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大事|乡村振兴天津故事纪实·援疆篇】昆仑山下连理枝——巴什玉吉买村种出“团结果”

“难以想象这是南疆偏远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这是记者到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乡巴什玉吉买村采访拍摄时发出的感叹。
巴什玉吉买村,这个沙漠边缘的贫困村,2019年顺利出列;2021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14000余元,超过一半的农户买了小汽车;2022年预计人均纯收入达到18618元,兑现脱贫奔小康的庄严承诺。

民居改善引游客
走进巴什玉吉买村,眼前一派生机勃勃。托帕路上车来车往,两侧的民居整齐划一,庭院干净整洁,院内种植的花果繁茂,飘来阵阵果香。沿途,汽车修理(洗车)厂、红酒加工厂、民族团结馆等一应俱全。巴什玉吉买村俨然已成为托帕路最亮眼的村庄,成功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旅游。
“托帕路是巴什玉吉买村的门面,但两年前这里并非如此。”天津援疆干部、策勒县策勒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常威清楚地记得,以前的托帕路很窄,周边没有绿化,两侧临街的46户村民庭院十分破旧,有着各式各样的门面。
为了推动巴什玉吉买村旅游业发展,天津援疆项目出资250余万元开展巴什玉吉买村旅游线路托帕路两侧民居景观形象完善,完成旅游线路两侧民居及门前中华文化、民族特色景观和形象打造完善,同步完成托帕路沿街民居及其他基础设施完善,间接拉动了巴什玉吉买村民的收入水平。
“如何让巴什玉吉买村从脱贫到富裕?”
这是天津援疆干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汽车已成为巴什玉吉买村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在充分调研的前提下,为推动巴什玉吉买村村民就业及增收,依托托帕路重要交通地位,天津市津南区投资开展巴什玉吉买村汽车修理(洗车)厂建设,厂区建筑面积350平方米,硬化面积230平方米,绿化面积达40平方米,各类设备设施齐全,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修理厂,让巴什玉吉买村有了自己的汽车修理厂和洗车厂,在方便村民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村民就业增收。

拓展销路飘酒香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石榴是各民族大团结的象征,也是和田地区策勒县的特产,更是巴什玉吉买村的支柱产业。
据记载,石榴自西域传至新疆,策勒是西域石榴的最早种植产地,相传已有2000年以上的栽培历史。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形成了石榴种群,策勒也成了一处天然的石榴种质资源库。2014年,策勒石榴入选北京APEC会议餐桌。
“我家种了9亩石榴,以前每年收获时节都为销路发愁,如今石榴不愁卖了,收入更加稳定了,我打心眼里感谢你们。”村民如则托合提握着天津援疆干部的手激动地说。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色。
卖石榴——曾经是巴什玉吉买村石榴果农唯一的销售渠道。为了增加石榴等农产品附加值,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壮大村集体收入,天津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通过招商引资,投资100万元,在巴什玉吉买村托帕路建成策勒县和滇红酒业有限公司,将石榴、葡萄、杏子及桑葚等本地大量种植的水果深加工,生产成各类果酒。
“目前产品已在北京、天津免费进入大型超市,产品质量、口感等深受当地市民认可,年销售量逐渐扩大,前景非常乐观。”天津援疆干部、策勒县发改委副主任武文刚介绍说,依托周边万亩石榴基地,和滇红酒业有限公司对石榴进行深加工,生产销售石榴酒、蒸馏酒,现年产石榴红酒300吨,蒸馏酒50吨,解决就业10人,每月工资2000元,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并进一步完善了石榴产业链条。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再也不用赶着羊漫山遍野的放牧,也不用远离亲人到外地打工了。”海尔妮莎汗·艾提说起现在的生活十分欣慰,“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现在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我的孩子不仅能免费读书,还能领到助学金,我们家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海尔妮莎汗·艾提是巴什玉吉买村的村民,家里有3口人,独生女儿在新疆医科大学读书。几年前,海尔妮莎汗·艾提一家还在因为生活上的困难和孩子的学费问题头疼,如今之前的压力全部转化成了动力,“感谢天津援疆企业把石榴酒厂开到了家门口,我要更加努力工作,争取过上更优质的生活。”

宣传教育结硕果
在天津援疆工作的全力支持下,2017年,巴什玉吉买村被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自治区文明村镇,2019年被和田地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八星级”党支部,2020年村团支部荣获自治区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2020年被中央文明办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2020年因脱贫攻坚工作成果显著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党的政策,亚克西!” 巴什玉吉买村党支部书记麦麦提热伊木·买买提明站在一幢红顶黄墙的建筑前说道,“通过身边人、身边事引导大家摆脱‘等靠要’思想,用榜样力量教育激励大家。”
麦麦提热伊木·买买提明所说的正是他身后的“策勒县天津援疆民族团结馆”。
为了在文化阵地建设、交往交流交融、结亲帮扶等方面发挥优势,2021年,天津援疆资金投资600万元资金,在巴什玉吉买村建设了700平方米的天津援疆民族团结馆。2022年,在天津援疆前指的积极协调推动下,策勒县天津援疆民族团结馆荣获“和田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称号。
该馆目前以历史资料为依托,以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线,面向社会各族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这是天津援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成果,有形有感有展示,巩固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阵地,搭建了‘津和一家亲’交融平台,有力助推了和田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 天津援疆干部、策勒县策勒乡党委副书记回俊成说,接下来,我们将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通过不断开展文化旅游以及各种形式的交往交流活动,充分发挥好策勒县民族团结馆的平台载体作用,持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努力讲好津和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讲好和田民族团结故事,为和田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民族团结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新疆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石。建设团结和谐的美好新疆,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与行动。近年来,天津援疆始终紧扣凝聚人心这一根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挥天津在文化、教育、医疗、人才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推动津和两地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让津和两地民族团结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各族群众感情越走越亲近。

小康新区建新家
在策勒县县城以东14公里处,毗邻315国道,距离固拉合玛镇5公里处有一个环境优美、房屋一排排坐落的地方——策勒县小康新区管委会。
5年前,这里还仅仅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所有农户都是从策勒县六乡两镇搬迁过来的,每户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人均3亩地。农户没有钱,种地投入资金少,自然年底收入也低。
2020年-2021年,天津先后投资600万元和300万元启动策勒县易地搬迁试验区后续产业发展建设项目,此项目对农户种地浇水的电费、化肥、农药、滴灌带等等进行补助,农户不用在种地上投入一分钱,年底收入明显增加。一是促进当地红枣、饲草料地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推动产业兴旺,带动搬迁户就近就地就业。二是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该项目的实施,从搬迁户出发,针对贫困农民缺资金、少技术、市场经济转变观念等原因,使他们靠援疆项目发挥自我创造力,变“输血式”为“造血式”。
2021年9月,投资395万启动策勒县小康新区养殖基地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有效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现在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学到了专业的养殖技术。”“生活很方便。”谈及现状,小康新区的居民纷纷称赞。
2022年1月,天津又投资 300万元建设策勒县小康新区中华文化街。如今,这片占地面积1.7万亩的小康新区,建有易地扶贫搬迁住房821套,涉及搬迁贫困户821户3147人。其中,居民区占地1500亩,新建村委会办公楼、小学、幼儿园、卫生室、警务室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产业人均3亩红枣林地、新建10322平方米养殖小区。
依托乡村振兴,今年,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争取援疆资金400余万元,彻底改善巴什玉吉买村委会现状,重点优化综合服务场所,建成集一站式服务大厅、党群活动中心、村民教育基地为一体的1500 平方米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并完善配套相关设施,极大的优化基层阵地功能。结合办公大楼建设,完善现有党员之家活动室功能,增添必要文娱设施,真正让党员之家成为党员活动根据地,全力打造先进、完善的“党员之家”。

短短几年间,村里变了样: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各地游客,完善的产业链让村民不出村就能赚到钱……如今,腰包鼓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昆仑山下,塔河两岸,岁岁年年气象新。

【“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昆仑山下连理枝——巴什玉吉买村种出“团结果”

“难以想象这是南疆偏远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这是记者到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乡巴什玉吉买村采访拍摄时发出的感叹。

巴什玉吉买村,这个沙漠边缘的贫困村,2019年顺利出列;2021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14000余元,超过一半的农户买了小汽车;2022年预计人均纯收入达到18618元,兑现脱贫奔小康的庄严承诺。

民居改善引游客
走进巴什玉吉买村,眼前一派生机勃勃。托帕路上车来车往,两侧的民居整齐划一,庭院干净整洁,院内种植的花果繁茂,飘来阵阵果香。沿途,汽车修理(洗车)厂、红酒加工厂、民族团结馆等一应俱全。巴什玉吉买村俨然已成为托帕路最亮眼的村庄,成功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旅游。
“托帕路是巴什玉吉买村的门面,但两年前这里并非如此。”天津援疆干部、策勒县策勒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常威清楚地记得,以前的托帕路很窄,周边没有绿化,两侧临街的46户村民庭院十分破旧,有着各式各样的门面。

为了推动巴什玉吉买村旅游业发展,天津援疆项目出资250余万元开展巴什玉吉买村旅游线路托帕路两侧民居景观形象完善,完成旅游线路两侧民居及门前中华文化、民族特色景观和形象打造完善,同步完成托帕路沿街民居及其他基础设施完善,间接拉动了巴什玉吉买村民的收入水平。

“如何让巴什玉吉买村从脱贫到富裕?”
这是天津援疆干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汽车已成为巴什玉吉买村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在充分调研的前提下,为推动巴什玉吉买村村民就业及增收,依托托帕路重要交通地位,天津市津南区投资开展巴什玉吉买村汽车修理(洗车)厂建设,厂区建筑面积350平方米,硬化面积230平方米,绿化面积达40平方米,各类设备设施齐全,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修理厂,让巴什玉吉买村有了自己的汽车修理厂和洗车厂,在方便村民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村民就业增收。

拓展销路飘酒香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石榴是各民族大团结的象征,也是和田地区策勒县的特产,更是巴什玉吉买村的支柱产业。
据记载,石榴自西域传至新疆,策勒是西域石榴的最早种植产地,相传已有2000年以上的栽培历史。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形成了石榴种群,策勒也成了一处天然的石榴种质资源库。2014年,策勒石榴入选北京APEC会议餐桌。
“我家种了9亩石榴,以前每年收获时节都为销路发愁,如今石榴不愁卖了,收入更加稳定了,我打心眼里感谢你们。”村民如则托合提握着天津援疆干部的手激动地说。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色。
卖石榴——曾经是巴什玉吉买村石榴果农唯一的销售渠道。为了增加石榴等农产品附加值,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壮大村集体收入,天津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通过招商引资,投资100万元,在巴什玉吉买村托帕路建成策勒县和滇红酒业有限公司,将石榴、葡萄、杏子及桑葚等本地大量种植的水果深加工,生产成各类果酒。
“目前产品已在北京、天津免费进入大型超市,产品质量、口感等深受当地市民认可,年销售量逐渐扩大,前景非常乐观。”天津援疆干部、策勒县发改委副主任武文刚介绍说,依托周边万亩石榴基地,和滇红酒业有限公司对石榴进行深加工,生产销售石榴酒、蒸馏酒,现年产石榴红酒300吨,蒸馏酒50吨,解决就业10人,每月工资2000元,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并进一步完善了石榴产业链条。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再也不用赶着羊漫山遍野的放牧,也不用远离亲人到外地打工了。”海尔妮莎汗·艾提说起现在的生活十分欣慰,“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现在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我的孩子不仅能免费读书,还能领到助学金,我们家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海尔妮莎汗·艾提是巴什玉吉买村的村民,家里有3口人,独生女儿在新疆医科大学读书。几年前,海尔妮莎汗·艾提一家还在因为生活上的困难和孩子的学费问题头疼,如今之前的压力全部转化成了动力,“感谢天津援疆企业把石榴酒厂开到了家门口,我要更加努力工作,争取过上更优质的生活。”

宣传教育结硕果
在天津援疆工作的全力支持下,2017年,巴什玉吉买村被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自治区文明村镇,2019年被和田地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八星级”党支部,2020年村团支部荣获自治区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2020年被中央文明办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2020年因脱贫攻坚工作成果显著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党的政策,亚克西!” 巴什玉吉买村党支部书记麦麦提热伊木·买买提明站在一幢红顶黄墙的建筑前说道,“通过身边人、身边事引导大家摆脱‘等靠要’思想,用榜样力量教育激励大家。”

麦麦提热伊木·买买提明所说的正是他身后的“策勒县天津援疆民族团结馆”。
为了在文化阵地建设、交往交流交融、结亲帮扶等方面发挥优势,2021年,天津援疆资金投资600万元资金,在巴什玉吉买村建设了700平方米的天津援疆民族团结馆。2022年,在天津援疆前指的积极协调推动下,策勒县天津援疆民族团结馆荣获“和田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称号。
该馆目前以历史资料为依托,以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线,面向社会各族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这是天津援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成果,有形有感有展示,巩固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阵地,搭建了‘津和一家亲’交融平台,有力助推了和田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 天津援疆干部、策勒县策勒乡党委副书记回俊成说,接下来,我们将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通过不断开展文化旅游以及各种形式的交往交流活动,充分发挥好策勒县民族团结馆的平台载体作用,持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努力讲好津和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讲好和田民族团结故事,为和田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民族团结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新疆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石。建设团结和谐的美好新疆,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与行动。近年来,天津援疆始终紧扣凝聚人心这一根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挥天津在文化、教育、医疗、人才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推动津和两地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让津和两地民族团结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各族群众感情越走越亲近。

小康新区建新家
在策勒县县城以东14公里处,毗邻315国道,距离固拉合玛镇5公里处有一个环境优美、房屋一排排坐落的地方——策勒县小康新区管委会。
5年前,这里还仅仅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所有农户都是从策勒县六乡两镇搬迁过来的,每户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人均3亩地。农户没有钱,种地投入资金少,自然年底收入也低。

2020年-2021年,天津先后投资600万元和300万元启动策勒县易地搬迁试验区后续产业发展建设项目,此项目对农户种地浇水的电费、化肥、农药、滴灌带等等进行补助,农户不用在种地上投入一分钱,年底收入明显增加。一是促进当地红枣、饲草料地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推动产业兴旺,带动搬迁户就近就地就业。二是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该项目的实施,从搬迁户出发,针对贫困农民缺资金、少技术、市场经济转变观念等原因,使他们靠援疆项目发挥自我创造力,变“输血式”为“造血式”。

2021年9月,投资395万启动策勒县小康新区养殖基地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有效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现在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学到了专业的养殖技术。”“生活很方便。”谈及现状,小康新区的居民纷纷称赞。

2022年1月,天津又投资 300万元建设策勒县小康新区中华文化街。如今,这片占地面积1.7万亩的小康新区,建有易地扶贫搬迁住房821套,涉及搬迁贫困户821户3147人。其中,居民区占地1500亩,新建村委会办公楼、小学、幼儿园、卫生室、警务室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产业人均3亩红枣林地、新建10322平方米养殖小区。

依托乡村振兴,今年,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争取援疆资金400余万元,彻底改善巴什玉吉买村委会现状,重点优化综合服务场所,建成集一站式服务大厅、党群活动中心、村民教育基地为一体的1500 平方米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并完善配套相关设施,极大的优化基层阵地功能。结合办公大楼建设,完善现有党员之家活动室功能,增添必要文娱设施,真正让党员之家成为党员活动根据地,全力打造先进、完善的“党员之家”。

短短几年间,村里变了样: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各地游客,完善的产业链让村民不出村就能赚到钱……如今,腰包鼓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昆仑山下,塔河两岸,岁岁年年气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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