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万代南梦宫宣布，《艾尔登法环》全球累计销量突破 1200 万份，日本地区累计销量也已突破 100 万份。今后还计划围绕《艾尔登法环》这一 IP 打造更多形态的内容，将游戏扩展至更多领域。
宫崎英高：
「有这么多人游玩本作，我非常惊喜。我仅代表团队向所有玩家致以最高谢意。希望各位玩家可以在基于乔治 R·R 马丁所撰写神话基础上诞生的广阔世界里，享受高自由度且充满威胁的冒险。也请大家今后继续支持《艾尔登法环》。」
宫河恭夫（万代南梦宫娱乐社长）：
「由 Fromsoftware 与敝司共同开发的《艾尔登法环》全球销量突破了 1200 万套。借此机会，向各位购买、游玩了本作的玩家献上我的谢意。以总监宫崎先生为首的 Fromsoftware 员工以及马丁先生，能够与他们一同完成本作，让我感到非常骄傲。为了让成品超越全世界玩家的想想，我们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开发《艾尔登法环》。之后不仅是游戏，也计划让《艾尔登法环》朝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发展。今后我们将以开放的心态，持续提供娱乐产品，期待能够更贴近玩家的需求。」
#老头环销量突破1200万份#
宫崎英高：
「有这么多人游玩本作，我非常惊喜。我仅代表团队向所有玩家致以最高谢意。希望各位玩家可以在基于乔治 R·R 马丁所撰写神话基础上诞生的广阔世界里，享受高自由度且充满威胁的冒险。也请大家今后继续支持《艾尔登法环》。」
宫河恭夫（万代南梦宫娱乐社长）：
「由 Fromsoftware 与敝司共同开发的《艾尔登法环》全球销量突破了 1200 万套。借此机会，向各位购买、游玩了本作的玩家献上我的谢意。以总监宫崎先生为首的 Fromsoftware 员工以及马丁先生，能够与他们一同完成本作，让我感到非常骄傲。为了让成品超越全世界玩家的想想，我们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开发《艾尔登法环》。之后不仅是游戏，也计划让《艾尔登法环》朝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发展。今后我们将以开放的心态，持续提供娱乐产品，期待能够更贴近玩家的需求。」
#老头环销量突破1200万份#
【环时深度：从10美元到100美元，#国际油价飙升的受益者是谁# ？】近期，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加深，全球石油价格不断攀升，美国西得州轻质原油（WTI）期货价格与北海布伦特（Brent）原油期货价格两大标杆表现强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4日更是强势突破100美元，创出2014年9月以来的新高。石油作为战略属性的特殊商品，其价格不仅受到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也与地缘政治局势息息相关。上一轮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还是因为新冠疫情暴发带来的石油供需失衡。那么，在国际油价大幅攀升的背景下，究竟哪些国家是受益者，又有哪些国家因此而受损呢？笔者认为，欧佩克+内的石油生产国是油价上涨的主要受益国，欧盟、中国等主要原油消费国则会受到高油价的负面影响，对于美国则需要辩证地看待高油价的影响。
从10美元到100美元，油价大起大落
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承认乌克兰境内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24日，普京宣布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在全球石油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2021年俄罗斯石油产量约占到全球石油产量的11.7%，而乌克兰又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能源的重要通道，因此这一冲突推动了油价新一轮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20年12月的约70美元上涨至2022年2月的约100美元，上涨幅度达42%。
最近两年，油价经历了大起大落。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疫情防控下居民出行需求大幅度下降，企业也被迫停工停产，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活动的受限造成全球石油需求的暴跌。加之疫情影响放大了库存危机，存储成本飙升以及期货交割合约临近继续施加压力，因此，国际油价也随之呈现断崖式下跌，美国WTI原油价格一度跌至10美元以下，纽约期货商品交易所WTI5月原油期货结算价格更是历史唯一的每桶-37.63美元的负值。石油需求疲软背景下整体石油市场呈现的是“供过于求”的特征。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全球经济也在逐渐复苏，各国开始放松防疫措施，推动工业复工复产和交通运输复苏，增加了全球原油市场的需求。石油价格也触底反弹，开始连续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20年11月的约40美元上涨至2021年7月的约78美元，上涨幅度达95%。
此时，全球石油市场呈现的是“供不应求”的特征，具体可以归结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后疫情时代需求反弹速度远超供给水平提升速度。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各国政府均出台一系列措施拉动消费，加速经济复苏，导致原油需求增长迅速。但是，石油供给由于涉及勘探、开采、运输、炼化等整体产业链的协调合作，供给能力恢复速度较慢。此外，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石油供应链也存在着破坏，港口物流不畅导致大量原油堆积，难以快速恢复的原油运输能力也进一步制约了原油供给的提升。
第二，低碳能源转型及低油价背景下对石油行业投资大幅缩减。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积极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国际上大型油气公司也纷纷响应，逐步停止或减少新的化石能源投资。碳排放约束下市场将资金聚焦于绿色投资，并大幅缩减针对石油行业的投资。各国老牌石油天然气公司开始入局新能源，更多投资者着眼于收益率更有吸引力的新能源产业。
至此，低利润回报导致石油投资也出现停滞，石油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供应链错乱等原因，使得供给能力无法在短期内快速恢复。
“油价的悲喜”并不相通
石油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供应来源（目前约占全球能源总需求的33%），具有战略属性，易受地缘政治冲突的短期影响，历史上局部地区冲突总是推动油价上涨，特别是涉及比较重要的产油国，这次也不会例外。
俄乌冲突造成的地缘政治风险短期内会使市场对石油的生产和供给产生担忧，而市场总是放大担忧，进而导致价格快速上涨。更不用说，俄罗斯是欧佩克+的重要参与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产油国，2021年俄罗斯的平均原油产量为1050万桶/天，使得俄乌冲突对于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更加明显。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表明，预计2022年四个季度欧佩克剩余产能分别为422万桶/天，408万桶/天，375万桶/天和374万桶/天，远低于俄罗斯的平均原油产量，闲置产能的下降也影响了欧佩克稳定原油市场的能力。如果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出台更为严厉的全面制裁措施，特别是如果涉及结算系统，将极大地影响俄罗斯的石油外输和出口，可能造成全球原油供应紧缺，因此当前高企的油价还会存在进一步上升的风险。
可以预见，油价上涨将有利于沙特等欧佩克+产油国。以欧佩克+为代表的国际主要石油生产国都希望油价持续保持高位，这应该是欧佩克+坚持石油供应缓慢增长的立场表现。沙特等欧佩克+国家的经济十分依赖石油出口收入，近年来饱受石油价格低迷的影响。如果俄罗斯受制裁而导致石油出口减少，国际油价将较长期维持在高位，不仅会提升产油国的财政和经济活力，还会扩大其在全球原油市场的份额，增强其对于全球原油市场的影响力。
俄罗斯作为主要产油国，理论上也是国际油价暴涨的受益者，但这需要建立在美国和欧盟未对俄罗斯进行出口管制的前提下。目前，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仅实施金融制裁，而并未实施直接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措施。俄乌冲突促使俄罗斯有足够动力为其能源产品进一步寻求潜在买家。
其次，油价上涨不利于欧盟、日本、中国等原油消费国。欧盟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近年来采取激进减退煤电和核电的方式，关停火电厂与核电站，并出台法规抑制对化石能源的投资。激进的能源低碳转型使得欧洲能源体系目前严重依赖油气（59%），而本土油气产量的衰减造成对外依存度很高。欧洲在快速抛弃化石能源（包括核电）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能源主导权，整体能源系统韧性不足。石油价格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使得欧洲目前已经飞涨的能源价格和物价指数雪上加霜，并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能源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2021年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2%，自身的高油气对外依存度使得中国会受到国际市场高油价的负面影响。然而，由于石油消费仅占能源消费的20%以下，石油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压力相对比较小。
最后，油价上涨对于美国的影响则需要辩证看待。美国在页岩油气革命后便实现了能源独立，并成为全球主要石油出口国。近年来，随着美国页岩油产量的不断上升，其原油自给率也得到显著提升。然而，疫情期间的油价下跌对美国庞大的页岩油气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长时间的低油价导致大量油气厂商破产。目前的高油气价格已经可以为美国的油气厂商提供丰厚利润，带动整体页岩油气行业强势回归，而一旦俄罗斯油气出口出现问题，美国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和话语权不言而喻。
但是，目前高油价对于美国的影响也有不利之处。较高的汽车普及率以及暴涨的油价，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幸福感。而且，由于美国油气在能源消费中占比达71%，原油（天然气）价格上涨会极大地影响消费价格指数，直接拉高通货膨胀水平。目前，美国正在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美国通胀率达到7.5%，创下40年来的新高。如何快速妥善地稳定国内石油价格，并以此为抓手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便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近期也提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此外，油价的上涨还可能进一步压缩美国本已捉襟见肘的货币政策调整空间。
围绕油价的博弈可能还会加剧
当前的原油价格已经处于2014年以来的高位，进一步上涨会推高已经饱受担忧的全球通货膨胀水平，这应该是各方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无论是美国、日本、欧洲还是中国都希望将油价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但是，产油国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希望油价持续维持在高位。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石油出口国与进口国间的博弈可能还会加剧。
未来全球石油价格的走势值得关注。长期来看石油价格取决于市场供需，因此，未来油价走势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侧进行分析。从需求侧看，经合组织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5%，因而地区的经济增长会拉动原油市场的需求增长。从供给侧看，美国能源信息署（EIA）认为，欧佩克成员国没有达到石油计划供应量是石油市场供应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欧佩克主席16日也表示，在多年油气投资不足的情况下，该组织难以单靠自身力量应对石油需求，全球原油库存紧张的局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伊朗正在积极谋求解除石油制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在最新预算草案中，将2022年3月至2023年3月的石油出口收入预测提高27%，表明美伊双方或许可以达成协议，让更多的伊朗原油进入国际市场，由于伊朗是重要产油国，其重返全球原油市场将一定程度上增加全球石油供给。因此，长期而言供应侧还是有许多有利因素，一是石油供需错配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二是市场对于地缘政治下油气供应的担忧情绪得到缓解；三是美国页岩油产量在高油价支持下进一步提升；四是伊朗原油进入国际市场。这样石油供需会反转，油价可能从高位重回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
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也给中国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带来诸多启示。一方面，中国目前整体石油战略储备相对较低。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低碳清洁发展需要兼顾能源安全。在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份额还不足以实质性替代石油的背景下，中国应着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加强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同时基于煤制油等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式降低油气等战略性能源依存度，增强国内能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强对外部能源供应风险的抵御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仍需努力拓展石油进口渠道，并继续提升自身在国际原油贸易中的影响力。保证进口多元化，是中国应对全球宗教、政治、文化冲突日益严重的局面下油价大幅波动的有效措施。同时，为了提升中国能源安全水平，抵御国际油价频繁波动带来的巨大风险，仍需持续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深化上海原油期货市场建设等一系列措施。（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林伯强 是嘉庚创新实验室研究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从10美元到100美元，油价大起大落
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承认乌克兰境内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24日，普京宣布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在全球石油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2021年俄罗斯石油产量约占到全球石油产量的11.7%，而乌克兰又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能源的重要通道，因此这一冲突推动了油价新一轮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20年12月的约70美元上涨至2022年2月的约100美元，上涨幅度达42%。
最近两年，油价经历了大起大落。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疫情防控下居民出行需求大幅度下降，企业也被迫停工停产，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活动的受限造成全球石油需求的暴跌。加之疫情影响放大了库存危机，存储成本飙升以及期货交割合约临近继续施加压力，因此，国际油价也随之呈现断崖式下跌，美国WTI原油价格一度跌至10美元以下，纽约期货商品交易所WTI5月原油期货结算价格更是历史唯一的每桶-37.63美元的负值。石油需求疲软背景下整体石油市场呈现的是“供过于求”的特征。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全球经济也在逐渐复苏，各国开始放松防疫措施，推动工业复工复产和交通运输复苏，增加了全球原油市场的需求。石油价格也触底反弹，开始连续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20年11月的约40美元上涨至2021年7月的约78美元，上涨幅度达95%。
此时，全球石油市场呈现的是“供不应求”的特征，具体可以归结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后疫情时代需求反弹速度远超供给水平提升速度。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各国政府均出台一系列措施拉动消费，加速经济复苏，导致原油需求增长迅速。但是，石油供给由于涉及勘探、开采、运输、炼化等整体产业链的协调合作，供给能力恢复速度较慢。此外，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石油供应链也存在着破坏，港口物流不畅导致大量原油堆积，难以快速恢复的原油运输能力也进一步制约了原油供给的提升。
第二，低碳能源转型及低油价背景下对石油行业投资大幅缩减。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积极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国际上大型油气公司也纷纷响应，逐步停止或减少新的化石能源投资。碳排放约束下市场将资金聚焦于绿色投资，并大幅缩减针对石油行业的投资。各国老牌石油天然气公司开始入局新能源，更多投资者着眼于收益率更有吸引力的新能源产业。
至此，低利润回报导致石油投资也出现停滞，石油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供应链错乱等原因，使得供给能力无法在短期内快速恢复。
“油价的悲喜”并不相通
石油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供应来源（目前约占全球能源总需求的33%），具有战略属性，易受地缘政治冲突的短期影响，历史上局部地区冲突总是推动油价上涨，特别是涉及比较重要的产油国，这次也不会例外。
俄乌冲突造成的地缘政治风险短期内会使市场对石油的生产和供给产生担忧，而市场总是放大担忧，进而导致价格快速上涨。更不用说，俄罗斯是欧佩克+的重要参与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产油国，2021年俄罗斯的平均原油产量为1050万桶/天，使得俄乌冲突对于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更加明显。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表明，预计2022年四个季度欧佩克剩余产能分别为422万桶/天，408万桶/天，375万桶/天和374万桶/天，远低于俄罗斯的平均原油产量，闲置产能的下降也影响了欧佩克稳定原油市场的能力。如果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出台更为严厉的全面制裁措施，特别是如果涉及结算系统，将极大地影响俄罗斯的石油外输和出口，可能造成全球原油供应紧缺，因此当前高企的油价还会存在进一步上升的风险。
可以预见，油价上涨将有利于沙特等欧佩克+产油国。以欧佩克+为代表的国际主要石油生产国都希望油价持续保持高位，这应该是欧佩克+坚持石油供应缓慢增长的立场表现。沙特等欧佩克+国家的经济十分依赖石油出口收入，近年来饱受石油价格低迷的影响。如果俄罗斯受制裁而导致石油出口减少，国际油价将较长期维持在高位，不仅会提升产油国的财政和经济活力，还会扩大其在全球原油市场的份额，增强其对于全球原油市场的影响力。
俄罗斯作为主要产油国，理论上也是国际油价暴涨的受益者，但这需要建立在美国和欧盟未对俄罗斯进行出口管制的前提下。目前，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仅实施金融制裁，而并未实施直接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措施。俄乌冲突促使俄罗斯有足够动力为其能源产品进一步寻求潜在买家。
其次，油价上涨不利于欧盟、日本、中国等原油消费国。欧盟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近年来采取激进减退煤电和核电的方式，关停火电厂与核电站，并出台法规抑制对化石能源的投资。激进的能源低碳转型使得欧洲能源体系目前严重依赖油气（59%），而本土油气产量的衰减造成对外依存度很高。欧洲在快速抛弃化石能源（包括核电）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能源主导权，整体能源系统韧性不足。石油价格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使得欧洲目前已经飞涨的能源价格和物价指数雪上加霜，并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能源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2021年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2%，自身的高油气对外依存度使得中国会受到国际市场高油价的负面影响。然而，由于石油消费仅占能源消费的20%以下，石油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压力相对比较小。
最后，油价上涨对于美国的影响则需要辩证看待。美国在页岩油气革命后便实现了能源独立，并成为全球主要石油出口国。近年来，随着美国页岩油产量的不断上升，其原油自给率也得到显著提升。然而，疫情期间的油价下跌对美国庞大的页岩油气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长时间的低油价导致大量油气厂商破产。目前的高油气价格已经可以为美国的油气厂商提供丰厚利润，带动整体页岩油气行业强势回归，而一旦俄罗斯油气出口出现问题，美国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和话语权不言而喻。
但是，目前高油价对于美国的影响也有不利之处。较高的汽车普及率以及暴涨的油价，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幸福感。而且，由于美国油气在能源消费中占比达71%，原油（天然气）价格上涨会极大地影响消费价格指数，直接拉高通货膨胀水平。目前，美国正在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美国通胀率达到7.5%，创下40年来的新高。如何快速妥善地稳定国内石油价格，并以此为抓手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便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近期也提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此外，油价的上涨还可能进一步压缩美国本已捉襟见肘的货币政策调整空间。
围绕油价的博弈可能还会加剧
当前的原油价格已经处于2014年以来的高位，进一步上涨会推高已经饱受担忧的全球通货膨胀水平，这应该是各方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无论是美国、日本、欧洲还是中国都希望将油价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但是，产油国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希望油价持续维持在高位。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石油出口国与进口国间的博弈可能还会加剧。
未来全球石油价格的走势值得关注。长期来看石油价格取决于市场供需，因此，未来油价走势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侧进行分析。从需求侧看，经合组织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5%，因而地区的经济增长会拉动原油市场的需求增长。从供给侧看，美国能源信息署（EIA）认为，欧佩克成员国没有达到石油计划供应量是石油市场供应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欧佩克主席16日也表示，在多年油气投资不足的情况下，该组织难以单靠自身力量应对石油需求，全球原油库存紧张的局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伊朗正在积极谋求解除石油制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在最新预算草案中，将2022年3月至2023年3月的石油出口收入预测提高27%，表明美伊双方或许可以达成协议，让更多的伊朗原油进入国际市场，由于伊朗是重要产油国，其重返全球原油市场将一定程度上增加全球石油供给。因此，长期而言供应侧还是有许多有利因素，一是石油供需错配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二是市场对于地缘政治下油气供应的担忧情绪得到缓解；三是美国页岩油产量在高油价支持下进一步提升；四是伊朗原油进入国际市场。这样石油供需会反转，油价可能从高位重回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
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也给中国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带来诸多启示。一方面，中国目前整体石油战略储备相对较低。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低碳清洁发展需要兼顾能源安全。在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份额还不足以实质性替代石油的背景下，中国应着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加强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同时基于煤制油等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式降低油气等战略性能源依存度，增强国内能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强对外部能源供应风险的抵御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仍需努力拓展石油进口渠道，并继续提升自身在国际原油贸易中的影响力。保证进口多元化，是中国应对全球宗教、政治、文化冲突日益严重的局面下油价大幅波动的有效措施。同时，为了提升中国能源安全水平，抵御国际油价频繁波动带来的巨大风险，仍需持续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深化上海原油期货市场建设等一系列措施。（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林伯强 是嘉庚创新实验室研究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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