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一场鼠疫与三个王朝#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崇祯十六年(1643)，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让欧洲死了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像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加上冬季严寒，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 与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 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
然而，1644 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大爆发的关键时刻。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以至1644年3月17日，在李自成攻北京城的前一天，在唾手可得的胜利面前，李自成主动派出太监杜勋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放弃到手的胜利。然而面对如此条件，崇祯却在社稷颠覆的关键时刻没有答应。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兵就纷纷献城了。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城，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使鼠疫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41天迅速丧失战斗力，原因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潜伏期长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
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由于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的真正原因。
这些带病菌的士兵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于是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李自成的一着臭棋。本来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李自成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3月23日到3月27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料到会流行到秋天，所以才敢冲冠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哪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瑭。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狼”是轻易退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像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 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驻扎在北京，当年除了张罗顺治登基外，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即使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究其原因，也是清军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9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满清当年无力南下。
鼠疫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顺治二年(1645)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大规模鼠疫没有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了对满清战斗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力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可见，满清部队的战斗力没有那么厉害。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 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 退一步说为何1644 年北京一年三变天? 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开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 这就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到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峰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载体。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散散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
1644 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文/朱宇航 张森奉）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让欧洲死了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像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加上冬季严寒，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 与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 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
然而，1644 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大爆发的关键时刻。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以至1644年3月17日，在李自成攻北京城的前一天，在唾手可得的胜利面前，李自成主动派出太监杜勋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放弃到手的胜利。然而面对如此条件，崇祯却在社稷颠覆的关键时刻没有答应。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兵就纷纷献城了。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城，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使鼠疫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41天迅速丧失战斗力，原因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潜伏期长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
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由于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的真正原因。
这些带病菌的士兵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于是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李自成的一着臭棋。本来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李自成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3月23日到3月27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料到会流行到秋天，所以才敢冲冠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哪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瑭。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狼”是轻易退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像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 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驻扎在北京，当年除了张罗顺治登基外，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即使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究其原因，也是清军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9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满清当年无力南下。
鼠疫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顺治二年(1645)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大规模鼠疫没有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了对满清战斗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力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可见，满清部队的战斗力没有那么厉害。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 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 退一步说为何1644 年北京一年三变天? 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开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 这就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到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峰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载体。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散散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
1644 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文/朱宇航 张森奉）
#古建中国# 【龙文化——中国传统建筑中龙的装饰艺术】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中国更被誉为东方巨龙。龙文化渗透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到处都能看到龙的踪影。
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古老的风水理论恪守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三大古典原则，与中国营造学、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古人无论是选择繁衍子孙的居所还是安放灵魂的阴宅，从选址、建造到最后的“入住”都须有风水堪舆师参与并提供意见。
一般来说，风水术被分为理气派和形势派。但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都离不开对山川地形的判断，在中国风水术中，没有离开形势的理气，也没有不需要理气的形势。任何一块宅地表现出来的吉凶，都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犹如中医切脉，从脉象之洪细弦虚紧滑浮沉迟速，就可知身体的一般状况，因为这是由心血管的机能状态所决定的。只有形势完美，宅地才完美。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
风水术士考察山川形势首推“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相应的活动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所谓觅龙，就是勘察当地的龙脉，进行分析推理，判定其好坏。脉的本意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绵贯穿的东西，而龙的躯体以绵长为特征，且龙善于变化。因此，古代风水理论就借龙之名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变化，外形上连绵起伏，并且其中有生气贯通、有始有终、有根有源、有支有派的山脉被称作“龙脉”。平地上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微地形和水流。
古人之所以要寻找、辨别龙脉，原因就在于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管氏地理指蒙》卷一《有无往来》云：“未见气曰太易，气之始曰太初……一气积而两仪分，一生三而五行具，吉凶悔吝有机而可测，盛衰消长有度而不渝。”明代蒋平阶在《水龙经》中论“气机妙运”时说：“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里同用，此造化之妙用，故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之或去或来而知之矣。
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此气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空气、大气，而是一种“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它是无穷变化的，它可以变成水，也可以积淀为山川，所以寻找生气首先就要观察山川的形势。辨别龙脉的好坏，要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与兴衰。山脉来得绵远者，气脉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气脉亦短促。
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寻找能聚生气的地点，这就是“点穴”。“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在风水中引申为龙脉止聚、川溯萦回、冲阴和阳、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的一个地方，风水学的“形势派”认为“有龙必有穴”，“龙真穴亦真，龙假穴亦假”。绵亘的龙脉，远者百里千里，近者五里十里，选穴实非易事，正如《葬经》所云：“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天下龙脉发于昆仑
中国的地理形势，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考工记》云：“天下之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尚书·禹贡》篇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而被认为是风水术“形势派”开山人物的唐人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中写道：“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昆仑山这座中国大山，在古代神话中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它又是地理上实质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似乎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
风水学认为它上载天上五气，并有阴阳在此交会，又具备五形，是万山之祖。由昆仑山发端生出五支山脉，其中三支向东南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大干就是中国历代视为龙脉的山脉。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堪舆家将龙脉之形作了形象的概括，共分九条正龙：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领群龙。而根据不同的方法就会有不同的划分结果。根据顺逆可划分为顺龙和逆龙，根据阴阳可划分为阳龙与阴龙。概括来说，好的龙脉主要有：生龙、善龙、富龙、贵龙等等；与此相对，坏的龙脉主要有死龙、恶龙、病龙、贫龙、绝龙等等，总之，龙脉观形则易，认势惟难。
按照理想的模式龙脉分为祖山、少祖之山、高祖之山、远祖之山。能否得龙脉吉气，祖山最为重要，其气势要求耸拔胸围，作为生气聚集的中枢。少祖之山乃祖山与高祖之山的连接纽带，祖山只有通过此与高祖、远祖之山连接，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生气，直达于昆仑祖庭之气脉，若不是如此，就会生出弊害。
以北京城为例。《天下舆图总考》里说道：“天下之山三大干，北干起自昆仑阗颜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太岳，南析城，历恒山、钟燕山，转天寿，尽于碣石、海。”从这里可以得知北干龙起源于昆仑山，天寿山为龙脉万里而来的聚结之处。北京城就位于这北干龙之上，而天寿山是北干龙的正结，即北京城的龙脉镇山（玄武山）。那么就是说，北京城的龙脉起自昆仑山，经太行山从西南走东北山脊，蜿蜒逶迤的太行山山脉自南向北奔腾而来；浩浩荡荡的燕山山脉，重峦叠嶂，自西向东排列。昆仑山就好比接连天地的巨柱，如同气上通天，因而故宫就具有了天上的元气。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它是一切存在物的生命之本。有了元气就有生气，那么北京城就会蓄积生气，成为万代永固的基业。由此可以看出，龙脉实际上也作为一种古代社会的精神动力而存在，百姓依赖这种精神而坚定生活的信念，统治者依赖它传万世之基。整个古代，“龙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是牢不可破的，直至科学发达的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
“四神砂”中的青龙砂
除了北京，据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在兴建都城之前，都会先为国都找到一座依靠的山脉，只有国都背后有高大雄伟的山峰作为靠山，国基才会坚固不拔。六朝古都南京，濒临长江、四周是山，有虎踞龙盘之势。其西边有秦淮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有钟山，西有富贵山，南有白鹭和长命洲形成夹江。明代高启有诗赞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可见，为城市和建筑选址，除了对“来龙”之主山的辨别，还要观察隶属主山之环卫诸山的好坏，辨明山之群体关系，即察砂。
明代徐善继著《地理人子须知》说：“砂者，古人授受，以砂堆拨山形，因名沙尔。”沙、砂相通。在风水格局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特达尊崇、城市后倚的来龙或谓主山镇山者，呈隶从关系。在所有环绕吉祥地的“砂”中，最重要的当属所谓“四神砂”，它们是位于吉祥地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小山，风水学中将它们命名为：青龙（位于左）、白虎（位于右）、朱雀（位于前）、玄武（位于后）。
风水学中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其天文学的来历。先哲在观察星辰时，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而二十八宿又分为四组，每组有七个星宿。这四组，分别是春、夏、秋、冬四季中天之星。每组七宿联起来想象出一种动物，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唐孔颖达释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并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
《周易》以乾卦为第一卦，它象征龙，故乾卦又称为龙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元首，吉。”乾卦中的六龙，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自角至尾六宿龙星于不同季节在天球位置的变化的观测成果。初九，龙星既未出地，农事的节令还未到来，故云“潜龙勿用”。九二，龙星开始升上天空，这时人们最先看到的是龙角与天田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农事即将开始，先行郊祀，故云“见龙在田”。九四，苍龙星宿全部出现于地平线，是春夏之交的天象，称“或跃在渊”。九五，苍龙房心尾在上中天，是夏季的天象，称“飞龙在天”。
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时过夏至，进入三伏天，此天象称为“亢龙”。其后龙体逐渐西斜，向西方地平线行移，组成龙头的角、亢、氏诸星宿又没入地平线，仲秋收获季节已到，这时天象称“群龙无首”。正因为古人对龙星在确定季节上的重要作用有认识，所以对之产生了崇拜，并将蛇崇拜与之结合，把东方这些星宿命名为“苍龙”，因此有人说天体崇拜是龙崇拜产生的真正原因。龙能潜伏、飞腾，均与龙星有关。至于龙的体态，则与地球上的蛇、鳄、蜥蝎等动物的形态有关。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人对此解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此处“左东右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上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以吉凶祸福。从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青龙、白虎贝壳布局来看，四象在风水中的运用起码有6000多年的历史。
《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管辂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两年之内必遭灭族。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在《葬经》中也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从以上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的最佳格局，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神象格局，后有靠山，前面必要有弯环朝抱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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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古老的风水理论恪守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三大古典原则，与中国营造学、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古人无论是选择繁衍子孙的居所还是安放灵魂的阴宅，从选址、建造到最后的“入住”都须有风水堪舆师参与并提供意见。
一般来说，风水术被分为理气派和形势派。但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都离不开对山川地形的判断，在中国风水术中，没有离开形势的理气，也没有不需要理气的形势。任何一块宅地表现出来的吉凶，都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犹如中医切脉，从脉象之洪细弦虚紧滑浮沉迟速，就可知身体的一般状况，因为这是由心血管的机能状态所决定的。只有形势完美，宅地才完美。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
风水术士考察山川形势首推“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相应的活动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所谓觅龙，就是勘察当地的龙脉，进行分析推理，判定其好坏。脉的本意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绵贯穿的东西，而龙的躯体以绵长为特征，且龙善于变化。因此，古代风水理论就借龙之名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变化，外形上连绵起伏，并且其中有生气贯通、有始有终、有根有源、有支有派的山脉被称作“龙脉”。平地上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微地形和水流。
古人之所以要寻找、辨别龙脉，原因就在于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管氏地理指蒙》卷一《有无往来》云：“未见气曰太易，气之始曰太初……一气积而两仪分，一生三而五行具，吉凶悔吝有机而可测，盛衰消长有度而不渝。”明代蒋平阶在《水龙经》中论“气机妙运”时说：“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里同用，此造化之妙用，故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之或去或来而知之矣。
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此气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空气、大气，而是一种“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它是无穷变化的，它可以变成水，也可以积淀为山川，所以寻找生气首先就要观察山川的形势。辨别龙脉的好坏，要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与兴衰。山脉来得绵远者，气脉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气脉亦短促。
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寻找能聚生气的地点，这就是“点穴”。“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在风水中引申为龙脉止聚、川溯萦回、冲阴和阳、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的一个地方，风水学的“形势派”认为“有龙必有穴”，“龙真穴亦真，龙假穴亦假”。绵亘的龙脉，远者百里千里，近者五里十里，选穴实非易事，正如《葬经》所云：“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天下龙脉发于昆仑
中国的地理形势，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考工记》云：“天下之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尚书·禹贡》篇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而被认为是风水术“形势派”开山人物的唐人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中写道：“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昆仑山这座中国大山，在古代神话中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它又是地理上实质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似乎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
风水学认为它上载天上五气，并有阴阳在此交会，又具备五形，是万山之祖。由昆仑山发端生出五支山脉，其中三支向东南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大干就是中国历代视为龙脉的山脉。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堪舆家将龙脉之形作了形象的概括，共分九条正龙：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领群龙。而根据不同的方法就会有不同的划分结果。根据顺逆可划分为顺龙和逆龙，根据阴阳可划分为阳龙与阴龙。概括来说，好的龙脉主要有：生龙、善龙、富龙、贵龙等等；与此相对，坏的龙脉主要有死龙、恶龙、病龙、贫龙、绝龙等等，总之，龙脉观形则易，认势惟难。
按照理想的模式龙脉分为祖山、少祖之山、高祖之山、远祖之山。能否得龙脉吉气，祖山最为重要，其气势要求耸拔胸围，作为生气聚集的中枢。少祖之山乃祖山与高祖之山的连接纽带，祖山只有通过此与高祖、远祖之山连接，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生气，直达于昆仑祖庭之气脉，若不是如此，就会生出弊害。
以北京城为例。《天下舆图总考》里说道：“天下之山三大干，北干起自昆仑阗颜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太岳，南析城，历恒山、钟燕山，转天寿，尽于碣石、海。”从这里可以得知北干龙起源于昆仑山，天寿山为龙脉万里而来的聚结之处。北京城就位于这北干龙之上，而天寿山是北干龙的正结，即北京城的龙脉镇山（玄武山）。那么就是说，北京城的龙脉起自昆仑山，经太行山从西南走东北山脊，蜿蜒逶迤的太行山山脉自南向北奔腾而来；浩浩荡荡的燕山山脉，重峦叠嶂，自西向东排列。昆仑山就好比接连天地的巨柱，如同气上通天，因而故宫就具有了天上的元气。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它是一切存在物的生命之本。有了元气就有生气，那么北京城就会蓄积生气，成为万代永固的基业。由此可以看出，龙脉实际上也作为一种古代社会的精神动力而存在，百姓依赖这种精神而坚定生活的信念，统治者依赖它传万世之基。整个古代，“龙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是牢不可破的，直至科学发达的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
“四神砂”中的青龙砂
除了北京，据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在兴建都城之前，都会先为国都找到一座依靠的山脉，只有国都背后有高大雄伟的山峰作为靠山，国基才会坚固不拔。六朝古都南京，濒临长江、四周是山，有虎踞龙盘之势。其西边有秦淮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有钟山，西有富贵山，南有白鹭和长命洲形成夹江。明代高启有诗赞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可见，为城市和建筑选址，除了对“来龙”之主山的辨别，还要观察隶属主山之环卫诸山的好坏，辨明山之群体关系，即察砂。
明代徐善继著《地理人子须知》说：“砂者，古人授受，以砂堆拨山形，因名沙尔。”沙、砂相通。在风水格局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特达尊崇、城市后倚的来龙或谓主山镇山者，呈隶从关系。在所有环绕吉祥地的“砂”中，最重要的当属所谓“四神砂”，它们是位于吉祥地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小山，风水学中将它们命名为：青龙（位于左）、白虎（位于右）、朱雀（位于前）、玄武（位于后）。
风水学中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其天文学的来历。先哲在观察星辰时，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而二十八宿又分为四组，每组有七个星宿。这四组，分别是春、夏、秋、冬四季中天之星。每组七宿联起来想象出一种动物，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唐孔颖达释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并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
《周易》以乾卦为第一卦，它象征龙，故乾卦又称为龙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元首，吉。”乾卦中的六龙，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自角至尾六宿龙星于不同季节在天球位置的变化的观测成果。初九，龙星既未出地，农事的节令还未到来，故云“潜龙勿用”。九二，龙星开始升上天空，这时人们最先看到的是龙角与天田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农事即将开始，先行郊祀，故云“见龙在田”。九四，苍龙星宿全部出现于地平线，是春夏之交的天象，称“或跃在渊”。九五，苍龙房心尾在上中天，是夏季的天象，称“飞龙在天”。
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时过夏至，进入三伏天，此天象称为“亢龙”。其后龙体逐渐西斜，向西方地平线行移，组成龙头的角、亢、氏诸星宿又没入地平线，仲秋收获季节已到，这时天象称“群龙无首”。正因为古人对龙星在确定季节上的重要作用有认识，所以对之产生了崇拜，并将蛇崇拜与之结合，把东方这些星宿命名为“苍龙”，因此有人说天体崇拜是龙崇拜产生的真正原因。龙能潜伏、飞腾，均与龙星有关。至于龙的体态，则与地球上的蛇、鳄、蜥蝎等动物的形态有关。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人对此解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此处“左东右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上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以吉凶祸福。从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青龙、白虎贝壳布局来看，四象在风水中的运用起码有6000多年的历史。
《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管辂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两年之内必遭灭族。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在《葬经》中也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从以上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的最佳格局，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神象格局，后有靠山，前面必要有弯环朝抱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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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火焰蓝！首部消防题材话剧《他在你身边》“上线”】8 月 15 日晚 7 点 30 分，消防队伍改制转隶后全国首部消防题材话剧《他在你身边》在南京紫金大戏院预演。据悉这部话剧不仅人物、剧情都是通过真实案例改编的，参演人员中，还有真正的消防员。据了解，@南京消防 这部话剧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以第四届 " 十大杰出消防卫士 " 丁良浩为原型创作，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精心编排、倾情演出的。而剧中牺牲的消防员原型，就是 2016 年在 "422" 靖江德桥仓储有限公司火灾中，为掩护战友撤退、保护消防车而牺牲的一名泰州消防员朱军军。话剧临近结尾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位位牺牲消防员的影像，将观众从剧情中突然拉回现实，十分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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