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谣｜汤养宗
一直在做一件事，用竹篮打水
并做得心安理得与煞有其事
我对人说，看，这就是我在人间最隐忍的工作
使空空如也的空得到了一个人千丝万缕的牵扯
深陷于此中，我反复享用着自己的从容不迫。还认下
活着就是漏洞百出。
在世上，我已顺从于越来越空的手感
还拥有这百折不饶的平衡术：从打水
到欣然领命地打上空气。从无中生有的有
到装得满满的无。从打死也不信，到现在，不弃不放
2012/5/30
一直在做一件事，用竹篮打水
并做得心安理得与煞有其事
我对人说，看，这就是我在人间最隐忍的工作
使空空如也的空得到了一个人千丝万缕的牵扯
深陷于此中，我反复享用着自己的从容不迫。还认下
活着就是漏洞百出。
在世上，我已顺从于越来越空的手感
还拥有这百折不饶的平衡术：从打水
到欣然领命地打上空气。从无中生有的有
到装得满满的无。从打死也不信，到现在，不弃不放
2012/5/30
#整理#
[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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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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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未来政策的着力点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刘锋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工作室研究员 聂天奇
今年年初以来，俄乌冲突陷入僵局导致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国内多地疫情的反复扰动也致使生产受阻，消费及工业增加值显著降低，6月美联储一次性加息75BP使得全球资本流动性进一步紧缩，这些因素都使得上半年经济运行承受较大压力，尤其是对前五个月的经济数据造成了不小影响。为此，中央政府也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稳经济政策和措施，包括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平台经济政策的调整、房地产政策的边际宽松以及伴随疫情的变化颁布了更加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这些都对经济筑底复苏产生了有效作用，可以看到5、6月份以来各项经济数据都逐步有所改善。
我们在4月的经济数据解读中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需要关注的三大问题，一是工业生产及消费的螺旋下降风险，二是居民去杠杆趋势背后的资产收益率下降，三是基建投资发力和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在之前的政策建议中也提出疫情管控措施的调整、发放定向消费券、转变基建投资方向、盘活存量资产等相关建议，目前来看在五六月份出台的各类政策文件中均已有所提及。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当前经济面临美联储的激进加息和缩表将对新兴市场造成一定资本回流压力，提升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国内方面伴随着上半年各项增量经济政策的逐步落地，下半年经济或将迎来有序复苏，同时CPI与PPI剪刀差将有所缩窄，PMI重回扩张区间显示内需逐步恢复，预计下半年上下游产业的成本与利润差异也将有所修复。
对于下一步政策的着力点，保证疫情防控的稳定仍为首要目标，在目前货币与财政政策总量性工具发力空间较小的情况下，下半年的政策重点应以结构性政策工具和存量资产运行效率的提升为主。
1.美联储加息扩幅，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承压
当前美国通胀高企，5月CPI同比增长8.6%再创40年来新高，接连打破了“通胀暂时论”和“阶段性见顶论”，出乎市场预期。从美国公布的CPI数据结构可以看出，当前美国的通胀不仅受到供给端冲击，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也体现出需求端带来的通胀压力，因此美联储选择实施更为鹰派的前置性加息以打压通胀，75BP是美联储自1994年以来的单次最大幅度加息。面对美国当前近于失控的通胀，如果美联储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伴随超预期通胀带来的情绪失控或将使后期物价上升的幅度加速抬升，引发滞胀下的经济衰退。届时美元信用也将遭受重创，有可能重演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一幕。因此，美联储的此次加息是在美元信用体系与经济面临衰退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必然选择。至于本次超预期的加息幅度，我们认为更多体现的是美国预期管理的手段，通过强硬的鹰派态度引导市场通胀预期下行，以超预期稳定预期。对于当前市场预期的3.5%的目标利率，未来目标利率水平至少会达到2.5%的中性水平。至于是否会一路加息至3.5%甚至以上水平，更多的还是取决于美联储对市场预期的控制程度。
当前美联储的激进加息使得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入大幅提升，如果后续通胀目标不及预期，加息进程或将进一步提速，迫使国际资本流动性进一步紧缩，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都将面临一定的资本流出压力。同时货币政策空间也将受到中美利差缩窄的掣肘，从而使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进一步提升。
2.上半年稳经济政策密集发力，下半年政策红利或将花开结果
今年年初以来，财政及货币政策集中靠前发力，财政年初就提前下达了专项债发行额度，目前3.65万亿专项债已发行3.4万亿，同时年内计划的1.64万亿的留抵退税以及1万亿的减税降费额度在上半年也已基本完成。货币政策方面，自三、四月份经济遭受疫情冲击以来，央行二季度开始显著提升政策支持力度，包括增加4400亿元专项再贷款额度、8000亿元政策性银行基建投资的信贷额度、3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入股基建项目资本金以及5月份下调了5年期LPR基准利率。从政策投放的力度以及政策推出的顺序来看，上半年增量政策工具空间已基本用足，但政策和投资从形成到传导至实体经济运营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前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体系也对前期立项发行的专项债项目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这将加快基建项目的资本支出，伴随着下半年更多实体工作量的形成，预计将逐步带动相关产业的持续复苏。
与此同时，基建项目的持续开工也将有望间接促进就业、消费和工业生产的回升。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021年底达到2.92亿人，占总人口数量的20.71%，其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工人数量占比达46.1%。6月29日国常会在部署新增3000亿政策性金融工具时，要求加大以工代赈力度，政府投资工程能用尽用以工代赈，实施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并将劳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由原规定的15%以上提高到30%以上。因此，伴随下半年大批基建项目的开工将有效拉动大量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同时政策对劳动报酬的发放力度增加也将提升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这将对消费的提升具有较高的边际贡献，有助于促进消费及下游工业生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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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刘锋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工作室研究员 聂天奇
今年年初以来，俄乌冲突陷入僵局导致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国内多地疫情的反复扰动也致使生产受阻，消费及工业增加值显著降低，6月美联储一次性加息75BP使得全球资本流动性进一步紧缩，这些因素都使得上半年经济运行承受较大压力，尤其是对前五个月的经济数据造成了不小影响。为此，中央政府也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稳经济政策和措施，包括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平台经济政策的调整、房地产政策的边际宽松以及伴随疫情的变化颁布了更加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这些都对经济筑底复苏产生了有效作用，可以看到5、6月份以来各项经济数据都逐步有所改善。
我们在4月的经济数据解读中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需要关注的三大问题，一是工业生产及消费的螺旋下降风险，二是居民去杠杆趋势背后的资产收益率下降，三是基建投资发力和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在之前的政策建议中也提出疫情管控措施的调整、发放定向消费券、转变基建投资方向、盘活存量资产等相关建议，目前来看在五六月份出台的各类政策文件中均已有所提及。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当前经济面临美联储的激进加息和缩表将对新兴市场造成一定资本回流压力，提升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国内方面伴随着上半年各项增量经济政策的逐步落地，下半年经济或将迎来有序复苏，同时CPI与PPI剪刀差将有所缩窄，PMI重回扩张区间显示内需逐步恢复，预计下半年上下游产业的成本与利润差异也将有所修复。
对于下一步政策的着力点，保证疫情防控的稳定仍为首要目标，在目前货币与财政政策总量性工具发力空间较小的情况下，下半年的政策重点应以结构性政策工具和存量资产运行效率的提升为主。
1.美联储加息扩幅，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承压
当前美国通胀高企，5月CPI同比增长8.6%再创40年来新高，接连打破了“通胀暂时论”和“阶段性见顶论”，出乎市场预期。从美国公布的CPI数据结构可以看出，当前美国的通胀不仅受到供给端冲击，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也体现出需求端带来的通胀压力，因此美联储选择实施更为鹰派的前置性加息以打压通胀，75BP是美联储自1994年以来的单次最大幅度加息。面对美国当前近于失控的通胀，如果美联储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伴随超预期通胀带来的情绪失控或将使后期物价上升的幅度加速抬升，引发滞胀下的经济衰退。届时美元信用也将遭受重创，有可能重演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一幕。因此，美联储的此次加息是在美元信用体系与经济面临衰退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必然选择。至于本次超预期的加息幅度，我们认为更多体现的是美国预期管理的手段，通过强硬的鹰派态度引导市场通胀预期下行，以超预期稳定预期。对于当前市场预期的3.5%的目标利率，未来目标利率水平至少会达到2.5%的中性水平。至于是否会一路加息至3.5%甚至以上水平，更多的还是取决于美联储对市场预期的控制程度。
当前美联储的激进加息使得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入大幅提升，如果后续通胀目标不及预期，加息进程或将进一步提速，迫使国际资本流动性进一步紧缩，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都将面临一定的资本流出压力。同时货币政策空间也将受到中美利差缩窄的掣肘，从而使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进一步提升。
2.上半年稳经济政策密集发力，下半年政策红利或将花开结果
今年年初以来，财政及货币政策集中靠前发力，财政年初就提前下达了专项债发行额度，目前3.65万亿专项债已发行3.4万亿，同时年内计划的1.64万亿的留抵退税以及1万亿的减税降费额度在上半年也已基本完成。货币政策方面，自三、四月份经济遭受疫情冲击以来，央行二季度开始显著提升政策支持力度，包括增加4400亿元专项再贷款额度、8000亿元政策性银行基建投资的信贷额度、3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入股基建项目资本金以及5月份下调了5年期LPR基准利率。从政策投放的力度以及政策推出的顺序来看，上半年增量政策工具空间已基本用足，但政策和投资从形成到传导至实体经济运营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前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体系也对前期立项发行的专项债项目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这将加快基建项目的资本支出，伴随着下半年更多实体工作量的形成，预计将逐步带动相关产业的持续复苏。
与此同时，基建项目的持续开工也将有望间接促进就业、消费和工业生产的回升。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021年底达到2.92亿人，占总人口数量的20.71%，其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工人数量占比达46.1%。6月29日国常会在部署新增3000亿政策性金融工具时，要求加大以工代赈力度，政府投资工程能用尽用以工代赈，实施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并将劳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由原规定的15%以上提高到30%以上。因此，伴随下半年大批基建项目的开工将有效拉动大量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同时政策对劳动报酬的发放力度增加也将提升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这将对消费的提升具有较高的边际贡献，有助于促进消费及下游工业生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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