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红绿青黄”六大茶类,孰先孰后。
绿茶
绿茶是我国最早创制的茶类,自茶叶正式作为饮料后,其基本加工方法就已形成。当时加工方法较为简单,通常是把野生茶树上的芽叶采回后,稍微轻揉,晒干后即为饮用。
真正意义上的绿茶加工是从公元8世纪发明蒸青绿茶制法开始。唐时开始出现“蒸青团茶”的制法。到了宋代,蒸青团茶又发展为蒸青散茶。元代时,蒸青散茶制法更为精细,在加工过程中,通常按芽叶老嫩分别进行制作。
绿茶炒青制法的精细工艺是在明代形成的。关于炒青绿茶制作方法,虽有唐代“旋摘旋炒”的记载,但炒青绿茶的制法起源于12世纪末叶,在明代形成。利用干热来发挥茶叶的香味,从此绿茶品质有了更大提高。精细的炒青工艺在明代顾元庆《茶谱》、许次纾《茶疏》中都有评述。这种炒青加工工艺,一直沿袭至今。
二、黄茶
现行黄茶的全套生产工艺,约于公元1570年前后形成。
关于黄茶起源,据史料推测,它在公元七世纪就已有生产了。但当时黄茶不同于现在我们说的黄茶,它是由一种自然发黄的黄芽茶树品种的芽叶制成的。如在唐朝享有盛名的安徽寿州黄茶和作为贡茶的四川蒙顶黄芽,都因芽叶自然发黄而得名。
而现在所说的黄茶类,是指经过改进,在绿茶制作程序中加入“闷黄”工艺逐渐演变而来的。在绿茶炒青制造实践中,鲜叶杀青后若不及时揉捻,或揉捻后不及时烘干或炒干,堆积过久,都会变黄;炒青杀青温度低,蒸青杀青时间过长,也都会发黄。所以在炒制绿茶的实践中,就会有意或许无意地发明出∫黄茶类茶。这一全套生产工艺,是在公元1570年前后形成的。如黄茶类中产量最高的条形黄茶之一黄大茶,即创制于明代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距今己有四百多年历史。
三、黑茶
黑茶当是在明末清初开始制造的,比黄茶为迟。
“黑茶”两字在宋神宗熙宁年代(公元1068—1077年)就出现了,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御史陈讲奏疏:“以商茶低伪,征悉黑茶……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明会典》亦有载:“穆宗朱载垕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令买茶中马事宜……收买真细好茶,勿分黑黄正附,一例蒸晒………运至汉中府辨验真假黑黄斤篦。”16世纪以前的这些记载中的“黑茶”是指由绿毛茶经过加工作色得来的。
湖南黑茶产地始于安化,安化黑毛茶创制于公元16世纪末期,制造上经杀青、揉捻后再渥堆,而后再烘干;云南普洱熟茶,要经过杀青、揉捻、晒干制成晒干毛茶,而后再经适度潮水渥堆、晒干等工艺程序,加工技术已经相当复杂,当于黄茶之后。
四、红茶
首先创制的是小种红茶,由炒青发展而来。日晒代替杀青,当是在炒青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揉捻后发现叶色变红更快,于是逐渐认识了变色的规律。后在揉捻结束堆放片刻,使其发红更明显,质的变化更大,而后炒和烘,则色香味完全改变。工夫红茶是在小种红茶基础上演变而来,清朝董天工《武夷山志》(公元1751年)载有小种和工夫的茶名。小种红茶是鲜叶加工复杂,毛茶加工简单;工夫红茶则相反,简化鲜叶加工,毛茶加工大下工夫,所以叫工夫红茶。
五、白茶
“白茶”一词,有多重含义。现在我们所说白茶一般是指微发酵茶,以“委凋”和“干燥”两道工序为加工工艺,不揉不炒,成茶外表满披白毫呈白也,约起源于明代中期,清嘉庆年间(1792—1821年)开始其工艺不断发展,咸丰年间(1851—1861年)得以正式形成。
菇来子安在公元1064年前后所著的《东溪试茶录》中记述,白茶宋代已有,但是当时白茶是指由一种叫白茶茶树品种制成的白茶,其制法与绿茶制法大体相同,并蒸压成团茶。直到明代,以“日晒”为主的白茶制作方法开始出现。明代田艺蘅所著《煮泉小品》(公元1554年)中有载:“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这就类似于现代白茶的加工工艺中“萎凋”和“干燥”两道工序。
据《福建地方志》和茶叶专家张天福《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中记载,白茶早先由福鼎创制于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是以“福鼎菜茶”的壮芽为原料,制成银针,但芽头瘦小白毫不显。约在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福鼎选育出大白茶茶树良种后,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开始以大白茶芽制银针,称白毫银针。白牡丹继白毫银针之后,最早创制于建阳水吉,后传入政和、福鼎。公元1922年,政和开始创制白牡丹。
而陈椽在《茶业通史》根据相关史料认为,白茶是在19世纪50——60年代创制的。
六、青茶
青茶种类很多,制法繁简差异很大,故关于青茶的起源,学术界尚有争议。程启坤等(2004年)认为,武夷茶的加工工艺,在《王草堂茶说》中有详细的记载:“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武夷炒焙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此著作成书于清代前期(注:确切年代不可考,一般认为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因此武夷茶这种独特工艺的形成,在此时间之前。茶学专家陈椽有考,安溪青茶是福建安溪劳动人民在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创制的,乌龙青茶是在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开始生产的。
青茶制法是从绿茶结合红茶发展而来,先日光萎凋而后炒青、揉捻及烘干。当时工夫红茶品质下降,绿茶遭到印度红茶冲击,销路都不好,影响人民的生活,这就推动了制茶技术的革新,青茶随之出现。
炒青绿茶、黑茶、黄茶、白茶、红茶以及青茶,基本都是在明清两代创造、发展起来的。六大茶类,制法和品质虽各有不同,但是彼此有联系,从量变到质变,不会一蹴而就。从炒青绿茶发展到各色茶类的时间上的顺序如何,也未看到确切记述。陈椽《茶叶分类的理论与实际》认为:明朝创制炒青绿茶、黄茶、黑茶、红茶,清朝公元创制白茶、青茶。
综上所述,六大茶类出现顺序当为:绿→黄→黑→红→白一青。
参考资料:
茶业通史.陈椽.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茶叶分类的理论与实际.陈椽.《茶业通报》,1979年第Z1期.
制茶学.安徽农学院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年
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张天福.《茶业通讯》,1963年第1期.
中华茶史.夏涛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略谈我国茶类生产的发展.史念书.《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我国茶类发展与饮茶方式演变.赵和涛,《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
中国茶叶种类及加工方法的形成与演变.王润贤等.《农业考古》,2011年第2期.
绿茶
绿茶是我国最早创制的茶类,自茶叶正式作为饮料后,其基本加工方法就已形成。当时加工方法较为简单,通常是把野生茶树上的芽叶采回后,稍微轻揉,晒干后即为饮用。
真正意义上的绿茶加工是从公元8世纪发明蒸青绿茶制法开始。唐时开始出现“蒸青团茶”的制法。到了宋代,蒸青团茶又发展为蒸青散茶。元代时,蒸青散茶制法更为精细,在加工过程中,通常按芽叶老嫩分别进行制作。
绿茶炒青制法的精细工艺是在明代形成的。关于炒青绿茶制作方法,虽有唐代“旋摘旋炒”的记载,但炒青绿茶的制法起源于12世纪末叶,在明代形成。利用干热来发挥茶叶的香味,从此绿茶品质有了更大提高。精细的炒青工艺在明代顾元庆《茶谱》、许次纾《茶疏》中都有评述。这种炒青加工工艺,一直沿袭至今。
二、黄茶
现行黄茶的全套生产工艺,约于公元1570年前后形成。
关于黄茶起源,据史料推测,它在公元七世纪就已有生产了。但当时黄茶不同于现在我们说的黄茶,它是由一种自然发黄的黄芽茶树品种的芽叶制成的。如在唐朝享有盛名的安徽寿州黄茶和作为贡茶的四川蒙顶黄芽,都因芽叶自然发黄而得名。
而现在所说的黄茶类,是指经过改进,在绿茶制作程序中加入“闷黄”工艺逐渐演变而来的。在绿茶炒青制造实践中,鲜叶杀青后若不及时揉捻,或揉捻后不及时烘干或炒干,堆积过久,都会变黄;炒青杀青温度低,蒸青杀青时间过长,也都会发黄。所以在炒制绿茶的实践中,就会有意或许无意地发明出∫黄茶类茶。这一全套生产工艺,是在公元1570年前后形成的。如黄茶类中产量最高的条形黄茶之一黄大茶,即创制于明代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距今己有四百多年历史。
三、黑茶
黑茶当是在明末清初开始制造的,比黄茶为迟。
“黑茶”两字在宋神宗熙宁年代(公元1068—1077年)就出现了,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御史陈讲奏疏:“以商茶低伪,征悉黑茶……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明会典》亦有载:“穆宗朱载垕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令买茶中马事宜……收买真细好茶,勿分黑黄正附,一例蒸晒………运至汉中府辨验真假黑黄斤篦。”16世纪以前的这些记载中的“黑茶”是指由绿毛茶经过加工作色得来的。
湖南黑茶产地始于安化,安化黑毛茶创制于公元16世纪末期,制造上经杀青、揉捻后再渥堆,而后再烘干;云南普洱熟茶,要经过杀青、揉捻、晒干制成晒干毛茶,而后再经适度潮水渥堆、晒干等工艺程序,加工技术已经相当复杂,当于黄茶之后。
四、红茶
首先创制的是小种红茶,由炒青发展而来。日晒代替杀青,当是在炒青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揉捻后发现叶色变红更快,于是逐渐认识了变色的规律。后在揉捻结束堆放片刻,使其发红更明显,质的变化更大,而后炒和烘,则色香味完全改变。工夫红茶是在小种红茶基础上演变而来,清朝董天工《武夷山志》(公元1751年)载有小种和工夫的茶名。小种红茶是鲜叶加工复杂,毛茶加工简单;工夫红茶则相反,简化鲜叶加工,毛茶加工大下工夫,所以叫工夫红茶。
五、白茶
“白茶”一词,有多重含义。现在我们所说白茶一般是指微发酵茶,以“委凋”和“干燥”两道工序为加工工艺,不揉不炒,成茶外表满披白毫呈白也,约起源于明代中期,清嘉庆年间(1792—1821年)开始其工艺不断发展,咸丰年间(1851—1861年)得以正式形成。
菇来子安在公元1064年前后所著的《东溪试茶录》中记述,白茶宋代已有,但是当时白茶是指由一种叫白茶茶树品种制成的白茶,其制法与绿茶制法大体相同,并蒸压成团茶。直到明代,以“日晒”为主的白茶制作方法开始出现。明代田艺蘅所著《煮泉小品》(公元1554年)中有载:“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这就类似于现代白茶的加工工艺中“萎凋”和“干燥”两道工序。
据《福建地方志》和茶叶专家张天福《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中记载,白茶早先由福鼎创制于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是以“福鼎菜茶”的壮芽为原料,制成银针,但芽头瘦小白毫不显。约在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福鼎选育出大白茶茶树良种后,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开始以大白茶芽制银针,称白毫银针。白牡丹继白毫银针之后,最早创制于建阳水吉,后传入政和、福鼎。公元1922年,政和开始创制白牡丹。
而陈椽在《茶业通史》根据相关史料认为,白茶是在19世纪50——60年代创制的。
六、青茶
青茶种类很多,制法繁简差异很大,故关于青茶的起源,学术界尚有争议。程启坤等(2004年)认为,武夷茶的加工工艺,在《王草堂茶说》中有详细的记载:“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武夷炒焙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此著作成书于清代前期(注:确切年代不可考,一般认为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因此武夷茶这种独特工艺的形成,在此时间之前。茶学专家陈椽有考,安溪青茶是福建安溪劳动人民在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创制的,乌龙青茶是在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开始生产的。
青茶制法是从绿茶结合红茶发展而来,先日光萎凋而后炒青、揉捻及烘干。当时工夫红茶品质下降,绿茶遭到印度红茶冲击,销路都不好,影响人民的生活,这就推动了制茶技术的革新,青茶随之出现。
炒青绿茶、黑茶、黄茶、白茶、红茶以及青茶,基本都是在明清两代创造、发展起来的。六大茶类,制法和品质虽各有不同,但是彼此有联系,从量变到质变,不会一蹴而就。从炒青绿茶发展到各色茶类的时间上的顺序如何,也未看到确切记述。陈椽《茶叶分类的理论与实际》认为:明朝创制炒青绿茶、黄茶、黑茶、红茶,清朝公元创制白茶、青茶。
综上所述,六大茶类出现顺序当为:绿→黄→黑→红→白一青。
参考资料:
茶业通史.陈椽.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茶叶分类的理论与实际.陈椽.《茶业通报》,1979年第Z1期.
制茶学.安徽农学院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年
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张天福.《茶业通讯》,1963年第1期.
中华茶史.夏涛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略谈我国茶类生产的发展.史念书.《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我国茶类发展与饮茶方式演变.赵和涛,《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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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意[超话]#
然上三谛体虽不二，举一即三，终带名言，犹存历别，未及一心之源，难契圆融之旨；必若离即离非，是即非即，则藏心妙性彻底穷源，绝诸对待；良以双离则双泯，双是则双存；存则三谛灵然，泯则一心无寄；寂照同时，存泯无碍，唯在忘言者可以神会、绝虑者可以心通，可谓妙契寰中、泯同法界矣！圆融圆融，深思深思，历然不昧；故佛开示已毕，乃总告之曰：上来所说藏性之理如此深妙，如何汝等以所知心而能测度、世间语言而能入哉？且此妙理人人本具，然虽本具隐而未现；譬如琴瑟虽有妙音，非妙指不能发；众生虽具妙心，非妙观不能显。且如我今证此真心，安住大定，圆照法界，凡有动作皆是大用现前；汝等迷之，举措云为皆是尘劳业用；故曰：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此无他故，盖由不肯勤求，得少为足耳！当机遂请何因有妄？要显妄元无因，使悟妄不离真，亦似头非外得。然此天然妙性不假修成，但能一念回光，方悟神珠本有，故随结责戏论，切劝修持；乃曰：汝虽忆持十二部经，不如一日修无漏业，如何自欺尚留观听而不修之？是以阿难闻说，疑惑消除，心悟实相，遂乃请入华屋，摄伏攀缘，冀得陀罗、入佛知见等。由是观之，大概一往开示藏性，岂非欲令先悟一心，依之建立三观妙行，然后行成解绝，顿证一心者乎？——节选自憨山大师《楞严经悬镜》
4.交光大师
圆彰三藏以劝修。由前次第三藏急于破迷成悟。故俱就众生迷境显示。未暇普收圣凡染净二缘。十界一如无二。以毕彰藏心全体大用。今既粗细二惑次第破尽。妙明披露。道眼近圆。理宜罄竭诸佛之灵府。而彻底显示。故此统会毕彰。用显圆融三藏也。——节选自交光大师《楞严经正脉疏卷十八》
巳二依本来心圆彰藏性。圆彰者。不惟以一心而圆具三藏。且于每一藏中即圆具十法界。如非则十界俱非。即则十界俱即。融则十界俱融也。......离即离非。是即非即。
此中浑含世出世间。一切融会。离即离非。双遮前之二藏。以显此之一心圆神不滞之体。固不定属于即。亦不定属于非。故曰离即离非也。下句非即二字。本是非二字。而翻说非即耳。文之巧也。是即是非者。双照前之二藏。以显此之一心随宜自在之用。全非而即。全即而非。所谓能即能非也。故曰是即非即。大约对万法而独显心。是圆融极至耳。所以直指人心者。有曰。若要直捷会。一切总不是。若要委悉会。一切无不是。而法界观。立非异即非一。非一即非异。义允合也。旧注引净明遣尽之说。方是空藏中一切皆非意耳。管见非之。当矣。夫显心之谈。妙极于此。问答原意。宜此重伸。良以义广言长。忘其最初本意。则始终语脉不可通矣。原夫佛酬阿难妙定之请。舍置权小所修。示以诸佛本定。然斯定所以迥异者。以是全彰自性本妙圆定。释者不可多用修意。以仍滥于常途也。况此奢摩他中。纯谈本定。曲显性真。而说修之意绝少。从初三卷直指藏心本定之体。显次第空藏也。而大众各各自知心遍十方。常住不灭。斯则顿意成矣。而圆意犹未彰也。问。七大何说圆融。答。彼约周遍说也。复次满慈顿兴二难。为后二藏之发起。于是答万法云何生续。则略彰藏心随染缘之用。显次第不空藏也。斯则体用略备。圆意已露。而犹未具彰也。复答五大不合相容。且示性相二无碍理。显次第空不空藏也。斯则且彰无碍。释彼有碍之疑而已。至于即性之相。无量不思议业用。即相之性。混融不思议妙体。未极显也。更因当机之伏疑。而与之备谈染缘净缘。四义四相。则一切圆用方以尽彰。又与开二合二。双拂双融而三一妙体方以极显。然用须证而后发。故略带修成。体则本来现成。故仍彰不变。纵因修显。亦非修生。所谓是了因之所了。非生因之所生矣。是则后之圆融三藏。收前次第三藏。而自心本具圆定。方以极显而无以复加矣。阅斯文者。幸加意焉。极显圆融已竟。——节选自交光大师《楞严经正脉疏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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槁木死灰
宋儒谓“释氏只要心如槁木死灰”，遂斥为“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此讹也。为此说者，盖未曾博览佛经，止见小乘枯定，未见大乘定慧双修中道第一义谛。止见空如来藏，未见不空如来藏。又何况中道不居，空不空如来藏耶？彼以为槁木，吾以为万树方春。彼以为死灰，吾以为太阳当午。识者自应平心等量，勿以先入之言为主，而被宋儒误却大事。——节选自莲池大师《正讹集
然上三谛体虽不二，举一即三，终带名言，犹存历别，未及一心之源，难契圆融之旨；必若离即离非，是即非即，则藏心妙性彻底穷源，绝诸对待；良以双离则双泯，双是则双存；存则三谛灵然，泯则一心无寄；寂照同时，存泯无碍，唯在忘言者可以神会、绝虑者可以心通，可谓妙契寰中、泯同法界矣！圆融圆融，深思深思，历然不昧；故佛开示已毕，乃总告之曰：上来所说藏性之理如此深妙，如何汝等以所知心而能测度、世间语言而能入哉？且此妙理人人本具，然虽本具隐而未现；譬如琴瑟虽有妙音，非妙指不能发；众生虽具妙心，非妙观不能显。且如我今证此真心，安住大定，圆照法界，凡有动作皆是大用现前；汝等迷之，举措云为皆是尘劳业用；故曰：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此无他故，盖由不肯勤求，得少为足耳！当机遂请何因有妄？要显妄元无因，使悟妄不离真，亦似头非外得。然此天然妙性不假修成，但能一念回光，方悟神珠本有，故随结责戏论，切劝修持；乃曰：汝虽忆持十二部经，不如一日修无漏业，如何自欺尚留观听而不修之？是以阿难闻说，疑惑消除，心悟实相，遂乃请入华屋，摄伏攀缘，冀得陀罗、入佛知见等。由是观之，大概一往开示藏性，岂非欲令先悟一心，依之建立三观妙行，然后行成解绝，顿证一心者乎？——节选自憨山大师《楞严经悬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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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彰三藏以劝修。由前次第三藏急于破迷成悟。故俱就众生迷境显示。未暇普收圣凡染净二缘。十界一如无二。以毕彰藏心全体大用。今既粗细二惑次第破尽。妙明披露。道眼近圆。理宜罄竭诸佛之灵府。而彻底显示。故此统会毕彰。用显圆融三藏也。——节选自交光大师《楞严经正脉疏卷十八》
巳二依本来心圆彰藏性。圆彰者。不惟以一心而圆具三藏。且于每一藏中即圆具十法界。如非则十界俱非。即则十界俱即。融则十界俱融也。......离即离非。是即非即。
此中浑含世出世间。一切融会。离即离非。双遮前之二藏。以显此之一心圆神不滞之体。固不定属于即。亦不定属于非。故曰离即离非也。下句非即二字。本是非二字。而翻说非即耳。文之巧也。是即是非者。双照前之二藏。以显此之一心随宜自在之用。全非而即。全即而非。所谓能即能非也。故曰是即非即。大约对万法而独显心。是圆融极至耳。所以直指人心者。有曰。若要直捷会。一切总不是。若要委悉会。一切无不是。而法界观。立非异即非一。非一即非异。义允合也。旧注引净明遣尽之说。方是空藏中一切皆非意耳。管见非之。当矣。夫显心之谈。妙极于此。问答原意。宜此重伸。良以义广言长。忘其最初本意。则始终语脉不可通矣。原夫佛酬阿难妙定之请。舍置权小所修。示以诸佛本定。然斯定所以迥异者。以是全彰自性本妙圆定。释者不可多用修意。以仍滥于常途也。况此奢摩他中。纯谈本定。曲显性真。而说修之意绝少。从初三卷直指藏心本定之体。显次第空藏也。而大众各各自知心遍十方。常住不灭。斯则顿意成矣。而圆意犹未彰也。问。七大何说圆融。答。彼约周遍说也。复次满慈顿兴二难。为后二藏之发起。于是答万法云何生续。则略彰藏心随染缘之用。显次第不空藏也。斯则体用略备。圆意已露。而犹未具彰也。复答五大不合相容。且示性相二无碍理。显次第空不空藏也。斯则且彰无碍。释彼有碍之疑而已。至于即性之相。无量不思议业用。即相之性。混融不思议妙体。未极显也。更因当机之伏疑。而与之备谈染缘净缘。四义四相。则一切圆用方以尽彰。又与开二合二。双拂双融而三一妙体方以极显。然用须证而后发。故略带修成。体则本来现成。故仍彰不变。纵因修显。亦非修生。所谓是了因之所了。非生因之所生矣。是则后之圆融三藏。收前次第三藏。而自心本具圆定。方以极显而无以复加矣。阅斯文者。幸加意焉。极显圆融已竟。——节选自交光大师《楞严经正脉疏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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槁木死灰
宋儒谓“释氏只要心如槁木死灰”，遂斥为“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此讹也。为此说者，盖未曾博览佛经，止见小乘枯定，未见大乘定慧双修中道第一义谛。止见空如来藏，未见不空如来藏。又何况中道不居，空不空如来藏耶？彼以为槁木，吾以为万树方春。彼以为死灰，吾以为太阳当午。识者自应平心等量，勿以先入之言为主，而被宋儒误却大事。——节选自莲池大师《正讹集
作者：高建忠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编辑 / 赵馨 ⊙ 校对 / 段瑞
泻黄散治疗脾中伏火
泻黄散出自宋代医家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泻黄散，又名泻脾散，治脾热弄舌。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焙)。上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末，每服一钱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清汁，无时。”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尚有两处见到泻黄散，一处是“目内证”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另一处是“弄舌”下：“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冷药及下之，当少与泻黄散渐服之。”从原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泻黄散主治“脾热”。脾热的具体表现是小儿“弄舌”，尚有目内黄。
后世方书多谈脾虚、脾寒及脾湿者，极少谈脾热。只有在谈到泻黄散的主治时，才会提到一个似乎属于该方的一个专用名词：“伏火”，或称“脾中伏火”，或称“脾经伏火”，或称“脾胃伏火”。火或热，与伏火的区别在于：前者上达外散，后者郁伏不散。治疗上，前者清中需泻，后者清中需散。也许，泻黄散的主治由“脾热”演变成后世的“脾中伏火”，是后世医家为了解读方中防风、藿香的使用，以方测证的结果。那么，“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
《医方集解》指出，泻黄散“治脾胃伏火，口燥唇干，口疮口臭，烦渴易饥，热在肌肉。”从理论上讲，脾主肌肉、四肢，脾开窍于口，唇为脾之外候，脾恶湿，主运化水湿等。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应该多见于唇、口、肌肉、四肢之处的火热类病变，也可合有湿邪。从历代医家的记载来看，多见唇口干燥，唇红唇肿、唇疮脱屑、口疮龈肿、弄舌舌裂，以及好发于口、舌、唇、面、四肢之疮疹。
金元医家李东垣创立“阴火学说”。泻黄散所治之热自然不属于“阴火”范畴，但二者似乎有一共性，就是都属郁滞之火，用李东垣的话说是“热伏地中”，治疗都需要升散。
泻黄散中防风的作用
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 https://t.cn/RBS4O7q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编辑 / 赵馨 ⊙ 校对 / 段瑞
泻黄散治疗脾中伏火
泻黄散出自宋代医家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泻黄散，又名泻脾散，治脾热弄舌。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焙)。上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末，每服一钱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清汁，无时。”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尚有两处见到泻黄散，一处是“目内证”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另一处是“弄舌”下：“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冷药及下之，当少与泻黄散渐服之。”从原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泻黄散主治“脾热”。脾热的具体表现是小儿“弄舌”，尚有目内黄。
后世方书多谈脾虚、脾寒及脾湿者，极少谈脾热。只有在谈到泻黄散的主治时，才会提到一个似乎属于该方的一个专用名词：“伏火”，或称“脾中伏火”，或称“脾经伏火”，或称“脾胃伏火”。火或热，与伏火的区别在于：前者上达外散，后者郁伏不散。治疗上，前者清中需泻，后者清中需散。也许，泻黄散的主治由“脾热”演变成后世的“脾中伏火”，是后世医家为了解读方中防风、藿香的使用，以方测证的结果。那么，“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
《医方集解》指出，泻黄散“治脾胃伏火，口燥唇干，口疮口臭，烦渴易饥，热在肌肉。”从理论上讲，脾主肌肉、四肢，脾开窍于口，唇为脾之外候，脾恶湿，主运化水湿等。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应该多见于唇、口、肌肉、四肢之处的火热类病变，也可合有湿邪。从历代医家的记载来看，多见唇口干燥，唇红唇肿、唇疮脱屑、口疮龈肿、弄舌舌裂，以及好发于口、舌、唇、面、四肢之疮疹。
金元医家李东垣创立“阴火学说”。泻黄散所治之热自然不属于“阴火”范畴，但二者似乎有一共性，就是都属郁滞之火，用李东垣的话说是“热伏地中”，治疗都需要升散。
泻黄散中防风的作用
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 https://t.cn/RBS4O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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