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工程学不了解导致的，当时的德国日本甚至都意识不到核武器的威力，

首页发布

#猴痘会成为下一个大流行病毒吗##猴痘病毒发生人际传播#
提前声明：本人与本文都没有明确指责任何人、任何组织进行有计划生物战的意思，仅仅是从战术层面分析RNA、DNA两种不同病毒进行生物战优势与劣势，如果你读出了任何别的意思，那都是你个人的“恶意政治联想”，不应当指责本人有“恶意的政治银鱼”。

RNA病毒作为生物武器其实不是很合适，DNA病毒作为一种武器而言更为好用，当然也有弊端，不过最起码具有了作为“武器”的基础条件，也就是差别化杀伤、选择性杀伤。不能做到差别化、选择性的东西，那不叫“武器”，顶多叫“地球OL重启器”，我们对于这种东西有个特殊称呼叫做“末日武器”。

RNA病毒不具有硬性的、先天的选择性，只能通过别的手段来保证其选择性杀伤原理，比如更好的疫情防控手段、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更先进的疫苗制备手段、更孤立的环境等等。

如果是一个疫情防控经验充足的发达国家，有庞大的制药利益集团，医疗卫生事业绑架了全民，同时还孤悬海外，只有两个陆地邻国，尤其是总统还在疫情爆发之前大力修建边境墙，那么脑子一热自信心爆棚选择使用RNA病毒作为生物武器是有可能的。

当然了，事物的发展变化绝对不会以个人意志决定，而是要看客观条件的，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自己没点B数，这是后话。一战的时候放个毒气还有飘自己头上的呢，这不足为怪。

DNA病毒才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因为遗传特性稳定，便于制造有效的疫苗防止反噬，彻底具备了武器的特征。

一件武器，一件可以使用的武器，必然是威力可控、方向可控、后果可控，无法控制的武器，动不动就玉石俱焚的武器，往往是得不到使用的。

RNA病毒武器极其容易变异，在传染性、杀伤力、杀伤机制方面很容易失控，同时难以研制特效药、难以制备有效疫苗、难以控制杀伤范围，无疑并不是一种高效的武器，这是其劣势。

其优势在于隐蔽性十足，发动攻击的一方非常容易隐藏自己的行动，毕竟玉石俱焚了对不对？说不定还会发生杀敌100自损3000的情形，看起来跟自虐似的。随着RNA病毒一次又一次的自然变异，最初的攻击发起者早已被隐藏在了一波又一波变异中，很难再被追踪到。

这是其优势。

DNA病毒武器相对不那么容易发生变异，其传染性、杀伤力、杀伤机制不会太离谱，不大可能完全脱离设计使用者的初衷，特效药与疫苗容易制备，作为武器，如果有不对称优势的情况下使用是非常高效的。

但是劣势也在于此，一方面是缺乏任何隐蔽性，提前的疫苗制备、特效药制备以及使用武器之前的疫苗施打、特效药分发，非常容易让人发现甚至根据你的疫苗推测出你的武器来：修建大量核堡垒那就是要用核武器了、分发大量防毒面具肯定是要用化学武器，这就失去了战术上的突然性。另一方面就是DNA病毒的疫苗相对容易制备，你能弄出来，敌方也能弄出来，这就失去了战略上的不对称。

所以DNA与RNA病毒武器，各有优劣，只能紧密结合战略目标与战术能力来使用了。
所以我们说当今这个世界，生物武器其实还不够成熟，但不妨碍有人使用。

比如像核武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也非常不成熟，威力有限、投放麻烦，但是好在敌方也缺乏认知没有防护，效果还不错，也就有人用。

核反应亘古以来就有，从宇宙大爆炸起就一直有，认识核反应则属于是规律上的探讨，至于把它做成武器实现核反应的武器化，则完全是一个工程学的概念。

生物武器也是一回事，从有生物开始就一直有，认识到病毒致病机理是规律上的探讨，至于把它武器化，则完全是一个生物工程的概念。

那么一个国家的生物工程能力就是武器化、反武器化的关键所在，工程能力强悍的国家能够迅速将某个客观存在的规律进行武器化，从而实现战略学意义上的“对称”，类似于核威慑与核平衡。

工程能力不行，那就自求多福吧。大家不要小看工程能力，开展一个方向的工程，不但是把理论物理、生物学家的想法变成现实，同时也是在验证和明晰理论学家的想法。比如长期以来互联网上有个经常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德国、日本没有弄出核武器？”这种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工程学不了解导致的，当时的德国日本甚至都意识不到核武器的威力，因为没有工程师去试图把核反应武器化，所以当时的德国日本理论科学家根本就无法确定这玩意儿有多大威力：到底会有多少核材料参与反应？开挖提纯这些核材料会消耗多少资源？有没有可能性做出实用的武器？这些武器投放下去到底会有多大的威力？这些一概都不知道。

而军事家和政治家也就完全没办法制定战略，投入多少资源用于核武器开发？会消耗多少有限的资源？划算不划算？使用了核武器会带来多大的好处？这些也都一概不知道。

所以，工程师是战争的核心资源。

好了，生化环材的小伙伴儿们可以欢呼雀跃了。

新冠病毒作为一种RNA病毒的威力不可控，疫苗难以制备、没有特效药，只能依靠强悍的社会管控能力来防范。基于某种非常愚蠢的认知偏差，贸然动用这种病毒作为武器，结果撞上一个社会管控能力极其强悍的国家，就会闹大笑话：杀敌100自损3000。

所以鼓吹“放弃清零”、“共存”才会甚嚣尘上，等于就是想办法说服你自废武功。

这不，你看，某东南小岛自己选择了共存，然后奥密克戎可不跟你客气，当然就大杀四方，现在中文互联网上鼓吹“共存”的是不是就立马熄火了？顺带着熄火的还有所谓的“支持乌克兰”的声音，乌克兰心里也是日了狗了，你们能不能有点敬业精神？

猴痘病毒作为一种DNA病毒，作为生物武器就好控制多了，但是你好控制、对方也好控制，你有庞大先进的生物工程实力，对方也有强悍的生物工程能力，这就难办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如果动用DNA病毒作为生物武器的话，战略目标不大可能放在一流强国头上，武器的使用者大概没那么蠢，一流强国哪儿那么容易破防。

其战略目标是生物工程能力欠缺的二流国家。三流国家和失败国家完全没有生物工程能力，但是也根本就刮不出来油水，只能是作为战争耗材而存在了；只有二流国家，一方面生物工程能力有，不够强，三不五时给你来个猴痘、牛痘、马痘、人痘啥的，不一定防得住，另外油水也多，搜刮搜刮吃饱肚子也是有可能的。

我有个朋友，是唯一一个我认识的所有搞生物的人里面，在2020年之前就过得挺滋润的人。他读博的时候，别人装的离心机没有配平好，炸了，崩瞎了他一只眼，领了不少赔偿和保险。

这人长期以来一直在网上对师弟师妹们“劝退”，言必称生化环材填坑专业，“祖宗不修路，子孙读生物；修路不修桥，来把试管摇”，这种。

2020年之后这人没声儿了，朋友圈也不更新，群里也不说话，跟死了似的。为此我专门打电话过去问了一下，说是忙，没时间。虽然他嘴上不说，毕竟打自己的脸挺难看的，但是我觉得他这种行为十分符合“闷声发大财”的特征。
#微博新知博主#

#三联美食#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从高邮到昆明，从沙岭子再到北京，汪曾祺吃了、做了一辈子顺民菜；写食物，他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