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气象科普知识】# “说好的暴雨为何迟迟不来？”天气预报背后的误读
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但预报仍是世界级难题
天气预报背后的误读
有人说，没有比夏天更让人关注天气预报的季节，雷电、暴雨、高温、台风，以及相应的城市高温、内涝，山区泥石流、洪涝等灾害，都曾无数次地在这个季节一一上演。
来自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统计显示，夏季是一年中自然灾害较多的季节，过去4年，全国夏季预警占全年预警46%，预警最为频发，进入6-8月，最常见的就是雷电、暴雨、高温预警。这些预警信息是否准确，又能否抵达每位公众，是人们对于气象部门的追问和期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每逢暴雨或高温预报之后，似乎总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有的说“天气预报越来越准，说下雨就真的下雨了”，有的却说，“又被忽悠了，说好的暴雨为何迟迟不来”“说好的暴雨为何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这些争议的背后，是否有人们认知上的差异以及主观感受的不同，客观上的天气预报准确率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我国天气预报的水平又如何？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客观预报不准还是主观感受差异
8月12日，全北京都在等一场大雨的到来。此前一天，中央气象台预报，京津冀地区将于次日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不过，直到8月12日中午前后，北京部分区域才出现一阵分散性降雨。网上很快热议起来，有的调侃“龙王进京需要核酸检测，大雨还在路上”，有的则抱怨“被天气预报忽悠了，真不该为大雨取消事先定好的约会”。
在气象专家看来，这场热议背后存在一个误读，即气象部门在预报这场暴雨时，就已明确主要降雨时段为中午到夜间，但有些人可能并未注意这一点。
当天一早，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也对此进行回应：大雨正在路上——从雷达图上可以看到，大雨正逐渐北上影响北京。
中央气象台和北京市气象局也分别给出进一步的天气预报：此轮降雨在18时至22时最为猛烈，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将于明早结束。
事实上，对于天气，人们在主观感受上的确存在一定差异。胡啸以暴雨为例，一般来说，气象上所说的大雨、暴雨量级，指的是累计降雨量，即一天24小时的降雨量。24小时降水量大于25毫米的降水称为大雨；24小时降水量大于等于50毫米的降水称为暴雨。
“达到这个量了，都叫暴雨，但大家感受上会有不同，因为短时强降水和累计达到暴雨量级之间本身存在差别。”胡啸说，发生短时强降水时，可能几分钟内雨很大，但累计降雨量不一定达到很大量级，甚至都达不到大雨量级，也就称不上是暴雨。
相应地，有时候大雨或暴雨，雨下得比较平缓，累计雨量大，但公众感受不深，甚至有人会认为自己遇到了“假的暴雨”。
不只是暴雨，对于高温，有时候人们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每到夏天，有时就会听到类似的疑问：大热天，感觉地表温度都能摊鸡蛋了，为啥天气预报才报30℃？走在大街上，为啥身上感到的温度，明显比气象部门公布的实况温度要高？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这对“双胞胎”说起。预报温度是指1.5米高处百叶箱中空气的温度，而研究表明，夏季中午至午后，地面与两米高处，温度差可超10℃，这就造成了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之间的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体感温度除了受预报温度的影响，还受到湿度、风速和辐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专家以风速为例，一定的风速会让人感到空气流动，身体散发出的热量被吹离体表，即使温度较高，也会感觉比较干爽。
从这个角度来说，“预报温度”，只是影响体感温度4项因素之一。公众单凭预报温度来判断个人感受，就会因此产生“科学的误会”。
为何极端降水预报是全球科学难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气象专家反复提到，尽管公众对天气预报有一定的误读，但必须承认的是，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这其中，暴雨预报更是世界级难题。
有人说，下一场雨，就好像从天上往地上泼一盆水。预报员可以预测大致的水量，也能预测大概哪些地面会被水打湿，但水不会均匀地落在地面上，有些地方打湿的面积大，有些地方水落下的比较少，要预知地面上每个点被打湿的程度，难度很大。
中央气象台强天气预报中心副主任蓝渝说，就暴雨而言，它是不同时间尺度、不同空间尺度影响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对与暴雨有关的各方面条件和资料进行全面和综合分析，很难得出正确的预报结论。
他以常规高空观测系统为例，目前该系统所提供的有关暴雨的观测资料和信息主要是针对天气尺度的，而对直接造成暴雨的中小尺度观测并不充分，甚至十分缺乏。
“这就好比用网捕鱼，网眼太大，小尺度的天气系统难免会成为漏网之鱼。”蓝渝说，所以暴雨预报中，常会出现“局地”这一名词，正是因为以目前的预报能力，往往只能提前预报局地强天气可能出现的范围，还不能提前预知其发生的准确位置。
蓝渝说，从整个世界来看，暴雨预测的准确率也一直不高，属于世界性难题。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也表示，天有不测风云，各类天气有不同的“可预报性”。极端降水预报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科学难题，我国的暴雨预报准确率目前与世界强国处于同一水平。气象部门会根据天气变化趋势，持续滚动更新，及时发布预报预警。
他所提及的滚动预报，顾名思义，就是不断更新的天气预报。中央气象台正研级高工符娇兰说，天气预报员以数值预报为基础，再综合运用各种信息分析，最后得出预报结论。
这并不意味着，预报员可以在一两天前“随便报一下”，然后全凭灾害天气来临前再进行更新。滚动预报的关注重点包括那些中小尺度的灾害天气，这些天气系统“船小好调头”，“变脸系数”高，发展趋势难以提前准确把握。
符娇兰因此提醒，公众应多关注滚动预报，即不断更新的天气预报。因为大气环流形势每天都在调整，天气系统时刻发生着变化，所以，预报员就需要用最新观测资料和数值模式结论制作出预报产品，再进行订正，最终给出“在此刻更新的天气预报”。
距离“十报十准”还有多远
那么，我国天气预报现有的水平究竟如何？符娇兰说，随着预报技术的不断进步，预报准确率和时效上均在不断提升。基本上，提前3天左右可以较准确地预报出强降水落区和强度，目前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
据她介绍，目前我国使用的数值模式时空分辨率越来越高，对强降雨的时间和空间精细分布特点预报越来越准确。同时，中央台研发的精细化智能网格降水预报的精度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5公里分辨率、时间间隔为逐小时，同时还能根据实况进行滚动更新，不断提高降水预报准确率。
数值模式，一个让人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词。今年年初，85岁高龄的曾庆存获得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位大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数值天气预报领域。他首创了“半隐式差分法”，成功实现原始方程数值天气预报，这一工作成为数值天气预报发展的里程碑。
数值天气预报还被世界气象组织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和社会进步之一，《自然》杂志盛赞数值天气预报的发展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全球天气预报可与模拟人类大脑和早期宇宙的演变相媲美”。
曾庆存曾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如今的气象监测，已从单纯的“站点监测”变为包含气象卫星遥感的全球监测，气象预测，也已从经验预报发展到数值天气预报。
据他透露，国际上天气预报的有效性已从早期的1-3天，提高到5-7天。目前的3天预报，在全球范围可以达到70%至80%的准确度，如果是一定区域，比如我国华南地区的3天预报，准确度能高于80%。
这其中，台风预报的改善效果最为明显。
据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近年来，多个台风的24小时预报登陆点和实际登陆点相差50公里左右，台风半径是1000公里，看相对值的话，50公里已经是很小的误差范围。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数值天气预报是“国之重器”，我国近年来大力研发的GRAPES全球数值预报体系，在同台竞技中表现越来越出色。2017年，中国气象局被世界气象组织正式认定为世界气象中心，成为全球9个世界气象中心之一，拥有自主研发的GRAPES数值预报体系是最重要因素。
据他介绍，现在和1998年相比，我国综合气象观测、数值预报、预报平台的科技支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数值天气预报的基础上，预报员再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加以订正，就形成了公众获得的预报预警信息。
曾庆存面对这些进步依然十分冷静，他说，天气预报达到“十报九准”甚至“十报十准”，目前来说不大可能，“天气有偶然性，它不在人工实验室里，也不被人为控制，是预报总会有偏差。”
这是人类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敬畏自然的力量，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应对“不测风云”。
（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但预报仍是世界级难题
天气预报背后的误读
有人说，没有比夏天更让人关注天气预报的季节，雷电、暴雨、高温、台风，以及相应的城市高温、内涝，山区泥石流、洪涝等灾害，都曾无数次地在这个季节一一上演。
来自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统计显示，夏季是一年中自然灾害较多的季节，过去4年，全国夏季预警占全年预警46%，预警最为频发，进入6-8月，最常见的就是雷电、暴雨、高温预警。这些预警信息是否准确，又能否抵达每位公众，是人们对于气象部门的追问和期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每逢暴雨或高温预报之后，似乎总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有的说“天气预报越来越准，说下雨就真的下雨了”，有的却说，“又被忽悠了，说好的暴雨为何迟迟不来”“说好的暴雨为何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这些争议的背后，是否有人们认知上的差异以及主观感受的不同，客观上的天气预报准确率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我国天气预报的水平又如何？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客观预报不准还是主观感受差异
8月12日，全北京都在等一场大雨的到来。此前一天，中央气象台预报，京津冀地区将于次日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不过，直到8月12日中午前后，北京部分区域才出现一阵分散性降雨。网上很快热议起来，有的调侃“龙王进京需要核酸检测，大雨还在路上”，有的则抱怨“被天气预报忽悠了，真不该为大雨取消事先定好的约会”。
在气象专家看来，这场热议背后存在一个误读，即气象部门在预报这场暴雨时，就已明确主要降雨时段为中午到夜间，但有些人可能并未注意这一点。
当天一早，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也对此进行回应：大雨正在路上——从雷达图上可以看到，大雨正逐渐北上影响北京。
中央气象台和北京市气象局也分别给出进一步的天气预报：此轮降雨在18时至22时最为猛烈，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将于明早结束。
事实上，对于天气，人们在主观感受上的确存在一定差异。胡啸以暴雨为例，一般来说，气象上所说的大雨、暴雨量级，指的是累计降雨量，即一天24小时的降雨量。24小时降水量大于25毫米的降水称为大雨；24小时降水量大于等于50毫米的降水称为暴雨。
“达到这个量了，都叫暴雨，但大家感受上会有不同，因为短时强降水和累计达到暴雨量级之间本身存在差别。”胡啸说，发生短时强降水时，可能几分钟内雨很大，但累计降雨量不一定达到很大量级，甚至都达不到大雨量级，也就称不上是暴雨。
相应地，有时候大雨或暴雨，雨下得比较平缓，累计雨量大，但公众感受不深，甚至有人会认为自己遇到了“假的暴雨”。
不只是暴雨，对于高温，有时候人们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每到夏天，有时就会听到类似的疑问：大热天，感觉地表温度都能摊鸡蛋了，为啥天气预报才报30℃？走在大街上，为啥身上感到的温度，明显比气象部门公布的实况温度要高？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这对“双胞胎”说起。预报温度是指1.5米高处百叶箱中空气的温度，而研究表明，夏季中午至午后，地面与两米高处，温度差可超10℃，这就造成了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之间的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体感温度除了受预报温度的影响，还受到湿度、风速和辐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专家以风速为例，一定的风速会让人感到空气流动，身体散发出的热量被吹离体表，即使温度较高，也会感觉比较干爽。
从这个角度来说，“预报温度”，只是影响体感温度4项因素之一。公众单凭预报温度来判断个人感受，就会因此产生“科学的误会”。
为何极端降水预报是全球科学难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气象专家反复提到，尽管公众对天气预报有一定的误读，但必须承认的是，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这其中，暴雨预报更是世界级难题。
有人说，下一场雨，就好像从天上往地上泼一盆水。预报员可以预测大致的水量，也能预测大概哪些地面会被水打湿，但水不会均匀地落在地面上，有些地方打湿的面积大，有些地方水落下的比较少，要预知地面上每个点被打湿的程度，难度很大。
中央气象台强天气预报中心副主任蓝渝说，就暴雨而言，它是不同时间尺度、不同空间尺度影响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对与暴雨有关的各方面条件和资料进行全面和综合分析，很难得出正确的预报结论。
他以常规高空观测系统为例，目前该系统所提供的有关暴雨的观测资料和信息主要是针对天气尺度的，而对直接造成暴雨的中小尺度观测并不充分，甚至十分缺乏。
“这就好比用网捕鱼，网眼太大，小尺度的天气系统难免会成为漏网之鱼。”蓝渝说，所以暴雨预报中，常会出现“局地”这一名词，正是因为以目前的预报能力，往往只能提前预报局地强天气可能出现的范围，还不能提前预知其发生的准确位置。
蓝渝说，从整个世界来看，暴雨预测的准确率也一直不高，属于世界性难题。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也表示，天有不测风云，各类天气有不同的“可预报性”。极端降水预报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科学难题，我国的暴雨预报准确率目前与世界强国处于同一水平。气象部门会根据天气变化趋势，持续滚动更新，及时发布预报预警。
他所提及的滚动预报，顾名思义，就是不断更新的天气预报。中央气象台正研级高工符娇兰说，天气预报员以数值预报为基础，再综合运用各种信息分析，最后得出预报结论。
这并不意味着，预报员可以在一两天前“随便报一下”，然后全凭灾害天气来临前再进行更新。滚动预报的关注重点包括那些中小尺度的灾害天气，这些天气系统“船小好调头”，“变脸系数”高，发展趋势难以提前准确把握。
符娇兰因此提醒，公众应多关注滚动预报，即不断更新的天气预报。因为大气环流形势每天都在调整，天气系统时刻发生着变化，所以，预报员就需要用最新观测资料和数值模式结论制作出预报产品，再进行订正，最终给出“在此刻更新的天气预报”。
距离“十报十准”还有多远
那么，我国天气预报现有的水平究竟如何？符娇兰说，随着预报技术的不断进步，预报准确率和时效上均在不断提升。基本上，提前3天左右可以较准确地预报出强降水落区和强度，目前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
据她介绍，目前我国使用的数值模式时空分辨率越来越高，对强降雨的时间和空间精细分布特点预报越来越准确。同时，中央台研发的精细化智能网格降水预报的精度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5公里分辨率、时间间隔为逐小时，同时还能根据实况进行滚动更新，不断提高降水预报准确率。
数值模式，一个让人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词。今年年初，85岁高龄的曾庆存获得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位大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数值天气预报领域。他首创了“半隐式差分法”，成功实现原始方程数值天气预报，这一工作成为数值天气预报发展的里程碑。
数值天气预报还被世界气象组织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和社会进步之一，《自然》杂志盛赞数值天气预报的发展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全球天气预报可与模拟人类大脑和早期宇宙的演变相媲美”。
曾庆存曾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如今的气象监测，已从单纯的“站点监测”变为包含气象卫星遥感的全球监测，气象预测，也已从经验预报发展到数值天气预报。
据他透露，国际上天气预报的有效性已从早期的1-3天，提高到5-7天。目前的3天预报，在全球范围可以达到70%至80%的准确度，如果是一定区域，比如我国华南地区的3天预报，准确度能高于80%。
这其中，台风预报的改善效果最为明显。
据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近年来，多个台风的24小时预报登陆点和实际登陆点相差50公里左右，台风半径是1000公里，看相对值的话，50公里已经是很小的误差范围。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数值天气预报是“国之重器”，我国近年来大力研发的GRAPES全球数值预报体系，在同台竞技中表现越来越出色。2017年，中国气象局被世界气象组织正式认定为世界气象中心，成为全球9个世界气象中心之一，拥有自主研发的GRAPES数值预报体系是最重要因素。
据他介绍，现在和1998年相比，我国综合气象观测、数值预报、预报平台的科技支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数值天气预报的基础上，预报员再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加以订正，就形成了公众获得的预报预警信息。
曾庆存面对这些进步依然十分冷静，他说，天气预报达到“十报九准”甚至“十报十准”，目前来说不大可能，“天气有偶然性，它不在人工实验室里，也不被人为控制，是预报总会有偏差。”
这是人类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敬畏自然的力量，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应对“不测风云”。
（来源：中国青年报）
#【气象科普知识】# “说好的暴雨为何迟迟不来？”天气预报背后的误读
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但预报仍是世界级难题
天气预报背后的误读
有人说，没有比夏天更让人关注天气预报的季节，雷电、暴雨、高温、台风，以及相应的城市高温、内涝，山区泥石流、洪涝等灾害，都曾无数次地在这个季节一一上演。
来自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统计显示，夏季是一年中自然灾害较多的季节，过去4年，全国夏季预警占全年预警46%，预警最为频发，进入6-8月，最常见的就是雷电、暴雨、高温预警。这些预警信息是否准确，又能否抵达每位公众，是人们对于气象部门的追问和期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每逢暴雨或高温预报之后，似乎总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有的说“天气预报越来越准，说下雨就真的下雨了”，有的却说，“又被忽悠了，说好的暴雨为何迟迟不来”“说好的暴雨为何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这些争议的背后，是否有人们认知上的差异以及主观感受的不同，客观上的天气预报准确率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我国天气预报的水平又如何？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客观预报不准还是主观感受差异
8月12日，全北京都在等一场大雨的到来。此前一天，中央气象台预报，京津冀地区将于次日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不过，直到8月12日中午前后，北京部分区域才出现一阵分散性降雨。网上很快热议起来，有的调侃“龙王进京需要核酸检测，大雨还在路上”，有的则抱怨“被天气预报忽悠了，真不该为大雨取消事先定好的约会”。
在气象专家看来，这场热议背后存在一个误读，即气象部门在预报这场暴雨时，就已明确主要降雨时段为中午到夜间，但有些人可能并未注意这一点。
当天一早，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也对此进行回应：大雨正在路上——从雷达图上可以看到，大雨正逐渐北上影响北京。
中央气象台和北京市气象局也分别给出进一步的天气预报：此轮降雨在18时至22时最为猛烈，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将于明早结束。
事实上，对于天气，人们在主观感受上的确存在一定差异。胡啸以暴雨为例，一般来说，气象上所说的大雨、暴雨量级，指的是累计降雨量，即一天24小时的降雨量。24小时降水量大于25毫米的降水称为大雨；24小时降水量大于等于50毫米的降水称为暴雨。
“达到这个量了，都叫暴雨，但大家感受上会有不同，因为短时强降水和累计达到暴雨量级之间本身存在差别。”胡啸说，发生短时强降水时，可能几分钟内雨很大，但累计降雨量不一定达到很大量级，甚至都达不到大雨量级，也就称不上是暴雨。
相应地，有时候大雨或暴雨，雨下得比较平缓，累计雨量大，但公众感受不深，甚至有人会认为自己遇到了“假的暴雨”。
不只是暴雨，对于高温，有时候人们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每到夏天，有时就会听到类似的疑问：大热天，感觉地表温度都能摊鸡蛋了，为啥天气预报才报30℃？走在大街上，为啥身上感到的温度，明显比气象部门公布的实况温度要高？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这对“双胞胎”说起。预报温度是指1.5米高处百叶箱中空气的温度，而研究表明，夏季中午至午后，地面与两米高处，温度差可超10℃，这就造成了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之间的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体感温度除了受预报温度的影响，还受到湿度、风速和辐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专家以风速为例，一定的风速会让人感到空气流动，身体散发出的热量被吹离体表，即使温度较高，也会感觉比较干爽。
从这个角度来说，“预报温度”，只是影响体感温度4项因素之一。公众单凭预报温度来判断个人感受，就会因此产生“科学的误会”。
为何极端降水预报是全球科学难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气象专家反复提到，尽管公众对天气预报有一定的误读，但必须承认的是，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这其中，暴雨预报更是世界级难题。
有人说，下一场雨，就好像从天上往地上泼一盆水。预报员可以预测大致的水量，也能预测大概哪些地面会被水打湿，但水不会均匀地落在地面上，有些地方打湿的面积大，有些地方水落下的比较少，要预知地面上每个点被打湿的程度，难度很大。
中央气象台强天气预报中心副主任蓝渝说，就暴雨而言，它是不同时间尺度、不同空间尺度影响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对与暴雨有关的各方面条件和资料进行全面和综合分析，很难得出正确的预报结论。
他以常规高空观测系统为例，目前该系统所提供的有关暴雨的观测资料和信息主要是针对天气尺度的，而对直接造成暴雨的中小尺度观测并不充分，甚至十分缺乏。
“这就好比用网捕鱼，网眼太大，小尺度的天气系统难免会成为漏网之鱼。”蓝渝说，所以暴雨预报中，常会出现“局地”这一名词，正是因为以目前的预报能力，往往只能提前预报局地强天气可能出现的范围，还不能提前预知其发生的准确位置。
蓝渝说，从整个世界来看，暴雨预测的准确率也一直不高，属于世界性难题。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也表示，天有不测风云，各类天气有不同的“可预报性”。极端降水预报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科学难题，我国的暴雨预报准确率目前与世界强国处于同一水平。气象部门会根据天气变化趋势，持续滚动更新，及时发布预报预警。
他所提及的滚动预报，顾名思义，就是不断更新的天气预报。中央气象台正研级高工符娇兰说，天气预报员以数值预报为基础，再综合运用各种信息分析，最后得出预报结论。
这并不意味着，预报员可以在一两天前“随便报一下”，然后全凭灾害天气来临前再进行更新。滚动预报的关注重点包括那些中小尺度的灾害天气，这些天气系统“船小好调头”，“变脸系数”高，发展趋势难以提前准确把握。
符娇兰因此提醒，公众应多关注滚动预报，即不断更新的天气预报。因为大气环流形势每天都在调整，天气系统时刻发生着变化，所以，预报员就需要用最新观测资料和数值模式结论制作出预报产品，再进行订正，最终给出“在此刻更新的天气预报”。
距离“十报十准”还有多远
那么，我国天气预报现有的水平究竟如何？符娇兰说，随着预报技术的不断进步，预报准确率和时效上均在不断提升。基本上，提前3天左右可以较准确地预报出强降水落区和强度，目前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
据她介绍，目前我国使用的数值模式时空分辨率越来越高，对强降雨的时间和空间精细分布特点预报越来越准确。同时，中央台研发的精细化智能网格降水预报的精度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5公里分辨率、时间间隔为逐小时，同时还能根据实况进行滚动更新，不断提高降水预报准确率。
数值模式，一个让人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词。今年年初，85岁高龄的曾庆存获得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位大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数值天气预报领域。他首创了“半隐式差分法”，成功实现原始方程数值天气预报，这一工作成为数值天气预报发展的里程碑。
数值天气预报还被世界气象组织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和社会进步之一，《自然》杂志盛赞数值天气预报的发展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全球天气预报可与模拟人类大脑和早期宇宙的演变相媲美”。
曾庆存曾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如今的气象监测，已从单纯的“站点监测”变为包含气象卫星遥感的全球监测，气象预测，也已从经验预报发展到数值天气预报。
据他透露，国际上天气预报的有效性已从早期的1-3天，提高到5-7天。目前的3天预报，在全球范围可以达到70%至80%的准确度，如果是一定区域，比如我国华南地区的3天预报，准确度能高于80%。
这其中，台风预报的改善效果最为明显。
据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近年来，多个台风的24小时预报登陆点和实际登陆点相差50公里左右，台风半径是1000公里，看相对值的话，50公里已经是很小的误差范围。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数值天气预报是“国之重器”，我国近年来大力研发的GRAPES全球数值预报体系，在同台竞技中表现越来越出色。2017年，中国气象局被世界气象组织正式认定为世界气象中心，成为全球9个世界气象中心之一，拥有自主研发的GRAPES数值预报体系是最重要因素。
据他介绍，现在和1998年相比，我国综合气象观测、数值预报、预报平台的科技支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数值天气预报的基础上，预报员再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加以订正，就形成了公众获得的预报预警信息。
曾庆存面对这些进步依然十分冷静，他说，天气预报达到“十报九准”甚至“十报十准”，目前来说不大可能，“天气有偶然性，它不在人工实验室里，也不被人为控制，是预报总会有偏差。”
这是人类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敬畏自然的力量，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应对“不测风云”。
（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但预报仍是世界级难题
天气预报背后的误读
有人说，没有比夏天更让人关注天气预报的季节，雷电、暴雨、高温、台风，以及相应的城市高温、内涝，山区泥石流、洪涝等灾害，都曾无数次地在这个季节一一上演。
来自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统计显示，夏季是一年中自然灾害较多的季节，过去4年，全国夏季预警占全年预警46%，预警最为频发，进入6-8月，最常见的就是雷电、暴雨、高温预警。这些预警信息是否准确，又能否抵达每位公众，是人们对于气象部门的追问和期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每逢暴雨或高温预报之后，似乎总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有的说“天气预报越来越准，说下雨就真的下雨了”，有的却说，“又被忽悠了，说好的暴雨为何迟迟不来”“说好的暴雨为何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这些争议的背后，是否有人们认知上的差异以及主观感受的不同，客观上的天气预报准确率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我国天气预报的水平又如何？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客观预报不准还是主观感受差异
8月12日，全北京都在等一场大雨的到来。此前一天，中央气象台预报，京津冀地区将于次日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不过，直到8月12日中午前后，北京部分区域才出现一阵分散性降雨。网上很快热议起来，有的调侃“龙王进京需要核酸检测，大雨还在路上”，有的则抱怨“被天气预报忽悠了，真不该为大雨取消事先定好的约会”。
在气象专家看来，这场热议背后存在一个误读，即气象部门在预报这场暴雨时，就已明确主要降雨时段为中午到夜间，但有些人可能并未注意这一点。
当天一早，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也对此进行回应：大雨正在路上——从雷达图上可以看到，大雨正逐渐北上影响北京。
中央气象台和北京市气象局也分别给出进一步的天气预报：此轮降雨在18时至22时最为猛烈，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将于明早结束。
事实上，对于天气，人们在主观感受上的确存在一定差异。胡啸以暴雨为例，一般来说，气象上所说的大雨、暴雨量级，指的是累计降雨量，即一天24小时的降雨量。24小时降水量大于25毫米的降水称为大雨；24小时降水量大于等于50毫米的降水称为暴雨。
“达到这个量了，都叫暴雨，但大家感受上会有不同，因为短时强降水和累计达到暴雨量级之间本身存在差别。”胡啸说，发生短时强降水时，可能几分钟内雨很大，但累计降雨量不一定达到很大量级，甚至都达不到大雨量级，也就称不上是暴雨。
相应地，有时候大雨或暴雨，雨下得比较平缓，累计雨量大，但公众感受不深，甚至有人会认为自己遇到了“假的暴雨”。
不只是暴雨，对于高温，有时候人们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每到夏天，有时就会听到类似的疑问：大热天，感觉地表温度都能摊鸡蛋了，为啥天气预报才报30℃？走在大街上，为啥身上感到的温度，明显比气象部门公布的实况温度要高？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这对“双胞胎”说起。预报温度是指1.5米高处百叶箱中空气的温度，而研究表明，夏季中午至午后，地面与两米高处，温度差可超10℃，这就造成了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之间的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体感温度除了受预报温度的影响，还受到湿度、风速和辐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专家以风速为例，一定的风速会让人感到空气流动，身体散发出的热量被吹离体表，即使温度较高，也会感觉比较干爽。
从这个角度来说，“预报温度”，只是影响体感温度4项因素之一。公众单凭预报温度来判断个人感受，就会因此产生“科学的误会”。
为何极端降水预报是全球科学难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气象专家反复提到，尽管公众对天气预报有一定的误读，但必须承认的是，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这其中，暴雨预报更是世界级难题。
有人说，下一场雨，就好像从天上往地上泼一盆水。预报员可以预测大致的水量，也能预测大概哪些地面会被水打湿，但水不会均匀地落在地面上，有些地方打湿的面积大，有些地方水落下的比较少，要预知地面上每个点被打湿的程度，难度很大。
中央气象台强天气预报中心副主任蓝渝说，就暴雨而言，它是不同时间尺度、不同空间尺度影响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对与暴雨有关的各方面条件和资料进行全面和综合分析，很难得出正确的预报结论。
他以常规高空观测系统为例，目前该系统所提供的有关暴雨的观测资料和信息主要是针对天气尺度的，而对直接造成暴雨的中小尺度观测并不充分，甚至十分缺乏。
“这就好比用网捕鱼，网眼太大，小尺度的天气系统难免会成为漏网之鱼。”蓝渝说，所以暴雨预报中，常会出现“局地”这一名词，正是因为以目前的预报能力，往往只能提前预报局地强天气可能出现的范围，还不能提前预知其发生的准确位置。
蓝渝说，从整个世界来看，暴雨预测的准确率也一直不高，属于世界性难题。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也表示，天有不测风云，各类天气有不同的“可预报性”。极端降水预报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科学难题，我国的暴雨预报准确率目前与世界强国处于同一水平。气象部门会根据天气变化趋势，持续滚动更新，及时发布预报预警。
他所提及的滚动预报，顾名思义，就是不断更新的天气预报。中央气象台正研级高工符娇兰说，天气预报员以数值预报为基础，再综合运用各种信息分析，最后得出预报结论。
这并不意味着，预报员可以在一两天前“随便报一下”，然后全凭灾害天气来临前再进行更新。滚动预报的关注重点包括那些中小尺度的灾害天气，这些天气系统“船小好调头”，“变脸系数”高，发展趋势难以提前准确把握。
符娇兰因此提醒，公众应多关注滚动预报，即不断更新的天气预报。因为大气环流形势每天都在调整，天气系统时刻发生着变化，所以，预报员就需要用最新观测资料和数值模式结论制作出预报产品，再进行订正，最终给出“在此刻更新的天气预报”。
距离“十报十准”还有多远
那么，我国天气预报现有的水平究竟如何？符娇兰说，随着预报技术的不断进步，预报准确率和时效上均在不断提升。基本上，提前3天左右可以较准确地预报出强降水落区和强度，目前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
据她介绍，目前我国使用的数值模式时空分辨率越来越高，对强降雨的时间和空间精细分布特点预报越来越准确。同时，中央台研发的精细化智能网格降水预报的精度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5公里分辨率、时间间隔为逐小时，同时还能根据实况进行滚动更新，不断提高降水预报准确率。
数值模式，一个让人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词。今年年初，85岁高龄的曾庆存获得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位大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数值天气预报领域。他首创了“半隐式差分法”，成功实现原始方程数值天气预报，这一工作成为数值天气预报发展的里程碑。
数值天气预报还被世界气象组织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和社会进步之一，《自然》杂志盛赞数值天气预报的发展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全球天气预报可与模拟人类大脑和早期宇宙的演变相媲美”。
曾庆存曾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如今的气象监测，已从单纯的“站点监测”变为包含气象卫星遥感的全球监测，气象预测，也已从经验预报发展到数值天气预报。
据他透露，国际上天气预报的有效性已从早期的1-3天，提高到5-7天。目前的3天预报，在全球范围可以达到70%至80%的准确度，如果是一定区域，比如我国华南地区的3天预报，准确度能高于80%。
这其中，台风预报的改善效果最为明显。
据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近年来，多个台风的24小时预报登陆点和实际登陆点相差50公里左右，台风半径是1000公里，看相对值的话，50公里已经是很小的误差范围。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数值天气预报是“国之重器”，我国近年来大力研发的GRAPES全球数值预报体系，在同台竞技中表现越来越出色。2017年，中国气象局被世界气象组织正式认定为世界气象中心，成为全球9个世界气象中心之一，拥有自主研发的GRAPES数值预报体系是最重要因素。
据他介绍，现在和1998年相比，我国综合气象观测、数值预报、预报平台的科技支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数值天气预报的基础上，预报员再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加以订正，就形成了公众获得的预报预警信息。
曾庆存面对这些进步依然十分冷静，他说，天气预报达到“十报九准”甚至“十报十准”，目前来说不大可能，“天气有偶然性，它不在人工实验室里，也不被人为控制，是预报总会有偏差。”
这是人类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敬畏自然的力量，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应对“不测风云”。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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