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省份GDP出炉#！#广东GDP闯入世界前十#】在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后，各地亦陆续发布了去年GDP数据。
从已经公开的信息看，地方经济整体正稳定恢复。尤其广东已一省之力GDP总量可闯入“世界前十”，另有多个省份GDP数据在过去一年里突破重要关口。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查阅各地官方公布的信息发现，截至1月22日中午，已有28省份完整或部分公布2021年经济数据。其中，11省市去年GDP增速超过全国水平。
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湖北继续“跑步”复苏，全年GDP增速达到12.9%，居全国第一。海南亦跑出两位数增长，以11.2%的增速紧随其后。山西增长9.1%，暂列第三。
截至目前，去年GDP增速跑赢全国的省份还有：江西（8.8%）、江苏（8.6%）、北京（8.5%）、浙江（8.5%）、山东（8.3%）、安徽（8.3%）、重庆（8.3%）、四川（8.2%）。上海、贵州均增长8.1%，与全国水平持平。
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截至目前增长最快的前三名是海南（7.3%），山西、贵州（均为6.3%）。湖北两年平均增长3.3%，但逐季提升。
从经济总量看，广东（12.4万亿元）、江苏（11.6万亿元）前两名的地位依然稳固。其中，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GDP12万亿大省。
12.4万亿元相当于什么水平？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广东省去年GDP总量约1.92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放在2020年可以排到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的前十位，且高于前十名中的意大利（1.89万亿美元）、加拿大（1.64万亿美元）、韩国（1.64万亿美元）等发达国家，堪称“富可敌国”。
从已经公开的信息看，地方经济整体正稳定恢复。尤其广东已一省之力GDP总量可闯入“世界前十”，另有多个省份GDP数据在过去一年里突破重要关口。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查阅各地官方公布的信息发现，截至1月22日中午，已有28省份完整或部分公布2021年经济数据。其中，11省市去年GDP增速超过全国水平。
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湖北继续“跑步”复苏，全年GDP增速达到12.9%，居全国第一。海南亦跑出两位数增长，以11.2%的增速紧随其后。山西增长9.1%，暂列第三。
截至目前，去年GDP增速跑赢全国的省份还有：江西（8.8%）、江苏（8.6%）、北京（8.5%）、浙江（8.5%）、山东（8.3%）、安徽（8.3%）、重庆（8.3%）、四川（8.2%）。上海、贵州均增长8.1%，与全国水平持平。
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截至目前增长最快的前三名是海南（7.3%），山西、贵州（均为6.3%）。湖北两年平均增长3.3%，但逐季提升。
从经济总量看，广东（12.4万亿元）、江苏（11.6万亿元）前两名的地位依然稳固。其中，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GDP12万亿大省。
12.4万亿元相当于什么水平？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广东省去年GDP总量约1.92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放在2020年可以排到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的前十位，且高于前十名中的意大利（1.89万亿美元）、加拿大（1.64万亿美元）、韩国（1.64万亿美元）等发达国家，堪称“富可敌国”。
【来吸欧气！#逛菜市场也能发现新物种#】“没准儿是个新种！”这句玩笑话，成了真。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1990年5月，浙江萧山的中学生郑苗突然找到语文老师，鼓起勇气说出了藏在心底的一个大秘密。上午第二节课，班主任神情严肃把郑苗叫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两个陌生的男人正在等他。
这两个人是浙江萧山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原来此前郑苗的语文老师给文物部门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自己的学生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了一批原始社会的陶片、骨器和石器。
工作人员顿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学生竟然能看出自己捡的东西是原始社会的，无论是否可信，他们都必须走一趟。
面对两位专业人士的询问，郑苗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发现那些东西的经过讲述给他们听，刚讲了几句，两位专家就不由得四目相对，他们都相信了郑苗的话。
当时郑苗说了一句：“堆积层大概有一米左右。”
就是这句话让两位专家意识到，郑苗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对于考古知识起码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堆积层”是考古界的专业术语。
原来早在几年前，郑苗就和他的小伙伴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一些骨器和石器了，当时只觉得好玩，每个人都收藏了不少。
上了初中后，在历史课上，当老师讲到原始社会那一章时，郑苗发现历史课本上石器、骨器的插图和他捡到的东西特别像，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捡到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原始社会的文物。
而郑苗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童年偶然发现最后竟然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当年的10月，针对这一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于遗址的旁边有一座跨湖桥，因此被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工作开展后，考古队员很快就挖到了大量的陶片，当陶片上的泥土被清洗干净，陶片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上面还画着简易的太阳图案。
这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跨湖桥遗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彩陶片，彩陶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它是了解当时的人类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性参考之一。
离跨湖桥遗址仅100多公里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了几片彩陶片，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彩陶片是它的几十倍之多。
在对比了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后，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从器物的造型还是制作工艺来看，跨湖桥遗址都更为先进。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全新的史前遗址，如果真是这样，它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可是，当这些文物被送去做了碳14鉴定后，全都傻了眼，因为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大致在8000年前左右。
考古界几乎一致认为这个鉴定结果有误，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年代上限只有7000年，技术水平更为先进的跨湖桥遗址怎么可能还要早1000年呢？
在一片怀疑和争论中，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工作就这样停了下来。
当时考古队中有一名叫蒋乐平的队员，直觉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认为若想彻底揭开跨湖桥的秘密，就必须打破传统的认知，可是直到10年后，他才等到真正揭开秘密的机会。
2000年，国家筹备修建沪昆高速公路，当地的文物需要进行复查，在这个背景下，文物部门组织考古人员对跨湖桥遗址开展第二次发掘，巧的是，这次的领队正是蒋乐平。
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工作，2001年5月，考古工作正式开始，这一次，他们收获颇丰，没几天就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
更让人惊叹的是，那些石器表面光滑、外观精美，显然这并不是单纯的手工磨制出来的，当时的原始先民一定是用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工具打磨。
这一次，蒋乐平把文物送到了业内更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结果北大考古系经过碳14鉴定后，给出的年代依然是8000年左右，也就是说，11年前的鉴定并没有问题。
在经过全国各地40余名专家学者商讨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总算确定了，只是还有一点始终困扰在所有人的心头。
相隔100多公里的两个原始社会遗址，跨湖桥遗址比河姆渡遗址早了1000年，为什么会产生更加先进的文明呢？
更重要的是，跨湖桥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每一个文明都有是循序渐进地传承，然而跨湖桥文明仿佛就像凭空出现的，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史前遗址”要想被冠以“史前文化”
的称谓，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具备一定的分布空间；二是在不同的分布地点要有相同特征的器物。
专家们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终于在距离跨湖桥100多公里之外的浦江县和嵊州市分别发现了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两处遗址的年代都在约1万年前。
这两处遗址的晚期都有跨湖桥文化的特征，出土的石器、陶器更是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物。
这些迹象都能够确定两处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在地层上存在叠压关系。
2004年12月16日，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跨湖桥文化”。
历经15年的时间，这个8000年前的文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再一次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知。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这两个人是浙江萧山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原来此前郑苗的语文老师给文物部门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自己的学生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了一批原始社会的陶片、骨器和石器。
工作人员顿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学生竟然能看出自己捡的东西是原始社会的，无论是否可信，他们都必须走一趟。
面对两位专业人士的询问，郑苗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发现那些东西的经过讲述给他们听，刚讲了几句，两位专家就不由得四目相对，他们都相信了郑苗的话。
当时郑苗说了一句：“堆积层大概有一米左右。”
就是这句话让两位专家意识到，郑苗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对于考古知识起码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堆积层”是考古界的专业术语。
原来早在几年前，郑苗就和他的小伙伴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一些骨器和石器了，当时只觉得好玩，每个人都收藏了不少。
上了初中后，在历史课上，当老师讲到原始社会那一章时，郑苗发现历史课本上石器、骨器的插图和他捡到的东西特别像，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捡到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原始社会的文物。
而郑苗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童年偶然发现最后竟然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当年的10月，针对这一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于遗址的旁边有一座跨湖桥，因此被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工作开展后，考古队员很快就挖到了大量的陶片，当陶片上的泥土被清洗干净，陶片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上面还画着简易的太阳图案。
这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跨湖桥遗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彩陶片，彩陶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它是了解当时的人类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性参考之一。
离跨湖桥遗址仅100多公里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了几片彩陶片，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彩陶片是它的几十倍之多。
在对比了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后，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从器物的造型还是制作工艺来看，跨湖桥遗址都更为先进。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全新的史前遗址，如果真是这样，它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可是，当这些文物被送去做了碳14鉴定后，全都傻了眼，因为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大致在8000年前左右。
考古界几乎一致认为这个鉴定结果有误，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年代上限只有7000年，技术水平更为先进的跨湖桥遗址怎么可能还要早1000年呢？
在一片怀疑和争论中，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工作就这样停了下来。
当时考古队中有一名叫蒋乐平的队员，直觉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认为若想彻底揭开跨湖桥的秘密，就必须打破传统的认知，可是直到10年后，他才等到真正揭开秘密的机会。
2000年，国家筹备修建沪昆高速公路，当地的文物需要进行复查，在这个背景下，文物部门组织考古人员对跨湖桥遗址开展第二次发掘，巧的是，这次的领队正是蒋乐平。
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工作，2001年5月，考古工作正式开始，这一次，他们收获颇丰，没几天就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
更让人惊叹的是，那些石器表面光滑、外观精美，显然这并不是单纯的手工磨制出来的，当时的原始先民一定是用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工具打磨。
这一次，蒋乐平把文物送到了业内更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结果北大考古系经过碳14鉴定后，给出的年代依然是8000年左右，也就是说，11年前的鉴定并没有问题。
在经过全国各地40余名专家学者商讨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总算确定了，只是还有一点始终困扰在所有人的心头。
相隔100多公里的两个原始社会遗址，跨湖桥遗址比河姆渡遗址早了1000年，为什么会产生更加先进的文明呢？
更重要的是，跨湖桥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每一个文明都有是循序渐进地传承，然而跨湖桥文明仿佛就像凭空出现的，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史前遗址”要想被冠以“史前文化”
的称谓，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具备一定的分布空间；二是在不同的分布地点要有相同特征的器物。
专家们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终于在距离跨湖桥100多公里之外的浦江县和嵊州市分别发现了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两处遗址的年代都在约1万年前。
这两处遗址的晚期都有跨湖桥文化的特征，出土的石器、陶器更是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物。
这些迹象都能够确定两处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在地层上存在叠压关系。
2004年12月16日，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跨湖桥文化”。
历经15年的时间，这个8000年前的文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再一次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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