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ys只做了说完有关五条和夏油相关comment的部分……其实乙香的也想做但是社畜真的要嗝屁了所以（
アニメージュ 2022年8月号 刊登
朴 性厚 导演访谈
那也是一种爱的形式
■ 五条与夏油间感人又遗憾的友情故事
——距离『剧场版 咒术回战0』上映后5个月的最后一次谢幕活动时您参加了舞台告别，见到聚集在会场的粉丝们的反应，您有什么感想呢？
朴：其实我个人很不擅长出席公众场面，但因为是最后了，所以想着要好好地跟观众们致谢，就参加了。直接见到会场里粉丝们的双眼，让我感到大家都非常地享受这个作品。其中甚至有说看了30次以上的观众，我心想「比我还要看得多！」，超级吃惊（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让我们回顾一下早前的事吧。您最早读完原作『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时，觉得它的哪里最有魅力、考虑把它如何拍为映像呢？
朴：首先，这是一个“乙骨忧太”的故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一个“五条和夏油的故事”。我觉得它的魅力在于这种能有各种方向的解读的地方。然后就是「爱与诅咒」。只从「爱」这个角度去看，如果是「大家都相亲相爱」的话，虽然会给人美好的印象，但这个作品中，主题包含了爱变成「诅咒」这样的部分，我觉得这里也非常有趣。
——「爱反转为诅咒」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贯穿『咒术回战』整体的大主题呢。
朴：但是，要怎样去看待这个主题，又是因人而异的……。我更喜欢的不是「要将这个作品拍成电影的我去给出答案」，而是要让看的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样一来作品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广大。甚至我都想把这次的『剧场版 咒术回战0』从第一集开始做成TV动画呢。
——TV动画系列『咒术回战』说不定会从『剧场版 咒术回战0』开始吗？
朴：0卷就是这样一个让我跟所有staff都非常喜欢的原作。但我觉得结果而言，它像现在这样变成剧场版很好（笑）。如果要做它的TV动画的话，就得把它分割成好多话，如果是剧场版的话，就没有中断的必要，可以直接作为一个连续的故事来看。剧本可以从一开始就直接奔着高潮而去，所以我觉得把它做成剧场版很好。
——『剧场版 咒术回战0』也是一个根据读者入坑的时间点不同而会带给人不同印象的故事。应该有不少人是在看了TV动画『咒术回战』之后倒过来看『剧场版 咒术回战0』的，但是，作者最先画的其实是『剧场版 咒术回战0』的故事，它在整个故事的时间顺序上来说，也是「前传」这样的性质。
朴：是的，这里挺难的。芥见（下下）老师是先画的『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再画的『咒术回战』第一卷及以后，在这里面也有描写一些暗示五条与夏油过去的故事，但描写的顺序与故事中的时间顺序又是相异的。TV动画虽然是从（故事内时间靠后的）原作的第一卷开始做的，但也是考虑到了这些人物关系，并在跟芥见老师多次交流中做的角色解读、细致严谨的描写。再有就是，配音员们要如何表演这点，也是跟音响监督一起调整。因为要把各个篇章连在一起，使它作为一个系列被认知，这方面的平衡还是费了相当大的劲。
——像这样的情绪配合、平衡调整等等，具体来说您在哪些地方格外小心呢？
朴：比方说，夏油在原作『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当中的话，表情以及情绪表现都要更加极端。有关夏油，可以说他是有作为剧场版中也暗示到过过去的夏油、当前百鬼夜行时间点的夏油、以及『咒术回战』中登场时夏油，这三种侧面。在我心中，如何把这三个侧面都连接起来十分重要，所以就在跟芥见老师商量好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这个调整不仅体现在配音员的演技上，更体现在作画上。夏油在原作中的一些表情，尤其是比较「鬼脸」的部分，在剧场版中作画中都尽可能有所抑制地进行了重新绘制。
——夏油之于剧场版和整个系列都是相当重要的角色。朴导演您是怎么理解夏油的呢？
朴：我自己而言，还是有觉得「夏油好可怜」的。五条被大家都爱着，但是我个人总觉得夏油好像没有太多被爱着的样子……。还有就是，故事里面有一句菜菜子的台词说「夏油大人说黑是白就是白，说白是黑就是黑」，他的这种地方我也觉得很有魅力。根据看法的不同，有时候「恶」也可以看做「善」，相反，「善人」也可以看做「恶人」。世界上不是非黑即白，没有谁可以简单定义善恶。夏油是一个站在这个模糊的“中间地带”的角色。他身上虽然有杀害他人这样「恶的部分」，但这个行动深处的感情的部分让我非常能有共鸣……。
——他最后还说「但并不是说连高专的那些家伙也恨」。
朴：我想那应该是夏油的真实想法。他应该是觉得跟五条、家入以及高专的大家在一起战斗的那会，才是自己真正的样子。但因为自己的哲学呀、看待事物的方式等等，最后不得不走向与五条他们不同的道路。「只不过在这个世界，我没有办法发自内心地笑出来」，这句台词中，应该是有“自己是没有归所的”这样的心情。夏油会因此强烈地感到“寂寞”，所以我才觉得他「好可怜喔」。
——这个意义上而言，他跟五条的关系性格外令人感动又遗憾呢。
朴：五条其实，肯定也是喜欢夏油的。虽然他嘴上说夏油是「最恶的诅咒师」，但其实五条心中依然把夏油这个人的存在视为伙伴和家人。因此，他才希望夏油直到最后都是（自己的伙伴和家人）……我觉得五条的这种心情很强烈。
——他们两人最后的那段交谈中，五条也毫不犹豫地说出「这我倒是信任你」呢。
朴：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五条和夏油之间是一种绝对的信赖关系。但因为彼此价值观的偏差，才变成了那样——这样的剧情我真的非常喜欢，所以鼓足了饱满的情绪去做他们两人的那个镜头。见证夏油死前最后那段时，原作中的话五条是站着的，剧场版中则让五条走到了跟靠近夏油的地方（然后蹲下），最后要好好地跟夏油在相平的视线上交谈，然后是五条口型的那个镜头。虽然表情被遮住了，但他的嘴唇有些许的发抖。我想在这里表现出五条的纠结。直到最后的最后，我想五条都是在犹豫（要怎么处理夏油的事）的吧。但因为夏油变成了诅咒师，所以五条也必须去做他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アニメージュ 2022年8月号 刊登
朴 性厚 导演访谈
那也是一种爱的形式
■ 五条与夏油间感人又遗憾的友情故事
——距离『剧场版 咒术回战0』上映后5个月的最后一次谢幕活动时您参加了舞台告别，见到聚集在会场的粉丝们的反应，您有什么感想呢？
朴：其实我个人很不擅长出席公众场面，但因为是最后了，所以想着要好好地跟观众们致谢，就参加了。直接见到会场里粉丝们的双眼，让我感到大家都非常地享受这个作品。其中甚至有说看了30次以上的观众，我心想「比我还要看得多！」，超级吃惊（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让我们回顾一下早前的事吧。您最早读完原作『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时，觉得它的哪里最有魅力、考虑把它如何拍为映像呢？
朴：首先，这是一个“乙骨忧太”的故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一个“五条和夏油的故事”。我觉得它的魅力在于这种能有各种方向的解读的地方。然后就是「爱与诅咒」。只从「爱」这个角度去看，如果是「大家都相亲相爱」的话，虽然会给人美好的印象，但这个作品中，主题包含了爱变成「诅咒」这样的部分，我觉得这里也非常有趣。
——「爱反转为诅咒」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贯穿『咒术回战』整体的大主题呢。
朴：但是，要怎样去看待这个主题，又是因人而异的……。我更喜欢的不是「要将这个作品拍成电影的我去给出答案」，而是要让看的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样一来作品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广大。甚至我都想把这次的『剧场版 咒术回战0』从第一集开始做成TV动画呢。
——TV动画系列『咒术回战』说不定会从『剧场版 咒术回战0』开始吗？
朴：0卷就是这样一个让我跟所有staff都非常喜欢的原作。但我觉得结果而言，它像现在这样变成剧场版很好（笑）。如果要做它的TV动画的话，就得把它分割成好多话，如果是剧场版的话，就没有中断的必要，可以直接作为一个连续的故事来看。剧本可以从一开始就直接奔着高潮而去，所以我觉得把它做成剧场版很好。
——『剧场版 咒术回战0』也是一个根据读者入坑的时间点不同而会带给人不同印象的故事。应该有不少人是在看了TV动画『咒术回战』之后倒过来看『剧场版 咒术回战0』的，但是，作者最先画的其实是『剧场版 咒术回战0』的故事，它在整个故事的时间顺序上来说，也是「前传」这样的性质。
朴：是的，这里挺难的。芥见（下下）老师是先画的『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再画的『咒术回战』第一卷及以后，在这里面也有描写一些暗示五条与夏油过去的故事，但描写的顺序与故事中的时间顺序又是相异的。TV动画虽然是从（故事内时间靠后的）原作的第一卷开始做的，但也是考虑到了这些人物关系，并在跟芥见老师多次交流中做的角色解读、细致严谨的描写。再有就是，配音员们要如何表演这点，也是跟音响监督一起调整。因为要把各个篇章连在一起，使它作为一个系列被认知，这方面的平衡还是费了相当大的劲。
——像这样的情绪配合、平衡调整等等，具体来说您在哪些地方格外小心呢？
朴：比方说，夏油在原作『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当中的话，表情以及情绪表现都要更加极端。有关夏油，可以说他是有作为剧场版中也暗示到过过去的夏油、当前百鬼夜行时间点的夏油、以及『咒术回战』中登场时夏油，这三种侧面。在我心中，如何把这三个侧面都连接起来十分重要，所以就在跟芥见老师商量好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这个调整不仅体现在配音员的演技上，更体现在作画上。夏油在原作中的一些表情，尤其是比较「鬼脸」的部分，在剧场版中作画中都尽可能有所抑制地进行了重新绘制。
——夏油之于剧场版和整个系列都是相当重要的角色。朴导演您是怎么理解夏油的呢？
朴：我自己而言，还是有觉得「夏油好可怜」的。五条被大家都爱着，但是我个人总觉得夏油好像没有太多被爱着的样子……。还有就是，故事里面有一句菜菜子的台词说「夏油大人说黑是白就是白，说白是黑就是黑」，他的这种地方我也觉得很有魅力。根据看法的不同，有时候「恶」也可以看做「善」，相反，「善人」也可以看做「恶人」。世界上不是非黑即白，没有谁可以简单定义善恶。夏油是一个站在这个模糊的“中间地带”的角色。他身上虽然有杀害他人这样「恶的部分」，但这个行动深处的感情的部分让我非常能有共鸣……。
——他最后还说「但并不是说连高专的那些家伙也恨」。
朴：我想那应该是夏油的真实想法。他应该是觉得跟五条、家入以及高专的大家在一起战斗的那会，才是自己真正的样子。但因为自己的哲学呀、看待事物的方式等等，最后不得不走向与五条他们不同的道路。「只不过在这个世界，我没有办法发自内心地笑出来」，这句台词中，应该是有“自己是没有归所的”这样的心情。夏油会因此强烈地感到“寂寞”，所以我才觉得他「好可怜喔」。
——这个意义上而言，他跟五条的关系性格外令人感动又遗憾呢。
朴：五条其实，肯定也是喜欢夏油的。虽然他嘴上说夏油是「最恶的诅咒师」，但其实五条心中依然把夏油这个人的存在视为伙伴和家人。因此，他才希望夏油直到最后都是（自己的伙伴和家人）……我觉得五条的这种心情很强烈。
——他们两人最后的那段交谈中，五条也毫不犹豫地说出「这我倒是信任你」呢。
朴：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五条和夏油之间是一种绝对的信赖关系。但因为彼此价值观的偏差，才变成了那样——这样的剧情我真的非常喜欢，所以鼓足了饱满的情绪去做他们两人的那个镜头。见证夏油死前最后那段时，原作中的话五条是站着的，剧场版中则让五条走到了跟靠近夏油的地方（然后蹲下），最后要好好地跟夏油在相平的视线上交谈，然后是五条口型的那个镜头。虽然表情被遮住了，但他的嘴唇有些许的发抖。我想在这里表现出五条的纠结。直到最后的最后，我想五条都是在犹豫（要怎么处理夏油的事）的吧。但因为夏油变成了诅咒师，所以五条也必须去做他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汉字之言说
——高古雅逸观大篆
许慎《说文解字》：“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孳乳有派生、演变、滋益之义。)而寖多(寖多为逐渐增多)也。”。即指事、会意、形声之字依象形而出。而《周易·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乃依于自然取象而成卦之法，其应该对造字及汉字之演化及派生，备启发之大用。
而“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之说亦是存在的，是以，才有了“说文解字”，那么，“文”和“字”合之即为文字。诚而寻常之声音亦有声和音差异之存在，皆“二”而阴阳存也，是言兽有声无音、禽有声无声。音者余韵也，而书法之“飞白”似可目为书之余韵也(飞白共其他笔画、即墨笔虚实相生，充盈着意态飞动而畅神之艺术美，虚胜实之一相也)，飞白书能见者亦非多也，若见有则余味无穷也(见余已呈现之书法逸作及莲梗用笔可以感知)。亦由此思及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麒伯年轻时因闻古琴飘出那袅袅泛音而以为为乐之至美觉受，后来在古筝高手弦响中亦曾闻得些许雄浑之泛音，颇为惬意。何为“我道一以贯之”，此之然也，缘之于中华传统理念所成之事物，如书、画、篆刻、音乐、诗词、文章等等之审美，皆是相通的，而兼备诸能而又能专之者，则不简单，为丰盈之造就，更加了得哦。
是以，汉字之美，不独只形象，其源于客观物象及理趣，包括天地万物和人，而备宇宙思维、或自然观，而人生存于天地自然间，那么，文字之內蕴亦就相与应，而阴阳五行之构成于文字中亦备焉，如金、木、水、火、土之偏旁；又见有“日”和“月”之偏旁，那么合之而为“明”，这个真的高明啊。而汉字能于刻铸入钟鼎中产生了流丽多姿之金文(广义的大篆，包括金文)，而后演化变易随时而出现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成为备审美特质、备韵趣之东方艺术表现形式，文字能作成艺术，真的不凡，宜惜知贵。
大篆，盖起源于西周后期。小篆，则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亦乃其时统一文字之产物,即取消了其它六国文字,同时在秦国原有大篆、籀文(石鼓文：为至今仍尚存的籀文的代表，是周宣王太史籀所书，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基础上简化演变而成。
小篆存而可用之字，数量比大篆多。那么，一般而言，笔者在创作时，若能写成大篆的，就不会用小篆；即使只有小篆可用，亦会将用笔向大篆之意象靠近一些(于刻印中之造字亦然)；诚如有茶水可饮，就不会喝白开水差不多是相似之取向哟，盖缘于对大篆和小篆之审美差异、或审美取向之认知，大篆其姿韵天纵，构字盖灵动蕴趣，那是周代先民充分发挥想像力以及丰盈创造力之产物，更因地域不同而字态多见异趣。而小篆由于对书体进行标准化规格，或多或少会让性灵缺失，但存字体形相，若遇到文化素养与灵智乏善可陈者书之，则意趣平淡，韵味难觅,有些小篆一看还真有些小气象之感觉,若内在学养不足者写出来的小篆会是难以注目的。单调乏趣少灵气之作难以悦目怡神。但然，有些小篆由于笔画比大篆多，结构不同，会比大篆较好看，则会取用小篆，如当印之空间大而须选笔画多的，当同一字而小篆笔画较大篆多者，当选用小篆。笔者于此不独只是介绍创作体会，更是呈现作学问等须客观如实之气度，不能写文赞大篆而有意贬小篆。一切都应言之可信，以理服人。
小篆之特点,盖为笔画横平竖直，圆劲均匀，粗细基本一致,行笔布字以均衡与对称为度,乃小篆特有之形态。
而大篆之为书,则用笔、线条多依性情、意趣及艺术表现力而出，更缘载体、即器形差异(如各款青铜器物形制、大小、方圆等不同)而令书写随形就势更多变,遂使大篆之为书能流韵丰姿,百观而不厌,想彼时上古中人，性灵丰盈而想像力极其丰富(观三星堆“青铜面具”那极其夸张的眼睛和耳朵是那么超乎想像的存在而格外引人注目,更堪寻思,尤其是耳朵之设计造型那高简灵逸、流韵隽趣而传神之至,见图十。这应是“小篆”之字所未能理解之“审美故事”；但，大篆可能还是可以能够理解的,诚如观大篆之《中山王篆书》可以意会意会而意思意思,见图十一,中山王书笔锋锐颖，灵秀豪纵，遒逸非凡)。大篆或线条粗细不匀或简练生动，或姿韵天纵，真是耐人觅趣。
小篆虽然亦有体态美、线条美，但变化与超脱之审美张力皆不及大篆。字体一当单调成势而少了意兴之抒写，则去艺术特质亦远，当然，小篆亦有能写得耐看一些者，然其人，定修养不俗。大篆由于地域杂布而随器物形制不同而异，除先民备审美意趣自觉外，更缘各彰性灵而让大篆书迹美意纷呈，字形体势因长短各异而别致，而造就了流丽丰韵多姿而传神之大篆。
当书体被“标准化”后,是便于交流、读写、行文、通用，即实用性强，那么，相对的艺术灵应及能动性就较为有限了。但那是二千多前年的事情。如今，诸多字体进入书写审美、即艺术之域，就应着眼于艺术特质而看重审美张力及抒写性了。那么取乎上者，大篆也。
拟把戈壁滩风励石与江河石同置，问会看好那一样。当把大篆写至佳境，而能逸韵传神，其美妙，难言置。
二〇二二年八月七日
——高古雅逸观大篆
许慎《说文解字》：“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孳乳有派生、演变、滋益之义。)而寖多(寖多为逐渐增多)也。”。即指事、会意、形声之字依象形而出。而《周易·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乃依于自然取象而成卦之法，其应该对造字及汉字之演化及派生，备启发之大用。
而“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之说亦是存在的，是以，才有了“说文解字”，那么，“文”和“字”合之即为文字。诚而寻常之声音亦有声和音差异之存在，皆“二”而阴阳存也，是言兽有声无音、禽有声无声。音者余韵也，而书法之“飞白”似可目为书之余韵也(飞白共其他笔画、即墨笔虚实相生，充盈着意态飞动而畅神之艺术美，虚胜实之一相也)，飞白书能见者亦非多也，若见有则余味无穷也(见余已呈现之书法逸作及莲梗用笔可以感知)。亦由此思及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麒伯年轻时因闻古琴飘出那袅袅泛音而以为为乐之至美觉受，后来在古筝高手弦响中亦曾闻得些许雄浑之泛音，颇为惬意。何为“我道一以贯之”，此之然也，缘之于中华传统理念所成之事物，如书、画、篆刻、音乐、诗词、文章等等之审美，皆是相通的，而兼备诸能而又能专之者，则不简单，为丰盈之造就，更加了得哦。
是以，汉字之美，不独只形象，其源于客观物象及理趣，包括天地万物和人，而备宇宙思维、或自然观，而人生存于天地自然间，那么，文字之內蕴亦就相与应，而阴阳五行之构成于文字中亦备焉，如金、木、水、火、土之偏旁；又见有“日”和“月”之偏旁，那么合之而为“明”，这个真的高明啊。而汉字能于刻铸入钟鼎中产生了流丽多姿之金文(广义的大篆，包括金文)，而后演化变易随时而出现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成为备审美特质、备韵趣之东方艺术表现形式，文字能作成艺术，真的不凡，宜惜知贵。
大篆，盖起源于西周后期。小篆，则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亦乃其时统一文字之产物,即取消了其它六国文字,同时在秦国原有大篆、籀文(石鼓文：为至今仍尚存的籀文的代表，是周宣王太史籀所书，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基础上简化演变而成。
小篆存而可用之字，数量比大篆多。那么，一般而言，笔者在创作时，若能写成大篆的，就不会用小篆；即使只有小篆可用，亦会将用笔向大篆之意象靠近一些(于刻印中之造字亦然)；诚如有茶水可饮，就不会喝白开水差不多是相似之取向哟，盖缘于对大篆和小篆之审美差异、或审美取向之认知，大篆其姿韵天纵，构字盖灵动蕴趣，那是周代先民充分发挥想像力以及丰盈创造力之产物，更因地域不同而字态多见异趣。而小篆由于对书体进行标准化规格，或多或少会让性灵缺失，但存字体形相，若遇到文化素养与灵智乏善可陈者书之，则意趣平淡，韵味难觅,有些小篆一看还真有些小气象之感觉,若内在学养不足者写出来的小篆会是难以注目的。单调乏趣少灵气之作难以悦目怡神。但然，有些小篆由于笔画比大篆多，结构不同，会比大篆较好看，则会取用小篆，如当印之空间大而须选笔画多的，当同一字而小篆笔画较大篆多者，当选用小篆。笔者于此不独只是介绍创作体会，更是呈现作学问等须客观如实之气度，不能写文赞大篆而有意贬小篆。一切都应言之可信，以理服人。
小篆之特点,盖为笔画横平竖直，圆劲均匀，粗细基本一致,行笔布字以均衡与对称为度,乃小篆特有之形态。
而大篆之为书,则用笔、线条多依性情、意趣及艺术表现力而出，更缘载体、即器形差异(如各款青铜器物形制、大小、方圆等不同)而令书写随形就势更多变,遂使大篆之为书能流韵丰姿,百观而不厌,想彼时上古中人，性灵丰盈而想像力极其丰富(观三星堆“青铜面具”那极其夸张的眼睛和耳朵是那么超乎想像的存在而格外引人注目,更堪寻思,尤其是耳朵之设计造型那高简灵逸、流韵隽趣而传神之至,见图十。这应是“小篆”之字所未能理解之“审美故事”；但，大篆可能还是可以能够理解的,诚如观大篆之《中山王篆书》可以意会意会而意思意思,见图十一,中山王书笔锋锐颖，灵秀豪纵，遒逸非凡)。大篆或线条粗细不匀或简练生动，或姿韵天纵，真是耐人觅趣。
小篆虽然亦有体态美、线条美，但变化与超脱之审美张力皆不及大篆。字体一当单调成势而少了意兴之抒写，则去艺术特质亦远，当然，小篆亦有能写得耐看一些者，然其人，定修养不俗。大篆由于地域杂布而随器物形制不同而异，除先民备审美意趣自觉外，更缘各彰性灵而让大篆书迹美意纷呈，字形体势因长短各异而别致，而造就了流丽丰韵多姿而传神之大篆。
当书体被“标准化”后,是便于交流、读写、行文、通用，即实用性强，那么，相对的艺术灵应及能动性就较为有限了。但那是二千多前年的事情。如今，诸多字体进入书写审美、即艺术之域，就应着眼于艺术特质而看重审美张力及抒写性了。那么取乎上者，大篆也。
拟把戈壁滩风励石与江河石同置，问会看好那一样。当把大篆写至佳境，而能逸韵传神，其美妙，难言置。
二〇二二年八月七日
【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