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苏见信吐槽华语乐坛翻唱成风，不搞原创，背后却是原创者的无奈
《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苏见信和康姆士乐队合作演唱完《玫瑰窃贼》后，面对评委的毒舌点评，他反驳道，“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搞翻唱，你要叫我们怎么进步？我们的原创音乐在哪里？大家都是这么有能力的人，却都在带头，去到任何一档节目在改编，本来就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你还在怪人家抄袭、速成。”
苏见信的话，表面上是在反怼评委，实际上却是在揭露华语乐坛多年的顽疾，我们的音乐节目，无非就是变着花样地去翻唱现有作品。为何现在主动原创的音乐人，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原创需要实力，也需要时间，现在能够耐得住寂寞，沉下心做原创的歌手少之又少。
而另一重要原因是，对原创者著作权的保护不
足，原创者维权太过艰辛！民谣歌手李志，算是在国内音乐版权维权方面的老江湖了，但他的维权之路仍然举步维艰。
2017年由企鹅影视、哇唧唧哇等联合出品的音乐节目《明日之子》横空出世，第一季总播放量达到38亿次，可以说节目是火遍大江南北。主办方也趁热打铁，在年末又推出《明日之子》巡回演唱会。
但2018年1月20日，在河南洛阳的演唱会上，歌手毛不易未经授权翻唱了他的作品《关于郑州的记忆》。因与演出方协商不成，李志向杭州萧山法院起诉巡回演唱会的主办者哇唧唧哇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艺尚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和新志芊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要求三家公司：公开赔礼道歉；共同赔偿经济损失2000000、为制止侵权所发生的费用108580元，合计2108580元。
但最终，法院并不支持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三家公司赔偿李志10万元经济损失（包括为制止侵权发生的费用）便作罢，对于其他的诉求予以驳回。从2018年1月21日演出方出现侵权行为到2019年5月29日到法院做出判决，李志维权花费16个月的时间。而最终的结果，李志表示，自己雇佣律师、进行公证的费用便花费了108580元，相当于自己维权虽然成功，但却反而赔了8580元！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双方针对毛不易未经授权翻唱《关于郑州的记忆》纠纷尚未解决期间，2018年6月30日播出的第二季《明日之子》，又出现未经李志授权，翻唱其歌曲《天空之城》！
7月1日节目的工作人员才向李志发来邮件，并表示，因为之前没有李志团队的联系方式，所以无法提前授权，同时希望获得一系列的李志歌曲的授权。在毛不易翻唱《关于郑州的记忆》侵权纠纷尚在处理过程中，又再一次侵犯李志《天空之城》的著作权，同时这位翻唱《天空之城》的选手还是毛不易的师弟，此种情况下说没有李志的联系方式？节目组说法的真实性，留有各位自己判断!
这一次侵权事件，李志表示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并索赔300万元，不接受和解！但最终的判决是，法院不支持赔礼道歉的主张，节目组赔偿李志经济损失20万，维权费用55380元。本次维权从2018年6月30日侵权发生，到2019年1月2日维权成功，李志耗时6个月。
一、为何法院不支持赔礼道歉？
对于著作权侵权案件，并非所有案件，法院都会判决侵权人公开进行赔礼道歉，只有侵犯著作权人的人身权时，才会支持赔礼道歉的诉求。
因为作者对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
人身权包括：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财产权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在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中，赔礼道歉一般仅适用于著作人身权被侵害的情形。
上述两案中，巡回演出的演出方，在演唱会上使用李志的音乐作品《关于郑州的记忆》表演的行为，侵犯了李志对该作品享有的表演权。《明日之子》的综艺节目，则是侵犯了李志对音乐作品《天空之城》享有的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上述的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均属于著作财产权。
同时无论是在巡回演出中还是节目中，因选手均未对歌曲进行改编，也表明了原创者的姓名，因此没有侵犯作者的人身权，所以法院难以支持公开赔礼道歉的诉求。
二、赔偿金额的标准是什么？
对于作者因著作权遭受侵权，而主张侵权人支付赔偿数额的数额问题，《著作权法》规定，首先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确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酌定赔偿。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时，法官需综合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确定损失范围。
实践中，许多的维权案件，因为在证明自己的损失和对方获益情况存在很大困难，特别是一些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对方会很快删除相关侵权痕迹，而对方的获益情况，权利人也无法得知。最后只能由法官根据作品类型、作者知名度、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和合理使用费等情节自由裁量。
但往往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例如潇湘书院起诉小说阅读网站“十九楼”，最终法院支持的15000元，潇湘书院表示扣除合理费用后还不到实际损失的1%。再如李志起诉酷狗音乐侵权，耗时两年，最后的结果自己还亏了1616元。
正是因为音乐原创者维权的困难，大量音乐选秀节目可以通过很小的代价，甚至是零代价，肆无忌惮地让选手翻唱这些原创歌曲。《明日之子》擅自翻唱“关于郑州的记忆”、“天空之城”；《中国好声音》擅自翻唱“最好”、“浪里游”；《跨界歌王》擅自翻唱高晓松的“恋恋风尘”；《我是歌手》擅自翻唱茄子蛋乐队的“浪子回头”。
但是如此多的侵权事件，最后成功维权的寥寥无几；少数成功案例，也常常出现酌定赔偿数额，无法弥补损失。正因为维权无法让这些侵权人对法律感到敬畏，进而继续进行昨日重复的侵权行为。
这也就是为何国内的音乐节目，多数是在翻唱PK唱功而非原创性，因为原创的一首优质的歌曲付出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都太高。原创者因维权难，无法得到周全的法律保护，导致原创动力不足，所以最后形成华语乐坛翻唱成风，无人原创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
#祖占们维权有多难#
《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苏见信和康姆士乐队合作演唱完《玫瑰窃贼》后，面对评委的毒舌点评，他反驳道，“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搞翻唱，你要叫我们怎么进步？我们的原创音乐在哪里？大家都是这么有能力的人，却都在带头，去到任何一档节目在改编，本来就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你还在怪人家抄袭、速成。”
苏见信的话，表面上是在反怼评委，实际上却是在揭露华语乐坛多年的顽疾，我们的音乐节目，无非就是变着花样地去翻唱现有作品。为何现在主动原创的音乐人，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原创需要实力，也需要时间，现在能够耐得住寂寞，沉下心做原创的歌手少之又少。
而另一重要原因是，对原创者著作权的保护不
足，原创者维权太过艰辛！民谣歌手李志，算是在国内音乐版权维权方面的老江湖了，但他的维权之路仍然举步维艰。
2017年由企鹅影视、哇唧唧哇等联合出品的音乐节目《明日之子》横空出世，第一季总播放量达到38亿次，可以说节目是火遍大江南北。主办方也趁热打铁，在年末又推出《明日之子》巡回演唱会。
但2018年1月20日，在河南洛阳的演唱会上，歌手毛不易未经授权翻唱了他的作品《关于郑州的记忆》。因与演出方协商不成，李志向杭州萧山法院起诉巡回演唱会的主办者哇唧唧哇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艺尚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和新志芊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要求三家公司：公开赔礼道歉；共同赔偿经济损失2000000、为制止侵权所发生的费用108580元，合计2108580元。
但最终，法院并不支持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三家公司赔偿李志10万元经济损失（包括为制止侵权发生的费用）便作罢，对于其他的诉求予以驳回。从2018年1月21日演出方出现侵权行为到2019年5月29日到法院做出判决，李志维权花费16个月的时间。而最终的结果，李志表示，自己雇佣律师、进行公证的费用便花费了108580元，相当于自己维权虽然成功，但却反而赔了8580元！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双方针对毛不易未经授权翻唱《关于郑州的记忆》纠纷尚未解决期间，2018年6月30日播出的第二季《明日之子》，又出现未经李志授权，翻唱其歌曲《天空之城》！
7月1日节目的工作人员才向李志发来邮件，并表示，因为之前没有李志团队的联系方式，所以无法提前授权，同时希望获得一系列的李志歌曲的授权。在毛不易翻唱《关于郑州的记忆》侵权纠纷尚在处理过程中，又再一次侵犯李志《天空之城》的著作权，同时这位翻唱《天空之城》的选手还是毛不易的师弟，此种情况下说没有李志的联系方式？节目组说法的真实性，留有各位自己判断!
这一次侵权事件，李志表示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并索赔300万元，不接受和解！但最终的判决是，法院不支持赔礼道歉的主张，节目组赔偿李志经济损失20万，维权费用55380元。本次维权从2018年6月30日侵权发生，到2019年1月2日维权成功，李志耗时6个月。
一、为何法院不支持赔礼道歉？
对于著作权侵权案件，并非所有案件，法院都会判决侵权人公开进行赔礼道歉，只有侵犯著作权人的人身权时，才会支持赔礼道歉的诉求。
因为作者对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
人身权包括：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财产权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在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中，赔礼道歉一般仅适用于著作人身权被侵害的情形。
上述两案中，巡回演出的演出方，在演唱会上使用李志的音乐作品《关于郑州的记忆》表演的行为，侵犯了李志对该作品享有的表演权。《明日之子》的综艺节目，则是侵犯了李志对音乐作品《天空之城》享有的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上述的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均属于著作财产权。
同时无论是在巡回演出中还是节目中，因选手均未对歌曲进行改编，也表明了原创者的姓名，因此没有侵犯作者的人身权，所以法院难以支持公开赔礼道歉的诉求。
二、赔偿金额的标准是什么？
对于作者因著作权遭受侵权，而主张侵权人支付赔偿数额的数额问题，《著作权法》规定，首先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确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酌定赔偿。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时，法官需综合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确定损失范围。
实践中，许多的维权案件，因为在证明自己的损失和对方获益情况存在很大困难，特别是一些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对方会很快删除相关侵权痕迹，而对方的获益情况，权利人也无法得知。最后只能由法官根据作品类型、作者知名度、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和合理使用费等情节自由裁量。
但往往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例如潇湘书院起诉小说阅读网站“十九楼”，最终法院支持的15000元，潇湘书院表示扣除合理费用后还不到实际损失的1%。再如李志起诉酷狗音乐侵权，耗时两年，最后的结果自己还亏了1616元。
正是因为音乐原创者维权的困难，大量音乐选秀节目可以通过很小的代价，甚至是零代价，肆无忌惮地让选手翻唱这些原创歌曲。《明日之子》擅自翻唱“关于郑州的记忆”、“天空之城”；《中国好声音》擅自翻唱“最好”、“浪里游”；《跨界歌王》擅自翻唱高晓松的“恋恋风尘”；《我是歌手》擅自翻唱茄子蛋乐队的“浪子回头”。
但是如此多的侵权事件，最后成功维权的寥寥无几；少数成功案例，也常常出现酌定赔偿数额，无法弥补损失。正因为维权无法让这些侵权人对法律感到敬畏，进而继续进行昨日重复的侵权行为。
这也就是为何国内的音乐节目，多数是在翻唱PK唱功而非原创性，因为原创的一首优质的歌曲付出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都太高。原创者因维权难，无法得到周全的法律保护，导致原创动力不足，所以最后形成华语乐坛翻唱成风，无人原创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
#祖占们维权有多难#
#关注2022全国两会# 【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建议直播按内容进行分类监管#，#建议直播打赏可设三天冷静期#】近年来，网络直播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网络直播行业的一些乱象也不能忽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主任肖胜方提出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网络秀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的建议》。他建议，应进行网络直播的顶层设计，按直播内容进行分类监管。对部分八卦新闻网络直播、“纯颜值”直播和非专业“舞蹈”直播等，强制实施打赏冷静期制度，即打赏者在三天内可以无理由撤回打赏。对于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的直播，应当封禁，并追究直播平台和主播的法律责任。
网络直播行业缺乏主动进行自检自净的动力
肖胜方认为，网络秀场直播在给老百姓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发展乱象。如“打赏”行为来钱太快太多，使得众多年轻人对直播行业趋之若鹜，整个行业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有价值内容输出，而转向形成以噱头、猎奇为主导的不良风气。若这种不良导向持续发展，有可能导致行业萎缩乃至消亡。
同时，现阶段被寄予厚望的“未成年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未成年人容易利用直播平台的各种漏洞，绕过未成年人模式的制约，观看大量只适合成年人的网络秀场直播，部分直播平台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放任这种情况的发生，甚至协助未成年人逃避监管部门的监管。
此外，成年人因盲目打赏，造成倾家荡产的悲剧也屡见不鲜，沉迷于网络秀场直播，致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更不胜枚举。
综上，肖胜方认为网络秀场直播行业已经到了必须整治的程度，进一步加强网络秀场直播行业的监管和服务已势在必行。
肖胜方发现，网络直播的监管部门虽然众多，但从国家层面分析，国家仍缺乏对各部门的行政资源、信息、标准、责任、义务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各部门之间缺乏相应的信息资源共享与协调沟通机制。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各监管部门“各自为战”，在各自的职权内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监督和管理，看似广泛全面，但实际上标准不一，难以真正从源头上打击直播乱象的滋生土壤，无法做到对直播行业进行广泛、长久的监管。而直播平台作为商业主体，其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平台签约主播的打赏收入分成，基于对顶流主播出走的担忧，直播平台往往对其主播内容的审核相对宽松，对于一些“擦边球”违规内容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肖胜方认为，有必要进行相应制度设计，对直播平台的行为进行刚性约束，以调动其进行行业自检自净的积极性。
对三种类型的网络秀场直播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
肖胜方建议，进行网络直播的顶层设计，根据直播内容进行分类管理，制定具体的网络秀场直播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办法。
在直播内容监管上，肖胜方认为应将网络秀场直播划分成三种类型，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
一类直播内容覆盖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直播者往往是某项领域的专家，以输出内容的优质性来吸引受众。肖胜方表示，如果主播要申请这类直播，应当提供相应资质证书、实绩证明等以供平台工作人员审核，并报监管部门备案，具体的判断标准可以由有关监管部门另行制定。
二类直播则是“没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内容但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政策内容的直播”。肖胜方举例，这类直播包括并无“营养成分”的八卦新闻网络直播、并不具有专业技能的“纯颜值”直播、未接受过任何专业舞蹈训练却进行“舞蹈”直播等。
肖胜方认为，一类直播和二类直播的管理差异在于直播打赏限制，应从法律层面建立“二类直播打赏强制冷静期”制度，即打赏者在三天内可以无理由撤回打赏，此制度可以促进网络直播者将精力花在直播内容上，减少庸俗、无聊直播产品的产生；同时，可以减少打赏者冲动之下的盲目打赏。为防止打赏者滥用强制冷静期制度，保障直播者的正当权益，有必要对强制冷静期制度作出一定约束，如打赏者在一定期限内，累计三次对同一直播者在冷静期内撤回打赏，可以视为恶意，对其从第四次开始的打赏不予撤回。
而三类直播的认定标准是“不但毫无价值，而且违背了法律法规规定，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原则的直播”，肖胜方认为应当封禁，并追究有关平台和主播的法律责任。
建议组建“网络直播监管平台”
肖胜方建议，成立互联网协会网络直播分会或者网络直播协会，参考律师协会等行业协会的设置模式，要求进行网络直播的平台和主播自动成为协会会员，遵守行业规定，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
他认为成立直播协会的益处是，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可以从大量繁琐、具体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腾出大量的精力专注于网络直播的行业引导、价值观引导及违法违规处理中，效果更佳。
此外，还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解决“案件执行难”的模式，建立由网信办、公安部、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组成的“网络直播监管平台”，平台可设置在网信办，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网信办根据网络直播过程的违法行为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原则行为的性质，分别在平台上推送给各具体监管部门处理，并在平台上公示处理过程及结果，以充分发挥监管职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刘艺龙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主任肖胜方提出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网络秀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的建议》。他建议，应进行网络直播的顶层设计，按直播内容进行分类监管。对部分八卦新闻网络直播、“纯颜值”直播和非专业“舞蹈”直播等，强制实施打赏冷静期制度，即打赏者在三天内可以无理由撤回打赏。对于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的直播，应当封禁，并追究直播平台和主播的法律责任。
网络直播行业缺乏主动进行自检自净的动力
肖胜方认为，网络秀场直播在给老百姓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发展乱象。如“打赏”行为来钱太快太多，使得众多年轻人对直播行业趋之若鹜，整个行业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有价值内容输出，而转向形成以噱头、猎奇为主导的不良风气。若这种不良导向持续发展，有可能导致行业萎缩乃至消亡。
同时，现阶段被寄予厚望的“未成年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未成年人容易利用直播平台的各种漏洞，绕过未成年人模式的制约，观看大量只适合成年人的网络秀场直播，部分直播平台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放任这种情况的发生，甚至协助未成年人逃避监管部门的监管。
此外，成年人因盲目打赏，造成倾家荡产的悲剧也屡见不鲜，沉迷于网络秀场直播，致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更不胜枚举。
综上，肖胜方认为网络秀场直播行业已经到了必须整治的程度，进一步加强网络秀场直播行业的监管和服务已势在必行。
肖胜方发现，网络直播的监管部门虽然众多，但从国家层面分析，国家仍缺乏对各部门的行政资源、信息、标准、责任、义务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各部门之间缺乏相应的信息资源共享与协调沟通机制。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各监管部门“各自为战”，在各自的职权内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监督和管理，看似广泛全面，但实际上标准不一，难以真正从源头上打击直播乱象的滋生土壤，无法做到对直播行业进行广泛、长久的监管。而直播平台作为商业主体，其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平台签约主播的打赏收入分成，基于对顶流主播出走的担忧，直播平台往往对其主播内容的审核相对宽松，对于一些“擦边球”违规内容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肖胜方认为，有必要进行相应制度设计，对直播平台的行为进行刚性约束，以调动其进行行业自检自净的积极性。
对三种类型的网络秀场直播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
肖胜方建议，进行网络直播的顶层设计，根据直播内容进行分类管理，制定具体的网络秀场直播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办法。
在直播内容监管上，肖胜方认为应将网络秀场直播划分成三种类型，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
一类直播内容覆盖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直播者往往是某项领域的专家，以输出内容的优质性来吸引受众。肖胜方表示，如果主播要申请这类直播，应当提供相应资质证书、实绩证明等以供平台工作人员审核，并报监管部门备案，具体的判断标准可以由有关监管部门另行制定。
二类直播则是“没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内容但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政策内容的直播”。肖胜方举例，这类直播包括并无“营养成分”的八卦新闻网络直播、并不具有专业技能的“纯颜值”直播、未接受过任何专业舞蹈训练却进行“舞蹈”直播等。
肖胜方认为，一类直播和二类直播的管理差异在于直播打赏限制，应从法律层面建立“二类直播打赏强制冷静期”制度，即打赏者在三天内可以无理由撤回打赏，此制度可以促进网络直播者将精力花在直播内容上，减少庸俗、无聊直播产品的产生；同时，可以减少打赏者冲动之下的盲目打赏。为防止打赏者滥用强制冷静期制度，保障直播者的正当权益，有必要对强制冷静期制度作出一定约束，如打赏者在一定期限内，累计三次对同一直播者在冷静期内撤回打赏，可以视为恶意，对其从第四次开始的打赏不予撤回。
而三类直播的认定标准是“不但毫无价值，而且违背了法律法规规定，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原则的直播”，肖胜方认为应当封禁，并追究有关平台和主播的法律责任。
建议组建“网络直播监管平台”
肖胜方建议，成立互联网协会网络直播分会或者网络直播协会，参考律师协会等行业协会的设置模式，要求进行网络直播的平台和主播自动成为协会会员，遵守行业规定，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
他认为成立直播协会的益处是，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可以从大量繁琐、具体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腾出大量的精力专注于网络直播的行业引导、价值观引导及违法违规处理中，效果更佳。
此外，还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解决“案件执行难”的模式，建立由网信办、公安部、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组成的“网络直播监管平台”，平台可设置在网信办，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网信办根据网络直播过程的违法行为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原则行为的性质，分别在平台上推送给各具体监管部门处理，并在平台上公示处理过程及结果，以充分发挥监管职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刘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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