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变换，很多人忘记了很多人”
#读书笔记#
这学期课很少，可能“闲”则思变吧，想重新拾起高中读文时，张校长（当时语文老师）让我们每周都坚持的读书笔记。
每周发下来打开批语前对优或良那种期待和揣测真的很难忘。
大学生活的忙碌和琐碎让我飘飘浮浮，现在是时候沉淀一下寻找内心的宁静。
简而言之，统而言之：
就是要重新捡起老本行了，试着在微博不定时营业啦。 https://t.cn/RyhNU8M
#读书笔记#
这学期课很少，可能“闲”则思变吧，想重新拾起高中读文时，张校长（当时语文老师）让我们每周都坚持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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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的忙碌和琐碎让我飘飘浮浮，现在是时候沉淀一下寻找内心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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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缪可馨坠楼身亡# 事件：什么样的人在教育我们的孩子？
这篇是关于小学教师的。
我有一个好友，家住某名牌大学的附属小学院墙后面，也年过四十，但没有小孩，也不想要。有一天我去他家吃饭，不知怎么就聊起这个话题。他说前面这所小学，能排进北京市前三名，我住在这里最大的困扰就是睡不了懒觉，喇叭特炒。特别是两个时刻，一个是播放歌曲，再就是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对我都是严重的精神折磨，但又没法不听。他举了个例子：
有一天的升旗仪式，一个热情洋溢的朗诵体女声通过高音喇叭传进他的耳朵：同学们，你们知道五星红旗为什么是五颗星吗？因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他说那一刻他碰巧在院墙下，气得想跳墙，或者撞墙。
我这个朋友是学哲学出身，但现在是一个训诂学者，就是专干“咬文嚼字”和各种钩沉考据的，同时是骨灰级的古典音乐发烧友。他听古典音乐的设备，我都不认识是什么，但有次听他说光买一套连接线就花了8万，还是二手的。夫人则是搞声乐的，他曾终日因买不起一架斯坦威钢琴给夫人而自责不已。
然后他说：丁老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要孩子吗？因为一想到要把孩子送去那里，孩子每天在听什么、学什么，我受不了。
我作为一个教育学者、大学老师，从事教育研究多年，也参与大量教育领域的工作实务，比如从1998年起开始接触教育扶贫一线工作（主要是协助外资机构做教育扶贫），也去过很多偏远的、极端贫困的地区考察中小学教育，耳闻目睹过各种离奇。其实教育系统的“段子手”水平也一样高，我就遇到很多专门讲学校段子、课堂段子的家伙（多是教育系统公务员）。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一个自认为还有点个人修养和自尊的人，我从不传播这类段子，我对中小学教师充满敬意，也从不敢“置喙”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和课堂教学。上个月我聊远程在线教学话题，还提到作为大学教师，我们其实大多不具备小学教师的很多“本领”。
但必须得承认，中小学教师，特别小学教师，他们的教育使命比我们重大，他们的工作比我们的更具有“奠基性”，而他们接受的教育和熏陶，在格调和思想性上大多不如高校教师，因此对他们的言语行为，应该有特殊的、细致的、全面的规范或者说“规训”。
我也曾说过，在观察中小学课堂教学时我总会发现一些“出乎意表”的东西。这里我举一个最“中性”的例子。
2007年夏天，我带着一个小团队在湖北几个县做入校的问卷调查和学科水平测试。有一天在一个县城的小学，我第一次去教室里看教师如何组织填问卷——因为小学的调查对象是四年级学生，我们要求老师读问卷，解释问卷，带着学生完成问卷填写。因为是县城里最好的小学，一个班有100多孩子（那时很常见），我一进去就听一位女老师在大声朗诵问卷：
家里有没有电视机，选“有”！打钩！
家里有没有自来水，选“有”！打钩！
家里有没有自行车，选“有”！打钩！
家里有没有小汽车，选“没有”！打钩!
……
我当时完全凌乱，冲上去喝止：“停！您怎么知道所有同学家里都有自来水，都没有小汽车？”
这位老师看了看我，眨眨眼想了想，好像明白了，表情有点尴尬，接着马上调整好：同学们，我们重新开始！如果家里有电视机，就在“有”上面打钩，如果没有，就在“没有”上面打钩……
这位老师，暴露的问题是她可能非常“主观武断”，这其实并不是多么令人“不可容忍”的问题。有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我在北大高教所读研究生时，有一次我的硕士导师在他的课上（《教育财政学》）提到有一次他去一个贫困地区的小学，看到一个老师上完课从讲桌下面抬出一个钢精锅，是自己做的茶叶蛋，抬到讲桌上就开始卖。
这是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事。在我后来的经历和观察中，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这类事情遇到无数，不胜枚举，只不过卖的不是茶叶蛋，是各种“变体”，但实质上也都是卖茶叶蛋，别人的茶叶蛋，自家的茶叶蛋。这必须严厉禁止。
我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在专业素养、教学功底之外，最重要的职业修为，或者说职业品格，是对待每一个学生，要善于发现每个孩子的优点，更要善于挑出每一个孩子的“毛病”，这反映一个教师真正的“水平”。而我最担心的，是影响这一水平的因素，除了认知水平和能力，可能还有别的东西，比如态度问题，甚至还有品格问题。
我不知道缪可馨事件是不是也可以做以上解读。当然，教师的知识水平、专业素养是最起码要求。对这个事件，我最大的感触其实是：一个连《西游记》不是罗贯中写的，这样明显的基础文史知识硬伤都看不出来的老师（语文老师！），对学生的作文，竟然还能从比“思品老师”、“政治老师”还刁钻的角度，上纲上线地给学生挑出“毛病”，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篇是关于小学教师的。
我有一个好友，家住某名牌大学的附属小学院墙后面，也年过四十，但没有小孩，也不想要。有一天我去他家吃饭，不知怎么就聊起这个话题。他说前面这所小学，能排进北京市前三名，我住在这里最大的困扰就是睡不了懒觉，喇叭特炒。特别是两个时刻，一个是播放歌曲，再就是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对我都是严重的精神折磨，但又没法不听。他举了个例子：
有一天的升旗仪式，一个热情洋溢的朗诵体女声通过高音喇叭传进他的耳朵：同学们，你们知道五星红旗为什么是五颗星吗？因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他说那一刻他碰巧在院墙下，气得想跳墙，或者撞墙。
我这个朋友是学哲学出身，但现在是一个训诂学者，就是专干“咬文嚼字”和各种钩沉考据的，同时是骨灰级的古典音乐发烧友。他听古典音乐的设备，我都不认识是什么，但有次听他说光买一套连接线就花了8万，还是二手的。夫人则是搞声乐的，他曾终日因买不起一架斯坦威钢琴给夫人而自责不已。
然后他说：丁老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要孩子吗？因为一想到要把孩子送去那里，孩子每天在听什么、学什么，我受不了。
我作为一个教育学者、大学老师，从事教育研究多年，也参与大量教育领域的工作实务，比如从1998年起开始接触教育扶贫一线工作（主要是协助外资机构做教育扶贫），也去过很多偏远的、极端贫困的地区考察中小学教育，耳闻目睹过各种离奇。其实教育系统的“段子手”水平也一样高，我就遇到很多专门讲学校段子、课堂段子的家伙（多是教育系统公务员）。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一个自认为还有点个人修养和自尊的人，我从不传播这类段子，我对中小学教师充满敬意，也从不敢“置喙”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和课堂教学。上个月我聊远程在线教学话题，还提到作为大学教师，我们其实大多不具备小学教师的很多“本领”。
但必须得承认，中小学教师，特别小学教师，他们的教育使命比我们重大，他们的工作比我们的更具有“奠基性”，而他们接受的教育和熏陶，在格调和思想性上大多不如高校教师，因此对他们的言语行为，应该有特殊的、细致的、全面的规范或者说“规训”。
我也曾说过，在观察中小学课堂教学时我总会发现一些“出乎意表”的东西。这里我举一个最“中性”的例子。
2007年夏天，我带着一个小团队在湖北几个县做入校的问卷调查和学科水平测试。有一天在一个县城的小学，我第一次去教室里看教师如何组织填问卷——因为小学的调查对象是四年级学生，我们要求老师读问卷，解释问卷，带着学生完成问卷填写。因为是县城里最好的小学，一个班有100多孩子（那时很常见），我一进去就听一位女老师在大声朗诵问卷：
家里有没有电视机，选“有”！打钩！
家里有没有自来水，选“有”！打钩！
家里有没有自行车，选“有”！打钩！
家里有没有小汽车，选“没有”！打钩!
……
我当时完全凌乱，冲上去喝止：“停！您怎么知道所有同学家里都有自来水，都没有小汽车？”
这位老师看了看我，眨眨眼想了想，好像明白了，表情有点尴尬，接着马上调整好：同学们，我们重新开始！如果家里有电视机，就在“有”上面打钩，如果没有，就在“没有”上面打钩……
这位老师，暴露的问题是她可能非常“主观武断”，这其实并不是多么令人“不可容忍”的问题。有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我在北大高教所读研究生时，有一次我的硕士导师在他的课上（《教育财政学》）提到有一次他去一个贫困地区的小学，看到一个老师上完课从讲桌下面抬出一个钢精锅，是自己做的茶叶蛋，抬到讲桌上就开始卖。
这是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事。在我后来的经历和观察中，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这类事情遇到无数，不胜枚举，只不过卖的不是茶叶蛋，是各种“变体”，但实质上也都是卖茶叶蛋，别人的茶叶蛋，自家的茶叶蛋。这必须严厉禁止。
我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在专业素养、教学功底之外，最重要的职业修为，或者说职业品格，是对待每一个学生，要善于发现每个孩子的优点，更要善于挑出每一个孩子的“毛病”，这反映一个教师真正的“水平”。而我最担心的，是影响这一水平的因素，除了认知水平和能力，可能还有别的东西，比如态度问题，甚至还有品格问题。
我不知道缪可馨事件是不是也可以做以上解读。当然，教师的知识水平、专业素养是最起码要求。对这个事件，我最大的感触其实是：一个连《西游记》不是罗贯中写的，这样明显的基础文史知识硬伤都看不出来的老师（语文老师！），对学生的作文，竟然还能从比“思品老师”、“政治老师”还刁钻的角度，上纲上线地给学生挑出“毛病”，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资讯】多举措降成本拓市场 餐饮业外卖“自救”现状透视
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沈美）近日，随着返程复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外卖订单也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火锅、奶茶、蛋糕、小龙虾……越来越多的餐饮外卖订单突破了5公里的派送范围，顺利地走上了众多吃货们的餐桌，很多餐饮企业也受到“外卖”这一自救方式不断启发，探索降成本拓市场的新“战术”。
一、多地复工 餐饮外卖订单激增
2020年2月21日至23日，中国饭店协会开展的第二轮行业调查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有49%的餐企并未开展外卖业务。但是寒冬之下，餐企纷纷开启自救模式，目前，外卖作为首选自救方式占比29%，其次是提供团餐预定业务占比20%，提供堂食占比17%，提供无接触点菜外带占比16%，提供食材代加工业务占比4%。外卖订单数同比增加的餐企占比11%。
根据同城速递平台闪送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两周，闪送在全国完成餐饮派送订单超过200万笔。2月3日之后，闪送餐饮订单周环比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每周涨幅均超过20%。
在此前，一般说来，使用闪送派送的多是文件、礼品、鲜花等时效性需求严苛的物品。但在疫情期间，为了满足更多“吃货们”的味蕾，许多商户选择闪送，通过远距离餐饮派送满足更多消费者对特定美食的需求。
在北京的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间，蔬菜、牛奶、火锅、小龙虾、烤鸭成为人们不惧距离的美食诱惑；在上海的白天十一点到晚七点是葡萄酒、汤锅、火锅、蛋糕的天下；成都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离不开麻辣火锅和火锅食材的主题；广州则早于成都一个小时，自早八点到晚六点开始了甜点、肠粉、牛肉火锅的美食生活；在深圳，十点到晚上五点是鱼火锅、鲍鱼鸡、蛋糕的享受时间。
“近日来，闪送餐饮订单量大幅提升。以往，一般使用闪送的餐饮类订单客单价较高，比如海底捞、大董，每单至少百元以上。”闪送副总裁杜尚骉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堂食为主的火锅品类在线下派送时可以发现，消费者相对于距离更执著于品牌的选择，他们对餐饮都有特定品牌的喜好。
二、转换经营思路 多方合作积极自救
以多地热销的火锅外卖为例，在成都，从知名火锅品牌大龙燚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外卖订单激增的情况：对比2019年大龙燚成都11家直营门店（含子品牌如在蜀毛肚老火锅2家）春节初一到初十的数据，外卖2019年同期销售额28万元，2020年销售额181万元，同比增长了547%。而受疫情影响，2019年同期堂食销售额499万元，2020年仅32万元，同比下降了93.58%。
中国饭店协会开展的第二轮行业调查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农历大年三十-正月十五）营收同比减少80%以上的餐企占比88%。目前，所调研餐企每天营业额占去年同期的百分比均值为9%，65%的餐企营业额为去年同期的0.7%左右，25%的餐企营业额为去年同期的13%左右；营业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90%以上的餐企占比71%，下降80%-90%的餐企占比12%。
“这次疫情让大龙燚全球近300家门店全面受损，影响100%。直到今天，我们大部分门店都还处于关闭状态。”谈及企业的现状，成都大龙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雷星表示，为了更好地推进外卖“自救”，公司已经重新梳理了员工架构，比如堂食的工作人员可以临时做外送员的工作，办公室人员配合门店的订单管理工作；为了让更多消费者没有顾虑地选择公司产品，大龙燚从“无接触配送”到“全封膜包装”，从“氮气锁鲜技术”再到使用“‘一对一’服务质量与远距离全城配送价格优势较好”的闪送平台合作，将外卖自救的路走得愈加通畅。此外，大龙燚还与知名发艺机构、健身中心做跨界合作，希望与全行业资源共享、共渡难关。
“发展外卖、零售，成为主流自救行为。”对此，四川省火锅协会执行会长严龙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四川省54.16%的火锅企业涉足了外卖、售卖火锅底料、拓展其它零售业务；31%的火锅企业进行了协调协调延迟支付货款，缓解压力；当然也有30.6%的企业选择按兵不动，停产歇业。68.8%的外卖销售商家单店每日外卖订单量在30单以内，数量在50单以上占比仅为17%。
“当前很多企业反映外卖平台佣金较高，除了积极呼吁外卖平台适当降低提点外，我们看到闪送等一些优质配送平台不断加入进来，助力了餐饮企业。协会接下来将整合银行、媒体等多方资源共建一个针对餐饮企业的平台，帮扶企业做好配送工作，降低企业成本。”提及餐饮企业面临的困难，严龙说，企业现在普遍面临着很大的经营压力，对内是营收大幅下降、房租压力、员工工资及社保成本压力、现金流，对外则是政策限制复工和棘手的偿还贷款、支付应付账款问题比较突出。
与此同时，一家来自北京的创意菜馆于老板刚刚开通外卖业务一个月，“以前店铺的月流水多的时候能达到30万元，少的时候也有20多万元。现在外卖每个月仅有2万3、4千的收入。外卖平台的佣金有些高，我在计算成本看看下个月是否要继续做外卖。”对于接下来如何经营，于老板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路，“我已经进了一些包装和设备，打算做半成品，找一些平台合作售卖，这应该会比较符合当下一些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三、抱团取暖 共享资源渡难关
对于疫情期间，餐饮行业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杜尚骉表示，闪送平台迎合了当下餐饮业的多样需求。“闪送是一对一急送的模式，比如火锅类的外卖订单有时候会携带电磁炉、锅具等，那么，闪送员的保温箱所有空间都可以为用户使用。同时，闪送的配送范围又不受局限，一般外卖平台的服务半径在3—5公里，超过这一范围之外的交易需求则无法满足，商家营收受到限制。而闪送的服务半径突破了5公里的距离限制，可以覆盖全城，只要在同一城市内，都可以送达，门店可以借此吸纳更多客源，扩大业务范围和营收。”
据了解，疫情期间，闪送开启了“无接触配送”服务，即闪送员与用户的物品交互环节中，闪送员与用户保持2米的安全距离。同时，闪送公司要求闪送员勤换口罩、勤测体温，勤洗手，并对配送物品外包装进行双重防护，每送完一单配送箱立即进行消毒清洁。目前，与闪送签订合作协议的餐饮商铺已超过6万家，知名企业包括：海底捞、大龙燚、淘汰郎、八合里等。
在餐饮业面临困境之时，很多企业与平台也在互通有无，共享资源，渡过难关。
微信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微盟宣布向全国餐饮企业免费开放微盟外卖小程序，并对接第三方平台支持餐饮行业开展外卖以及电商零售业务；生鲜电商每日优鲜与知名餐饮企业西贝和眉州东坡在人力调配上展开合作，由每日优鲜提供原材料，西贝和眉州东坡提供人力用于加工，三方共同保证疫情期间消费者的食材供应；京东发起“餐饮零售发展联盟”号召，推动眼下在堂食、外卖受阻的餐饮业去加速启动半成品速食生产，通过京东全渠道拓展销售，实现特别时期的“供应链转型”；同城速递平台闪送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企业雇员帮扶计划”，即帮助那些疫情期间无法正常营业的企业，吸纳其员工成为闪送员，通过这种灵活的短期用工方式，缓解企业成本压力，并增加企业员工收入。随后，其又启动“餐饮企业业务助力行动”，从品质、成本、效率、服务范围四个层面全力支持餐饮行业复苏。
谈及餐饮行业近期的发展，业内人士认为，外卖确实给餐饮企业储备现金流和自救的机会，但是餐饮企业仍面临巨大压力，需金融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此外，在这个特殊的“大考”面前，不规范、经营能力弱、不思“变”的餐饮企业将会被淘汰出局，变相来说，这也是消费方式转变加速餐饮外卖市场竞争的一个契机。
（文章转载于“新华网” 图片来源于网络）
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沈美）近日，随着返程复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外卖订单也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火锅、奶茶、蛋糕、小龙虾……越来越多的餐饮外卖订单突破了5公里的派送范围，顺利地走上了众多吃货们的餐桌，很多餐饮企业也受到“外卖”这一自救方式不断启发，探索降成本拓市场的新“战术”。
一、多地复工 餐饮外卖订单激增
2020年2月21日至23日，中国饭店协会开展的第二轮行业调查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有49%的餐企并未开展外卖业务。但是寒冬之下，餐企纷纷开启自救模式，目前，外卖作为首选自救方式占比29%，其次是提供团餐预定业务占比20%，提供堂食占比17%，提供无接触点菜外带占比16%，提供食材代加工业务占比4%。外卖订单数同比增加的餐企占比11%。
根据同城速递平台闪送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两周，闪送在全国完成餐饮派送订单超过200万笔。2月3日之后，闪送餐饮订单周环比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每周涨幅均超过20%。
在此前，一般说来，使用闪送派送的多是文件、礼品、鲜花等时效性需求严苛的物品。但在疫情期间，为了满足更多“吃货们”的味蕾，许多商户选择闪送，通过远距离餐饮派送满足更多消费者对特定美食的需求。
在北京的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间，蔬菜、牛奶、火锅、小龙虾、烤鸭成为人们不惧距离的美食诱惑；在上海的白天十一点到晚七点是葡萄酒、汤锅、火锅、蛋糕的天下；成都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离不开麻辣火锅和火锅食材的主题；广州则早于成都一个小时，自早八点到晚六点开始了甜点、肠粉、牛肉火锅的美食生活；在深圳，十点到晚上五点是鱼火锅、鲍鱼鸡、蛋糕的享受时间。
“近日来，闪送餐饮订单量大幅提升。以往，一般使用闪送的餐饮类订单客单价较高，比如海底捞、大董，每单至少百元以上。”闪送副总裁杜尚骉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堂食为主的火锅品类在线下派送时可以发现，消费者相对于距离更执著于品牌的选择，他们对餐饮都有特定品牌的喜好。
二、转换经营思路 多方合作积极自救
以多地热销的火锅外卖为例，在成都，从知名火锅品牌大龙燚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外卖订单激增的情况：对比2019年大龙燚成都11家直营门店（含子品牌如在蜀毛肚老火锅2家）春节初一到初十的数据，外卖2019年同期销售额28万元，2020年销售额181万元，同比增长了547%。而受疫情影响，2019年同期堂食销售额499万元，2020年仅32万元，同比下降了93.58%。
中国饭店协会开展的第二轮行业调查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农历大年三十-正月十五）营收同比减少80%以上的餐企占比88%。目前，所调研餐企每天营业额占去年同期的百分比均值为9%，65%的餐企营业额为去年同期的0.7%左右，25%的餐企营业额为去年同期的13%左右；营业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90%以上的餐企占比71%，下降80%-90%的餐企占比12%。
“这次疫情让大龙燚全球近300家门店全面受损，影响100%。直到今天，我们大部分门店都还处于关闭状态。”谈及企业的现状，成都大龙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雷星表示，为了更好地推进外卖“自救”，公司已经重新梳理了员工架构，比如堂食的工作人员可以临时做外送员的工作，办公室人员配合门店的订单管理工作；为了让更多消费者没有顾虑地选择公司产品，大龙燚从“无接触配送”到“全封膜包装”，从“氮气锁鲜技术”再到使用“‘一对一’服务质量与远距离全城配送价格优势较好”的闪送平台合作，将外卖自救的路走得愈加通畅。此外，大龙燚还与知名发艺机构、健身中心做跨界合作，希望与全行业资源共享、共渡难关。
“发展外卖、零售，成为主流自救行为。”对此，四川省火锅协会执行会长严龙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四川省54.16%的火锅企业涉足了外卖、售卖火锅底料、拓展其它零售业务；31%的火锅企业进行了协调协调延迟支付货款，缓解压力；当然也有30.6%的企业选择按兵不动，停产歇业。68.8%的外卖销售商家单店每日外卖订单量在30单以内，数量在50单以上占比仅为17%。
“当前很多企业反映外卖平台佣金较高，除了积极呼吁外卖平台适当降低提点外，我们看到闪送等一些优质配送平台不断加入进来，助力了餐饮企业。协会接下来将整合银行、媒体等多方资源共建一个针对餐饮企业的平台，帮扶企业做好配送工作，降低企业成本。”提及餐饮企业面临的困难，严龙说，企业现在普遍面临着很大的经营压力，对内是营收大幅下降、房租压力、员工工资及社保成本压力、现金流，对外则是政策限制复工和棘手的偿还贷款、支付应付账款问题比较突出。
与此同时，一家来自北京的创意菜馆于老板刚刚开通外卖业务一个月，“以前店铺的月流水多的时候能达到30万元，少的时候也有20多万元。现在外卖每个月仅有2万3、4千的收入。外卖平台的佣金有些高，我在计算成本看看下个月是否要继续做外卖。”对于接下来如何经营，于老板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路，“我已经进了一些包装和设备，打算做半成品，找一些平台合作售卖，这应该会比较符合当下一些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三、抱团取暖 共享资源渡难关
对于疫情期间，餐饮行业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杜尚骉表示，闪送平台迎合了当下餐饮业的多样需求。“闪送是一对一急送的模式，比如火锅类的外卖订单有时候会携带电磁炉、锅具等，那么，闪送员的保温箱所有空间都可以为用户使用。同时，闪送的配送范围又不受局限，一般外卖平台的服务半径在3—5公里，超过这一范围之外的交易需求则无法满足，商家营收受到限制。而闪送的服务半径突破了5公里的距离限制，可以覆盖全城，只要在同一城市内，都可以送达，门店可以借此吸纳更多客源，扩大业务范围和营收。”
据了解，疫情期间，闪送开启了“无接触配送”服务，即闪送员与用户的物品交互环节中，闪送员与用户保持2米的安全距离。同时，闪送公司要求闪送员勤换口罩、勤测体温，勤洗手，并对配送物品外包装进行双重防护，每送完一单配送箱立即进行消毒清洁。目前，与闪送签订合作协议的餐饮商铺已超过6万家，知名企业包括：海底捞、大龙燚、淘汰郎、八合里等。
在餐饮业面临困境之时，很多企业与平台也在互通有无，共享资源，渡过难关。
微信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微盟宣布向全国餐饮企业免费开放微盟外卖小程序，并对接第三方平台支持餐饮行业开展外卖以及电商零售业务；生鲜电商每日优鲜与知名餐饮企业西贝和眉州东坡在人力调配上展开合作，由每日优鲜提供原材料，西贝和眉州东坡提供人力用于加工，三方共同保证疫情期间消费者的食材供应；京东发起“餐饮零售发展联盟”号召，推动眼下在堂食、外卖受阻的餐饮业去加速启动半成品速食生产，通过京东全渠道拓展销售，实现特别时期的“供应链转型”；同城速递平台闪送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企业雇员帮扶计划”，即帮助那些疫情期间无法正常营业的企业，吸纳其员工成为闪送员，通过这种灵活的短期用工方式，缓解企业成本压力，并增加企业员工收入。随后，其又启动“餐饮企业业务助力行动”，从品质、成本、效率、服务范围四个层面全力支持餐饮行业复苏。
谈及餐饮行业近期的发展，业内人士认为，外卖确实给餐饮企业储备现金流和自救的机会，但是餐饮企业仍面临巨大压力，需金融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此外，在这个特殊的“大考”面前，不规范、经营能力弱、不思“变”的餐饮企业将会被淘汰出局，变相来说，这也是消费方式转变加速餐饮外卖市场竞争的一个契机。
（文章转载于“新华网”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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