一块土地的移动。最符合的莫过于我们熟悉的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他的一件令人不安的作品的理念，是他在1977年和1978年出版的一系列书籍《边疆的荒原》沙子蔓延到了书页的边缘，一点一点的扩张开来，直到淹没了风景的图像。我认为这么好的风景书籍，是对风景物质化最好的阐述。
《瑞》布面油画 60×80cm 2014年
到此风景的革命并没有停止，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地艺术开始对“风景”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对风景的传统模仿形式发起质疑，艺术和自然被艺术家认为的分离状态施加了压力。艺术又回到了土地，同时风景也回到了土地。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循环，我们从自然中取一块土地到再回到土地中，中间经历了两百多年，这是一场人类思维变化的里程碑。
《叶》布面油画 140×150cm 2016年
我们记录了思想、身体对风景野生环境的抗击，创建了一个一个的幻想乌托邦的风景梦空间。为了让风景画更不像风景画。至今依然保留的绘画形式，更趋于幻想，其中我的好多风景画作品就趋于这种幻想境界，就好像不是单单取了一块土地而是在这块土地的空中，进入这个空间时你就会有许多幻想，因为和我们平时视线能接触到的范围发生了改变。自然就会幻想出你自己想要的风景境界。风景画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具体化，这就是为什么好多画风景画的人更容易走向抽象的原因。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在画画作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很快会走入这样的一个境界，许多过于繁琐的形态都会被我归一，以专心的走入这种境界。
《云雨巫山》布面油画 80×100cm 2018年
无论怎样？我们的艺术还是要表达时代性和中国特色性，这也是能让我们非常容易入画的关键因素。每一批的风景画研究都是经过了前一批风景画的沉淀，也许时代不认可，可还是不能停止，我一直认为艺术家更多的需要是勇气和态度。中国的风景画艺术大军在浩浩荡荡的前行着。我们应该作为勇于改造的一支，好好研读风景艺术，把这块土地取好。
《岩》布面油画 60×120cm 2018年
克拉克《自然风景》的概括告诉我们：“除了爱以外。能够得到全人类认同的感情也许就只有从美好景色中感受到快乐了”。
2021年5月3日于开封回京途中
艺术家简介
匡科研
当代艺术家，北京央美时代环境艺术设计公司创始⼈，北京⼤学⽣优秀创业者，中央美术学院在校⽣优秀作品⼀等奖获得者。曾任央美培训中⼼教学主管。获得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美术学院及中国传媒⼤学全国第三的合格证。设计作品多次被政府采纳并得到国家版权中心认可和资金支持。同时擅⻓研发⼉童科技美术智能课，引导孩⼦发散性思维，爱上⽣活，爱上科技。
主要作品有影像《背后的故事》，油画《侵蚀》，壁画《敦煌莫高窟壁画临摹本》，⼯笔⼩写意《⽔浒叶⼦》，版画《丢勒的童话世界》，⻛景画百余张。毕业后⼜对当代实验艺术做了系统的研究。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古典油画，当代艺术史，当代艺术概论，当代装置影像技术等。组织参加过四季艺术节的拍卖活动。三⾥屯艺术市集选拔，国贸艺术品交易的导览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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