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孙(一百二十三）
何为《太玄经》？北宋司马光又为何要为《太玄经》作注？三国陆绩又为何要《述玄》？或许班志《汉书·扬雄传下》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记载文字可以供思考：“雄以为賦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 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而大潭思浑天，参摹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筮之以三策，关之以休咎，絣之以象类，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仪礼知，无主（知）无〉名，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掜》、《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观知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若司马光为《太玄》作注是为恪守儒家正统，推崇扬雄为孔子之后第一人，则这段文字所涵盖的内容及范围应该就是其所言：“然《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階也。”换成今天的白话就是，登《易》学天堂，可以顺着《玄》梯，一步一阶地往上豋！是一字一阶？一句一阶？是用足登？用嘴登？还是用心登？造化乎，难矣！但讲：天时地利人和之「天时」者，步入《玄》梯之阶，听子云所云，亦是上天知天时的路径。陆绩为何《述玄》，从《三国志·陆绩传》的文字描述看——亦然！只是，陆绩父亲陆康为东汉末年的廬江太守，而扬雄祖上扬季也是廬江太守。按班志《汉书·扬雄传上》：”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廬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真是：东西两汉太守后代，几百年间同出一「廬」！《太玄经》里面也有「廬」：“土中其廬”。司马光作注：“土中之廬，周之象也。”《三国志》里面也有「廬」：“草廬对”。草廬之「廬」无人作注。不过中国的建筑史上，古代至近代用草作房顶是普遍的“材料与方法”。故草廬可以理解成用草扎成房顶抵档风雨的住房。唐代诗圣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诗中的茅屋可不可以称之为「茅廬」？进而由「茅廬」转成「草廬」？想来应该可以。成语：三顾茅廬。就是出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草廬对》，「草廬」即「茅廬」明之。由《草廬对》中可以想象到诸葛亮在面对刘备阐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向宛、洛……。之余音绕廬。由此廬余音去合从「廬江太守」之廬出来的陆逊语音：“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两音相合的结果就是《陆逊传》中的：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饶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在这种想象里可以把《草廬对》作为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由长江干流进行顺流而下的军事推进之诸葛亮理论。刘备伐吴，亦是对由长江干流顺水推进再舍船就步的军事实践。蜀汉失利且损失惨重，蜀汉水军还有几只船呢？三年后，就算蜀汉重建水军且具有相当数量的船只。其水军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川东地区防守东吴进犯。故，在平定南中时“先由越嶲”的行军路线由宜宾金沙江水路向越嶲郡治所——今日西昌市推进。可以任意推演、推敲、推测……。但面对由廬及草、由草及茅、由草廬及茅廬、由此廬及彼廬……去总结先主刘备与东吴陆逊攻防之间的天时地利人和时，可谓：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啊！毕竟刘备乘船直下再舍舟廬步行结营于山林弄了个鸡飞蛋打的结局才刚刚过去三年！或许，《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关于诸葛亮从建兴三年南征后至建兴十二年之间的十年里六出祁山避免军出《草廬对》中提及的长江水道亦是作注式的「有奇」巧合于《太玄经》中的那个「廬」所在的「首」——周。而《太玄经·周》又与《周易·复》卦在《汉历》、《太玄历》偶合。《周易·复》卦上六有：迷复……用行师……十年不克征。”这就令人困惑了。其实，诸葛亮密选的丞相继任者——蒋琬，也深感困惑。如《三国志·蜀书·蒋琬传》：“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这究竟是“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还是占了个「复卦上六」而「迷复」？《汉朝喜《易》终成《汉易》之说。《華陽国志校補圖注·前言》(任乃强／校注）中也有：“天文历数，《易》医方，从来推蜀士最精究，而《史》、《汉》诸书亦未明确萇弘、洛下閎、任文公、涪翁等身世。是故蜀士既多见轻，述作亦遂罕能传中原者。相如、扬雄之赋，乃得狗监与侍臣推荐而显。是故蜀士多怀宝自迷。”《易》学在蜀，在这千古不易的《易》学背景下，诸葛亮若要去找《太玄经》这把登上《易》之天的「天梯」——《太玄经》！显然比那个「廬江」之「廬」的陆绩得到「天梯」占有先机。《太玄经》里有「廬」字，在这个字「廬」里又承载了多少历史信息？因「廬」字脱胎于「盧」字。「五月渡瀘」之「瀘」字亦是先有此「盧」后有彼「瀘」。只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裴松之注「渡瀘」为渡「瀘水」，又注此「瀘水」为：“《汉书·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县。”裴注所引的这条「瀘水」显然不是长江水系里的河流！「五月渡瀘」实为南征，而《太玄经》里的东南西北方向配春夏秋冬用四个汉字来示：罔、直、蒙、酋。故，用「蒙」字表示：南方也，夏也。《太玄经》里也有「蒙」字，巧的是与「廬」同在一首——周。更令人困惑的是与《禹贡》中的蔡蒙二山巧合——诸葛亮因宿蔡山而梦周公，南征结束时改蔡山为「周公山」。若按司马光注「廬」：土中其廬，周之象也。此山与「蒙山」南北相望的中间就是青衣江。「青」也有「黑」的字意，且《诸葛亮集·遗迹篇》里青衣江流域的七擒孟获条目最多！为何有人去思考黑水因黑而瀘作成瀘水！没人去思考青衣水因青而黑，由黑成瀘呢？若成瀘，则《太玄经》里「蒙」字的那句现成的文字：“豐淫见其朋，還于蒙，不克從。”可以为青衣江流域的诸葛亮南征遗迹作注了。
何为《太玄经》？北宋司马光又为何要为《太玄经》作注？三国陆绩又为何要《述玄》？或许班志《汉书·扬雄传下》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记载文字可以供思考：“雄以为賦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 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而大潭思浑天，参摹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筮之以三策，关之以休咎，絣之以象类，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仪礼知，无主（知）无〉名，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掜》、《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观知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若司马光为《太玄》作注是为恪守儒家正统，推崇扬雄为孔子之后第一人，则这段文字所涵盖的内容及范围应该就是其所言：“然《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階也。”换成今天的白话就是，登《易》学天堂，可以顺着《玄》梯，一步一阶地往上豋！是一字一阶？一句一阶？是用足登？用嘴登？还是用心登？造化乎，难矣！但讲：天时地利人和之「天时」者，步入《玄》梯之阶，听子云所云，亦是上天知天时的路径。陆绩为何《述玄》，从《三国志·陆绩传》的文字描述看——亦然！只是，陆绩父亲陆康为东汉末年的廬江太守，而扬雄祖上扬季也是廬江太守。按班志《汉书·扬雄传上》：”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廬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真是：东西两汉太守后代，几百年间同出一「廬」！《太玄经》里面也有「廬」：“土中其廬”。司马光作注：“土中之廬，周之象也。”《三国志》里面也有「廬」：“草廬对”。草廬之「廬」无人作注。不过中国的建筑史上，古代至近代用草作房顶是普遍的“材料与方法”。故草廬可以理解成用草扎成房顶抵档风雨的住房。唐代诗圣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诗中的茅屋可不可以称之为「茅廬」？进而由「茅廬」转成「草廬」？想来应该可以。成语：三顾茅廬。就是出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草廬对》，「草廬」即「茅廬」明之。由《草廬对》中可以想象到诸葛亮在面对刘备阐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向宛、洛……。之余音绕廬。由此廬余音去合从「廬江太守」之廬出来的陆逊语音：“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两音相合的结果就是《陆逊传》中的：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饶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在这种想象里可以把《草廬对》作为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由长江干流进行顺流而下的军事推进之诸葛亮理论。刘备伐吴，亦是对由长江干流顺水推进再舍船就步的军事实践。蜀汉失利且损失惨重，蜀汉水军还有几只船呢？三年后，就算蜀汉重建水军且具有相当数量的船只。其水军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川东地区防守东吴进犯。故，在平定南中时“先由越嶲”的行军路线由宜宾金沙江水路向越嶲郡治所——今日西昌市推进。可以任意推演、推敲、推测……。但面对由廬及草、由草及茅、由草廬及茅廬、由此廬及彼廬……去总结先主刘备与东吴陆逊攻防之间的天时地利人和时，可谓：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啊！毕竟刘备乘船直下再舍舟廬步行结营于山林弄了个鸡飞蛋打的结局才刚刚过去三年！或许，《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关于诸葛亮从建兴三年南征后至建兴十二年之间的十年里六出祁山避免军出《草廬对》中提及的长江水道亦是作注式的「有奇」巧合于《太玄经》中的那个「廬」所在的「首」——周。而《太玄经·周》又与《周易·复》卦在《汉历》、《太玄历》偶合。《周易·复》卦上六有：迷复……用行师……十年不克征。”这就令人困惑了。其实，诸葛亮密选的丞相继任者——蒋琬，也深感困惑。如《三国志·蜀书·蒋琬传》：“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这究竟是“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还是占了个「复卦上六」而「迷复」？《汉朝喜《易》终成《汉易》之说。《華陽国志校補圖注·前言》(任乃强／校注）中也有：“天文历数，《易》医方，从来推蜀士最精究，而《史》、《汉》诸书亦未明确萇弘、洛下閎、任文公、涪翁等身世。是故蜀士既多见轻，述作亦遂罕能传中原者。相如、扬雄之赋，乃得狗监与侍臣推荐而显。是故蜀士多怀宝自迷。”《易》学在蜀，在这千古不易的《易》学背景下，诸葛亮若要去找《太玄经》这把登上《易》之天的「天梯」——《太玄经》！显然比那个「廬江」之「廬」的陆绩得到「天梯」占有先机。《太玄经》里有「廬」字，在这个字「廬」里又承载了多少历史信息？因「廬」字脱胎于「盧」字。「五月渡瀘」之「瀘」字亦是先有此「盧」后有彼「瀘」。只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裴松之注「渡瀘」为渡「瀘水」，又注此「瀘水」为：“《汉书·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县。”裴注所引的这条「瀘水」显然不是长江水系里的河流！「五月渡瀘」实为南征，而《太玄经》里的东南西北方向配春夏秋冬用四个汉字来示：罔、直、蒙、酋。故，用「蒙」字表示：南方也，夏也。《太玄经》里也有「蒙」字，巧的是与「廬」同在一首——周。更令人困惑的是与《禹贡》中的蔡蒙二山巧合——诸葛亮因宿蔡山而梦周公，南征结束时改蔡山为「周公山」。若按司马光注「廬」：土中其廬，周之象也。此山与「蒙山」南北相望的中间就是青衣江。「青」也有「黑」的字意，且《诸葛亮集·遗迹篇》里青衣江流域的七擒孟获条目最多！为何有人去思考黑水因黑而瀘作成瀘水！没人去思考青衣水因青而黑，由黑成瀘呢？若成瀘，则《太玄经》里「蒙」字的那句现成的文字：“豐淫见其朋，還于蒙，不克從。”可以为青衣江流域的诸葛亮南征遗迹作注了。
#佛教[超话]#放生 | 诸经论中放生集要
缘起
《梵网经》云 ：“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 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
《大智度论》云：“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 戒杀放生是佛陀金口告诫我们，要亲身力行既可消除业障又可长养慈悲的殊胜法门。然而正如莲宗十三祖 印光大师所言 ：“戒杀放生之事，浅而易见。戒杀放生之理，深而难明。”在末法苍茫的今日，法弱魔强，人性愚劣，众生业障深重， 无明包蔽，没有智慧择取此一简单易行的殊胜法门，没有福报消除累世所造无穷的杀业，因此放生一事，在今日提倡甚难， 所遭受的阻挠批评也最多，往往周遭的批评一起，许多放生的居士便信心受挫，萌生退意，遂而放弃了此一最好消除业障的契机。
《放生问答》，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放生的殊胜，从而亲身力行，慈悲放生，也希望能让对放生有所批评质疑的人， 经由问答，改正自己的一些偏见，不再阻碍别人放生，进而弃恶从善，广劝世人放生！经由一传十，十传百的提倡推广，使人人放生，人人慈悲，进而人人戒杀，人人吃素，使整个社会暴戾消弭，祥和增长，国家安泰，人民安康，天地万物各乐天真， 各尽天年！
南无阿弥陀佛！
祖师大德放生事迹及开示
圆瑛大师 “至论护生一事，佛儒二教，若合符节。我佛以 大慈大悲而为救世之本，大慈者，与一切众生之乐，大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
“吾人当学佛之大慈大悲，实行戒杀放生，方是学佛之行。是 以学佛者，不仅持律戒杀，尤当竭力放生，方合我佛慈悲宗旨。”
“儒教周易有言，乾曰大生，坤曰广生，天地之大德曰生， 故孔子赞易以生生。吾人应体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杀放生。”
“出家以来，每年力行放生，本会乃以莲池放生会为名，当以 佛教慈悲，儒宗恻隐，而作护生运动，实为天下无上吉祥善事。”
“希望社会诸君，勉力行之，即遇寿辰、结婚、生子，是自己 求生，庆生吉祥之事，均宜戒杀放生茹素，以善因而求善果也。” （圆瑛法师讲演录）
妙善大师（金山活佛）放生是金山活佛妙善大师生活上一个经常的节目，对于飞禽走兽鱼鳖之类，活佛皆慈悲平等对 待，不管他走到那里，都是欢喜放生。
“你前生多杀生，今生要得多病短寿的果报，一切是自作 业，自作报，我虽然暂时把你的病苦减少，可是你前生的杀业未消，恐怕有短命之虞。”
“最好的消业方法，莫过于放生，世界上最大的恶业莫过于杀生害命，反过来说世界上最大的善业是莫过于戒杀放生， 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你能依我的话，赶快量力买生物放生， 就能增福延寿的。”（金山活佛 煮云法师著）
“我和尚从来与钱无缘，你要供养我，不如买米、买油 送到金山寺供养大众或买鱼鳖放生。” （金山活佛神异录 乐观法师著）
李炳南老居士 凡事不离因果，过去造了八苦的因，现在就 要受八苦的果，了知因果的关系，就知道刀兵劫也是一种果报。
众生自古以来，断不了杀业，没有一个不杀生的。杀生可分二种 ：一种是直接杀，一种是间接杀，造此二种杀业的因， 积久遇缘就结成刀兵劫的果。
刀兵劫是从杀因而来，我们应该不造杀因，叫做戒杀，以免将来受刀兵劫的痛苦。
有人也许会说 ：“要挽救刀兵劫的事情，多多为善，修桥 造路就能息灭刀兵劫的灾难。”这种话是不可靠的，因为受刀 兵劫，不是你过去破坏道路，破坏桥梁的因，现在用修桥造路 来抵销，这是牛头不对马嘴，讲不通的。
缘起
《梵网经》云 ：“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 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
《大智度论》云：“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 戒杀放生是佛陀金口告诫我们，要亲身力行既可消除业障又可长养慈悲的殊胜法门。然而正如莲宗十三祖 印光大师所言 ：“戒杀放生之事，浅而易见。戒杀放生之理，深而难明。”在末法苍茫的今日，法弱魔强，人性愚劣，众生业障深重， 无明包蔽，没有智慧择取此一简单易行的殊胜法门，没有福报消除累世所造无穷的杀业，因此放生一事，在今日提倡甚难， 所遭受的阻挠批评也最多，往往周遭的批评一起，许多放生的居士便信心受挫，萌生退意，遂而放弃了此一最好消除业障的契机。
《放生问答》，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放生的殊胜，从而亲身力行，慈悲放生，也希望能让对放生有所批评质疑的人， 经由问答，改正自己的一些偏见，不再阻碍别人放生，进而弃恶从善，广劝世人放生！经由一传十，十传百的提倡推广，使人人放生，人人慈悲，进而人人戒杀，人人吃素，使整个社会暴戾消弭，祥和增长，国家安泰，人民安康，天地万物各乐天真， 各尽天年！
南无阿弥陀佛！
祖师大德放生事迹及开示
圆瑛大师 “至论护生一事，佛儒二教，若合符节。我佛以 大慈大悲而为救世之本，大慈者，与一切众生之乐，大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
“吾人当学佛之大慈大悲，实行戒杀放生，方是学佛之行。是 以学佛者，不仅持律戒杀，尤当竭力放生，方合我佛慈悲宗旨。”
“儒教周易有言，乾曰大生，坤曰广生，天地之大德曰生， 故孔子赞易以生生。吾人应体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杀放生。”
“出家以来，每年力行放生，本会乃以莲池放生会为名，当以 佛教慈悲，儒宗恻隐，而作护生运动，实为天下无上吉祥善事。”
“希望社会诸君，勉力行之，即遇寿辰、结婚、生子，是自己 求生，庆生吉祥之事，均宜戒杀放生茹素，以善因而求善果也。” （圆瑛法师讲演录）
妙善大师（金山活佛）放生是金山活佛妙善大师生活上一个经常的节目，对于飞禽走兽鱼鳖之类，活佛皆慈悲平等对 待，不管他走到那里，都是欢喜放生。
“你前生多杀生，今生要得多病短寿的果报，一切是自作 业，自作报，我虽然暂时把你的病苦减少，可是你前生的杀业未消，恐怕有短命之虞。”
“最好的消业方法，莫过于放生，世界上最大的恶业莫过于杀生害命，反过来说世界上最大的善业是莫过于戒杀放生， 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你能依我的话，赶快量力买生物放生， 就能增福延寿的。”（金山活佛 煮云法师著）
“我和尚从来与钱无缘，你要供养我，不如买米、买油 送到金山寺供养大众或买鱼鳖放生。” （金山活佛神异录 乐观法师著）
李炳南老居士 凡事不离因果，过去造了八苦的因，现在就 要受八苦的果，了知因果的关系，就知道刀兵劫也是一种果报。
众生自古以来，断不了杀业，没有一个不杀生的。杀生可分二种 ：一种是直接杀，一种是间接杀，造此二种杀业的因， 积久遇缘就结成刀兵劫的果。
刀兵劫是从杀因而来，我们应该不造杀因，叫做戒杀，以免将来受刀兵劫的痛苦。
有人也许会说 ：“要挽救刀兵劫的事情，多多为善，修桥 造路就能息灭刀兵劫的灾难。”这种话是不可靠的，因为受刀 兵劫，不是你过去破坏道路，破坏桥梁的因，现在用修桥造路 来抵销，这是牛头不对马嘴，讲不通的。
祥云瑞鹤祈盛景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这是明代画家唐寅对元宵夜良辰美景的感叹。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又称灯节，起于汉，兴于唐宋，延续千年，传承至今。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三《礼志》载：“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两夜。”直至今日，全国各地每逢此时，还会举办赏花灯、猜灯谜等民俗活动，以求吉祥美好之意。历代画家亦喜以此为题，用手中之笔记录所见祥瑞盛景，留下了一批重要作品，如明代佚名《上元灯彩图》、南宋李嵩《观灯图》、清代佚名《升平乐事图》等。其中，较为知名的莫过于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瑞鹤图》。
时间回到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元宵节次日傍晚，开封百姓忽然看到群鹤在端门低低盘旋、久久不散。鹤是长寿的仙禽，端门是宋宫的正始之门，徽宗觉得这是国运临门的吉兆，便欣然绘制《瑞鹤图》卷，祈求佳运。
后半幅配有徽宗的题文和题诗：“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逦归飞西北隅散。感兹祥瑞，故作诗以记其实：……”
这是一幅界画与花鸟画巧妙合一的佳作，可谓匠心独运。界画是用界笔、界尺为工具来表现建筑的绘画，徽宗以界画作屋脊，工细不苟，时有云气涨漫，隐去部分楼层，避免界画过多的平列线条造成画面呆板；又以花青加墨晕染天空，首次出现了染满天空的画法。20只白鹤在青黛色中显得格外鲜明，有盘旋动感，且多而不乱，体现了画家表现大场面禽鸟的艺术能力。该图是徽宗30岁时的初熟之作，图中的线条勾勒和染色等技巧相当娴熟。有意味的是，在上一年，徽宗的《筠庄纵鹤图》也绘就20只鹤，很可能此时他有20个子女，并对他们充满期望。
徽宗十分注重表现动物运动的细微特点。据南宋邓椿《画继》卷十载，徽宗在宣和殿看见一只孔雀立于树下，命画院画家们以“孔雀升高”为题作画，众工皆画成孔雀举右足状。徽宗“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不过，刻意求真的徽宗也有失误的时候，《瑞鹤图》中的飞鹤描绘都出现了常识性错误：丹顶鹤长在翅膀外侧的黑色长羽被画在了飞鹤尾部。这是因为徽宗所看到的都是笼养的立鹤，其静止时翅羽均在尾部交合，容易被误为是黑色的尾羽。想必当时群鹤在端门上空回旋时，徽宗未曾赶到现场亲眼观察。题文中也有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文中说吉兆发生在“上元之次夕”，诗中却说发生在“清晓”，一定是笔误。
宋徽宗赵佶在艺术上睿智双全。就绘画而言，他擅长画花竹、翎毛，偶作山水，兼作界画，在绘画技法上，既工水墨写意，又通工笔重彩，更以后者为佳。徽宗一生书画创作丰富，仅以他的《宣和睿览册》统计，累计千册，每册十五开图，共有一万五千幅图。这相当于几十位宫廷画家半世之作的总和，对宋徽宗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的，其中绝大多数或许由宫廷画家代笔。该册里徽宗的真迹除《瑞鹤图》外，还有《祥龙石图》和《五色鹦鹉图》，原先均为册页，后都被改装为手卷，余皆不存。所以这仅剩的三页，弥足珍贵！
这三件徽宗真迹皆为工笔设色画，他为何特别青睐用色？其原因涉及宋代绘画发展的美学背景。
在徽宗之前，朝野已经形成了世俗和文人的两种绘画审美观。世俗的审美观念饱含“悲天悯人”的思想，它出自唐代韩愈《争臣论》：“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意思是说圣贤是怜惜众生的。反映这种思想的画面意境以荒寒沉寂居多，气候以秋冬雪天为主。北宋中期，文人画“萧条淡泊”的绘画审美观逐渐形成。这来自欧阳修《文忠集·鉴画》：“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寻。”米芾倡导的“平淡天真”的观念则是“淡泊”的另一种体现。世俗与文人两种不同的审美观，亦有相同之处，即表现手法均为墨笔。
徽宗登基后，试图建构皇家特有的绘画审美观，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因此必须解决宫廷绘画的设色问题。宫廷绘画的审美观来自蔡京曲解《周易》里“丰亨”“豫大”两句。这两句本是说“王”可以利用天下的富足和太平而有所作为，蔡京却蛊惑徽宗去坐享天下财富，理由是天下“丰亨”，就要显现“豫大”，即大兴土木，建造一系列专供皇家享受的建筑和园林。与这些建筑相匹配的绘画必须是设色浓艳富丽、尺幅大、内容全的壁画和各类绘画，故而形成了宫廷绘画雍容华贵的审美观。这期间，徽宗绘制了多幅设色画，鼓励宫廷画家大量临摹唐代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等，从唐代宫廷绘画中汲取设色的观念和方法，同时绘制了一大批设色画，如《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因此，这件《瑞鹤图》为在宣和年间建立皇家的绘画审美观，起到鲜明垂范作用，在宋代绘画史上占据开创性地位。
又逢元宵佳节，重读《瑞鹤图》，既可借瑞鹤吉祥之意祝福今人，又可回望丹青中的历史，探寻更多笔墨背后的意蕴。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这是明代画家唐寅对元宵夜良辰美景的感叹。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又称灯节，起于汉，兴于唐宋，延续千年，传承至今。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三《礼志》载：“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两夜。”直至今日，全国各地每逢此时，还会举办赏花灯、猜灯谜等民俗活动，以求吉祥美好之意。历代画家亦喜以此为题，用手中之笔记录所见祥瑞盛景，留下了一批重要作品，如明代佚名《上元灯彩图》、南宋李嵩《观灯图》、清代佚名《升平乐事图》等。其中，较为知名的莫过于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瑞鹤图》。
时间回到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元宵节次日傍晚，开封百姓忽然看到群鹤在端门低低盘旋、久久不散。鹤是长寿的仙禽，端门是宋宫的正始之门，徽宗觉得这是国运临门的吉兆，便欣然绘制《瑞鹤图》卷，祈求佳运。
后半幅配有徽宗的题文和题诗：“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逦归飞西北隅散。感兹祥瑞，故作诗以记其实：……”
这是一幅界画与花鸟画巧妙合一的佳作，可谓匠心独运。界画是用界笔、界尺为工具来表现建筑的绘画，徽宗以界画作屋脊，工细不苟，时有云气涨漫，隐去部分楼层，避免界画过多的平列线条造成画面呆板；又以花青加墨晕染天空，首次出现了染满天空的画法。20只白鹤在青黛色中显得格外鲜明，有盘旋动感，且多而不乱，体现了画家表现大场面禽鸟的艺术能力。该图是徽宗30岁时的初熟之作，图中的线条勾勒和染色等技巧相当娴熟。有意味的是，在上一年，徽宗的《筠庄纵鹤图》也绘就20只鹤，很可能此时他有20个子女，并对他们充满期望。
徽宗十分注重表现动物运动的细微特点。据南宋邓椿《画继》卷十载，徽宗在宣和殿看见一只孔雀立于树下，命画院画家们以“孔雀升高”为题作画，众工皆画成孔雀举右足状。徽宗“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不过，刻意求真的徽宗也有失误的时候，《瑞鹤图》中的飞鹤描绘都出现了常识性错误：丹顶鹤长在翅膀外侧的黑色长羽被画在了飞鹤尾部。这是因为徽宗所看到的都是笼养的立鹤，其静止时翅羽均在尾部交合，容易被误为是黑色的尾羽。想必当时群鹤在端门上空回旋时，徽宗未曾赶到现场亲眼观察。题文中也有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文中说吉兆发生在“上元之次夕”，诗中却说发生在“清晓”，一定是笔误。
宋徽宗赵佶在艺术上睿智双全。就绘画而言，他擅长画花竹、翎毛，偶作山水，兼作界画，在绘画技法上，既工水墨写意，又通工笔重彩，更以后者为佳。徽宗一生书画创作丰富，仅以他的《宣和睿览册》统计，累计千册，每册十五开图，共有一万五千幅图。这相当于几十位宫廷画家半世之作的总和，对宋徽宗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的，其中绝大多数或许由宫廷画家代笔。该册里徽宗的真迹除《瑞鹤图》外，还有《祥龙石图》和《五色鹦鹉图》，原先均为册页，后都被改装为手卷，余皆不存。所以这仅剩的三页，弥足珍贵！
这三件徽宗真迹皆为工笔设色画，他为何特别青睐用色？其原因涉及宋代绘画发展的美学背景。
在徽宗之前，朝野已经形成了世俗和文人的两种绘画审美观。世俗的审美观念饱含“悲天悯人”的思想，它出自唐代韩愈《争臣论》：“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意思是说圣贤是怜惜众生的。反映这种思想的画面意境以荒寒沉寂居多，气候以秋冬雪天为主。北宋中期，文人画“萧条淡泊”的绘画审美观逐渐形成。这来自欧阳修《文忠集·鉴画》：“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寻。”米芾倡导的“平淡天真”的观念则是“淡泊”的另一种体现。世俗与文人两种不同的审美观，亦有相同之处，即表现手法均为墨笔。
徽宗登基后，试图建构皇家特有的绘画审美观，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因此必须解决宫廷绘画的设色问题。宫廷绘画的审美观来自蔡京曲解《周易》里“丰亨”“豫大”两句。这两句本是说“王”可以利用天下的富足和太平而有所作为，蔡京却蛊惑徽宗去坐享天下财富，理由是天下“丰亨”，就要显现“豫大”，即大兴土木，建造一系列专供皇家享受的建筑和园林。与这些建筑相匹配的绘画必须是设色浓艳富丽、尺幅大、内容全的壁画和各类绘画，故而形成了宫廷绘画雍容华贵的审美观。这期间，徽宗绘制了多幅设色画，鼓励宫廷画家大量临摹唐代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等，从唐代宫廷绘画中汲取设色的观念和方法，同时绘制了一大批设色画，如《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因此，这件《瑞鹤图》为在宣和年间建立皇家的绘画审美观，起到鲜明垂范作用，在宋代绘画史上占据开创性地位。
又逢元宵佳节，重读《瑞鹤图》，既可借瑞鹤吉祥之意祝福今人，又可回望丹青中的历史，探寻更多笔墨背后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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