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基金邹曦：周期崛起的正确姿势——A股市场展望
2021年前三季度，A股市场表现出周期崛起的态势，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化工等行业大幅上涨，表现遥遥领先市场，而周期板块的表现能否持续是市场普遍关心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中上游资源品行业在产品价格上涨推动下的强劲表现，其背后的原因既有短期因素又有长期因素。客观来说，异常的短期因素占主导，因此其可持续性有待观察，但是从中长期来说，可能宣示着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周期板块整体创造了系统性重估的机会。今年以来中上游资源品行业的表现更像是“为王前驱”，周期板块崛起的深入演进，有必要从稳定性和持续性进一步寻找方向，其中房地产基建产业链值得关注。
1、短期扰动因素推动资源品价格上涨
本轮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导致的产品价格上涨，主要受到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等短期因素影响，“双碳、能耗双控”等中长期因素影响有限。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海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推出了力度史无前例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基本上一年时间走完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6-7年的路。美国本轮刺激偏向于财政政策，导致其居民消费需求尤其是实物消费需求急剧膨胀，已经明显超过疫情前的合理增长水平。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抗疫得力，被动成为全球工业品的主要保供力量，出口份额迅速提升。出口需求快速增长，疫情导致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低迷，同时为清理历史旧账，房地产基建相关投资受到抑制，导致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中国经济在2019年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正常的经济生态应该是出口、消费保持合理增长，投资维持低位稳定增长，各种需求的配比关系比较均衡。
但是疫情导致需求结构阶段性紊乱，从而经济体系内在摩擦加剧。一方面，全球短期过度的实物消费需求与中国有限的资源品供应能力不匹配，导致国内能源、金属、化工等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另一方面，服务业就业人口很难无缝平滑地向制造业转换，存在一定程度隐性的摩擦性就业不足，导致居民整体的收入和消费难以回复到疫情前正常的增长水平。
从煤炭产量、火电发电量、电力需求量等数据来看，需求尤其是出口工业品需求过于旺盛，是资源品价格上涨的主因，而市场目前普遍关注的“双碳、能耗双控”等因素，更多的属于情绪影响。
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状况的持续性，主要取决于海外尤其是美国需求的持续。根据历史经验，本轮疫情过程中美国经济的杠杆率尤其是政府杠杆率大幅提高，整体需求的持续性存疑。同时，当疫情逐渐恢复，美国消费需求从实物转向服务，中国出口需求逐步回落应该是大概率。今年4季度，美国财政支出退坡，叠加购债Taper启动，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至于受到广泛期待的稳定资源品价格的政策干预，中央政府已明确定义为“市场化手段”，同时还在反复强调对“双高”项目的严格控制，更多的纾困政策措施立足于缓解企业的财务、经营成本，维护好市场主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忍受经济体系短期的结构性摩擦，不能采取违背长期导向的权宜之计来应对短期的经济问题，最好的做法是等待经济规律自然发挥作用，否则当异常需求脉冲的潮水退去之后，又会留下一堆过剩的高耗能产能。
2、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宣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中长期经济结构的视角来看，目前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的状态更类似于2002-2003年。当前市场普遍用2010年4季度国内部分地区的“拉闸限电”来研究类比今年8-9月以来能源供应的紧张，更多地从“能耗双控”政策的角度来考量。
实际上，远至2002-2003年，同样出现过中上游行业供应紧张的状况，当时统称为“煤电油运”。1999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企改革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并加速了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改革，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重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为中国经济增长打开新的空间。直至2002-2003年，以“煤电油运”的供应紧张为典型现象，才确认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黄金十年”，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供给端对于需求的持续增长估计不足。
回过头来看，从2019年开始，中国经济大概率已经再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和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抑制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无效融资需求的无序扩张，同时加速了低效产能和过剩库存的有效出清，经济内生风险充分释放；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重新崛起，人的城市化加速推进，为中国经济增长打开新的空间。
碳达峰和碳中和，将促进中国占据优势的电动车和光伏产业链的发展，可以归结到中国制造重新崛起的因素之中；共同富裕，将降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共同富裕最有力的抓手，就是人的城市化。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将明显提升。我们预计，未来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保持5.5%左右的水平，之后5年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同时，过去二十年，投资阶段性超前产生的供给与当期需求的不匹配，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基建与房地产领域无序的投资冲动行为受到有效制约，相关投资产生的供给与当期需求的匹配程度将大幅提升，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将大幅降低。
2020-2021年逐渐显现出来的资源品供应紧张状况，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可能与2002-2003年有类似之处，体现了供给端对于需求的持续增长估计不足，验证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虽然目前来看，短期异常的海外需求确实是主导因素，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海外需求脉冲的潮水退去之后，中国经济将焕发出新的面貌。
首先，经过疫情考验的坚强的制造业体系，以及新能源相关产业链的优势地位，将确保出口好于疫情前基本陷入零增长的水平，进入合理增长的状态；其次，经过有效出清，得到合理约束的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将确保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维持低位稳定增长；第三，随着人的城市化加速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将以较低的社会成本逐步达成，消费将重新回到合理增长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能够保证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中长期稳定增长，反过来说，资源品供应紧张可能正好验证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长期需求的稳定增长并不意味着中长期供需关系的紧张，起点的现象相似并不意味着未来的走向会雷同。首先，美国过度刺激消费需求带来的全球需求超速增长的持续性存疑，全球并未真正进入需求持续扩张的大周期。在未来可见的时期，如果美国的实物消费需求回落至正常水平，中国出口需求的脉冲会随之回落。虽然目前对房地产基建投资需求的严厉抑制届时将有所放松，但是在“不以房地产作为经济刺激手段”的明确政策导向指引下，相关投资需求只是逐步回归正常化，很难想象会进行强力刺激，预计难以完全对冲出口需求的下行。
其次，二十年前的中国，快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加速城市化，叠加重化工业化的需求释放，因而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持续高速增长。而目前进入的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有所不同，工程师红利推动的制造业升级更强于劳动力红利释放带来的规模扩张，人的城市化的重点落脚在已进城中低收入人群消费需求的升级，因此整体需求的增长在于持续性而非绝对增速水平。
第三，双碳目标的约束，对能耗和环保的要求，决定了非化石能源将逐步成为新增能源供应的主要组成部分，能源转型会进一步制约对资源品需求的快速增长。由此可见，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中长期来看并不成立。
短期需求的脉冲与中长期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要求政府调控“有形的手”进行合理应对。一方面，不能因为短期供需关系的紧张就紧急大干快上“双高”项目，形成未来2-3年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又不能无顾现实需求的稳定增长和风、光等新能源发展的渐进性，“一刀切”地猛烈削减传统能源和原材料的新建产能。否则，就会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旧有循环。这可能就是中央政府强调“跨周期调控”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为什么近期中央政府强调不搞“运动式减碳”，相关部委提出对煤炭、火电产能的合理增长要予以满足，应该都是基于中长期因素的考量。当然，投融资体制改革有效推进，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等微观主体的有效约束，也为跨周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3、资源品行业股价的强劲表现可能只是周期崛起的序曲
如果中上游资源品价格上涨更多取决于短期的异常需求，而非中长期的“双碳、能耗双控”政策，其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依据正常的投资逻辑，相关行业和公司很难赋予较高的估值，或者说估值提升的空间有限。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周期板块的行情就要结束了呢？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周期板块的机会才刚刚开始。如果资源品价格的上涨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提升，将有力地支持周期板块的系统性重估。
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将逐步回归正常，市场出清接近尾声，房地产基建相关产业链基本面或将改善。可以预计，当出口需求逐渐回落之时，出口一枝独秀，“我花开罢百花杀”的格局将有所改观，需求结构将重新趋向均衡，经济体系的内部摩擦将逐步缓解。
从未来3-6个月的时期来看，房地产基建相关的投资值得重点关注。如果出口尚未回落，现有的摩擦状况短期继续持续，制造业和居民消费将继续受到伤害，需要通过适度放松房地产信贷，加大基建投资来稳定经济和就业；如果出口明显回落，则意味着美国过度刺激占据全球有效供给的局面扭转，为中国发展内需腾出了空间，可以适度放松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抑制，通过恢复内需来稳增长。
同时，政策性市场出清阶段性进入尾声，无论是2020年4季度有关国企的严重债务违约，还是2021年3季度逐步显性化的房地产高杠杆企业的困境，都表明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整顿和房地产行业低效产能的清理已见到明显成效。重大事件意味着有效约束的建立，意味着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已经具备放松过度压制，推动房地产融资和基建投资重新回归正常化的条件。就像2004-2005年，在对国有银行体系进行深度整顿之后，其经营行为阶段性得到有效规范，以国有银行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为标志，银行体系扩张信用的能力得到全面恢复。
货币信用格局可能根本扭转，市场风格转向低估值。2021年初以来的“紧信用货币宽”或将逐步转向“宽信用货币紧”，导致市场风格从成长转向低估值。从资金需求结构来看，出口和制造业资金周转速度较快，资金需求强度较低；房地产基建相关行业资金周转速度较慢，资金需求强度较高。年初以来出口相关行业高速增长，房地产基建行业受到政策压制，需求结构因素必然导致信用扩张较慢，形成了紧信用的状况。
由于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维持严格中性，因此剩余流动性自然提升，出现了货币宽的结果。未来如果出口逐渐回落，房地产基建相关行业逐步回升，信用扩张将得以加速，宽信用格局形成，预计货币政策同样将维持严格中性，因此剩余流动性自然下降，货币将会变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风格将发生转变，低估值板块在基本面出现改善的情况将会加速上涨。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周期板块将可能打破A股市场固有的偏见。在经历了资源品行业充分表现的序曲之后，周期崛起将会持续演化，这也是A股市场整体走出震荡格局，突破向上的前提条件。由于盈利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已成为周期板块重估的主要前提，因此“损有余补不足”的均值回归定律在周期板块或将发挥作用。综合盈利增长预期改善和市场风格转变两方面考虑，我们认为以房地产基建产业链为代表的低估值周期板块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主线。#投资##价值投资日志[超话]#
2021年前三季度，A股市场表现出周期崛起的态势，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化工等行业大幅上涨，表现遥遥领先市场，而周期板块的表现能否持续是市场普遍关心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中上游资源品行业在产品价格上涨推动下的强劲表现，其背后的原因既有短期因素又有长期因素。客观来说，异常的短期因素占主导，因此其可持续性有待观察，但是从中长期来说，可能宣示着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周期板块整体创造了系统性重估的机会。今年以来中上游资源品行业的表现更像是“为王前驱”，周期板块崛起的深入演进，有必要从稳定性和持续性进一步寻找方向，其中房地产基建产业链值得关注。
1、短期扰动因素推动资源品价格上涨
本轮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导致的产品价格上涨，主要受到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等短期因素影响，“双碳、能耗双控”等中长期因素影响有限。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海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推出了力度史无前例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基本上一年时间走完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6-7年的路。美国本轮刺激偏向于财政政策，导致其居民消费需求尤其是实物消费需求急剧膨胀，已经明显超过疫情前的合理增长水平。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抗疫得力，被动成为全球工业品的主要保供力量，出口份额迅速提升。出口需求快速增长，疫情导致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低迷，同时为清理历史旧账，房地产基建相关投资受到抑制，导致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中国经济在2019年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正常的经济生态应该是出口、消费保持合理增长，投资维持低位稳定增长，各种需求的配比关系比较均衡。
但是疫情导致需求结构阶段性紊乱，从而经济体系内在摩擦加剧。一方面，全球短期过度的实物消费需求与中国有限的资源品供应能力不匹配，导致国内能源、金属、化工等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另一方面，服务业就业人口很难无缝平滑地向制造业转换，存在一定程度隐性的摩擦性就业不足，导致居民整体的收入和消费难以回复到疫情前正常的增长水平。
从煤炭产量、火电发电量、电力需求量等数据来看，需求尤其是出口工业品需求过于旺盛，是资源品价格上涨的主因，而市场目前普遍关注的“双碳、能耗双控”等因素，更多的属于情绪影响。
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状况的持续性，主要取决于海外尤其是美国需求的持续。根据历史经验，本轮疫情过程中美国经济的杠杆率尤其是政府杠杆率大幅提高，整体需求的持续性存疑。同时，当疫情逐渐恢复，美国消费需求从实物转向服务，中国出口需求逐步回落应该是大概率。今年4季度，美国财政支出退坡，叠加购债Taper启动，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至于受到广泛期待的稳定资源品价格的政策干预，中央政府已明确定义为“市场化手段”，同时还在反复强调对“双高”项目的严格控制，更多的纾困政策措施立足于缓解企业的财务、经营成本，维护好市场主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忍受经济体系短期的结构性摩擦，不能采取违背长期导向的权宜之计来应对短期的经济问题，最好的做法是等待经济规律自然发挥作用，否则当异常需求脉冲的潮水退去之后，又会留下一堆过剩的高耗能产能。
2、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宣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中长期经济结构的视角来看，目前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的状态更类似于2002-2003年。当前市场普遍用2010年4季度国内部分地区的“拉闸限电”来研究类比今年8-9月以来能源供应的紧张，更多地从“能耗双控”政策的角度来考量。
实际上，远至2002-2003年，同样出现过中上游行业供应紧张的状况，当时统称为“煤电油运”。1999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企改革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并加速了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改革，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重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为中国经济增长打开新的空间。直至2002-2003年，以“煤电油运”的供应紧张为典型现象，才确认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黄金十年”，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供给端对于需求的持续增长估计不足。
回过头来看，从2019年开始，中国经济大概率已经再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和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抑制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无效融资需求的无序扩张，同时加速了低效产能和过剩库存的有效出清，经济内生风险充分释放；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重新崛起，人的城市化加速推进，为中国经济增长打开新的空间。
碳达峰和碳中和，将促进中国占据优势的电动车和光伏产业链的发展，可以归结到中国制造重新崛起的因素之中；共同富裕，将降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共同富裕最有力的抓手，就是人的城市化。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将明显提升。我们预计，未来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保持5.5%左右的水平，之后5年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同时，过去二十年，投资阶段性超前产生的供给与当期需求的不匹配，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基建与房地产领域无序的投资冲动行为受到有效制约，相关投资产生的供给与当期需求的匹配程度将大幅提升，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将大幅降低。
2020-2021年逐渐显现出来的资源品供应紧张状况，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可能与2002-2003年有类似之处，体现了供给端对于需求的持续增长估计不足，验证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虽然目前来看，短期异常的海外需求确实是主导因素，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海外需求脉冲的潮水退去之后，中国经济将焕发出新的面貌。
首先，经过疫情考验的坚强的制造业体系，以及新能源相关产业链的优势地位，将确保出口好于疫情前基本陷入零增长的水平，进入合理增长的状态；其次，经过有效出清，得到合理约束的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将确保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维持低位稳定增长；第三，随着人的城市化加速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将以较低的社会成本逐步达成，消费将重新回到合理增长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能够保证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中长期稳定增长，反过来说，资源品供应紧张可能正好验证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长期需求的稳定增长并不意味着中长期供需关系的紧张，起点的现象相似并不意味着未来的走向会雷同。首先，美国过度刺激消费需求带来的全球需求超速增长的持续性存疑，全球并未真正进入需求持续扩张的大周期。在未来可见的时期，如果美国的实物消费需求回落至正常水平，中国出口需求的脉冲会随之回落。虽然目前对房地产基建投资需求的严厉抑制届时将有所放松，但是在“不以房地产作为经济刺激手段”的明确政策导向指引下，相关投资需求只是逐步回归正常化，很难想象会进行强力刺激，预计难以完全对冲出口需求的下行。
其次，二十年前的中国，快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加速城市化，叠加重化工业化的需求释放，因而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持续高速增长。而目前进入的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有所不同，工程师红利推动的制造业升级更强于劳动力红利释放带来的规模扩张，人的城市化的重点落脚在已进城中低收入人群消费需求的升级，因此整体需求的增长在于持续性而非绝对增速水平。
第三，双碳目标的约束，对能耗和环保的要求，决定了非化石能源将逐步成为新增能源供应的主要组成部分，能源转型会进一步制约对资源品需求的快速增长。由此可见，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中长期来看并不成立。
短期需求的脉冲与中长期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要求政府调控“有形的手”进行合理应对。一方面，不能因为短期供需关系的紧张就紧急大干快上“双高”项目，形成未来2-3年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又不能无顾现实需求的稳定增长和风、光等新能源发展的渐进性，“一刀切”地猛烈削减传统能源和原材料的新建产能。否则，就会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旧有循环。这可能就是中央政府强调“跨周期调控”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为什么近期中央政府强调不搞“运动式减碳”，相关部委提出对煤炭、火电产能的合理增长要予以满足，应该都是基于中长期因素的考量。当然，投融资体制改革有效推进，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等微观主体的有效约束，也为跨周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3、资源品行业股价的强劲表现可能只是周期崛起的序曲
如果中上游资源品价格上涨更多取决于短期的异常需求，而非中长期的“双碳、能耗双控”政策，其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依据正常的投资逻辑，相关行业和公司很难赋予较高的估值，或者说估值提升的空间有限。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周期板块的行情就要结束了呢？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周期板块的机会才刚刚开始。如果资源品价格的上涨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提升，将有力地支持周期板块的系统性重估。
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将逐步回归正常，市场出清接近尾声，房地产基建相关产业链基本面或将改善。可以预计，当出口需求逐渐回落之时，出口一枝独秀，“我花开罢百花杀”的格局将有所改观，需求结构将重新趋向均衡，经济体系的内部摩擦将逐步缓解。
从未来3-6个月的时期来看，房地产基建相关的投资值得重点关注。如果出口尚未回落，现有的摩擦状况短期继续持续，制造业和居民消费将继续受到伤害，需要通过适度放松房地产信贷，加大基建投资来稳定经济和就业；如果出口明显回落，则意味着美国过度刺激占据全球有效供给的局面扭转，为中国发展内需腾出了空间，可以适度放松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抑制，通过恢复内需来稳增长。
同时，政策性市场出清阶段性进入尾声，无论是2020年4季度有关国企的严重债务违约，还是2021年3季度逐步显性化的房地产高杠杆企业的困境，都表明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整顿和房地产行业低效产能的清理已见到明显成效。重大事件意味着有效约束的建立，意味着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已经具备放松过度压制，推动房地产融资和基建投资重新回归正常化的条件。就像2004-2005年，在对国有银行体系进行深度整顿之后，其经营行为阶段性得到有效规范，以国有银行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为标志，银行体系扩张信用的能力得到全面恢复。
货币信用格局可能根本扭转，市场风格转向低估值。2021年初以来的“紧信用货币宽”或将逐步转向“宽信用货币紧”，导致市场风格从成长转向低估值。从资金需求结构来看，出口和制造业资金周转速度较快，资金需求强度较低；房地产基建相关行业资金周转速度较慢，资金需求强度较高。年初以来出口相关行业高速增长，房地产基建行业受到政策压制，需求结构因素必然导致信用扩张较慢，形成了紧信用的状况。
由于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维持严格中性，因此剩余流动性自然提升，出现了货币宽的结果。未来如果出口逐渐回落，房地产基建相关行业逐步回升，信用扩张将得以加速，宽信用格局形成，预计货币政策同样将维持严格中性，因此剩余流动性自然下降，货币将会变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风格将发生转变，低估值板块在基本面出现改善的情况将会加速上涨。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周期板块将可能打破A股市场固有的偏见。在经历了资源品行业充分表现的序曲之后，周期崛起将会持续演化，这也是A股市场整体走出震荡格局，突破向上的前提条件。由于盈利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已成为周期板块重估的主要前提，因此“损有余补不足”的均值回归定律在周期板块或将发挥作用。综合盈利增长预期改善和市场风格转变两方面考虑，我们认为以房地产基建产业链为代表的低估值周期板块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主线。#投资##价值投资日志[超话]#
从《老子》到《道德经》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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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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