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在观音桥约饭，选了一家种草很久的早午餐，到店的时候人不多坐到了一个好位置点了一些招牌菜 最喜欢可丽饼，焦糖+三文鱼的组合有惊艳到我，香甜松软又不会觉得腻，i三文鱼表示真不戳 汤咖喱一整个爱住，浓郁的咖喱+鲜嫩的鸡肉，配上颗粒分明的米饭real美味 玉米排绝绝子，现烤的玉米淋上芝士酱和辣椒粉，一口一块根本停不下来 沙拉我也hin喜欢，饱满Q弹的虾仁搭配一些芒果、番茄、生菜之类的，适合怕长胖又吃得少的uu们 饭后甜点也是必不可少的，小番茄清爽解腻 巴斯克两个口味都敲棒，草莓酸甜抹茶微苦 蛋糕内馅甜而不腻yyds 拿铁顺滑☕️气泡水沁爽夏日氛围感十足！这家店开在居民楼下，店内装修优雅精致又不失温馨，约上三五好友来吃吃brunch聊聊天，惬意又放松
重庆洋河新村底商16号1-2室 DAY-OFF休憩日·手作料理
#微博厨房大赛##我的美食日记##重庆美食#
@丸子安利菌 @一根瘦肉丝儿 @鲜城 @微博VLOG https://t.cn/A66WgusD
重庆洋河新村底商16号1-2室 DAY-OFF休憩日·手作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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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美食# 豆腐以及各种豆制食品可能是中国人对世界饮食最大的贡献了。就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擅长将最原始的奶制作成各类奶制品，农耕几千年的中国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想尽办法将黄豆这种农作物的价值挖掘出来。
在成都郊外的新津，我在那里喝到了这些年来最香醇的豆浆，它不像都市里早餐店的豆浆那般轻薄寡淡，口感异常醇厚，带着点黄色的乳白色液体流向口中的速度好像都变慢了。喝完后，我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竟发现有黏稠的感觉。
而这般口感其实只是当地人李萍在制作四川小吃豆花的过程中顺手在煮沸的大锅里舀出来的，只在里面加了一点白砂糖。每天早上，李萍和年逾八旬的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将十四五斤黄豆制作成豆花，因为他们一家在成都绕城高速旁的自家农田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从父亲传至李萍的手中，已有31年了。而店名里就有他们的拿手绝活——李豆花。
李萍家豆花制作的工艺并无特殊之处，按她的话说，当地很多家庭都会做豆花，只是他们家这些年一直坚持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这需要耐心”。
豆子选用自家和附近村民们种的当地黄豆，前一天晚上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用磨浆机将泡发的豆子加水打碎（最近三五年才开始用磨浆机，因为“量越来越大，搞不过来咯，之前一直用的是石磨”），然后放到柴火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慢慢熬。“不是说烧开就行了，”李萍在这里对我强调说，“要控制火候，慢慢熬到豆子的浓香味出来了才行。”半个小时后，整个屋子里已弥漫着豆子的香味，他们开始将熬好的豆浆舀到纱布中包起来，把它放在一口大锅上方的木架子上，李萍和儿子站在两端用几根小腿粗的竹棒反复按压，这下就得到了过滤后的豆浆。
过滤后的豆浆还不能立刻倒回刚才的大锅中烧开，李萍说，这个过程中最麻烦的一步其实是刷锅。原来就在她和儿子挤压纱布里的豆浆时，李萍的母亲在旁边一直在用竹刷子反复清洗刚才煮豆浆的大锅。“因为刚才煮豆浆的时候温度很高，它肯定会有一点点扒锅，如果刷不干净，到时候煮出来的豆花贴着锅的那面就变坏了，所以必须要把锅刷得非常干净。”刷了十几分钟，终于把黑水彻底刷没了。他们再将滤好的豆浆返回锅中再次烧开，用石膏水点制而成。
那天上午，李萍他们一共做了8斤豆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样做出来的豆花自然豆香味十足，不过李萍让我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豆花蘸料。在四川吃豆花不存在甜咸之争，大家既不放糖也不像北方吃豆腐脑用香菇、黄花菜做卤子，四川人仍然钟爱他们的红油蘸料。
李萍说，她家的蘸料用的是自家种的二荆条辣椒，蘸干后捣成面做成红油，再和同样是自家做的豆瓣和花椒面调在一起，撒上葱花，就成了一份香气四溢的豆花搭档。学当地人用筷子颤颤巍巍地从碗里夹起一块豆花，放到蘸碟里打个滚，然后再颤颤巍巍地夹起来送入口中，果然是麻辣鲜香嫩滑，不配米饭也让我吃掉了一碗。倒不是说她家豆花的味道有多么出神入化，只是入口能清晰察觉到豆花有豆花的香味，蘸料有辣油的香气，这样就足够好吃了。
可能是因为外形洁白如玉，有关豆腐烹饪方法的记载在善于托物言志的中国文人间就极为常见，恐怕甚于其他任何一种食材。比如宋代的林洪就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豆腐的一种做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这种看上去类似红烧的做法已十分符合今人的口味。
到了近现代，梁实秋和汪曾祺这样的资深饕客都曾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豆腐的做法，常见的有小葱或香椿拌豆腐、烧豆腐（放不放猪肉均可）、锅塌豆腐、麻婆豆腐等等。不过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汪先生，在他们妙笔下涉及的若干豆腐做法中，反而是一种大道至简的做法最令我向往。仅以梁先生在《雅舍谈吃》中的描述为例：“沿街担贩有卖‘老豆腐’者。担子一边是锅灶，煮着一锅豆腐，久煮成蜂窝状，另一边是碗匙佐料如酱油、醋、韭菜末、芝麻酱、辣椒油之类。”梁先生没有描写他吃到这种豆腐时的感受，不过每读至此，我似乎都能想象到那种豆香与酱油的香气、韭菜花的咸鲜调和出来的复合香味充斥口腔，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这种在旧社会极为常见却成为富裕生活下难得一见的粗犷吃法，好像特别能让被精致生活浸润太久的城市人有所感。当然，这种越简单的做法对食材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豆腐本身选用的豆子不好，或是点豆腐时没点好，或者搭配的酱油质量不佳，则不仅吃不到食材的香味，反而连被调味料遮掩一下的资格都没有了。
在中国，自称“豆腐之乡”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贵州大方、湖北石牌，以及安徽淮南。相比其余几地，淮南的名气相对更大一些，因而被称为“淮南王”的刘安其封地就在淮南寿县，我选择到安徽来探访也是因为听说这里的豆制品很出名，豆腐宴更是令人期待。不过就像清汤豆腐饺和炸豆腐排不如老豆腐和豆花动人一样，很多豆腐宴上的名菜形式更甚于内容。
事实上，除了淮南，整个安徽地区都是吃豆大省，从南至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说出一两个豆类名吃。但到底该去哪里，安徽画家同时也是美食爱好者的高军向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即九华山脚下的陵阳镇。他说，安徽当地以前有“风流谢家村，富贵陵阳镇”之说，这是因为以前徽商行走各地做生意时，位于山下江边的陵阳镇是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而这里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两种很有名的食物，即陵阳豆腐干和陵阳一品锅。
因为还保留着不少徽派老建筑，陵阳镇现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聚集的地方。随意打听一下，美食的目标都指向了陵阳老街。老街仍然保留着大部分原貌，石板路和粉壁黛瓦的老房子让人的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走了不多久，就看到了一间门头上写着“老街豆腐店”的小作坊，走近一看，里面正有一对夫妻在忙碌着。只见男主人将一整块刚刚做好的豆腐放到台面上，然后一手拿起一根半圆半方的木棍，一手拿着铁尺，分横竖两个方向将整块豆腐划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每一小块豆腐放入旁边模具中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再把整个模具用纱布包起来放到千斤顶下压上。
看着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心想原来豆腐干就是这样做成的。男主人甘卫红见我们对豆腐干很好奇，手里一边忙活着一边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陵阳镇以前有非常多做豆腐和豆腐干的师傅，30多年前，他跟着一位师傅学会了这门手艺，就在老街上开了一间自己的店，一直干到了现在。现在镇上做豆腐干的人家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因为太费工夫。甘卫红说，他们夫妻俩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从磨豆子开始，一路再到煮豆浆、点豆腐、切块压出豆干，最后再用自己做的黄豆酱煮成酱干子，晾干后5点多就要送上第一批前往县城的货车。
而这种酱香味就是陵阳豆腐干有别于其他地区豆腐干的最主要区别。这里的豆腐干都呈酱红色，薄薄两三毫米一片看上去味道很重，但我尝了后发现其实并不太咸，扎实的口感下酱香味浓郁。若说有什么秘诀，可能就是一直沿用着老手艺，除了磨豆子变成了磨豆机，其余的基本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连压豆腐用的都是他自己找人切出来的大石头。而上面提到的他用来划分豆腐的“半圆半方”的木棍其实本来是一根四四方方的方形木棍，甘卫红说那根木棍的年龄比我都大，每天都要在豆腐块上滚来滚去，就磨成了半圆半方。
至于味道，甘卫红说，这是因为他们家的黄豆酱都是自己做的，“我们把黄豆煮烂后就放面粉进去拌在一起，然后放在房间里让它发霉，霉过之后再放盐，然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因为这些手艺都是自己的，甘卫红对自己做的酱干子非常自信，他告诉我说，他们做的这种是酱干子，直接吃或者切片炒着吃都可以；但如果是黄山地区那种茶干子，因为里面放了比较多的调味料，只有当零食吃比较好，但是炒菜吃就不好吃，“因为它改变了菜的那种香味”。
那桌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道陵阳一品锅，尤其是其中的豆腐干、干豆角和粉丝。所谓一品锅其实就是猪肉炒香后烹入酱油等调味料，加入豆腐、黄花菜、陵阳豆腐干、山芋粉丝、干豆角、干竹笋、米粉丸子等当地特色食材炖在一锅中，上桌时还要继续加热，一桌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吃个痛快，颇有些东北人的豪爽劲儿。
和东北的酸菜白肉一样，别看里面放了猪肉，但香味的精华大多被那些素的食材都吸走了。这桌菜里用的豆腐干就是甘卫红做的，刚刚还很扎实的酱干子在肉汤里炖过后已软嫩了不少，双重酱香堆叠在一起，嚼起来味道不逊于猪肉。而旁边的干豆角和粉丝等干货在泡开后也很适合在这种炖制的环境中吸收汤汁的香气，我边吃边想，怪不得这里既产豆腐干又出现了这道菜，原来这样的搭配才能实现食材口味的最大化。
《一颗黄豆，中国人把滋味发掘得淋漓尽致》文 | 王梓辉
在成都郊外的新津，我在那里喝到了这些年来最香醇的豆浆，它不像都市里早餐店的豆浆那般轻薄寡淡，口感异常醇厚，带着点黄色的乳白色液体流向口中的速度好像都变慢了。喝完后，我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竟发现有黏稠的感觉。
而这般口感其实只是当地人李萍在制作四川小吃豆花的过程中顺手在煮沸的大锅里舀出来的，只在里面加了一点白砂糖。每天早上，李萍和年逾八旬的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将十四五斤黄豆制作成豆花，因为他们一家在成都绕城高速旁的自家农田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从父亲传至李萍的手中，已有31年了。而店名里就有他们的拿手绝活——李豆花。
李萍家豆花制作的工艺并无特殊之处，按她的话说，当地很多家庭都会做豆花，只是他们家这些年一直坚持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这需要耐心”。
豆子选用自家和附近村民们种的当地黄豆，前一天晚上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用磨浆机将泡发的豆子加水打碎（最近三五年才开始用磨浆机，因为“量越来越大，搞不过来咯，之前一直用的是石磨”），然后放到柴火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慢慢熬。“不是说烧开就行了，”李萍在这里对我强调说，“要控制火候，慢慢熬到豆子的浓香味出来了才行。”半个小时后，整个屋子里已弥漫着豆子的香味，他们开始将熬好的豆浆舀到纱布中包起来，把它放在一口大锅上方的木架子上，李萍和儿子站在两端用几根小腿粗的竹棒反复按压，这下就得到了过滤后的豆浆。
过滤后的豆浆还不能立刻倒回刚才的大锅中烧开，李萍说，这个过程中最麻烦的一步其实是刷锅。原来就在她和儿子挤压纱布里的豆浆时，李萍的母亲在旁边一直在用竹刷子反复清洗刚才煮豆浆的大锅。“因为刚才煮豆浆的时候温度很高，它肯定会有一点点扒锅，如果刷不干净，到时候煮出来的豆花贴着锅的那面就变坏了，所以必须要把锅刷得非常干净。”刷了十几分钟，终于把黑水彻底刷没了。他们再将滤好的豆浆返回锅中再次烧开，用石膏水点制而成。
那天上午，李萍他们一共做了8斤豆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样做出来的豆花自然豆香味十足，不过李萍让我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豆花蘸料。在四川吃豆花不存在甜咸之争，大家既不放糖也不像北方吃豆腐脑用香菇、黄花菜做卤子，四川人仍然钟爱他们的红油蘸料。
李萍说，她家的蘸料用的是自家种的二荆条辣椒，蘸干后捣成面做成红油，再和同样是自家做的豆瓣和花椒面调在一起，撒上葱花，就成了一份香气四溢的豆花搭档。学当地人用筷子颤颤巍巍地从碗里夹起一块豆花，放到蘸碟里打个滚，然后再颤颤巍巍地夹起来送入口中，果然是麻辣鲜香嫩滑，不配米饭也让我吃掉了一碗。倒不是说她家豆花的味道有多么出神入化，只是入口能清晰察觉到豆花有豆花的香味，蘸料有辣油的香气，这样就足够好吃了。
可能是因为外形洁白如玉，有关豆腐烹饪方法的记载在善于托物言志的中国文人间就极为常见，恐怕甚于其他任何一种食材。比如宋代的林洪就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豆腐的一种做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这种看上去类似红烧的做法已十分符合今人的口味。
到了近现代，梁实秋和汪曾祺这样的资深饕客都曾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豆腐的做法，常见的有小葱或香椿拌豆腐、烧豆腐（放不放猪肉均可）、锅塌豆腐、麻婆豆腐等等。不过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汪先生，在他们妙笔下涉及的若干豆腐做法中，反而是一种大道至简的做法最令我向往。仅以梁先生在《雅舍谈吃》中的描述为例：“沿街担贩有卖‘老豆腐’者。担子一边是锅灶，煮着一锅豆腐，久煮成蜂窝状，另一边是碗匙佐料如酱油、醋、韭菜末、芝麻酱、辣椒油之类。”梁先生没有描写他吃到这种豆腐时的感受，不过每读至此，我似乎都能想象到那种豆香与酱油的香气、韭菜花的咸鲜调和出来的复合香味充斥口腔，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这种在旧社会极为常见却成为富裕生活下难得一见的粗犷吃法，好像特别能让被精致生活浸润太久的城市人有所感。当然，这种越简单的做法对食材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豆腐本身选用的豆子不好，或是点豆腐时没点好，或者搭配的酱油质量不佳，则不仅吃不到食材的香味，反而连被调味料遮掩一下的资格都没有了。
在中国，自称“豆腐之乡”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贵州大方、湖北石牌，以及安徽淮南。相比其余几地，淮南的名气相对更大一些，因而被称为“淮南王”的刘安其封地就在淮南寿县，我选择到安徽来探访也是因为听说这里的豆制品很出名，豆腐宴更是令人期待。不过就像清汤豆腐饺和炸豆腐排不如老豆腐和豆花动人一样，很多豆腐宴上的名菜形式更甚于内容。
事实上，除了淮南，整个安徽地区都是吃豆大省，从南至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说出一两个豆类名吃。但到底该去哪里，安徽画家同时也是美食爱好者的高军向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即九华山脚下的陵阳镇。他说，安徽当地以前有“风流谢家村，富贵陵阳镇”之说，这是因为以前徽商行走各地做生意时，位于山下江边的陵阳镇是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而这里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两种很有名的食物，即陵阳豆腐干和陵阳一品锅。
因为还保留着不少徽派老建筑，陵阳镇现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聚集的地方。随意打听一下，美食的目标都指向了陵阳老街。老街仍然保留着大部分原貌，石板路和粉壁黛瓦的老房子让人的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走了不多久，就看到了一间门头上写着“老街豆腐店”的小作坊，走近一看，里面正有一对夫妻在忙碌着。只见男主人将一整块刚刚做好的豆腐放到台面上，然后一手拿起一根半圆半方的木棍，一手拿着铁尺，分横竖两个方向将整块豆腐划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每一小块豆腐放入旁边模具中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再把整个模具用纱布包起来放到千斤顶下压上。
看着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心想原来豆腐干就是这样做成的。男主人甘卫红见我们对豆腐干很好奇，手里一边忙活着一边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陵阳镇以前有非常多做豆腐和豆腐干的师傅，30多年前，他跟着一位师傅学会了这门手艺，就在老街上开了一间自己的店，一直干到了现在。现在镇上做豆腐干的人家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因为太费工夫。甘卫红说，他们夫妻俩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从磨豆子开始，一路再到煮豆浆、点豆腐、切块压出豆干，最后再用自己做的黄豆酱煮成酱干子，晾干后5点多就要送上第一批前往县城的货车。
而这种酱香味就是陵阳豆腐干有别于其他地区豆腐干的最主要区别。这里的豆腐干都呈酱红色，薄薄两三毫米一片看上去味道很重，但我尝了后发现其实并不太咸，扎实的口感下酱香味浓郁。若说有什么秘诀，可能就是一直沿用着老手艺，除了磨豆子变成了磨豆机，其余的基本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连压豆腐用的都是他自己找人切出来的大石头。而上面提到的他用来划分豆腐的“半圆半方”的木棍其实本来是一根四四方方的方形木棍，甘卫红说那根木棍的年龄比我都大，每天都要在豆腐块上滚来滚去，就磨成了半圆半方。
至于味道，甘卫红说，这是因为他们家的黄豆酱都是自己做的，“我们把黄豆煮烂后就放面粉进去拌在一起，然后放在房间里让它发霉，霉过之后再放盐，然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因为这些手艺都是自己的，甘卫红对自己做的酱干子非常自信，他告诉我说，他们做的这种是酱干子，直接吃或者切片炒着吃都可以；但如果是黄山地区那种茶干子，因为里面放了比较多的调味料，只有当零食吃比较好，但是炒菜吃就不好吃，“因为它改变了菜的那种香味”。
那桌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道陵阳一品锅，尤其是其中的豆腐干、干豆角和粉丝。所谓一品锅其实就是猪肉炒香后烹入酱油等调味料，加入豆腐、黄花菜、陵阳豆腐干、山芋粉丝、干豆角、干竹笋、米粉丸子等当地特色食材炖在一锅中，上桌时还要继续加热，一桌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吃个痛快，颇有些东北人的豪爽劲儿。
和东北的酸菜白肉一样，别看里面放了猪肉，但香味的精华大多被那些素的食材都吸走了。这桌菜里用的豆腐干就是甘卫红做的，刚刚还很扎实的酱干子在肉汤里炖过后已软嫩了不少，双重酱香堆叠在一起，嚼起来味道不逊于猪肉。而旁边的干豆角和粉丝等干货在泡开后也很适合在这种炖制的环境中吸收汤汁的香气，我边吃边想，怪不得这里既产豆腐干又出现了这道菜，原来这样的搭配才能实现食材口味的最大化。
《一颗黄豆，中国人把滋味发掘得淋漓尽致》文 | 王梓辉
【“红”配“绿” 绘就幸福底色——海口塔昌村走上乡村振兴之路】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树德村委会塔昌村，曾是海南革命先烈冯白驹、李明、刘秋菊等同志战斗过的地方。1926年，这里建立了琼崖第一批党组织，琼崖人民在党的引领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奏响了一曲曲英雄赞歌。塔昌村曾三度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围剿和烧杀，如今，这座浴血重生的“红色村庄”，正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开启新征程，踌躇满志奔进新时代。（记者 钟起的 通讯员 许晶亮）
过去
曾三度成“无人村”，大家齐心协力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4月13日，记者从海口府城出发，沿着海榆东线一路向南，行驶60余公里，便来到了塔昌村。七旬村民陈绵兴从小听着村庄的革命历史故事长大，他得知有记者来采访，主动为记者介绍起那一段红色历史。
1926年初，塔昌村建立了中共党小组。同年，塔昌村成立党支部，成为琼崖农村第一批党支部之一，琼崖特委还在塔昌村建立了情报交通站。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琼崖发生四二二事变。此后，塔昌村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清剿”。
“我的爷爷陈文会是琼崖第一批党员之一、塔昌村情报交通站第一任站长，他被敌人装进‘猪笼’游乡示众，然后被抛进白石溪（该村附近）深潭活活淹死，尸骨无存。”陈绵兴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在外地坚持斗争的党员和群众悄悄回到村里，塔昌村又焕发了生机，恢复了人气。
1928年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塔昌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这个仅有150多人的小村庄，先后有50多名共产党员、90多名群众为革命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生命，村庄三度成了“无人村”。抗战胜利后，全村仅剩下9人。“在战争年代，塔昌村户户是堡垒户，人人是硬骨头，无一人变节。”陈绵兴说。
“1951年，塔昌村发生了两件振奋人心的事情。”陈绵兴告诉记者，当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老区根据地访问团赞誉塔昌村为“红色村庄”，并授旗授牌为“革命模范村”；村民傅楫经作为代表到北京出席国庆大典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来自党中央的关怀令幸存的塔昌村民格外振奋，大家齐心协力，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起了家园。
现在
村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与建设，美丽乡村快速发展
如今的塔昌村，是一座“红色文化公园”，村道两侧的树上挂满了红旗。村史馆前，有一座名为“红色塔昌”的雕像，4名琼崖纵队战士手举红旗、紧握钢枪，坚定地目视前方。村口有一座建于2010年12月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塔昌红色历史，背面镶刻着塔昌村57位党员和烈士英名录。村中修复了4处革命旧址纪念碑——中共琼定县委成立旧址、中共琼文印刷局旧址、琼崖华侨回乡抗日服务总团旧址、中共琼崖特委第四届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旧址。在革命战争年代，冯白驹、李明、王白伦等琼崖革命领导人，在塔昌村民的掩护下，曾多次在此办公和秘密聚会。
站在塔昌村史馆的廊前举目四望，绿树环村围绕郁郁葱葱，栋栋小别墅和红色革命纪念物掩映其中，干净规整的水泥路、设施齐全的休闲广场……处处可以感受到红色情怀的熏陶，感受到美丽乡村的快速发展。
塔昌村小组组长张新建介绍，现在的塔昌村是在当初塔昌村旧址上建起来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全村从没有一间房子，发展到盖起一栋栋小别墅。“今天，塔昌村的人口已发展到了28户128人。近百年来，塔昌村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走，当年革命先烈的事迹，激励着现在的塔昌人继续前进。”张新建说，2007年，塔昌村民积极响应省政府号召，成为海口市最早一批创建文明生态村的村庄之一；2009年响应政府号召进行文明生态村建设，在政府的扶持下，自筹资金作为集体建设资金，自觉投工投劳积极参与村庄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2012年，村民们集思广益，花大心思做了村庄发展规划图，建了篮球场和村务议事亭，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2013年，塔昌村采取政府引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投工投劳，整合资金”原则，开展海南革命老区第一个美丽乡村和省级统筹示范村创建。2020年，塔昌村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
“在几次创建中，每个塔昌人都竭尽全力投身于村庄建设中去，并在生活中做到了互相帮助互相谦让。”张新建说。
未来
“红色塔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会越走越宽
“我们从小听老人讲先辈们的故事长大，从小受红色革命精神熏陶。”村民傅后彬介绍，他家有4位先辈是烈士，“我堂叔傅烈军便是琼崖纵队‘五虎将’之一，被誉为‘神枪手’，1942年牺牲。”
傅后彬继承了革命先辈勤劳勇敢的品质，如今是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家里新盖起了两层小楼。记者看到，傅后彬家门口挂着“美丽庭院”、“共产党员户”“文明卫生户”等示范牌，前庭后院种满了花草，家中各种电器一应俱全。据介绍，他种植胡椒等经济作物，还做收购胡椒的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三兄弟，各盖了一栋小别墅，还都买了小汽车。”傅后彬说。
不只是傅后彬，塔昌全村人的生活都越来越好了。除了发展胡椒、青桔、柠檬、槟榔、蜜柚等产业，还有多名村民做起了生意，收购胡椒、橡胶、青桔等农产品，在镇墟上开水泥店、茶店等。
“我家里种有8亩胡椒，还有5亩柠檬、蜜柚，生活越来越甜。”村民陈绵荡说，塔昌村卫生环境整洁，村民待人和善，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红色村庄’塔昌美如世外桃源。”张新建说，在革命先烈精神的激励下，该村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成立塔昌观光农业专业合作社，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示范引领”两大作用，创新“党建+合作社+农民”三位一体的建设发展新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合作社，合作社带动农民”，服务“三农”发展的新路径，带领村民不断致富。此外，还将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旅游相结合，发展农家乐和民宿，打造红色文化公园，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追寻革命足迹、体验红色文化，走出了一条属于“红色塔昌”的乡村振兴之路。
目前，塔昌村盖起了24栋小楼房，绝大部分村民都买了小轿车，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胡椒村、富裕村。塔昌村整洁的村道旁，竖着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而这也正是革命老区塔昌人的真实写照。
过去
曾三度成“无人村”，大家齐心协力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4月13日，记者从海口府城出发，沿着海榆东线一路向南，行驶60余公里，便来到了塔昌村。七旬村民陈绵兴从小听着村庄的革命历史故事长大，他得知有记者来采访，主动为记者介绍起那一段红色历史。
1926年初，塔昌村建立了中共党小组。同年，塔昌村成立党支部，成为琼崖农村第一批党支部之一，琼崖特委还在塔昌村建立了情报交通站。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琼崖发生四二二事变。此后，塔昌村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清剿”。
“我的爷爷陈文会是琼崖第一批党员之一、塔昌村情报交通站第一任站长，他被敌人装进‘猪笼’游乡示众，然后被抛进白石溪（该村附近）深潭活活淹死，尸骨无存。”陈绵兴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在外地坚持斗争的党员和群众悄悄回到村里，塔昌村又焕发了生机，恢复了人气。
1928年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塔昌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这个仅有150多人的小村庄，先后有50多名共产党员、90多名群众为革命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生命，村庄三度成了“无人村”。抗战胜利后，全村仅剩下9人。“在战争年代，塔昌村户户是堡垒户，人人是硬骨头，无一人变节。”陈绵兴说。
“1951年，塔昌村发生了两件振奋人心的事情。”陈绵兴告诉记者，当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老区根据地访问团赞誉塔昌村为“红色村庄”，并授旗授牌为“革命模范村”；村民傅楫经作为代表到北京出席国庆大典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来自党中央的关怀令幸存的塔昌村民格外振奋，大家齐心协力，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起了家园。
现在
村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与建设，美丽乡村快速发展
如今的塔昌村，是一座“红色文化公园”，村道两侧的树上挂满了红旗。村史馆前，有一座名为“红色塔昌”的雕像，4名琼崖纵队战士手举红旗、紧握钢枪，坚定地目视前方。村口有一座建于2010年12月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塔昌红色历史，背面镶刻着塔昌村57位党员和烈士英名录。村中修复了4处革命旧址纪念碑——中共琼定县委成立旧址、中共琼文印刷局旧址、琼崖华侨回乡抗日服务总团旧址、中共琼崖特委第四届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旧址。在革命战争年代，冯白驹、李明、王白伦等琼崖革命领导人，在塔昌村民的掩护下，曾多次在此办公和秘密聚会。
站在塔昌村史馆的廊前举目四望，绿树环村围绕郁郁葱葱，栋栋小别墅和红色革命纪念物掩映其中，干净规整的水泥路、设施齐全的休闲广场……处处可以感受到红色情怀的熏陶，感受到美丽乡村的快速发展。
塔昌村小组组长张新建介绍，现在的塔昌村是在当初塔昌村旧址上建起来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全村从没有一间房子，发展到盖起一栋栋小别墅。“今天，塔昌村的人口已发展到了28户128人。近百年来，塔昌村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走，当年革命先烈的事迹，激励着现在的塔昌人继续前进。”张新建说，2007年，塔昌村民积极响应省政府号召，成为海口市最早一批创建文明生态村的村庄之一；2009年响应政府号召进行文明生态村建设，在政府的扶持下，自筹资金作为集体建设资金，自觉投工投劳积极参与村庄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2012年，村民们集思广益，花大心思做了村庄发展规划图，建了篮球场和村务议事亭，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2013年，塔昌村采取政府引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投工投劳，整合资金”原则，开展海南革命老区第一个美丽乡村和省级统筹示范村创建。2020年，塔昌村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
“在几次创建中，每个塔昌人都竭尽全力投身于村庄建设中去，并在生活中做到了互相帮助互相谦让。”张新建说。
未来
“红色塔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会越走越宽
“我们从小听老人讲先辈们的故事长大，从小受红色革命精神熏陶。”村民傅后彬介绍，他家有4位先辈是烈士，“我堂叔傅烈军便是琼崖纵队‘五虎将’之一，被誉为‘神枪手’，1942年牺牲。”
傅后彬继承了革命先辈勤劳勇敢的品质，如今是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家里新盖起了两层小楼。记者看到，傅后彬家门口挂着“美丽庭院”、“共产党员户”“文明卫生户”等示范牌，前庭后院种满了花草，家中各种电器一应俱全。据介绍，他种植胡椒等经济作物，还做收购胡椒的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三兄弟，各盖了一栋小别墅，还都买了小汽车。”傅后彬说。
不只是傅后彬，塔昌全村人的生活都越来越好了。除了发展胡椒、青桔、柠檬、槟榔、蜜柚等产业，还有多名村民做起了生意，收购胡椒、橡胶、青桔等农产品，在镇墟上开水泥店、茶店等。
“我家里种有8亩胡椒，还有5亩柠檬、蜜柚，生活越来越甜。”村民陈绵荡说，塔昌村卫生环境整洁，村民待人和善，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红色村庄’塔昌美如世外桃源。”张新建说，在革命先烈精神的激励下，该村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成立塔昌观光农业专业合作社，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示范引领”两大作用，创新“党建+合作社+农民”三位一体的建设发展新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合作社，合作社带动农民”，服务“三农”发展的新路径，带领村民不断致富。此外，还将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旅游相结合，发展农家乐和民宿，打造红色文化公园，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追寻革命足迹、体验红色文化，走出了一条属于“红色塔昌”的乡村振兴之路。
目前，塔昌村盖起了24栋小楼房，绝大部分村民都买了小轿车，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胡椒村、富裕村。塔昌村整洁的村道旁，竖着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而这也正是革命老区塔昌人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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