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打着买了衣撑的旗号把我的小裙子都骗走了，还不让我改地址还看我手机发货地址的某人[拜拜] 天天瞎看的某人，瞎说话瞎问的某人，气的我恨不得给他扔水池子里还扔楼下下去[拜拜]打一顿都不解气！乌煎道黑龙茶的奶茶好喝，柠檬养乐多也好喝，但是这气人的人记得我爱吃的小零食，还偷偷买了好东西让他带回家去。嘻嘻嘻嘻嘻嘻今天又是调皮的一天！叮咚！最后一张图免费送！（想吃好吃的来着今天风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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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9
在合肥的小姨家待着。四个人住在一起，比和妈妈两个人住在一起，心情上要舒缓很多。妈妈的注意力分散到小姨和姐姐身上，“伺候”她们，使得我有些呼吸的空间。
妈妈的气质，和我记忆中年轻时的她，判若两人。
和她相处依然是一件令我感到痛苦的事。我无法对她产生纯粹的好感，而她对我的爱在单方面的损耗下也孕育着漫不经心的倾向。
快乐的是，我与我的小猫团聚了。他如今长得肥圆，但他没有忘记我，我把从日本药妆便利店买来的一块鱼条给他，他就亲亲热热地拿鼻子蹭我，用有些粗砺的舌头舔我的手。躺在盒子里很冷，他常常试图往我怀里钻。我因为对猫毛感到不适不得不把他从腿上抱下来时，他会非常不情愿地嗷呜。
有次他钻进我怀里，把手搭在我小臂上，转头看我，那眼神像在说，“我占领你了”。
我真的很喜欢他。
这几天因为瘟疫的爆发，无所事事。虽然本来放假的时候，我就几乎不出门，因为没有什么可见要见的人，也没有什么可去要去的地方。但如果不出门这行为中是掺有外来强制力的，我就感到无聊。不同于平常假期因为沉迷在几乎已经带不来快感的娱乐消遣时所体会到的无聊，此时的无聊中有着叛逆的意味。我很无聊，所以让这状况赶紧消失吧，大体上是这层意思。
我也是在日本的后一周才认识到这瘟疫的极端严重性的。恐慌性地也去买了口罩，因为恐慌不知所谓地买了工业用的吸炭口罩。在回程时战战兢兢地带上，口罩的系带是围到脑后的，又紧，不知道该把头发都塞进去，还是该把头发都挑出来，尴尬地摆弄半天，最后把帽子带上，遮住被揪得蓬乱的头发。过安检时，忘记把帽子摘下，被没好气的北京机场工作人员搪塞了一句。
因为原航班莫名其妙临时取消，换了一班新的，变成凌晨三点半就需要起床、而且在首都机场只有约半小时时间给我转机的情况。手忙脚乱。
在东京起飞开往北京的飞机上看着窗外的风景我就已经开始想东京。回到北京，见着因为疲惫而一个个眉毛吊起声音尖细的安检人员时，这想念更甚。不过在见到家人后，想念就渐渐消散了。
来说说在日本的日子吧。
日本竟也有和中国一样满身是应试教育臭味的呆板老师，还被我碰见。我在上课时看着那位小个子女人脸上堆满假笑，心里发怵。
她对我的作业的自以为是的修改让我感到自己又回到十岁时那个无助的晚上，面对着被语文老师拿红笔杠去了一整面的作文。我没有用“排比段落”来写那个题目，我写了一篇小说。我想要在她“没有中心，没有重点”的评语后写上我的解释说明，妈妈走进来，制止了我的行为，把我用铅笔写的说明悉数擦去。
满脸笑褶的小个子老师用红笔把我的作业杠去。那一瞬间我感到鼻子发酸。这是我一个人的情绪，无法用日语转述给她听。我说，“这样改，没有把我的意思表达出去（届かない），但让大家理解是第一优先的事情。”我在说谎。我并不想为她的理解力而降低我的表达力。
和10岁那年的语文老师不同，她最后抱了抱我，肯定了我。但红色的杠子不会因为她的拥抱而消去。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有些讨厌自己的别别扭扭。
最后要求说在日本一番楽しかった的一件事，大家说了学校安排的浅草寺游览，烧鸟烤串，着物体验，雪天富士山做乌冬面和摘草莓，我说了去逛神保町的事情。
无论经历着什么，我总是把自己固在原本的路径上。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感到自己最大限地融入周围了，但周围人或许可以很轻易地感到我的格格不入吧。
神保町...天堂的模样。
天堂的模样。
啊...我现在的文字运用力还不足以描画出神保町的美。
除了神保町，还有很多友善亲切的志愿者们，带给我很多愉快。有一个叫二宫莉子的女孩，初见觉得她有些傲慢，敞开心扉后她极其可爱。还有一个叫りさこ的女孩，从始至终的友善亲切。
在快返程的前几天去了神乐坂。漂亮的地方。有一次因为对地铁交通不熟悉，误去了汐留。美啊...
从汐留站往回坐，听到很多熟悉的地名，六本木，麻布十番，每个都很想下去探索。但当时夜色已晚，作罢。
某天从新宿歌舞伎町散步去了涩谷区。说是散步，路程很长，中途还是坐了电车。
歌舞伎町，我喜欢这个地方，感到无数故事可以在这片区域很好地窝藏。我去了两次，两次都在一家招牌上写着“北京料理”不过老板娘是山东人的小饭店里要面吃。第一次去时，下午四点半左右，小店里有一座喧哗的日本年轻人，喝得东倒西歪，抽着烟讲着些不知道内容但听语气就能知道盲目愚蠢的话。我不禁皱眉头，但老板娘在年轻人往外走的背影后说，“慢点啊，注意点啊”。年轻人回答：“好的妈妈！”这一幕在一月份暖到了我。于是第二次又去，没再看到类似的场面，但端上来的酸辣面分量大得惊人，面还没见底我就感到撑了。坐着玩了会儿手机，还是觉得吃不下，只好就放着结账。跟老板娘说，“我昨天也来的”，她说，“嗯啊，我知道啊”。
异国他乡听到汉语声音的触动感，难以言喻。
啊...好菜。自己对文字的熟悉度又往下减了。
某天的free time窝在小小的一人寝里，读“试论点唱机”。带着嫉妒感，读不了一会儿就切出来，然后再读。针毡上似的。
说到读书，从歌舞伎町回来时坐在地铁上，为了应景，我去读“歌舞伎町案内人”，却觉得文本熟悉得很，多年前我就读过。读到作者出轨那段，对作者理直气壮的辩解感到愤慨，把电子书页面关掉了。想想多年之前，自己可能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读下去吧。
在神保町买了本剧情是“调查兵马俑被盗”的冒险小说。作者是片假名名字，西方人，然后日本人翻译过来。因为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书里汉字异常多。由着这原因，我将它买了下来。因为我日语远没有好到能直接读日文小说的地步。
...想想自己竟然还是对来回赶飞机的局促印象最深刻。坐在凌晨的电车里，带着对时间的忧心观看着众生相，这段记忆最为美艳。坐在前往航站楼的区域急行车，看着玻璃窗印出来的自己戴着口罩的样子，由于对周围坐着的日本中年男人有戒心而抱紧背包，为了省电没有听耳机，耳腔遂被临近两个高大的白种男人洪亮的英语交谈声占据。
说到电车。我看着电车上不断变换的方型广告牌发呆，心里想，东京，这地方我还会再来的。
就以这份情感作结吧。
在合肥的小姨家待着。四个人住在一起，比和妈妈两个人住在一起，心情上要舒缓很多。妈妈的注意力分散到小姨和姐姐身上，“伺候”她们，使得我有些呼吸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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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相处依然是一件令我感到痛苦的事。我无法对她产生纯粹的好感，而她对我的爱在单方面的损耗下也孕育着漫不经心的倾向。
快乐的是，我与我的小猫团聚了。他如今长得肥圆，但他没有忘记我，我把从日本药妆便利店买来的一块鱼条给他，他就亲亲热热地拿鼻子蹭我，用有些粗砺的舌头舔我的手。躺在盒子里很冷，他常常试图往我怀里钻。我因为对猫毛感到不适不得不把他从腿上抱下来时，他会非常不情愿地嗷呜。
有次他钻进我怀里，把手搭在我小臂上，转头看我，那眼神像在说，“我占领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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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因为瘟疫的爆发，无所事事。虽然本来放假的时候，我就几乎不出门，因为没有什么可见要见的人，也没有什么可去要去的地方。但如果不出门这行为中是掺有外来强制力的，我就感到无聊。不同于平常假期因为沉迷在几乎已经带不来快感的娱乐消遣时所体会到的无聊，此时的无聊中有着叛逆的意味。我很无聊，所以让这状况赶紧消失吧，大体上是这层意思。
我也是在日本的后一周才认识到这瘟疫的极端严重性的。恐慌性地也去买了口罩，因为恐慌不知所谓地买了工业用的吸炭口罩。在回程时战战兢兢地带上，口罩的系带是围到脑后的，又紧，不知道该把头发都塞进去，还是该把头发都挑出来，尴尬地摆弄半天，最后把帽子带上，遮住被揪得蓬乱的头发。过安检时，忘记把帽子摘下，被没好气的北京机场工作人员搪塞了一句。
因为原航班莫名其妙临时取消，换了一班新的，变成凌晨三点半就需要起床、而且在首都机场只有约半小时时间给我转机的情况。手忙脚乱。
在东京起飞开往北京的飞机上看着窗外的风景我就已经开始想东京。回到北京，见着因为疲惫而一个个眉毛吊起声音尖细的安检人员时，这想念更甚。不过在见到家人后，想念就渐渐消散了。
来说说在日本的日子吧。
日本竟也有和中国一样满身是应试教育臭味的呆板老师，还被我碰见。我在上课时看着那位小个子女人脸上堆满假笑，心里发怵。
她对我的作业的自以为是的修改让我感到自己又回到十岁时那个无助的晚上，面对着被语文老师拿红笔杠去了一整面的作文。我没有用“排比段落”来写那个题目，我写了一篇小说。我想要在她“没有中心，没有重点”的评语后写上我的解释说明，妈妈走进来，制止了我的行为，把我用铅笔写的说明悉数擦去。
满脸笑褶的小个子老师用红笔把我的作业杠去。那一瞬间我感到鼻子发酸。这是我一个人的情绪，无法用日语转述给她听。我说，“这样改，没有把我的意思表达出去（届かない），但让大家理解是第一优先的事情。”我在说谎。我并不想为她的理解力而降低我的表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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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有些讨厌自己的别别扭扭。
最后要求说在日本一番楽しかった的一件事，大家说了学校安排的浅草寺游览，烧鸟烤串，着物体验，雪天富士山做乌冬面和摘草莓，我说了去逛神保町的事情。
无论经历着什么，我总是把自己固在原本的路径上。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感到自己最大限地融入周围了，但周围人或许可以很轻易地感到我的格格不入吧。
神保町...天堂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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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现在的文字运用力还不足以描画出神保町的美。
除了神保町，还有很多友善亲切的志愿者们，带给我很多愉快。有一个叫二宫莉子的女孩，初见觉得她有些傲慢，敞开心扉后她极其可爱。还有一个叫りさこ的女孩，从始至终的友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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