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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说：十五个字概括传统文化的精髓。
第一：不缺德。
德者，得也。万物得天地之灵气而生，守此得，万物才能繁荣兴盛；失此得，灵气消散，万物不存。所以《大学》中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聚，万物蓬勃发展，德散，万物化为一团烟雾消散。所以，万事万物不可缺了德。缺德，就是缺得，缺少大道赋予的灵气，人还怎么活？更不用谈幸福美满的生活了。
第二：不失理。
理是具体的德。理就是道理，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法则。天地灵气，自然有其运行的客观规律。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先认真的研究客观规律，把客观规律研究透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然后再依据事物的本质去想办法解决问题，问题才能正确的解决。
这个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过程，就是宋明理学说的“格物”的过程，格物才能致知。
进一步说，理也就是礼。礼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准则。不讲礼，不讲礼貌，也就是不讲究人和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准则，这样一来，社会不就倒退了吗？宋明理学最后虽然发展成了极端的教条主义，但是在二程哪里，理学还是值得推崇的。理学为什么能成为宋明两朝的显学？就是因为他背后有深刻的道理，南宋的科技发达，很大的因素是得益于理学的客观性、公正性和严谨性。
悟透一个“理”字，时时刻刻都注重分析事物的客观规律，为人处世也就不会有大毛病。
第三：不离中。
中，是中庸的中。中庸的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事物的中心。必须解释一下，很多人认为中就是一根木棍的中间。但如果这个事物是一个圆球体呢？所以对中的解释，不应该执着于中间，如果是球体，那么就是中心；如果是不规则体，那就是平衡点。
中的内容并不是固定的，一定要灵活运用。
现在谈中庸，更多的是谈与时俱进，也就是时中。如果始终秉持一种陈旧的观念，不能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那就要落后，要失败，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
中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读四声的“中”，也就是一语中的“中”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表示两个事物的关系。射箭射到靶心叫“中”，参加考试获得优异的成就，叫也叫“中”。所以这里的中表示对具体问题的正确解答。
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有一个最合适的答案。比如大卡车可以送货，小货车也可以送货，什么时候选择大卡车，什么时候选择小货车，这就要具体的判断。
读了很多书，但任何实际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就是在读死书。冯友兰先生说：有些人能把死书读活，有些人能把活书读死。这不是境界的问题，而是你心中是否有所思考的问题。带着问题读书，才能把书读活。带着问题去思考生活，生活中的问题才能被有效地解决。
中庸，在孔子的时代叫中庸，在清朝叫“经世致用”，后来叫“学以致用”，现在我们说中庸的意思，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人就没有办法进步。
第四：要用心。
阳明心学把心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说“我心之理即万物之理”。这其实是重在突出人的本体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当今社会，很多人只讲道理，不用心去思考，因此人情味越来越淡薄。
说到底，所谓义，在物为理，在人为仁。也就是说，应该做的事情，仅仅只针对物的话，那么讲理就可以了。而人与人之间，应该用仁，也就是要有爱心。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宽恕。
整体来说，人间之道，孔子讲仁，强调要有爱心。阳明的心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视人间温情。冷冰冰的讲理，人活着就像一块石头，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任何事情都要用心体会，用心领悟，用心执行。真的照这样做了，人间万物就都有了温度，人类社会也就和谐了。
第五：敬天地。
人虽然有智慧，但也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物”。人再大，大不过天地。在宇宙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微不足道。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对天地有一份敬畏之心。
这个概念自古就有，但汉朝的董仲舒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他强调这个问题当然有特殊的目的，所强调的内容也有些偏颇和过失。
但是敬天地这个概念本身是绝对没有错的。
冯友兰总结的这五个方面，涵盖了儒家和道家的总体内容，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五个方面并不是独立的，不能只选其一，必须全面的理解。真把这五个方面的内容都深入地理解了，人生自然也就幸福美满了。
冯友兰说：十五个字概括传统文化的精髓。
第一：不缺德。
德者，得也。万物得天地之灵气而生，守此得，万物才能繁荣兴盛；失此得，灵气消散，万物不存。所以《大学》中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聚，万物蓬勃发展，德散，万物化为一团烟雾消散。所以，万事万物不可缺了德。缺德，就是缺得，缺少大道赋予的灵气，人还怎么活？更不用谈幸福美满的生活了。
第二：不失理。
理是具体的德。理就是道理，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法则。天地灵气，自然有其运行的客观规律。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先认真的研究客观规律，把客观规律研究透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然后再依据事物的本质去想办法解决问题，问题才能正确的解决。
这个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过程，就是宋明理学说的“格物”的过程，格物才能致知。
进一步说，理也就是礼。礼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准则。不讲礼，不讲礼貌，也就是不讲究人和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准则，这样一来，社会不就倒退了吗？宋明理学最后虽然发展成了极端的教条主义，但是在二程哪里，理学还是值得推崇的。理学为什么能成为宋明两朝的显学？就是因为他背后有深刻的道理，南宋的科技发达，很大的因素是得益于理学的客观性、公正性和严谨性。
悟透一个“理”字，时时刻刻都注重分析事物的客观规律，为人处世也就不会有大毛病。
第三：不离中。
中，是中庸的中。中庸的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事物的中心。必须解释一下，很多人认为中就是一根木棍的中间。但如果这个事物是一个圆球体呢？所以对中的解释，不应该执着于中间，如果是球体，那么就是中心；如果是不规则体，那就是平衡点。
中的内容并不是固定的，一定要灵活运用。
现在谈中庸，更多的是谈与时俱进，也就是时中。如果始终秉持一种陈旧的观念，不能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那就要落后，要失败，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
中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读四声的“中”，也就是一语中的“中”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表示两个事物的关系。射箭射到靶心叫“中”，参加考试获得优异的成就，叫也叫“中”。所以这里的中表示对具体问题的正确解答。
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有一个最合适的答案。比如大卡车可以送货，小货车也可以送货，什么时候选择大卡车，什么时候选择小货车，这就要具体的判断。
读了很多书，但任何实际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就是在读死书。冯友兰先生说：有些人能把死书读活，有些人能把活书读死。这不是境界的问题，而是你心中是否有所思考的问题。带着问题读书，才能把书读活。带着问题去思考生活，生活中的问题才能被有效地解决。
中庸，在孔子的时代叫中庸，在清朝叫“经世致用”，后来叫“学以致用”，现在我们说中庸的意思，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人就没有办法进步。
第四：要用心。
阳明心学把心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说“我心之理即万物之理”。这其实是重在突出人的本体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当今社会，很多人只讲道理，不用心去思考，因此人情味越来越淡薄。
说到底，所谓义，在物为理，在人为仁。也就是说，应该做的事情，仅仅只针对物的话，那么讲理就可以了。而人与人之间，应该用仁，也就是要有爱心。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宽恕。
整体来说，人间之道，孔子讲仁，强调要有爱心。阳明的心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视人间温情。冷冰冰的讲理，人活着就像一块石头，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任何事情都要用心体会，用心领悟，用心执行。真的照这样做了，人间万物就都有了温度，人类社会也就和谐了。
第五：敬天地。
人虽然有智慧，但也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物”。人再大，大不过天地。在宇宙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微不足道。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对天地有一份敬畏之心。
这个概念自古就有，但汉朝的董仲舒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他强调这个问题当然有特殊的目的，所强调的内容也有些偏颇和过失。
但是敬天地这个概念本身是绝对没有错的。
冯友兰总结的这五个方面，涵盖了儒家和道家的总体内容，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五个方面并不是独立的，不能只选其一，必须全面的理解。真把这五个方面的内容都深入地理解了，人生自然也就幸福美满了。
【魏衍华老师在《论语·季氏》通讲中的分享 】从第十一篇《先进》，到本篇《季氏》，这些篇名理论上都应是有着内在逻辑的。本篇只有十四章，虽然内容并不多，但是仍然非常的重要.《论语》当中记载的孔子之言、儒家之义，都是“正实而切事”的，与治理国家、修身养性、社会治理都是紧密相连的。https://t.cn/A6xOBpvZ
【声音】牟宗三：读懂中国经典的方法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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