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3位教授获光华工程科技奖】澎湃新闻：5月30日，第十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揭晓，共39名专家获奖。同济大学童小华、戴晓虎、刘中民3位教授榜上有名。

光华工程科技奖是中国工程院主管的工程科技类奖项，表彰在工程科学技术及工程管理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取得杰出成就的工程科技专家，这也是中国社会力量设立的中国工程界的最高奖项。

近年来，同济大学坚持“四个面向”，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持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锻造了一批高水平科研团队，加强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助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教授童小华主要研究方向是航天测绘遥感与深空探测，他在航天重大工程遥感空间信息可信度理论与关键技术获得突破，解决了航天探测场景静态要素的误差可信度量、航天器实时动态遥感信息的质量可信控制、海量遥感空间数据产品的质量可信评估等共性难题；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戴晓虎长期致力于有机固废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针对我国市政污泥厌氧消化效率低、深度脱水难度大、产物出路受限的瓶颈难题，他带领团队在污泥全链条资源化处理处置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同济大学灾难医学工程研究院院长、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刘中民是我国灾难医学主要创始人，在历次重大灾难救援中取得显著成效，他创建全球首支通过 WHO 认证的国际应急医疗队，主编的国内首部《图说灾难逃生自救丛书》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新青年# “五四”100多年过去，恐怕当前绝大多数年轻人，沉浸在物质生活丰富时代的自信与自负中，已不复100多年前恨铁不成钢的那些年轻人那样深刻的思考，与决绝。

#五四青年节#，对这个社会来说，也变得更像是一个只与学生有关的，内容更多只是放假欢庆、文艺汇演、空喊励志口号的欢庆性节日。

但个人认为，在这个社会因经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民粹泛滥的典型阶段，我们仍然应该去思考：

1、为什么当年会有“五四”运动？

2、为什么当年会有新文化运动，会有对“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的讨论？

3、为什么当年的年轻人会强烈否定孔子以及一切旧文化，会强力推广白话文、汉语拼音、现代医学…开办新式学校、推动洋务、训练新军、公派留学…等等，奠定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基础框架。

4、为什么一个社会从贫穷落后发展到工业化初步完成、刚吃饱饭这个阶段，会典型地出现民粹主义抬头？

人的本性决定了，大多数时候，人只有生死关头才会低头认输，跪求指一条明路。一旦好了伤疤，盲目自信与自负，都会回到大部分人的身上。

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并不会变，它永远在那里。“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一个人、一个族群，一个社会，“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自命不凡，非要与“天”斗，逆“天”而行，长远落败是唯一的可能。

在这里，我非常想再推荐一下杨绛女士的这句话：“你过得不好，只是因为想得太多，读书太少。”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不少人，特别是那些民粹思维泛滥的人群，在某种程度上，正处在这种阶段。

如果以工业化完成为18岁成年，我们这个社会当前的发展，相对当前人类社会的最先进发展水平，正刚到14-18岁的青年阶段，整体对于人类社会的客观认知，还处在中小学学生水平。大部分人的社会认知，都还是脱胎于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旧时代。

中国大学曾于1950年代初，取消社会学教育，直到30年后的1980年代初，才重新恢复社会学教育。近些年，社会学才普遍进入中国一流大学。

198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才获得重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87年才建立。2000年5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才正式复建。

而1919年，正是103年前“五四”爆发的时代，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核心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正如日中天。差距之巨，不言而喻。

目前，中国社会类学科，几乎课堂上所有有价值的教材，都是翻译自外国人，不少翻译还很蹩脚，因为相关人才很少，能力时间经费也有限。但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科学，就是在这种蹩脚二道贩子的状态下，艰难前行。

全社会的社会科学认知水平，可想而知。

回过头来，当看着社交媒体上对社会客观规律几乎一无所知，或者认知能力有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每天打打杀杀，喊着要颠覆人类最发达的社会文明，应该反问一句：如果你连别人写的学科教材都看不懂，凭什么就想颠覆老师？这跟火箭烧煤的叫嚣，有本质区别吗？ #奋斗正青春#

一早收到耶鲁朋友的消息，才知道 Jonathan Spence 去世了，的确是非常意外，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很可能是新一届的唐奖获得者，假若结果的确如此的话，那真是可惜了，因为他完全 deserve 这个奖。我只见过 Spence 两次，有一次是他陪夫人来普林斯顿讲座，结束后我参加了晚餐聚会。但他对我的影响应该是相当大的。1990 年夏天，我待在南加州 Monrovia 家中，当时准备申请普大和哈佛，Monrovia 镇虽不大，却有一个很不错的镇图书馆，我在南加州的一年半都从那个图书馆里借书看，凡是我有兴趣读的都读了，包括 Renou 的印度哲学，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还有就是 Spence 新出的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这是我通读的第一本介绍中国现代史的英文书，巨厚的一本书，当时却欲罢不能。里面有些部分印象极为深刻，甚至让人感动，比如讲到三十年代左翼青年投奔延安，让我觉得 Spence 富有历史的温情，但也可以清楚感觉到他最后一章是仓促写成，也就是面对突然的变化历史学家往往会捉襟见肘。这也让我觉得再好的叙事史也会有摆脱不了的困境，尤其像 Seaech for Modern China 这类大叙事更难避免线性的结构，不然没法讲大故事，但历史本身绝非线性。我当时还没进普大读史，这一切只是感觉，并没成为自觉的观念，后来则成为我的信念。进入普大随余师读史，余氏经常提到的就是 Spence。余师和他在耶鲁是惺惺相惜，甚为融洽。我可以不夸张的说余先生是 Spence 最钦佩的学人，恐怕没有之一。第一年秋季学期上余先生课，余先生讲到清代时就特别提到 Spence 曹寅一书，说这是 Spence 真正下过功夫的，当然也是他的成名作。如果不是这本书，Spence 不会在 Yale，不在 Yale，他后来的著作也不大可能有那样的影响力。余先生是很赞赏 Jonathan Spence 的史学书写的，尤其是英文原文。按理说以余先生这样级别的中国文史巨人，是很容易从 Spence 书里挑出毛病的，但余先生从来是看人长处。他一再提醒我们 Spence 对史料的重点有很高的悟性，之所以是悟性，是因为他的古典汉语并不好，需要靠人帮助才能读通难度高的史料，余先生和余师母就帮过他很多忙。但他抓住要点，找出叙事线索和构成历史图景的能力的确一时无两。我很喜欢他的 English prose和对场景的捕捉，只是很难模仿。而且我也一直认为他之所以能在这条叙事史的道路上走得成功，和他是英国人并接受了最好的英国人文教育有关。

普大以前有老师对我开玩笑说，Spence 的写作主要是给曼哈顿 Upper West Side 的 intellegentia 写的，这话不无道理，他在纽约知识圈的影响力只要看看他给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写的书评就可以感受到。但他的读者群之广大也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Spence 的学术脉络的确和中国学术传统相距较远，也就是中国学术本身的发展基本不在他的聚光灯照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也许到他和金毓黼先生的孙女金安平教授结为连理之后有所明改变，但他和周锡瑞这样的学者就在这点上完全不同。他的弟子，后来也是在普大长期执教的韩书瑞教授就常跟我们说，Spence 这一脉的最大弱点就是和中国学术界的渊源不深，另一方面从 institutional 的角度讲也特别靠近西方史学的视角。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今天美国学界不像费正清的时代，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一所著名大学聘用自己的学生，但 Spence 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恐怕多多少少还可以做到这一点。余先生常说，就像费正清指导过那么多重要的博士论文，Spence 就算原始材料掌握有限，以其学术参与度，特别是耶鲁几十年来的中国史博士论文的指导，也已经不得了了，视野不开阔都不行。我个人和 Spence 之间因为领域完全不同，没啥直接关联，但却从他手上抢了一个学生。这位学生就是现在在美国任教的左娅。左娅是北大本科时追随荣老师的学生，是个极有才华而其才华早露的学生，以本科直接申请。当时我在普大东亚系招生委员会上，而且负责中国古代方面研究。左娅同时申请普大和耶鲁，Spence 据说非常欣赏她。耶鲁的录取决定比普大稍早大概一周，早早就录取了左娅，给了很好的奖学金，而且 Spence 据说热情加以“笼络”，但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结果，普大虽然有钱，但光靠钱是绝对吸引不了最好的学生的，于是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对左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左娅决定放弃耶鲁，投身普大。我至今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Spence 的著作我经常用于教学，感觉对本科生特别有用。但我也感觉这些年来 Spence 的影响力在衰退，有时甚至还很快。这种衰退是双重的，在学术圈和一般阅读界，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和一般读书圈。我的观察不一定很准确，但我想目前中国史学的路数使 Spence 著作的问题会暴露得更为突出，他的权威性便自然会下降。我原本以为台湾唐奖名单上，Spence 无论以影响力还是贡献都应该在最初几届的名单上，但却并没有，这的确让我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奖是学术界代表性学者遴选出来的，连续几届都没有Spence 多少说明他的学术地位的下沉趋势。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他的叙事史也有了替代品，虽然这些替代品往往是拙劣的，所以这些年他的确很少出现在读书界的排行榜上。当然这也和他已经退休多年有关，中国社会是很实际的，虽然学术圈依然有很强的老人体制。

说来也巧，这两年我教的一门英文中国史 seminar，一直会用 Spence 有关张岱的书作为了解古代士大夫文人文化的读物。这不是 Spence 最好的著作，但我觉得这部著作可能是英文读物里比较容易让学生感受到文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景观的氛围的一本，其他的不是过于专门就是很 pedantic，从 pedagogy 的角度不大合适。这堂课的十几位各国学生都是极为优秀的，每次讨论都能有各种锐见，他们虽然不能读张岱原作，但却不约而同对 Spence 书的结构和方法提出种种看法，批评意见居多。我觉得这一方面让人觉得 Spence 的时代也许的确开始过去了，但另一方面又让我觉得史学最重要的还是对历史的敏感，他们身上都有 Spence 的才华，这也许更为重要。
最后想拿在九日山上看见的明日丘凌霄的一首七律中的一联作结，以纪念这位影响了我多年的杰出史家：“海上孤峰常若此，人间万事转成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