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法硕##法制史历史背景#
57 宋初“防弊”之政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都于汴梁（时称东京）。至1127年，政权南迁，以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通常将1127年以前的宋朝称为北宋，以后称为南宋。北宋共传九帝，168年。其间围绕宋初制定的一套“防弊”之政，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变法与守旧的反复斗争，这一线索基本上贯穿了北宋政治史的始终。
北宋建立了，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自己避免成为五代以后又一短命王朝。换言之，即消除唐后期以来地方权重、武将跋扈、纪纲不立等现象，保证新王朝的长治久安。宋初统治者为此殚精竭虑，制定了一系列富于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其成效堪称卓著，专制集权得到空前强化。
防弊之政的第一原则是收权，即尽量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从制度上保证藩镇割据局面不复出现。具体言之则包括“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几方面：
稍夺其权——稍，意为逐渐。最初于平定南方诸国后，在当地各州设通判一职，选京官充任，号为“监郡”，后全国普遍设立,对节度使形成牵制。继而罢领 “支郡”，命节度使只负责其驻节所在州的政事，其藩镇境内余州皆直隶朝廷，由朝廷委任中央文官“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此举使节度使行政权力大为缩减，与一般之知州相等，仅级别稍高，以后更渐演变为虚衔，只领取俸禄而不赴任。对包括宋初节度使在内的州长官,一方面采取三年一易之法，经常调动，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通判一职的监督权，规定凡事须通判共同签署始得实行，以此保证中央对诸州的控制。
制其钱谷——改变过去节度使把持地方财政，以大量财物留使、留州的现象，令各州财赋除留必需之经费外一律上缴，由中央财政机构三司统一管 理。设诸路转运司，代表中央综理一地区财政（全国共分十五路），加强对 地方的财政检查。又下令废止晚唐以来藩镇经营贸易的特权，“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也”。
收其精兵——继续推行周世宗时期的政策，将地方精锐部队尽量征入禁军，地方所统皆老弱不堪攻战，仅任工程力役，称为“厢军”。禁军的布置采取“守内虚外”策略，20佘万禁军之中，京师附近驻扎10余万，地方分驻 10余万。地方的禁军皆非常驻，而是实行“更戍法”,定期更换移动。如此，使中央相对于地方的军事优势较之五代更为强化。
防弊之政的第二原则是分权，即尽量使各层权力机构的权力趋于分散，令其互相牵制，防止出现专擅现象。
在中央，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外，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又改变昔日宰相机构“事无不统”的状态，令枢密院专掌军政，三司专掌财政，其中枢密院与宰相分掌文武大政，号为“二府”。三司长官三司使则号称“计相”。枢密院虽掌军政,其权主要限于发令调遣，并不参与日常统辖。统辖军队的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机构，合称“三衙”。即所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按指禁军),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不仅如此，日常统兵与战时统兵又有区分，三衙仅是日常统兵，遇战事由朝廷另委将帅统兵出征，战毕兵归三衙，将还本职。
在地方管理方面，初设诸路转运使司（简称漕司）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称“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简称帅司）主管军务、治安，简称“四监司”。它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在一地。既各有主管范围，但也互有重叠，往往使之兼理他务。州级机构中，通判与长官形成分权，同签文书。
又有一项与分权原则相关的制度，即官、职遣分离。隋唐传统官称至宋依然保留，但徒具形式，仅代表资历、俸禄的高低，居其官者通常不掌其事。文官又有称为“职”的衔号，入殿阁学士、修撰之类，亦与实际工作无关，只是荣誉头衔。实际工作、权力则由差遣决定，多称为权知（或提举、提点、管勾）某机构事、充（或判、行等）某职之类，表示为临时委派之职事。这种官职差遣分离、名实混淆的现象自唐中叶以来已经出现，宋初统治者未予重新规范，反而有意识地使其更加普遍化，意图在于表现官员“名若不正、义若不久”，其工作带有临时性质，不得长期专擅某项权力。
防弊之政的第三原则是重文轻武。为抑制武将势力，巩固皇位，宋太祖即位后不久即利用宴会“杯酒释兵权”，剥夺宿将石守信等统帅禁军的权力，代以资浅才庸之将领。以后更是有意识地压制武将，枢密院长官皆用文臣，作战时多不设主帅，将从中御。与轻武相对，大力抬高文官、士人地位，提倡文治，扩大科举规模，鼓励台谏言事，强化监察工作，逐渐形成了“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
57 宋初“防弊”之政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都于汴梁（时称东京）。至1127年，政权南迁，以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通常将1127年以前的宋朝称为北宋，以后称为南宋。北宋共传九帝，168年。其间围绕宋初制定的一套“防弊”之政，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变法与守旧的反复斗争，这一线索基本上贯穿了北宋政治史的始终。
北宋建立了，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自己避免成为五代以后又一短命王朝。换言之，即消除唐后期以来地方权重、武将跋扈、纪纲不立等现象，保证新王朝的长治久安。宋初统治者为此殚精竭虑，制定了一系列富于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其成效堪称卓著，专制集权得到空前强化。
防弊之政的第一原则是收权，即尽量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从制度上保证藩镇割据局面不复出现。具体言之则包括“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几方面：
稍夺其权——稍，意为逐渐。最初于平定南方诸国后，在当地各州设通判一职，选京官充任，号为“监郡”，后全国普遍设立,对节度使形成牵制。继而罢领 “支郡”，命节度使只负责其驻节所在州的政事，其藩镇境内余州皆直隶朝廷，由朝廷委任中央文官“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此举使节度使行政权力大为缩减，与一般之知州相等，仅级别稍高，以后更渐演变为虚衔，只领取俸禄而不赴任。对包括宋初节度使在内的州长官,一方面采取三年一易之法，经常调动，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通判一职的监督权，规定凡事须通判共同签署始得实行，以此保证中央对诸州的控制。
制其钱谷——改变过去节度使把持地方财政，以大量财物留使、留州的现象，令各州财赋除留必需之经费外一律上缴，由中央财政机构三司统一管 理。设诸路转运司，代表中央综理一地区财政（全国共分十五路），加强对 地方的财政检查。又下令废止晚唐以来藩镇经营贸易的特权，“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也”。
收其精兵——继续推行周世宗时期的政策，将地方精锐部队尽量征入禁军，地方所统皆老弱不堪攻战，仅任工程力役，称为“厢军”。禁军的布置采取“守内虚外”策略，20佘万禁军之中，京师附近驻扎10余万，地方分驻 10余万。地方的禁军皆非常驻，而是实行“更戍法”,定期更换移动。如此，使中央相对于地方的军事优势较之五代更为强化。
防弊之政的第二原则是分权，即尽量使各层权力机构的权力趋于分散，令其互相牵制，防止出现专擅现象。
在中央，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外，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又改变昔日宰相机构“事无不统”的状态，令枢密院专掌军政，三司专掌财政，其中枢密院与宰相分掌文武大政，号为“二府”。三司长官三司使则号称“计相”。枢密院虽掌军政,其权主要限于发令调遣，并不参与日常统辖。统辖军队的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机构，合称“三衙”。即所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按指禁军),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不仅如此，日常统兵与战时统兵又有区分，三衙仅是日常统兵，遇战事由朝廷另委将帅统兵出征，战毕兵归三衙，将还本职。
在地方管理方面，初设诸路转运使司（简称漕司）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称“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简称帅司）主管军务、治安，简称“四监司”。它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在一地。既各有主管范围，但也互有重叠，往往使之兼理他务。州级机构中，通判与长官形成分权，同签文书。
又有一项与分权原则相关的制度，即官、职遣分离。隋唐传统官称至宋依然保留，但徒具形式，仅代表资历、俸禄的高低，居其官者通常不掌其事。文官又有称为“职”的衔号，入殿阁学士、修撰之类，亦与实际工作无关，只是荣誉头衔。实际工作、权力则由差遣决定，多称为权知（或提举、提点、管勾）某机构事、充（或判、行等）某职之类，表示为临时委派之职事。这种官职差遣分离、名实混淆的现象自唐中叶以来已经出现，宋初统治者未予重新规范，反而有意识地使其更加普遍化，意图在于表现官员“名若不正、义若不久”，其工作带有临时性质，不得长期专擅某项权力。
防弊之政的第三原则是重文轻武。为抑制武将势力，巩固皇位，宋太祖即位后不久即利用宴会“杯酒释兵权”，剥夺宿将石守信等统帅禁军的权力，代以资浅才庸之将领。以后更是有意识地压制武将，枢密院长官皆用文臣，作战时多不设主帅，将从中御。与轻武相对，大力抬高文官、士人地位，提倡文治，扩大科举规模，鼓励台谏言事，强化监察工作，逐渐形成了“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
读书学典:《论语.宪问》14.41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宿：住宿。朱子：“夜止曰宿。”
▲石门：鲁国曲阜的外门。曲阜凡十二门，其南第二门曰石门，乃外城门。钱穆：“本章当是孔子周流在外，使子路归视其家。甫抵城，已薄暮，门闭，遂宿郭门外。晨兴而入，门者讶其早，故问从何来。”。《水经．洙水注》：“洙水北流，径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经瑕丘城东，而南入石门。门右结石为水门，跨于水上。”阎氏若璩《释地》谓“此即子路宿处”是也。或曰：地名，见《春秋》。
▲晨门：即守门人，晨夜开闭者。失其名。《周官》：“司门是下大夫。”又：“每门下士二人”。贾疏谓下士是“在门开闭者”。故其职云：“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授者，下大夫授之下士。然则此“晨门”即谓下士在门开闭者矣。早晨开门时遇见子路。朱子：“盖贤人隐于抱关者也。”▲奚自：从哪里来。自，从。
▲孔氏：孔子先祖是宋国君，而宋是殷商的后人，其姓同商，而“孔”是氏。说“孔氏”而不说名字，表明大家都知道。钱穆：“盖孔子鲁人，人尽知之，不烦举名以告。”《礼记集说》：“姓为正姓，氏为庶姓。”
▲知其不可而为之：亦可见孔子为行道而奋不顾身之精神。钱穆：“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正见孔子时必在外。若已息驾于洙泗之上，则门者不复作此言。”
■现代翻译：子路在石门外住了一晚上。黎明入城，守门人问到：“从哪里来啊？”子路说：“从孔氏那里来。”守门人说：“这就是那个明知道做不成却还在做的人吗？”
●何晏等《论语集解》：包咸曰：“言孔子知世不可为而强为之。”
●皇侃《论语义疏》：石门地名也，子路行住石门宿也。一云石门者鲁城门外也。守石门晨昏开闭之吏，朝早开见子路从石门行过，故问子路曰：汝将从何而来邪？子路答曰：我此行，从孔氏歘來也。晨门知是孔子也，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而强周流东西，是知其可为之，故问之。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记隐者晨门之言也。石门，地名也。晨门，掌晨昏开闭门者，谓阍（hūn，看门）人也。自，从也。奚，何也。时子路宿于石门，夙兴为阍人所问曰：“汝何从来乎？”“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答阍人，言自孔氏处来也。晨门闻子路云从孔氏，未审孔氏为谁，又旧知孔子之行，故问曰：“是知其世不可为，而周流东西，强为之者，此孔氏与？”意非孔子不能隐遁辟世也。
●朱熹《论语集注》：石门，地名。晨门，掌晨启门，盖贤人隐于抱关者也。自，从也，问其何所从来也。胡氏曰“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
●张栻《癸巳论语解》：圣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于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门盖贤者之隐于抱关击柝（tuò，守关巡夜的人。比喻职位卑下。出自《孟子．万章下》），知其不可为而遂已者也。彼虽知世之不可以为，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也。然而玩其辞气，缓而不迫，则其所养有过于荷蒉之果者与？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圣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昔子路从孔子游，偶宿于石门之地，时有贤人隐于下位，而掌晨启门者，问曰：汝从何来？子路曰：从孔氏而来。晨门曰：君子相时而动，可为则为，不可为即止。彼孔氏者，既知时事之不可为，则藏焉已耳。而犹周流不倦，未尝一日忘情于天下，是非知其不可，而必勉强以为之者，与子之从之，其劳甚矣。盖贤者视天下，有不可为之时，才力有定也。圣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其道无所不可也。晨门贤而隐于抱关，知世之不可为而遂己，未知道之无不可为而不容已，乃以是讥孔子，圣贤之相越，岂不甚远哉！
●刘宝楠《论语正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谓知世衰乱不可与共事，而犹冀己见用为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与易，正以天下无道之故。即此意。
●钱穆《论语新解》：此门者盖一隐士，知世之不可为，而以讥孔子，不知孔子之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一种知命之学。世不可为是天意，而我之不可不为则仍是天意。道之行不行属命，而人之无行而不可不于道亦是命。孔子下学上达：下学，即行道；上达，斯知命矣。然晨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封人一言而天心千古不爽，斯其知皆不可及。
★此章记隐士评孔子之言也。夫子辙环天下，非不知道之难行，而皇皇于斯世者，亦以时无不可为，而道亦不可已也。或曰：晨门讥讽孔子不知隐世。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而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故以是讥孔子。或曰：晨门贤者知孔子之苦心。“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指圣人周流列国，知道不行，而犹欲挽之，晨门知圣也。徐英曰：“知其不可者，圣人之智也；知其不可而犹为之者，圣人之仁也。晨门一语，分明道破圣人之用心。圣人之视天下，推己饥己溺之心，则无不可救之世，无不可为之时矣。”故仪封人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之谓也。 https://t.cn/RxRVHIh
▲宿：住宿。朱子：“夜止曰宿。”
▲石门：鲁国曲阜的外门。曲阜凡十二门，其南第二门曰石门，乃外城门。钱穆：“本章当是孔子周流在外，使子路归视其家。甫抵城，已薄暮，门闭，遂宿郭门外。晨兴而入，门者讶其早，故问从何来。”。《水经．洙水注》：“洙水北流，径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经瑕丘城东，而南入石门。门右结石为水门，跨于水上。”阎氏若璩《释地》谓“此即子路宿处”是也。或曰：地名，见《春秋》。
▲晨门：即守门人，晨夜开闭者。失其名。《周官》：“司门是下大夫。”又：“每门下士二人”。贾疏谓下士是“在门开闭者”。故其职云：“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授者，下大夫授之下士。然则此“晨门”即谓下士在门开闭者矣。早晨开门时遇见子路。朱子：“盖贤人隐于抱关者也。”▲奚自：从哪里来。自，从。
▲孔氏：孔子先祖是宋国君，而宋是殷商的后人，其姓同商，而“孔”是氏。说“孔氏”而不说名字，表明大家都知道。钱穆：“盖孔子鲁人，人尽知之，不烦举名以告。”《礼记集说》：“姓为正姓，氏为庶姓。”
▲知其不可而为之：亦可见孔子为行道而奋不顾身之精神。钱穆：“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正见孔子时必在外。若已息驾于洙泗之上，则门者不复作此言。”
■现代翻译：子路在石门外住了一晚上。黎明入城，守门人问到：“从哪里来啊？”子路说：“从孔氏那里来。”守门人说：“这就是那个明知道做不成却还在做的人吗？”
●何晏等《论语集解》：包咸曰：“言孔子知世不可为而强为之。”
●皇侃《论语义疏》：石门地名也，子路行住石门宿也。一云石门者鲁城门外也。守石门晨昏开闭之吏，朝早开见子路从石门行过，故问子路曰：汝将从何而来邪？子路答曰：我此行，从孔氏歘來也。晨门知是孔子也，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而强周流东西，是知其可为之，故问之。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记隐者晨门之言也。石门，地名也。晨门，掌晨昏开闭门者，谓阍（hūn，看门）人也。自，从也。奚，何也。时子路宿于石门，夙兴为阍人所问曰：“汝何从来乎？”“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答阍人，言自孔氏处来也。晨门闻子路云从孔氏，未审孔氏为谁，又旧知孔子之行，故问曰：“是知其世不可为，而周流东西，强为之者，此孔氏与？”意非孔子不能隐遁辟世也。
●朱熹《论语集注》：石门，地名。晨门，掌晨启门，盖贤人隐于抱关者也。自，从也，问其何所从来也。胡氏曰“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
●张栻《癸巳论语解》：圣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于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门盖贤者之隐于抱关击柝（tuò，守关巡夜的人。比喻职位卑下。出自《孟子．万章下》），知其不可为而遂已者也。彼虽知世之不可以为，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也。然而玩其辞气，缓而不迫，则其所养有过于荷蒉之果者与？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圣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昔子路从孔子游，偶宿于石门之地，时有贤人隐于下位，而掌晨启门者，问曰：汝从何来？子路曰：从孔氏而来。晨门曰：君子相时而动，可为则为，不可为即止。彼孔氏者，既知时事之不可为，则藏焉已耳。而犹周流不倦，未尝一日忘情于天下，是非知其不可，而必勉强以为之者，与子之从之，其劳甚矣。盖贤者视天下，有不可为之时，才力有定也。圣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其道无所不可也。晨门贤而隐于抱关，知世之不可为而遂己，未知道之无不可为而不容已，乃以是讥孔子，圣贤之相越，岂不甚远哉！
●刘宝楠《论语正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谓知世衰乱不可与共事，而犹冀己见用为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与易，正以天下无道之故。即此意。
●钱穆《论语新解》：此门者盖一隐士，知世之不可为，而以讥孔子，不知孔子之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一种知命之学。世不可为是天意，而我之不可不为则仍是天意。道之行不行属命，而人之无行而不可不于道亦是命。孔子下学上达：下学，即行道；上达，斯知命矣。然晨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封人一言而天心千古不爽，斯其知皆不可及。
★此章记隐士评孔子之言也。夫子辙环天下，非不知道之难行，而皇皇于斯世者，亦以时无不可为，而道亦不可已也。或曰：晨门讥讽孔子不知隐世。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而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故以是讥孔子。或曰：晨门贤者知孔子之苦心。“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指圣人周流列国，知道不行，而犹欲挽之，晨门知圣也。徐英曰：“知其不可者，圣人之智也；知其不可而犹为之者，圣人之仁也。晨门一语，分明道破圣人之用心。圣人之视天下，推己饥己溺之心，则无不可救之世，无不可为之时矣。”故仪封人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之谓也。 https://t.cn/RxRVHIh
读书学典:《论语.宪问》14.23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事君：臣下侍奉君上。
▲勿欺：不要欺骗君上，为臣下者要诚。欺，亦可看做“强不知以为知，强不能以为能”而告君也。
▲犯之：对于君上要能够犯颜进谏。一说：犯颜谏诤即勿欺。一说：如言过其实以求君之必听，虽出爱君之心，而所言近于欺。
■现代翻译：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侍奉君上。孔子说：“不要欺骗他，又能犯颜进谏。”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事君之道，义不可欺，当能犯颜谏争。”
●皇侃《论语义疏》：问孔子求事君之法。答：事君当先尽忠而不欺也；君若有过，则必犯颜而谏之。《礼》云：“事君有犯而无隐，事亲有隐而无犯。”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事君之道。
●陈祥道《论语全解》：孟子曰“非尧舜之道不敢陈”，勿欺也；《礼》曰“事君有犯而无隐”，犯之也。勿欺，忠也；犯之，义也。由于孔子而欲为臣一事，则欺而不忠；于颛臾之伐（见１６．１季氏篇），而不救则顺而不犯。故其问事君，而告之如此。《孝经》日：“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尽忠则勿欺，补过则有犯。
●朱熹《论语集注》：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难也，而以不欺为难。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后犯也。”
●张栻《癸巳论语解》：尽诚而不欺，犯颜而纳忠，事君之义，大要在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则诚信充积，或不得已而犯之，必有以感动也。若诚信不足，而于事君之道未尽，徒欲以犯颜为事则鲜味矣。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孔子教子路以纯臣之道也。事君之道无他，惟诚与直而已。而欲行其直，必先尽其诚。未能无欺而欲犯，则犯由于矫饰；既能勿欺，而不犯则欺中于周全，二者实相须而亦相成。
●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言“齐人谓其君何足语仁义，是为不敬”。又言“谓其君不能者，是贼其君”，与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为具臣，又季氏伐颛臾，子路力未能谏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礼檀弓》云：“事君有犯而无隐。”若隐即为欺矣。
●钱穆《论语新解》：以子路之贤，不忧其欺君，更不忧其不能犯。然而子路好勇之过，或有以不知为知而进言者，故孔子以此诲之。孔子请讨陈恒章之前，先以“言之不怍”章，又继以“事君勿欺”章，《论语》编者之意，可谓深微矣。读者其细阐之。
●南怀瑾《论语别裁》：“犯颜谏诤”也要有刚、有度，否则“事君数，斯辱矣！”
★此章言事君之道。“勿欺也”，诚也；“而犯之”，忠也。事君之义，有犯无隐，盖皆信而后谏之意。唐文治曰：“犯即出于勿欺之中，惟勿欺而后能犯也。” https://t.cn/RxRVHIh
▲事君：臣下侍奉君上。
▲勿欺：不要欺骗君上，为臣下者要诚。欺，亦可看做“强不知以为知，强不能以为能”而告君也。
▲犯之：对于君上要能够犯颜进谏。一说：犯颜谏诤即勿欺。一说：如言过其实以求君之必听，虽出爱君之心，而所言近于欺。
■现代翻译：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侍奉君上。孔子说：“不要欺骗他，又能犯颜进谏。”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事君之道，义不可欺，当能犯颜谏争。”
●皇侃《论语义疏》：问孔子求事君之法。答：事君当先尽忠而不欺也；君若有过，则必犯颜而谏之。《礼》云：“事君有犯而无隐，事亲有隐而无犯。”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事君之道。
●陈祥道《论语全解》：孟子曰“非尧舜之道不敢陈”，勿欺也；《礼》曰“事君有犯而无隐”，犯之也。勿欺，忠也；犯之，义也。由于孔子而欲为臣一事，则欺而不忠；于颛臾之伐（见１６．１季氏篇），而不救则顺而不犯。故其问事君，而告之如此。《孝经》日：“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尽忠则勿欺，补过则有犯。
●朱熹《论语集注》：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难也，而以不欺为难。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后犯也。”
●张栻《癸巳论语解》：尽诚而不欺，犯颜而纳忠，事君之义，大要在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则诚信充积，或不得已而犯之，必有以感动也。若诚信不足，而于事君之道未尽，徒欲以犯颜为事则鲜味矣。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孔子教子路以纯臣之道也。事君之道无他，惟诚与直而已。而欲行其直，必先尽其诚。未能无欺而欲犯，则犯由于矫饰；既能勿欺，而不犯则欺中于周全，二者实相须而亦相成。
●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言“齐人谓其君何足语仁义，是为不敬”。又言“谓其君不能者，是贼其君”，与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为具臣，又季氏伐颛臾，子路力未能谏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礼檀弓》云：“事君有犯而无隐。”若隐即为欺矣。
●钱穆《论语新解》：以子路之贤，不忧其欺君，更不忧其不能犯。然而子路好勇之过，或有以不知为知而进言者，故孔子以此诲之。孔子请讨陈恒章之前，先以“言之不怍”章，又继以“事君勿欺”章，《论语》编者之意，可谓深微矣。读者其细阐之。
●南怀瑾《论语别裁》：“犯颜谏诤”也要有刚、有度，否则“事君数，斯辱矣！”
★此章言事君之道。“勿欺也”，诚也；“而犯之”，忠也。事君之义，有犯无隐，盖皆信而后谏之意。唐文治曰：“犯即出于勿欺之中，惟勿欺而后能犯也。” https://t.cn/RxRV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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