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房地产市场发展更加理性健康。截至7月末，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8.7%，贷款增速创8年新低。图为山东省青州市一处房产楼盘。 王继林摄(人民视觉)
近日，浙江杭州一项新举措在全国二手房市场和房地产中介行业引起广泛关注：由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主管的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推出“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为杭州二手房自主交易提供了更加规范、安全、便捷、完善的线上官方新渠道。
这一举措将对二手房交易市场乃至整个住房市场产生什么影响？中介的“饭碗”还端得稳吗？该举措是否会向住房租赁市场和其他城市推广？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洽谈
记者登录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并以个人真实信息成功注册了账号。经检索后发现，截至今年8月底，仅在杭州市主城区范围内，该平台就有超800套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卖方经过平台实名认证，地段、面积、社区情况、户型图、实景照片、卖方联系方式等信息一目了然，使买卖双方能够越过“中间商赚差价”环节实现看房、询价等功能。
对平台新功能的上线，购房者和有购房意愿的潜在购房者大多持乐观态度。
“官方二手房交易平台有了个人房源，对买卖双方都是利好。我对此双手支持。”山西小伙王昊两年前从北京某公司离职，来到杭州工作。为和女朋友完婚，他开始研究本地二手房市场，准备购买一套婚房。
王昊介绍，自己是北方人，也在北方完成大学学业，“人生地不熟，对本地楼市不了解。有心找中介，佣金昂贵不说，又怕被忽悠。有了这个平台，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洽谈，避免‘中间商赚差价’。同时，房源由政府部门发布，购房者更放心，也可以将遇到虚假房源的风险降到最低。”
作为卖方，家住杭州市余杭区的孟伟由于工作变动搬到了其他城市居住。一方面，他把自家房源挂上了市里的平台；另一方面，他也同时委托了几家中介机构代理这套住房的销售业务。“两边挂牌价一样，毕竟佣金由买方支付。”孟伟承认，他并未对买卖双方直接洽商寄予太高期待，“这个功能比较新，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但总体上，尝试更多渠道有好处，可以避免中介一家垄断。”
买卖双方受益了，中介行业眼下受到的冲击却不小。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类似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变得更加普遍，房地产中介行业将面临巨大的影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秀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房地产中介行业存在虚假宣传、赚取超高差价、不守信用等问题，部分从业者的短视性逐利行为已严重危害行业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跳过中介环节并省下占成交价2%左右的中介费用，无疑对二手房市场买卖双方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类官方信息平台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买卖双方直接洽商的机会，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房地产中介的角色。”赵秀池说。
传统中介目前仍是主体
政府运营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发展壮大，会动摇中介的“饭碗”吗？
记者发现，杭州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的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尚属新生事物，该平台上的绝大多数房源仍属于委托经纪挂牌房源。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爱我家、链家这两家国内房地产中介行业的头部企业占据了平台经纪机构挂牌房源数量的前两位，分别超过17万套和12万套，优势地位仍难以撼动。
“个人在政府直接管理的二手房交易平台挂牌房源，未必就会取代中介机构的地位。”高军是杭州市萧山区一家房地产经纪机构连锁门店负责人。在他看来，平台的发展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并无太大负面影响。
高军分析，从目前的数量比例来看，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尚难以对委托经纪挂牌房源构成竞争。此外，由于二手住宅市场上买卖双方缺乏对市场信息的全面了解，需要房产中介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来自经纪机构的服务仍然具有相当明显的不可替代性。
摩根士丹利近日也发布报告，认为市场对平台新功能引发的“去中介化”担忧过度。报告认为，该功能并非新事物，最近新增变化为房屋所有人需经过实名认证才可自行上传房源。“房屋中介能提供的服务价值依然存在。”该机构分析师表示。
尽管如此，平台强化对房屋所有人的认证审核仍显著提高了个人房源的可信度，并有可能在未来对机构房源构成竞争。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新风向将对房产中介行业及机构造成深远影响。“个人自主挂牌房源会对机构房源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该型房源的增加有望倒逼中介行业改善服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行业良性发展。”高军说。
中介行业面临的调整远不止于此。除了开通二手房交易平台的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8月24日还明确，针对房地产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在第三方平台对外发布房源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并对若干从业人员和中介机构通报批评。此外，深圳等城市也于近期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发起整治行动。
近年来，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调控楼市，针对包括中介行业在内的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监管力度正在强化。不久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印发通知，要求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对违法违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住房租赁企业等加大惩处力度，依法依规开展整治。
“房地产中介机构‘一手托两家’，对其行为的规范关系到市场秩序和房价稳定。”赵秀池认为，一系列针对房地产中介行业的整治行动有利于治理住房销售和租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打击部分机构对房源的垄断；同时将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守信经营，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未来有望形成示范效应
杭州的新举措能否推广到其他城市和住房租赁市场？许多人对此抱有期待。
王凡研究生毕业后到成都工作，他希望杭州的新举措能尽快推广到包括成都在内的其他城市。“同为二线城市，成都二手房价格上涨是比较快的。如果能从房源上下工夫，解决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楼市调控效果会更好，也能够实实在在把成交价压下来。”王凡说。
“希望租房市场有更多像杭州这样的信息平台。”北京市民张莹不久前由于工作变动，将名下住房出租，并在新工作单位附近租得一处住房，“最初的考虑是‘以租养租’，新房很快就找到了，旧房却迟迟租不出去。”张莹介绍，当时她委托一家知名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出于对该工作人员的信任，张莹并未到其所在门店进行线下登记。
“起初挂了每月8000元的价格，中介一直告诉我要价太高，拖了很久也不带人看房，让我起了疑心。”跟小区里消息灵通的老住户沟通后，张莹又做了调查，发现是中介为了吃更多差价故意捂盘，未在机构平台挂牌。“后来换了另一家机构，很快租出去了，但算起来还是损失了一个多月的租金。”
业内人士分析，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不论二手房交易还是住房租赁行业，部分中介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高额佣金的现象并不少见。政府出手打造联通买卖双方的信息平台，将对二手房交易市场和房屋中介行业产生良性规范效果。“以杭州相关举措为例，它通过实名认证、线上洽谈等形式提升平台信息透明度，直击二手房市场痛点，推动了市场的良性竞争。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更好落实‘房住不炒’，促进二手商品住宅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赵秀池说。
赵秀池认为，杭州的举措有望对其他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和房屋租赁市场形成示范传导效应。“随着类似互联网平台功能日益健全、市场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住房市场的发展将呈现去中介化的特征。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平台让个人可以直接挂牌房源，不是要取消中介，而是将扮演重要角色，助力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垄断等问题。”
除了规范住房中介行业，下一步如何做好对二手住房交易、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管和服务，切实解决市场运行的痛点堵点，丰富楼市调控政策工具箱？赵秀池表示，未来，应坚持租购并举，拓展平台功能，扩大挂牌房源特别是租赁房源的覆盖面，包括集体土地建设的租赁住房、商办厂房改建的租赁住房、拆迁安置房、闲置农宅等，推动完善多主体供给的住房市场。
#买房者说##房地产#
近日，浙江杭州一项新举措在全国二手房市场和房地产中介行业引起广泛关注：由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主管的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推出“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为杭州二手房自主交易提供了更加规范、安全、便捷、完善的线上官方新渠道。
这一举措将对二手房交易市场乃至整个住房市场产生什么影响？中介的“饭碗”还端得稳吗？该举措是否会向住房租赁市场和其他城市推广？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洽谈
记者登录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并以个人真实信息成功注册了账号。经检索后发现，截至今年8月底，仅在杭州市主城区范围内，该平台就有超800套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卖方经过平台实名认证，地段、面积、社区情况、户型图、实景照片、卖方联系方式等信息一目了然，使买卖双方能够越过“中间商赚差价”环节实现看房、询价等功能。
对平台新功能的上线，购房者和有购房意愿的潜在购房者大多持乐观态度。
“官方二手房交易平台有了个人房源，对买卖双方都是利好。我对此双手支持。”山西小伙王昊两年前从北京某公司离职，来到杭州工作。为和女朋友完婚，他开始研究本地二手房市场，准备购买一套婚房。
王昊介绍，自己是北方人，也在北方完成大学学业，“人生地不熟，对本地楼市不了解。有心找中介，佣金昂贵不说，又怕被忽悠。有了这个平台，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洽谈，避免‘中间商赚差价’。同时，房源由政府部门发布，购房者更放心，也可以将遇到虚假房源的风险降到最低。”
作为卖方，家住杭州市余杭区的孟伟由于工作变动搬到了其他城市居住。一方面，他把自家房源挂上了市里的平台；另一方面，他也同时委托了几家中介机构代理这套住房的销售业务。“两边挂牌价一样，毕竟佣金由买方支付。”孟伟承认，他并未对买卖双方直接洽商寄予太高期待，“这个功能比较新，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但总体上，尝试更多渠道有好处，可以避免中介一家垄断。”
买卖双方受益了，中介行业眼下受到的冲击却不小。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类似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变得更加普遍，房地产中介行业将面临巨大的影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秀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房地产中介行业存在虚假宣传、赚取超高差价、不守信用等问题，部分从业者的短视性逐利行为已严重危害行业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跳过中介环节并省下占成交价2%左右的中介费用，无疑对二手房市场买卖双方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类官方信息平台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买卖双方直接洽商的机会，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房地产中介的角色。”赵秀池说。
传统中介目前仍是主体
政府运营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发展壮大，会动摇中介的“饭碗”吗？
记者发现，杭州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的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尚属新生事物，该平台上的绝大多数房源仍属于委托经纪挂牌房源。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爱我家、链家这两家国内房地产中介行业的头部企业占据了平台经纪机构挂牌房源数量的前两位，分别超过17万套和12万套，优势地位仍难以撼动。
“个人在政府直接管理的二手房交易平台挂牌房源，未必就会取代中介机构的地位。”高军是杭州市萧山区一家房地产经纪机构连锁门店负责人。在他看来，平台的发展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并无太大负面影响。
高军分析，从目前的数量比例来看，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尚难以对委托经纪挂牌房源构成竞争。此外，由于二手住宅市场上买卖双方缺乏对市场信息的全面了解，需要房产中介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来自经纪机构的服务仍然具有相当明显的不可替代性。
摩根士丹利近日也发布报告，认为市场对平台新功能引发的“去中介化”担忧过度。报告认为，该功能并非新事物，最近新增变化为房屋所有人需经过实名认证才可自行上传房源。“房屋中介能提供的服务价值依然存在。”该机构分析师表示。
尽管如此，平台强化对房屋所有人的认证审核仍显著提高了个人房源的可信度，并有可能在未来对机构房源构成竞争。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新风向将对房产中介行业及机构造成深远影响。“个人自主挂牌房源会对机构房源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该型房源的增加有望倒逼中介行业改善服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行业良性发展。”高军说。
中介行业面临的调整远不止于此。除了开通二手房交易平台的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8月24日还明确，针对房地产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在第三方平台对外发布房源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并对若干从业人员和中介机构通报批评。此外，深圳等城市也于近期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发起整治行动。
近年来，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调控楼市，针对包括中介行业在内的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监管力度正在强化。不久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印发通知，要求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对违法违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住房租赁企业等加大惩处力度，依法依规开展整治。
“房地产中介机构‘一手托两家’，对其行为的规范关系到市场秩序和房价稳定。”赵秀池认为，一系列针对房地产中介行业的整治行动有利于治理住房销售和租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打击部分机构对房源的垄断；同时将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守信经营，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未来有望形成示范效应
杭州的新举措能否推广到其他城市和住房租赁市场？许多人对此抱有期待。
王凡研究生毕业后到成都工作，他希望杭州的新举措能尽快推广到包括成都在内的其他城市。“同为二线城市，成都二手房价格上涨是比较快的。如果能从房源上下工夫，解决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楼市调控效果会更好，也能够实实在在把成交价压下来。”王凡说。
“希望租房市场有更多像杭州这样的信息平台。”北京市民张莹不久前由于工作变动，将名下住房出租，并在新工作单位附近租得一处住房，“最初的考虑是‘以租养租’，新房很快就找到了，旧房却迟迟租不出去。”张莹介绍，当时她委托一家知名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出于对该工作人员的信任，张莹并未到其所在门店进行线下登记。
“起初挂了每月8000元的价格，中介一直告诉我要价太高，拖了很久也不带人看房，让我起了疑心。”跟小区里消息灵通的老住户沟通后，张莹又做了调查，发现是中介为了吃更多差价故意捂盘，未在机构平台挂牌。“后来换了另一家机构，很快租出去了，但算起来还是损失了一个多月的租金。”
业内人士分析，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不论二手房交易还是住房租赁行业，部分中介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高额佣金的现象并不少见。政府出手打造联通买卖双方的信息平台，将对二手房交易市场和房屋中介行业产生良性规范效果。“以杭州相关举措为例，它通过实名认证、线上洽谈等形式提升平台信息透明度，直击二手房市场痛点，推动了市场的良性竞争。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更好落实‘房住不炒’，促进二手商品住宅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赵秀池说。
赵秀池认为，杭州的举措有望对其他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和房屋租赁市场形成示范传导效应。“随着类似互联网平台功能日益健全、市场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住房市场的发展将呈现去中介化的特征。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平台让个人可以直接挂牌房源，不是要取消中介，而是将扮演重要角色，助力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垄断等问题。”
除了规范住房中介行业，下一步如何做好对二手住房交易、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管和服务，切实解决市场运行的痛点堵点，丰富楼市调控政策工具箱？赵秀池表示，未来，应坚持租购并举，拓展平台功能，扩大挂牌房源特别是租赁房源的覆盖面，包括集体土地建设的租赁住房、商办厂房改建的租赁住房、拆迁安置房、闲置农宅等，推动完善多主体供给的住房市场。
#买房者说##房地产#
新生接完了，直接开学，真忙碌。这些天等娃睡着看《理想之城》，精神状态比较差，眼睛里都是疲惫，全靠脸上涂点儿色儿提神儿了。不得不说，小红书朋友介绍的涂阿玛尼红管唇釉大法，真的好，沾杯不再有，持久度也高了。虽然很多人说405不好，但我真觉得yyds，再有就是我十好几个tf家眼影，但这个二三十的“洛杉矶妹子”谁也舍不得送，我觉得不输很多大牌啊。
我班来了个特别帅的小姑娘，老公说：你班男生可怜了，女生都让她撩了。
没准儿真的是，因为今天食堂吃饭，别的班女生问我：老师，你班是不是有个特别帅的小姑娘！
我和同事说：我怕是因为这个女生，也提升了知名度吧！ https://t.cn/RxrBS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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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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