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有一句座右铭：“让我的欲望不要超越我的能力”。
这句话适用人生的每一方面吗？
在思考这类问题时，首先就要问：
这个“欲望”到底在指什么？
我的欲望能不能实现？
我们一直说，人的生命有三个层次：身、心、灵。
在“身体”层次的话，一个人能力的限制很明显。
你不可能说我要飞，或是我要跳多远、跑多快，这不是有欲望就可以实现的；
所以说，在“身体”层面而言，我的欲望不要超越我的能力，这一点没错。
进一步说，“身体”的层面包含了所有有形可见、可以量化的情况。
比如，你赚多少钱，在社会上的具体成就，这些都在内，
你都要注意到这句话：
欲望不要超越能力的范围，否则你就会活得很辛苦。
第二个层面是“心”。
“心”的层面一般强调知、情、意，
即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情感表现和意愿抉择。
这三个方面都可以改善提升，但最怕两点：
第一，最怕注意力分散。
比如，你要求“知”的提升，在一段时间之内想学的东西太多了，这里也学一点，那里也了解一下，导致你的注意力没有焦点，到最后心得不深。
第二，最怕无恒（没有恒心）。
我记得王船山（王夫之）说过：
“人与动物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人有恒心。”
当然，他这样说也没有太多的论证，只不过他特别强调了恒心这一点。
所以，在“心”的层面想要追求更高，最怕分散注意力和没有恒心这两点。
这两方面都做到的话，能力自然不断提升，你的欲望随着能力而发展，也就不会有所谓“太过”的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灵”的层次。
一个人在“灵”的层次的提升，可以说是无止境的。
比如王阳明，他11岁的时候问老师：
“什么是第一等事？”
老师自然回答说，“读书登第”。
读书考科举，能考上的话，将来就可以为社会服务、做大官，这当然是没错的。
但王阳明却说：“恐怕不是如此吧，应该是读书做圣贤。”
我们想想看，王阳明那时候才11岁，就把“读书做圣贤”当作人生的志向。
这种志向是不是欲望呢？
志向跟欲望不一样，你要分辨“志向或理想”跟“欲望”的差异：
欲望是比较落地的，现在我要什么；
理想和志向是人整个一生的规划。
一个人在“灵”的层次去追求，你就要有一生的目标、志向。
这个不叫欲望，是一种比欲望更深刻的、整个人的生命的定位。
倘若你能够觉悟自己的人生志向，朝那个方向不断走下去，
不知不觉之中，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就会看到效果。
我常常提醒年轻人，大学四年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四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你脱胎换骨。
经过大学四年，你要让自己从内到外，整个人的生命变得不一样。
更重要的，这种不一样不是说你成为一个人才，
而是你成为一个有人生目标的人，一个有正确的人生志向的人；
你知道我这一生是要实现我个人生命的潜能，来完成某种重要的价值，才能使生命的意义更丰富。
再回头看笛卡尔这句话，其实“让我的欲望不要超越我的能力”，并没有超过古希腊德尔斐神殿上的两句话：
认识你自己。
凡事勿过度。
你把这两句话连起来看：
第一句“认识你自己”，你有多少能力？你有什么欲望？这些都要想清楚，仔细衡量。
第二句“凡事勿过度”，特别是指在行为上，你要自我收敛，欲望要能随着能力逐渐地开展。
就像老子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你知道满足，就不会使自己陷于屈辱的情况；
你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就不至于使自己陷于危险的情况。
但一般人往往就是做不到“知足”与“知止”，常常把自己置于困难的境地，活得很辛苦。
所以说，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参考笛卡尔的这一句座右铭。
而更进一步，你一定要分辨清楚“欲望”与“人生志向”的区别。
人的欲望要在能力范围之内，这样你的生活才能保持在正常轨道；
但你必须要找到人生的定位和方向，目标立定了，朝着它一直努力，人生才能不虚此行。
尼采的鞭子
尼采一生中只有一次真正堕入了情网，热烈地爱上了一个比他小18岁的姑娘，名叫莎乐美。我们现在仍能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尼采和莎乐美的另一个追求者保尔·勒埃在并肩拉一辆牛车，而莎乐美则侧身站在牛车上，手执一根鞭子。据说，这个画面是尼采设计的，他认为如此才准确地反映了三人的真实关系——两个男人俯首甘为一个女人的牛。
几个月后，尼采开始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书中有一句名言：“你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了带你的鞭子。”
此话写在失恋之后。莎乐美拒绝了尼采的求爱，并且断绝了与他的来往。甘愿在心爱的女人鞭打下做一头驾车的牛，此愿未遂，便相反朝全世界的女人扬起了鞭子。那么，哲学家的眼光是否含了太多一己的恩怨？或者，我们可否假设，尼采甘居轭下只是一时情感的冲动，即使他的求爱终于被接受，婚后生活的平庸仍会使他举起他的著名的鞭子？
这句话适用人生的每一方面吗？
在思考这类问题时，首先就要问：
这个“欲望”到底在指什么？
我的欲望能不能实现？
我们一直说，人的生命有三个层次：身、心、灵。
在“身体”层次的话，一个人能力的限制很明显。
你不可能说我要飞，或是我要跳多远、跑多快，这不是有欲望就可以实现的；
所以说，在“身体”层面而言，我的欲望不要超越我的能力，这一点没错。
进一步说，“身体”的层面包含了所有有形可见、可以量化的情况。
比如，你赚多少钱，在社会上的具体成就，这些都在内，
你都要注意到这句话：
欲望不要超越能力的范围，否则你就会活得很辛苦。
第二个层面是“心”。
“心”的层面一般强调知、情、意，
即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情感表现和意愿抉择。
这三个方面都可以改善提升，但最怕两点：
第一，最怕注意力分散。
比如，你要求“知”的提升，在一段时间之内想学的东西太多了，这里也学一点，那里也了解一下，导致你的注意力没有焦点，到最后心得不深。
第二，最怕无恒（没有恒心）。
我记得王船山（王夫之）说过：
“人与动物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人有恒心。”
当然，他这样说也没有太多的论证，只不过他特别强调了恒心这一点。
所以，在“心”的层面想要追求更高，最怕分散注意力和没有恒心这两点。
这两方面都做到的话，能力自然不断提升，你的欲望随着能力而发展，也就不会有所谓“太过”的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灵”的层次。
一个人在“灵”的层次的提升，可以说是无止境的。
比如王阳明，他11岁的时候问老师：
“什么是第一等事？”
老师自然回答说，“读书登第”。
读书考科举，能考上的话，将来就可以为社会服务、做大官，这当然是没错的。
但王阳明却说：“恐怕不是如此吧，应该是读书做圣贤。”
我们想想看，王阳明那时候才11岁，就把“读书做圣贤”当作人生的志向。
这种志向是不是欲望呢？
志向跟欲望不一样，你要分辨“志向或理想”跟“欲望”的差异：
欲望是比较落地的，现在我要什么；
理想和志向是人整个一生的规划。
一个人在“灵”的层次去追求，你就要有一生的目标、志向。
这个不叫欲望，是一种比欲望更深刻的、整个人的生命的定位。
倘若你能够觉悟自己的人生志向，朝那个方向不断走下去，
不知不觉之中，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就会看到效果。
我常常提醒年轻人，大学四年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四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你脱胎换骨。
经过大学四年，你要让自己从内到外，整个人的生命变得不一样。
更重要的，这种不一样不是说你成为一个人才，
而是你成为一个有人生目标的人，一个有正确的人生志向的人；
你知道我这一生是要实现我个人生命的潜能，来完成某种重要的价值，才能使生命的意义更丰富。
再回头看笛卡尔这句话，其实“让我的欲望不要超越我的能力”，并没有超过古希腊德尔斐神殿上的两句话：
认识你自己。
凡事勿过度。
你把这两句话连起来看：
第一句“认识你自己”，你有多少能力？你有什么欲望？这些都要想清楚，仔细衡量。
第二句“凡事勿过度”，特别是指在行为上，你要自我收敛，欲望要能随着能力逐渐地开展。
就像老子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你知道满足，就不会使自己陷于屈辱的情况；
你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就不至于使自己陷于危险的情况。
但一般人往往就是做不到“知足”与“知止”，常常把自己置于困难的境地，活得很辛苦。
所以说，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参考笛卡尔的这一句座右铭。
而更进一步，你一定要分辨清楚“欲望”与“人生志向”的区别。
人的欲望要在能力范围之内，这样你的生活才能保持在正常轨道；
但你必须要找到人生的定位和方向，目标立定了，朝着它一直努力，人生才能不虚此行。
尼采的鞭子
尼采一生中只有一次真正堕入了情网，热烈地爱上了一个比他小18岁的姑娘，名叫莎乐美。我们现在仍能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尼采和莎乐美的另一个追求者保尔·勒埃在并肩拉一辆牛车，而莎乐美则侧身站在牛车上，手执一根鞭子。据说，这个画面是尼采设计的，他认为如此才准确地反映了三人的真实关系——两个男人俯首甘为一个女人的牛。
几个月后，尼采开始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书中有一句名言：“你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了带你的鞭子。”
此话写在失恋之后。莎乐美拒绝了尼采的求爱，并且断绝了与他的来往。甘愿在心爱的女人鞭打下做一头驾车的牛，此愿未遂，便相反朝全世界的女人扬起了鞭子。那么，哲学家的眼光是否含了太多一己的恩怨？或者，我们可否假设，尼采甘居轭下只是一时情感的冲动，即使他的求爱终于被接受，婚后生活的平庸仍会使他举起他的著名的鞭子？
呻吟语 吕坤卷一•礼集 •伦理
女之辨也！虽圣人不敢与家人相忘。
父在居母丧，母在居父丧，以从生者之命为重。故孝子不以死者忧生者，不以小节伤大体，不泥经而废权，不徇名而害实，不全我而伤亲。所贵乎孝子者，心亲之心而已。
天下不可一日无君，故夷、齐非汤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妨也！不然，则乱臣贼子接踵矣，而难为君。天下不可一日无民，故孔、孟是汤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惧也！不然，则暴君乱主接踵矣，而难为民。
爵禄恩宠，圣人未尝不以为荣。圣人非以此为加损也。朝廷重之以示劝，而我轻之以示高，是与君忤也，是穷君鼓舞天下之权也。故圣人虽不以爵禄恩宠为荣，而未尝不荣之，以重帝王之权，以示天下帝王之权之可重，此臣道也。
人子和气、愉色、婉容，发得深时，养得定时，任父母冷面寒铁，雷霆震怒，只是这一腔温意、一面春风，则自无不回之天，自无屡变之天，谗谮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慎，夔夔斋栗，敬慎之至也，故瞽瞍亦允若。温和示人以可爱，消融父母之恶怒；敬慎示人以可矜，激发父母之悲怜。所谓积诚意以感动之者，养和致敬之谓也。盖格亲之功，惟和为妙、为深、为速、为难，非至性纯孝者不能。敬慎犹可勉强耳。而今人子以凉薄之色、惰慢之身、骄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故不足论。即有平日温愉之子，当父母不悦而亦愠见，或生疑而迁怒者；或无意迁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积隙成衅，遂致不祥。岂父母之不慈？此孤臣孽子之法戒，坚志熟仁之妙道也。
孝子之事亲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次共命。共命，则亲有未言之志，不得承也；承志，则亲有未萌之意，不得将也；至于先意，而悦亲之道至矣。或曰：“安得许多心思能推至此乎？”曰：“事亲者，以悦亲为事者也。以悦亲为事，则孳孳皇皇无以尚之者，只是这个念头，亲有多少意志，终日体认不得？”
或问：“共事一人，未有不妒者，何也？”曰：“人
女之辨也！虽圣人不敢与家人相忘。
父在居母丧，母在居父丧，以从生者之命为重。故孝子不以死者忧生者，不以小节伤大体，不泥经而废权，不徇名而害实，不全我而伤亲。所贵乎孝子者，心亲之心而已。
天下不可一日无君，故夷、齐非汤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妨也！不然，则乱臣贼子接踵矣，而难为君。天下不可一日无民，故孔、孟是汤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惧也！不然，则暴君乱主接踵矣，而难为民。
爵禄恩宠，圣人未尝不以为荣。圣人非以此为加损也。朝廷重之以示劝，而我轻之以示高，是与君忤也，是穷君鼓舞天下之权也。故圣人虽不以爵禄恩宠为荣，而未尝不荣之，以重帝王之权，以示天下帝王之权之可重，此臣道也。
人子和气、愉色、婉容，发得深时，养得定时，任父母冷面寒铁，雷霆震怒，只是这一腔温意、一面春风，则自无不回之天，自无屡变之天，谗谮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慎，夔夔斋栗，敬慎之至也，故瞽瞍亦允若。温和示人以可爱，消融父母之恶怒；敬慎示人以可矜，激发父母之悲怜。所谓积诚意以感动之者，养和致敬之谓也。盖格亲之功，惟和为妙、为深、为速、为难，非至性纯孝者不能。敬慎犹可勉强耳。而今人子以凉薄之色、惰慢之身、骄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故不足论。即有平日温愉之子，当父母不悦而亦愠见，或生疑而迁怒者；或无意迁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积隙成衅，遂致不祥。岂父母之不慈？此孤臣孽子之法戒，坚志熟仁之妙道也。
孝子之事亲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次共命。共命，则亲有未言之志，不得承也；承志，则亲有未萌之意，不得将也；至于先意，而悦亲之道至矣。或曰：“安得许多心思能推至此乎？”曰：“事亲者，以悦亲为事者也。以悦亲为事，则孳孳皇皇无以尚之者，只是这个念头，亲有多少意志，终日体认不得？”
或问：“共事一人，未有不妒者，何也？”曰：“人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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