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紧张，哪些替代方向会受益
一、事件：发改委称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也就是说中国和澳大利亚此前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所推动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在此次中国发改委的暂停行列之中。
此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主要都是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或者领域上，比如澳大利亚铁矿石、澳大利亚牛肉和澳大利亚葡萄酒等。
而此次则是同时对数个澳大利亚重要行业发起制裁，规模和覆盖面都更大。
中国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 澳对华依存度更高
从中澳双方经贸关系来看，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外贸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多年保持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19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589.7亿美元。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039.0亿美元，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8.2%，澳大利亚的第二出口国日本仅占14.6%。澳大利亚自中国的进口额为
550.7亿美元，占澳大利亚进口总额的25.8%，超过第二进口国美国的两倍。中国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大顺差来源地。
对于中国来说，在中国单一贸易伙伴中，澳大利亚仅占第八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0年，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总额1683.19亿美元，在中国当年进出口总额中占比3.62%。其中，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534.82亿美元，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比2.06%；自澳进口1148.37亿美元，在中国进口总额中占比5.59%。
二、从对外依赖度来看，铁矿石、铝土矿、锌精矿受影响最大，我国拥有自有矿的企业有望受益。
1) 铁矿石：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67%来源于澳洲。
2020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赖度约70%，其中约67%来源于澳洲。铁矿石贸易对中澳两国都意义重大。一方面钢铁行业在中国是很多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也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铁矿石也是澳大利亚出口额最大的品种，长期占澳大利亚出口比例的15%-30%，影响着整个澳大利亚的贸易盈余。
从需求端来看，在唐山限产的影响下，钢铁企业利润（长流程利润867元/吨）正接近历史高点。高利润下钢企加大了补库需求，如果钢企利润持续高企，铁矿石需求预计将继续保持旺盛。
相关公司：
太钢不锈（000825）：铁矿石自给率100%。
酒钢宏兴（600307）：年产铁矿900万吨，铁矿石自给率47.3%。
凌钢股份（600231）：2019年末铁矿石保有储量3507万吨，可采储量2362.24万吨。铁矿石自给率6.30%。
南钢股份（600282）：铁矿石自给率5.10%。
2）铝土矿：进口依赖度约65%，其中约33%来源于澳洲。
澳大利亚铝土矿储量居世界首位，占世界总储量35%。近年来我国铝土矿自给率逐年降低，2020年进口依赖度达65%，其中约33%来自于澳大利亚。但目前而言，铝土矿基本面并不算十分紧缺。
一方面，中国2015年之后加大了几内亚的铝土矿投资，几内亚已成为我国第一大铝土矿进口来源（占比约47%），且此后几年几内亚的铝土矿仍有望放量。
另一方面，受碳中和政策推动，铝土矿下游电解铝产能受限，需求得到抑制。在供给侧改革时期，中国设定下了4500万吨的电解铝产能红线。截至2021年2月，中国电解铝建成规模已达4354万吨，这意味着电解铝未来在国内的需求接近见顶，铝土矿未来的需求增长将因此受到抑制。
综合来看，如果澳大利亚减少铝土矿的出口，那么我国可加大从几内亚等地的进口，利好我国在国内和海外其余地方拥有铝土矿的企业。
相关公司：
中国铝业(601600)：我国铝行业绝对龙头，铝土矿可供产量0.14亿吨，占全球比重的约4.3%。
3）锌精矿：进口依赖度约40%，其中约40%来源于澳洲。
我国锌精矿对外依赖度约40%，其中约40%来自于澳洲。澳大利亚锌矿储量占全球的27%，居全球第一。
从供给端来看，截止4月份，国内锌精矿加工费在3700-4000元/吨左右，为2018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证明锌精矿供应延续短缺。
从需求端来看，锌的下游需求整体表现出旺季不旺的形式。往年此时应以进入旺季消费带动下的去库存时期，但今年库存整体去化不及预期，库存拐点何时出现仍不明朗。
综合来看，锌的基本面处于供需两弱的局面，目前锌精矿的主要供给国秘鲁、印度等受制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产出皆有所受限。如果澳大利亚限制锌精矿出口，那么我国很难短期寻找替代国家，预计锌价将大幅上涨，利好我国拥有锌矿资源的企业。
相关公司：
罗平锌电 (002114) ：可年产锌2.6万吨，锌营收占比95%，拥有铅锌矿山，旗下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的铅锌矿石储量合计77.5万金属吨。
宏达股份（600331）：公司拥有储量亚洲最大的云南兰坪铅锌矿。
中金岭南（000060）：公司探明的铅锌金属资源总量上千万吨，年产铅锌精矿金属量超过30万吨。
4) 锂矿：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50%来源于澳洲。
我国占全球锂矿消费量的近一半，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一半来自于澳大利亚。
从锂的需求端来看，2021年一季度，我国新能源车产量达53.3万辆，同比增长3.2倍，且3月新能源车渗透率达10.6%，意味着我国新能源车的需求依旧保持高速增长。未来在新能源车的高需求增长下，锂资源的需求也将水涨船高，预计今年锂行业需求将达47万吨，之后将保持约35%的年增长率。
从锂的供给端来看，澳大利亚锂精矿供给约占全球的46%，短期内暂无其他可以取代其在锂供应端的主导地位。
综合来看，锂资源需求增长较快，短期内我国暂无法找到可替代的进口地，如果澳大利亚减少对我国的锂矿出口，锂矿价格预计将大幅增长，利好我国锂矿资源自给率高的企业。
相关公司：
融捷股份（002192）：锂矿资源基本都在国内，拥有锂矿资源（折合碳酸锂）权益储量102万吨。
川能动力（000155）：锂矿资源基本都在国内，拥有锂矿资源（折合碳酸锂）权益储量60万吨。
此外，我国很多企业锂矿资源来自于澳大利亚，甚至很多在澳大利亚拥有矿权。如果澳大利亚采取增加出口关税的措施来进行限制，那么会增加这些企业的成本，并不利好。但如果是要求在澳洲本地加工成碳酸锂再出口，那么成本增加并不大，对这些拥有充足矿源的企业是利好。这些企业有：
天齐锂业（002466）：在澳大利亚拥有目前世界开采储量最大，品质最好的格林布什锂辉矿51%的股权，目前正在寻求出售资产以减轻债务。
赣锋锂业（002460）：公司有多元化的锂资源供给来源，目前主要来源是澳大利亚的RIMN和Piba。
盛新锂能（002240）：公司原料来源于自有的奥伊诺矿山，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盛屯镪业与澳大利亚银河锂业签署了3年的锂辉石精矿承购合同。
一、事件：发改委称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也就是说中国和澳大利亚此前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所推动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在此次中国发改委的暂停行列之中。
此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主要都是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或者领域上，比如澳大利亚铁矿石、澳大利亚牛肉和澳大利亚葡萄酒等。
而此次则是同时对数个澳大利亚重要行业发起制裁，规模和覆盖面都更大。
中国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 澳对华依存度更高
从中澳双方经贸关系来看，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外贸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多年保持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19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589.7亿美元。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039.0亿美元，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8.2%，澳大利亚的第二出口国日本仅占14.6%。澳大利亚自中国的进口额为
550.7亿美元，占澳大利亚进口总额的25.8%，超过第二进口国美国的两倍。中国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大顺差来源地。
对于中国来说，在中国单一贸易伙伴中，澳大利亚仅占第八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0年，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总额1683.19亿美元，在中国当年进出口总额中占比3.62%。其中，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534.82亿美元，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比2.06%；自澳进口1148.37亿美元，在中国进口总额中占比5.59%。
二、从对外依赖度来看，铁矿石、铝土矿、锌精矿受影响最大，我国拥有自有矿的企业有望受益。
1) 铁矿石：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67%来源于澳洲。
2020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赖度约70%，其中约67%来源于澳洲。铁矿石贸易对中澳两国都意义重大。一方面钢铁行业在中国是很多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也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铁矿石也是澳大利亚出口额最大的品种，长期占澳大利亚出口比例的15%-30%，影响着整个澳大利亚的贸易盈余。
从需求端来看，在唐山限产的影响下，钢铁企业利润（长流程利润867元/吨）正接近历史高点。高利润下钢企加大了补库需求，如果钢企利润持续高企，铁矿石需求预计将继续保持旺盛。
相关公司：
太钢不锈（000825）：铁矿石自给率100%。
酒钢宏兴（600307）：年产铁矿900万吨，铁矿石自给率47.3%。
凌钢股份（600231）：2019年末铁矿石保有储量3507万吨，可采储量2362.24万吨。铁矿石自给率6.30%。
南钢股份（600282）：铁矿石自给率5.10%。
2）铝土矿：进口依赖度约65%，其中约33%来源于澳洲。
澳大利亚铝土矿储量居世界首位，占世界总储量35%。近年来我国铝土矿自给率逐年降低，2020年进口依赖度达65%，其中约33%来自于澳大利亚。但目前而言，铝土矿基本面并不算十分紧缺。
一方面，中国2015年之后加大了几内亚的铝土矿投资，几内亚已成为我国第一大铝土矿进口来源（占比约47%），且此后几年几内亚的铝土矿仍有望放量。
另一方面，受碳中和政策推动，铝土矿下游电解铝产能受限，需求得到抑制。在供给侧改革时期，中国设定下了4500万吨的电解铝产能红线。截至2021年2月，中国电解铝建成规模已达4354万吨，这意味着电解铝未来在国内的需求接近见顶，铝土矿未来的需求增长将因此受到抑制。
综合来看，如果澳大利亚减少铝土矿的出口，那么我国可加大从几内亚等地的进口，利好我国在国内和海外其余地方拥有铝土矿的企业。
相关公司：
中国铝业(601600)：我国铝行业绝对龙头，铝土矿可供产量0.14亿吨，占全球比重的约4.3%。
3）锌精矿：进口依赖度约40%，其中约40%来源于澳洲。
我国锌精矿对外依赖度约40%，其中约40%来自于澳洲。澳大利亚锌矿储量占全球的27%，居全球第一。
从供给端来看，截止4月份，国内锌精矿加工费在3700-4000元/吨左右，为2018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证明锌精矿供应延续短缺。
从需求端来看，锌的下游需求整体表现出旺季不旺的形式。往年此时应以进入旺季消费带动下的去库存时期，但今年库存整体去化不及预期，库存拐点何时出现仍不明朗。
综合来看，锌的基本面处于供需两弱的局面，目前锌精矿的主要供给国秘鲁、印度等受制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产出皆有所受限。如果澳大利亚限制锌精矿出口，那么我国很难短期寻找替代国家，预计锌价将大幅上涨，利好我国拥有锌矿资源的企业。
相关公司：
罗平锌电 (002114) ：可年产锌2.6万吨，锌营收占比95%，拥有铅锌矿山，旗下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的铅锌矿石储量合计77.5万金属吨。
宏达股份（600331）：公司拥有储量亚洲最大的云南兰坪铅锌矿。
中金岭南（000060）：公司探明的铅锌金属资源总量上千万吨，年产铅锌精矿金属量超过30万吨。
4) 锂矿：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50%来源于澳洲。
我国占全球锂矿消费量的近一半，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一半来自于澳大利亚。
从锂的需求端来看，2021年一季度，我国新能源车产量达53.3万辆，同比增长3.2倍，且3月新能源车渗透率达10.6%，意味着我国新能源车的需求依旧保持高速增长。未来在新能源车的高需求增长下，锂资源的需求也将水涨船高，预计今年锂行业需求将达47万吨，之后将保持约35%的年增长率。
从锂的供给端来看，澳大利亚锂精矿供给约占全球的46%，短期内暂无其他可以取代其在锂供应端的主导地位。
综合来看，锂资源需求增长较快，短期内我国暂无法找到可替代的进口地，如果澳大利亚减少对我国的锂矿出口，锂矿价格预计将大幅增长，利好我国锂矿资源自给率高的企业。
相关公司：
融捷股份（002192）：锂矿资源基本都在国内，拥有锂矿资源（折合碳酸锂）权益储量102万吨。
川能动力（000155）：锂矿资源基本都在国内，拥有锂矿资源（折合碳酸锂）权益储量60万吨。
此外，我国很多企业锂矿资源来自于澳大利亚，甚至很多在澳大利亚拥有矿权。如果澳大利亚采取增加出口关税的措施来进行限制，那么会增加这些企业的成本，并不利好。但如果是要求在澳洲本地加工成碳酸锂再出口，那么成本增加并不大，对这些拥有充足矿源的企业是利好。这些企业有：
天齐锂业（002466）：在澳大利亚拥有目前世界开采储量最大，品质最好的格林布什锂辉矿51%的股权，目前正在寻求出售资产以减轻债务。
赣锋锂业（002460）：公司有多元化的锂资源供给来源，目前主要来源是澳大利亚的RIMN和Piba。
盛新锂能（002240）：公司原料来源于自有的奥伊诺矿山，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盛屯镪业与澳大利亚银河锂业签署了3年的锂辉石精矿承购合同。
中澳关系紧张，哪些替代方向会受益
一、事件：发改委称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也就是说中国和澳大利亚此前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所推动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在此次中国发改委的暂停行列之中。
此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主要都是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或者领域上，比如澳大利亚铁矿石、澳大利亚牛肉和澳大利亚葡萄酒等。
而此次则是同时对数个澳大利亚重要行业发起制裁，规模和覆盖面都更大。
中国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 澳对华依存度更高
从中澳双方经贸关系来看，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外贸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多年保持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19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589.7亿美元。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039.0亿美元，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8.2%，澳大利亚的第二出口国日本仅占14.6%。澳大利亚自中国的进口额为
550.7亿美元，占澳大利亚进口总额的25.8%，超过第二进口国美国的两倍。中国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大顺差来源地。
对于中国来说，在中国单一贸易伙伴中，澳大利亚仅占第八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0年，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总额1683.19亿美元，在中国当年进出口总额中占比3.62%。其中，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534.82亿美元，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比2.06%；自澳进口1148.37亿美元，在中国进口总额中占比5.59%。
二、从对外依赖度来看，铁矿石、铝土矿、锌精矿受影响最大，我国拥有自有矿的企业有望受益。
1) 铁矿石：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67%来源于澳洲。
2020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赖度约70%，其中约67%来源于澳洲。铁矿石贸易对中澳两国都意义重大。一方面钢铁行业在中国是很多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也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铁矿石也是澳大利亚出口额最大的品种，长期占澳大利亚出口比例的15%-30%，影响着整个澳大利亚的贸易盈余。
从需求端来看，在唐山限产的影响下，钢铁企业利润（长流程利润867元/吨）正接近历史高点。高利润下钢企加大了补库需求，如果钢企利润持续高企，铁矿石需求预计将继续保持旺盛。
相关公司：
太钢不锈（000825）：铁矿石自给率100%。
酒钢宏兴（600307）：年产铁矿900万吨，铁矿石自给率47.3%。
凌钢股份（600231）：2019年末铁矿石保有储量3507万吨，可采储量2362.24万吨。铁矿石自给率6.30%。
南钢股份（600282）：铁矿石自给率5.10%。
2）铝土矿：进口依赖度约65%，其中约33%来源于澳洲。
澳大利亚铝土矿储量居世界首位，占世界总储量35%。近年来我国铝土矿自给率逐年降低，2020年进口依赖度达65%，其中约33%来自于澳大利亚。但目前而言，铝土矿基本面并不算十分紧缺。
一方面，中国2015年之后加大了几内亚的铝土矿投资，几内亚已成为我国第一大铝土矿进口来源（占比约47%），且此后几年几内亚的铝土矿仍有望放量。
另一方面，受碳中和政策推动，铝土矿下游电解铝产能受限，需求得到抑制。在供给侧改革时期，中国设定下了4500万吨的电解铝产能红线。截至2021年2月，中国电解铝建成规模已达4354万吨，这意味着电解铝未来在国内的需求接近见顶，铝土矿未来的需求增长将因此受到抑制。
综合来看，如果澳大利亚减少铝土矿的出口，那么我国可加大从几内亚等地的进口，利好我国在国内和海外其余地方拥有铝土矿的企业。
相关公司：
中国铝业(601600)：我国铝行业绝对龙头，铝土矿可供产量0.14亿吨，占全球比重的约4.3%。
3）锌精矿：进口依赖度约40%，其中约40%来源于澳洲。
我国锌精矿对外依赖度约40%，其中约40%来自于澳洲。澳大利亚锌矿储量占全球的27%，居全球第一。
从供给端来看，截止4月份，国内锌精矿加工费在3700-4000元/吨左右，为2018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证明锌精矿供应延续短缺。
从需求端来看，锌的下游需求整体表现出旺季不旺的形式。往年此时应以进入旺季消费带动下的去库存时期，但今年库存整体去化不及预期，库存拐点何时出现仍不明朗。
综合来看，锌的基本面处于供需两弱的局面，目前锌精矿的主要供给国秘鲁、印度等受制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产出皆有所受限。如果澳大利亚限制锌精矿出口，那么我国很难短期寻找替代国家，预计锌价将大幅上涨，利好我国拥有锌矿资源的企业。
相关公司：
罗平锌电 (002114) ：可年产锌2.6万吨，锌营收占比95%，拥有铅锌矿山，旗下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的铅锌矿石储量合计77.5万金属吨。
宏达股份（600331）：公司拥有储量亚洲最大的云南兰坪铅锌矿。
中金岭南（000060）：公司探明的铅锌金属资源总量上千万吨，年产铅锌精矿金属量超过30万吨。
4) 锂矿：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50%来源于澳洲。
我国占全球锂矿消费量的近一半，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一半来自于澳大利亚。
从锂的需求端来看，2021年一季度，我国新能源车产量达53.3万辆，同比增长3.2倍，且3月新能源车渗透率达10.6%，意味着我国新能源车的需求依旧保持高速增长。未来在新能源车的高需求增长下，锂资源的需求也将水涨船高，预计今年锂行业需求将达47万吨，之后将保持约35%的年增长率。
从锂的供给端来看，澳大利亚锂精矿供给约占全球的46%，短期内暂无其他可以取代其在锂供应端的主导地位。
综合来看，锂资源需求增长较快，短期内我国暂无法找到可替代的进口地，如果澳大利亚减少对我国的锂矿出口，锂矿价格预计将大幅增长，利好我国锂矿资源自给率高的企业。
相关公司：
融捷股份（002192）：锂矿资源基本都在国内，拥有锂矿资源（折合碳酸锂）权益储量102万吨。
川能动力（000155）：锂矿资源基本都在国内，拥有锂矿资源（折合碳酸锂）权益储量60万吨。
此外，我国很多企业锂矿资源来自于澳大利亚，甚至很多在澳大利亚拥有矿权。如果澳大利亚采取增加出口关税的措施来进行限制，那么会增加这些企业的成本，并不利好。但如果是要求在澳洲本地加工成碳酸锂再出口，那么成本增加并不大，对这些拥有充足矿源的企业是利好。这些企业有：
天齐锂业（002466）：在澳大利亚拥有目前世界开采储量最大，品质最好的格林布什锂辉矿51%的股权，目前正在寻求出售资产以减轻债务。
赣锋锂业（002460）：公司有多元化的锂资源供给来源，目前主要来源是澳大利亚的RIMN和Piba。
盛新锂能（002240）：公司原料来源于自有的奥伊诺矿山，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盛屯镪业与澳大利亚银河锂业签署了3年的锂辉石精矿承购合同。
#股票##价值投资日志[超话]#
一、事件：发改委称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也就是说中国和澳大利亚此前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所推动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在此次中国发改委的暂停行列之中。
此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主要都是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或者领域上，比如澳大利亚铁矿石、澳大利亚牛肉和澳大利亚葡萄酒等。
而此次则是同时对数个澳大利亚重要行业发起制裁，规模和覆盖面都更大。
中国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 澳对华依存度更高
从中澳双方经贸关系来看，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外贸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多年保持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19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589.7亿美元。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039.0亿美元，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8.2%，澳大利亚的第二出口国日本仅占14.6%。澳大利亚自中国的进口额为
550.7亿美元，占澳大利亚进口总额的25.8%，超过第二进口国美国的两倍。中国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大顺差来源地。
对于中国来说，在中国单一贸易伙伴中，澳大利亚仅占第八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0年，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总额1683.19亿美元，在中国当年进出口总额中占比3.62%。其中，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534.82亿美元，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比2.06%；自澳进口1148.37亿美元，在中国进口总额中占比5.59%。
二、从对外依赖度来看，铁矿石、铝土矿、锌精矿受影响最大，我国拥有自有矿的企业有望受益。
1) 铁矿石：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67%来源于澳洲。
2020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赖度约70%，其中约67%来源于澳洲。铁矿石贸易对中澳两国都意义重大。一方面钢铁行业在中国是很多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也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铁矿石也是澳大利亚出口额最大的品种，长期占澳大利亚出口比例的15%-30%，影响着整个澳大利亚的贸易盈余。
从需求端来看，在唐山限产的影响下，钢铁企业利润（长流程利润867元/吨）正接近历史高点。高利润下钢企加大了补库需求，如果钢企利润持续高企，铁矿石需求预计将继续保持旺盛。
相关公司：
太钢不锈（000825）：铁矿石自给率100%。
酒钢宏兴（600307）：年产铁矿900万吨，铁矿石自给率47.3%。
凌钢股份（600231）：2019年末铁矿石保有储量3507万吨，可采储量2362.24万吨。铁矿石自给率6.30%。
南钢股份（600282）：铁矿石自给率5.10%。
2）铝土矿：进口依赖度约65%，其中约33%来源于澳洲。
澳大利亚铝土矿储量居世界首位，占世界总储量35%。近年来我国铝土矿自给率逐年降低，2020年进口依赖度达65%，其中约33%来自于澳大利亚。但目前而言，铝土矿基本面并不算十分紧缺。
一方面，中国2015年之后加大了几内亚的铝土矿投资，几内亚已成为我国第一大铝土矿进口来源（占比约47%），且此后几年几内亚的铝土矿仍有望放量。
另一方面，受碳中和政策推动，铝土矿下游电解铝产能受限，需求得到抑制。在供给侧改革时期，中国设定下了4500万吨的电解铝产能红线。截至2021年2月，中国电解铝建成规模已达4354万吨，这意味着电解铝未来在国内的需求接近见顶，铝土矿未来的需求增长将因此受到抑制。
综合来看，如果澳大利亚减少铝土矿的出口，那么我国可加大从几内亚等地的进口，利好我国在国内和海外其余地方拥有铝土矿的企业。
相关公司：
中国铝业(601600)：我国铝行业绝对龙头，铝土矿可供产量0.14亿吨，占全球比重的约4.3%。
3）锌精矿：进口依赖度约40%，其中约40%来源于澳洲。
我国锌精矿对外依赖度约40%，其中约40%来自于澳洲。澳大利亚锌矿储量占全球的27%，居全球第一。
从供给端来看，截止4月份，国内锌精矿加工费在3700-4000元/吨左右，为2018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证明锌精矿供应延续短缺。
从需求端来看，锌的下游需求整体表现出旺季不旺的形式。往年此时应以进入旺季消费带动下的去库存时期，但今年库存整体去化不及预期，库存拐点何时出现仍不明朗。
综合来看，锌的基本面处于供需两弱的局面，目前锌精矿的主要供给国秘鲁、印度等受制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产出皆有所受限。如果澳大利亚限制锌精矿出口，那么我国很难短期寻找替代国家，预计锌价将大幅上涨，利好我国拥有锌矿资源的企业。
相关公司：
罗平锌电 (002114) ：可年产锌2.6万吨，锌营收占比95%，拥有铅锌矿山，旗下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的铅锌矿石储量合计77.5万金属吨。
宏达股份（600331）：公司拥有储量亚洲最大的云南兰坪铅锌矿。
中金岭南（000060）：公司探明的铅锌金属资源总量上千万吨，年产铅锌精矿金属量超过30万吨。
4) 锂矿：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50%来源于澳洲。
我国占全球锂矿消费量的近一半，进口依赖度约70%，其中约一半来自于澳大利亚。
从锂的需求端来看，2021年一季度，我国新能源车产量达53.3万辆，同比增长3.2倍，且3月新能源车渗透率达10.6%，意味着我国新能源车的需求依旧保持高速增长。未来在新能源车的高需求增长下，锂资源的需求也将水涨船高，预计今年锂行业需求将达47万吨，之后将保持约35%的年增长率。
从锂的供给端来看，澳大利亚锂精矿供给约占全球的46%，短期内暂无其他可以取代其在锂供应端的主导地位。
综合来看，锂资源需求增长较快，短期内我国暂无法找到可替代的进口地，如果澳大利亚减少对我国的锂矿出口，锂矿价格预计将大幅增长，利好我国锂矿资源自给率高的企业。
相关公司：
融捷股份（002192）：锂矿资源基本都在国内，拥有锂矿资源（折合碳酸锂）权益储量102万吨。
川能动力（000155）：锂矿资源基本都在国内，拥有锂矿资源（折合碳酸锂）权益储量60万吨。
此外，我国很多企业锂矿资源来自于澳大利亚，甚至很多在澳大利亚拥有矿权。如果澳大利亚采取增加出口关税的措施来进行限制，那么会增加这些企业的成本，并不利好。但如果是要求在澳洲本地加工成碳酸锂再出口，那么成本增加并不大，对这些拥有充足矿源的企业是利好。这些企业有：
天齐锂业（002466）：在澳大利亚拥有目前世界开采储量最大，品质最好的格林布什锂辉矿51%的股权，目前正在寻求出售资产以减轻债务。
赣锋锂业（002460）：公司有多元化的锂资源供给来源，目前主要来源是澳大利亚的RIMN和Piba。
盛新锂能（002240）：公司原料来源于自有的奥伊诺矿山，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盛屯镪业与澳大利亚银河锂业签署了3年的锂辉石精矿承购合同。
#股票##价值投资日志[超话]#
【世界最大稀土矿为何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稀土被誉为“万能之土”，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国列为“关键矿产”。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