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古代铜镜的历史源远流长，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下讫明清，几乎与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史相始终。铜镜是观容鉴貌的用具，与古人朝夕相伴，世代相因，它承载着中国沉积数千年的历史，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心灵历程。它美妙丰富的纹饰，显示了古人在方寸领域内所展示出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价值取向以及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两汉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铜镜铸造业获得了重大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铜镜种类诸多，形制规整，纹饰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并在其社会风尚及文化的影响下，创造了诸多经典的装饰纹样。在美轮美奂的汉代铜镜中,最富有时代特色、吉祥含义最丰富的品种大概就是四神博局镜了。这种铜镜流行于西汉末期、王莽时期及东汉初期，镜体有大有小，纹饰有简单有复杂，有的有铭文，有的无铭文，铭文字体大多为悬针篆。无论是哪一种四神博局镜，其镜背纹饰布局都是内方外圆，都有四神兽纹和“LTV”纹，这种构图和纹饰充分反映了汉人的天地宇宙观和阴阳五行观念。
清水县博物馆收藏着一件精美的汉尚方四神博局镜。该铜镜呈圆形，直径23.3cm，厚0.6cm，重1440g，清水县红堡镇出土。镜背纹饰从内至外可分为镜钮、内区、外区、镜缘等几部分。中心为圆形镜钮和四叶纹钮座；内区正方形格内为十二乳丁间列十二地支铭文：“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主区饰八个较大的八连弧乳和博局纹，博局纹将镜背分为四方八区，每区用凸线分别描画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各配仙鸟、独角兽、蟾蜍、羽人等形象。再往外就是一圈铭文，铭文为：“新有善铜出丹阳，湅治银锡清而明，尚方御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63字。铭文外是一圈短线纹和一圈锯齿纹，镜缘为流云纹。
铭文中的“尚方”一词始见于《前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之下有尚方令一人，御用及官制铜镜均由尚方制作。”“尚方御竟”是指设在首都的尚方工官制作的铜镜。博局纹也称规矩纹，是汉代铜镜中较多见的一种纹饰。早在汉代之前，中国的先民就发明和使用了规与矩，其几何形状与这件四神博局纹铜镜背面的T、V、L符号纹饰相同。镜背方框的四个角，都分别对着四个“V”形符号纹饰，过去人们将其称为“规”。“规”是画圆用的工具，今天称之为圆规。在背面纹饰中与四个“T”形纹饰正对面的“L”形纹饰，被人们称之为“矩”。“矩”是角尺，是木工刨方形木料时用来画线或测量的工具。规与矩平均分布在图案之中，显得非常有规律。
从道教的思维去考虑，镜背方框外的四个“T”饰应为四个柱子。因有了四个天柱顶着，才使得四方的人们安居乐业而不用担心天会塌下来。道家的宇宙观认为天下分五个方位，即东、南、西、北、中，镜背中心的钮代表着中央，以钮孔为中心形成子午线分出南、北，对着钮孔子午线上为南、下为北。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火向高处烧，水往低处流。因此，镜背纹中正对着钮孔的铭文中，有一侧为午，为南为上；另一侧为子，为北为下。以钮孔为中心与子午线呈垂直的方位两侧，一侧为辰，为左为东；另一侧为酉，为右为西。辰、午、酉、子分别代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在四个方位的外面，分别由四个神灵守护：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古人讲究坐北朝南，依照这个方向来看四神各自所代表的方位，形成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另外，因四神博局镜的镜背纹饰与盛行于先秦两汉的“六博”游戏的棋盘格局几乎一样，因此也把这种铜镜称为博局镜。
博戏这种棋艺，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至汉代博戏盛行，老幼皆知。善博者在社会上受人尊敬，西汉王朝还专门设有博待诏官。博具这时还常被用作嫁妆和随葬品，甚至人们在举行祭祀时，也张设博局。可见博戏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将“博局”纹饰用在铜镜上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博具的使用方法，史料中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根据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以大致了解这类博具的玩法：两个人面向棋盘而坐，分别执六枚黑棋与六枚白棋，并将棋子置于博局上所绘的十二个L形或T形的曲道上，然后轮流掷骰子。由于骰子是十八面的球形体，所以投出以后，要旋转一阵才能停下来。骰子停下来后以最上面所刻之字行棋，即所谓“视其转止，依以争道”。十八面中，有一面刻“骄”字，如果投得“骄”，则把棋竖起来，称为“骄”棋或“枭”棋，是指一种有利的棋步，与之相对的一面刻的“妻畏”字，是“骄”的反义词，表示不利的棋步，其余十六面刻有数字一至十六。通过投掷骰子所获得的数字来行棋，从而获得对方的筹码，最终是以筹码的多少决定胜负。
清水县博物馆馆藏汉尚方四神博局镜纹饰丰富细腻、立体感强、寓意深厚，铭文字体秀美俊逸，完美的诠释出汉代铸镜匠人高超的铜镜铸造工艺与神秘隽秀的艺术美感。穿越千年，当这件纹饰丰富多彩、铭文寓意吉祥的青铜镜在铜绿锈斑的包裹下展现在我们面前时，透着它斑驳的微光，让我们领略到了它在方寸领域中汇集的古人对宇宙天地的雄宏认知，也让我们在它醇厚的历史气韵中感受到它堆积了两千年的情感与温度，触摸到它背后辉煌悦目的古老过往！
两汉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铜镜铸造业获得了重大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铜镜种类诸多，形制规整，纹饰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并在其社会风尚及文化的影响下，创造了诸多经典的装饰纹样。在美轮美奂的汉代铜镜中,最富有时代特色、吉祥含义最丰富的品种大概就是四神博局镜了。这种铜镜流行于西汉末期、王莽时期及东汉初期，镜体有大有小，纹饰有简单有复杂，有的有铭文，有的无铭文，铭文字体大多为悬针篆。无论是哪一种四神博局镜，其镜背纹饰布局都是内方外圆，都有四神兽纹和“LTV”纹，这种构图和纹饰充分反映了汉人的天地宇宙观和阴阳五行观念。
清水县博物馆收藏着一件精美的汉尚方四神博局镜。该铜镜呈圆形，直径23.3cm，厚0.6cm，重1440g，清水县红堡镇出土。镜背纹饰从内至外可分为镜钮、内区、外区、镜缘等几部分。中心为圆形镜钮和四叶纹钮座；内区正方形格内为十二乳丁间列十二地支铭文：“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主区饰八个较大的八连弧乳和博局纹，博局纹将镜背分为四方八区，每区用凸线分别描画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各配仙鸟、独角兽、蟾蜍、羽人等形象。再往外就是一圈铭文，铭文为：“新有善铜出丹阳，湅治银锡清而明，尚方御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63字。铭文外是一圈短线纹和一圈锯齿纹，镜缘为流云纹。
铭文中的“尚方”一词始见于《前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之下有尚方令一人，御用及官制铜镜均由尚方制作。”“尚方御竟”是指设在首都的尚方工官制作的铜镜。博局纹也称规矩纹，是汉代铜镜中较多见的一种纹饰。早在汉代之前，中国的先民就发明和使用了规与矩，其几何形状与这件四神博局纹铜镜背面的T、V、L符号纹饰相同。镜背方框的四个角，都分别对着四个“V”形符号纹饰，过去人们将其称为“规”。“规”是画圆用的工具，今天称之为圆规。在背面纹饰中与四个“T”形纹饰正对面的“L”形纹饰，被人们称之为“矩”。“矩”是角尺，是木工刨方形木料时用来画线或测量的工具。规与矩平均分布在图案之中，显得非常有规律。
从道教的思维去考虑，镜背方框外的四个“T”饰应为四个柱子。因有了四个天柱顶着，才使得四方的人们安居乐业而不用担心天会塌下来。道家的宇宙观认为天下分五个方位，即东、南、西、北、中，镜背中心的钮代表着中央，以钮孔为中心形成子午线分出南、北，对着钮孔子午线上为南、下为北。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火向高处烧，水往低处流。因此，镜背纹中正对着钮孔的铭文中，有一侧为午，为南为上；另一侧为子，为北为下。以钮孔为中心与子午线呈垂直的方位两侧，一侧为辰，为左为东；另一侧为酉，为右为西。辰、午、酉、子分别代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在四个方位的外面，分别由四个神灵守护：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古人讲究坐北朝南，依照这个方向来看四神各自所代表的方位，形成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另外，因四神博局镜的镜背纹饰与盛行于先秦两汉的“六博”游戏的棋盘格局几乎一样，因此也把这种铜镜称为博局镜。
博戏这种棋艺，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至汉代博戏盛行，老幼皆知。善博者在社会上受人尊敬，西汉王朝还专门设有博待诏官。博具这时还常被用作嫁妆和随葬品，甚至人们在举行祭祀时，也张设博局。可见博戏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将“博局”纹饰用在铜镜上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博具的使用方法，史料中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根据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以大致了解这类博具的玩法：两个人面向棋盘而坐，分别执六枚黑棋与六枚白棋，并将棋子置于博局上所绘的十二个L形或T形的曲道上，然后轮流掷骰子。由于骰子是十八面的球形体，所以投出以后，要旋转一阵才能停下来。骰子停下来后以最上面所刻之字行棋，即所谓“视其转止，依以争道”。十八面中，有一面刻“骄”字，如果投得“骄”，则把棋竖起来，称为“骄”棋或“枭”棋，是指一种有利的棋步，与之相对的一面刻的“妻畏”字，是“骄”的反义词，表示不利的棋步，其余十六面刻有数字一至十六。通过投掷骰子所获得的数字来行棋，从而获得对方的筹码，最终是以筹码的多少决定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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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里的中国——“人民艺术家”杨卫凡|杨卫凡|中国书法家协会|书画院|书法|艺术家|北京》艺术里的中国——“人民艺术家”杨卫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更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和灵魂，它铸造着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和品格，一个民族有了文化自信，才https://t.cn/A6Xqmg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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