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改革千呼万唤 “一委一行两会”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传统金融监管框架的不足和问题,金融市场综合化、集团化发展趋势与金融监管框架之间的“错配”导致的监管竞争、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白产生了宏观经济的巨大波动和金融资产价格的严重扭曲,监管部门不得不开始反思金融监管的漏洞。针对金融危机中所暴露出的监管体制方面的问题和漏洞,世界各主要国家先后开启了调整金融监管框架的进程,无论是英国的“双峰”模式,还是美国通过《多德-佛兰克法案》、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金融监管框架的完善与加强成为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部门的共同目标。
虽然金融危机并未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重创,但并不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可以独善其身。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的量化宽松和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金融创新、金融综合化经营成为我国金融机构发展的新出路。2010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综合化经营趋势愈发明显,跨行业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同时,杠杆率、资产泡沫持续攀升、居高不下,这对我国金融监管框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既要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聚集和爆发,又为金融市场创新发展提供适当的空间和引导。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一直是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
“一委一行两会”监管框架标志着我国金融监管框架进入了新时代。相较于之前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新监管框架并非是监管机构的简单合并,而是监管职能和监管结构的深度调整与整合,契合了我国金融创新发展的新趋势,疏通、理顺金融资源流通的环节和渠道,及时、有效地应对我国金融风险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从而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应对金融发展新局面新监管框架表现出三特点
“一委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框架是对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分离和发展监管职能”重要要求的落实,对中国金融新时代创新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指导作用。从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职责分工和权责内容上看,新的金融监管框架表现出了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明确表现出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的特点。相对于基于分业经营的机构监管,功能监管主要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由“三会”转变为“两会”并不仅仅是直观意义上的加减法,更是监管内涵的加深、监管思路的转变。
其次,职责分工进一步明确,强化了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在理论上有助于增加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赋予了央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权责,实现了宏观审慎政策与最后贷款人职责的统一。而银保监会的设立则意味着对银行业、保险业的具体监管将超越本行业的部门利益,基于银行业和保险的具体监管实践进行有效的微观审慎监管,有助于促进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的稳健发展。证监会则继续负责证券市场的监管,有序提升直接融资比率。“一行两会”分别负责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既有利于银保监会对银行业和保险业实施统一
最后,加强了政策协调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下,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为统领,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的金融监管政策与监管措施能够实现信息互通、相互配合,使以往事倍功半的监管政策能够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新金融监管框架能够兼顾提升效率与防范风险的功能
新的监管框架有利于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提升金融功能的效率。近年来,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呈现深度合作、融合发展的特征,行业内、跨行业的金融资源流通成为金融创新的重要方面。但同时,影子银行、银行同业、万能险和资管等领域的问题也频频爆出,造成了“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等问题。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将银行与保险这两类业务性质、功能作用不同,但在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监管要求和机构内控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相似的行业监管进行了整合,更有利于实现金融监管功能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并能够与央行、证监会统一协调,有效地抑制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现象,按照业务功能特征对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进行有效的指引。
新的监管框架还有利于金融风险的防范,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这就意味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已经内化为人民银行的份内职责,权责的一致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宏观经济层面政策的有效性。从微观机构层面来看,对银行业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规模、影响力较大,银保监会成立之后,针对银行的从严监管、综合监管将得以持续强化和完善。而随着监管政策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业务、表外业务等监管套利高发领域的风险也将逐一得到处置。对保险行业而言,也将得到进一步的规范,之前以保险业作为投融资通道的资本通过放开投资、放开定价和放开保险牌照申请的方式大肆售卖万能险、恶意举牌上市公司、违规进行海外投资的现象将得到进一步的遏制与清算,此次监管改革形成了监管合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传统金融监管框架的不足和问题,金融市场综合化、集团化发展趋势与金融监管框架之间的“错配”导致的监管竞争、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白产生了宏观经济的巨大波动和金融资产价格的严重扭曲,监管部门不得不开始反思金融监管的漏洞。针对金融危机中所暴露出的监管体制方面的问题和漏洞,世界各主要国家先后开启了调整金融监管框架的进程,无论是英国的“双峰”模式,还是美国通过《多德-佛兰克法案》、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金融监管框架的完善与加强成为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部门的共同目标。
虽然金融危机并未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重创,但并不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可以独善其身。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的量化宽松和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金融创新、金融综合化经营成为我国金融机构发展的新出路。2010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综合化经营趋势愈发明显,跨行业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同时,杠杆率、资产泡沫持续攀升、居高不下,这对我国金融监管框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既要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聚集和爆发,又为金融市场创新发展提供适当的空间和引导。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一直是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
“一委一行两会”监管框架标志着我国金融监管框架进入了新时代。相较于之前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新监管框架并非是监管机构的简单合并,而是监管职能和监管结构的深度调整与整合,契合了我国金融创新发展的新趋势,疏通、理顺金融资源流通的环节和渠道,及时、有效地应对我国金融风险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从而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应对金融发展新局面新监管框架表现出三特点
“一委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框架是对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分离和发展监管职能”重要要求的落实,对中国金融新时代创新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指导作用。从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职责分工和权责内容上看,新的金融监管框架表现出了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明确表现出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的特点。相对于基于分业经营的机构监管,功能监管主要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由“三会”转变为“两会”并不仅仅是直观意义上的加减法,更是监管内涵的加深、监管思路的转变。
其次,职责分工进一步明确,强化了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在理论上有助于增加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赋予了央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权责,实现了宏观审慎政策与最后贷款人职责的统一。而银保监会的设立则意味着对银行业、保险业的具体监管将超越本行业的部门利益,基于银行业和保险的具体监管实践进行有效的微观审慎监管,有助于促进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的稳健发展。证监会则继续负责证券市场的监管,有序提升直接融资比率。“一行两会”分别负责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既有利于银保监会对银行业和保险业实施统一
最后,加强了政策协调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下,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为统领,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的金融监管政策与监管措施能够实现信息互通、相互配合,使以往事倍功半的监管政策能够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新金融监管框架能够兼顾提升效率与防范风险的功能
新的监管框架有利于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提升金融功能的效率。近年来,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呈现深度合作、融合发展的特征,行业内、跨行业的金融资源流通成为金融创新的重要方面。但同时,影子银行、银行同业、万能险和资管等领域的问题也频频爆出,造成了“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等问题。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将银行与保险这两类业务性质、功能作用不同,但在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监管要求和机构内控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相似的行业监管进行了整合,更有利于实现金融监管功能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并能够与央行、证监会统一协调,有效地抑制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现象,按照业务功能特征对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进行有效的指引。
新的监管框架还有利于金融风险的防范,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这就意味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已经内化为人民银行的份内职责,权责的一致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宏观经济层面政策的有效性。从微观机构层面来看,对银行业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规模、影响力较大,银保监会成立之后,针对银行的从严监管、综合监管将得以持续强化和完善。而随着监管政策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业务、表外业务等监管套利高发领域的风险也将逐一得到处置。对保险行业而言,也将得到进一步的规范,之前以保险业作为投融资通道的资本通过放开投资、放开定价和放开保险牌照申请的方式大肆售卖万能险、恶意举牌上市公司、违规进行海外投资的现象将得到进一步的遏制与清算,此次监管改革形成了监管合力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虽然有六种情形(如果考虑追加投资导致权益法到权益法,一共七种情形,该情形教材未写),但概括起来其实只有三种情形。
1.成本法转权益法:追溯调整;
2.长投与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不含多次交易实现控股合并):先卖后买;
3.多次交易实现控股合并(金融资产或权益法转成本法):分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参照初始计量即可。 https://t.cn/RIqI3hI
1.成本法转权益法:追溯调整;
2.长投与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不含多次交易实现控股合并):先卖后买;
3.多次交易实现控股合并(金融资产或权益法转成本法):分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参照初始计量即可。 https://t.cn/RIqI3hI
#快讯#【周小川行长率团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阿根廷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后的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日前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周小川行长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未来的工作、基础设施、金融部门发展、国际金融架构、反恐怖融资以及国际税收挑战等议题,并发表了联合公报。
会议认为,全球经济形势继续改善,投资和贸易加快复苏,但下行风险持续存在,中期内促进经济持续、包容增长仍面临挑战。会议重点讨论了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经济关系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融资环境收紧带来的金融部门脆弱性。会议重申将继续运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工具来推动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会议重申避免竞争性贬值,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的承诺。会议强调了进一步就全球贸易进行对话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各方正在开展工作,增强贸易对经济的贡献。
会议肯定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机遇,同时关注技术进步对个人、企业和政府带来的挑战,包括影响劳动力市场,加剧社会和国际不平等。会议提出,要就此加强国际合作,以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并确保红利被广泛分享。
会议认为基础设施有助于增强互联互通、促进经济长期包容性增长,强调撬动私人部门资金对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重要性。会议核准了《推动基础设施发展成为一类单独的金融资产的路线图》,明确了改善项目筹备、提高基础设施合同和融资工具标准化程度等2018年重点工作。
会议重申进一步增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承诺按时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会议表示将继续监测资本流动,并加强对资本流动管理措施运用的研究。会议认为加强能力建设、完善政策框架、增强信息共享有助于避免低收入国家债务过快上升,呼吁债务国和债权国共同提高债务透明度。
会议欢迎巴塞尔协议III的最终敲定,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金融系统中出现的新风险,继续承诺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金融部门改革,并评估改革措施的影响。会议在肯定加密资产底层技术潜力的同时,强调加密资产不具备主权货币的关键属性,引发了消费者保护、市场诚信、避税、洗钱和恐怖融资等一系列问题,并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为此,将加强监测,评估采取多边应对措施的必要性。
会议同意将继续加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扩散融资工作,呼吁各方全面、有效落实反洗钱特别行动工作组(FATF)的相关标准,重申支持增强FATF的机构、治理和能力。
会议还讨论了对数字经济征税、提高税收信息透明度等国际税收问题。
周小川介绍了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和政策方向。周小川表示,中国经济继续向好,主要指标好于预期,2017年全年GDP增长6.9%,消费和投资平稳增长,进出口增长较快,就业形势继续向好,物价水平保持平稳。同时,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量不断改善。近期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中国将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推动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中国金融部门整体稳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正在积极采取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部门开放。未来,中国将继续支持多边主义,在开放中加强与各方合作。
周小川指出,加密资产可能引发系列挑战和问题,如非法交易、洗钱和恐怖融资、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加密资产虽然规模仍然较小,但社会影响较大,不容忽视。中国一直强调,金融部门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目前看加密资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存疑。中国支持就加密资产和数字货币问题在G20下加强政策协调。
周小川强调,应继续加强以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回顾了全球金融危机后,G20两次推动IMF增资、对IMF进行份额和治理改革的历程,呼吁各方牢记历史,并考虑构建更加有效率和中心化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同时,IMF在资本流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等领域开展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这些工作有必要继续。中方欢迎全球金融治理名人小组近期开展的工作,并愿与各方一起推动就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许多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
阿根廷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后的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日前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周小川行长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未来的工作、基础设施、金融部门发展、国际金融架构、反恐怖融资以及国际税收挑战等议题,并发表了联合公报。
会议认为,全球经济形势继续改善,投资和贸易加快复苏,但下行风险持续存在,中期内促进经济持续、包容增长仍面临挑战。会议重点讨论了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经济关系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融资环境收紧带来的金融部门脆弱性。会议重申将继续运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工具来推动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会议重申避免竞争性贬值,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的承诺。会议强调了进一步就全球贸易进行对话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各方正在开展工作,增强贸易对经济的贡献。
会议肯定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机遇,同时关注技术进步对个人、企业和政府带来的挑战,包括影响劳动力市场,加剧社会和国际不平等。会议提出,要就此加强国际合作,以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并确保红利被广泛分享。
会议认为基础设施有助于增强互联互通、促进经济长期包容性增长,强调撬动私人部门资金对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重要性。会议核准了《推动基础设施发展成为一类单独的金融资产的路线图》,明确了改善项目筹备、提高基础设施合同和融资工具标准化程度等2018年重点工作。
会议重申进一步增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承诺按时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会议表示将继续监测资本流动,并加强对资本流动管理措施运用的研究。会议认为加强能力建设、完善政策框架、增强信息共享有助于避免低收入国家债务过快上升,呼吁债务国和债权国共同提高债务透明度。
会议欢迎巴塞尔协议III的最终敲定,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金融系统中出现的新风险,继续承诺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金融部门改革,并评估改革措施的影响。会议在肯定加密资产底层技术潜力的同时,强调加密资产不具备主权货币的关键属性,引发了消费者保护、市场诚信、避税、洗钱和恐怖融资等一系列问题,并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为此,将加强监测,评估采取多边应对措施的必要性。
会议同意将继续加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扩散融资工作,呼吁各方全面、有效落实反洗钱特别行动工作组(FATF)的相关标准,重申支持增强FATF的机构、治理和能力。
会议还讨论了对数字经济征税、提高税收信息透明度等国际税收问题。
周小川介绍了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和政策方向。周小川表示,中国经济继续向好,主要指标好于预期,2017年全年GDP增长6.9%,消费和投资平稳增长,进出口增长较快,就业形势继续向好,物价水平保持平稳。同时,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量不断改善。近期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中国将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推动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中国金融部门整体稳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正在积极采取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部门开放。未来,中国将继续支持多边主义,在开放中加强与各方合作。
周小川指出,加密资产可能引发系列挑战和问题,如非法交易、洗钱和恐怖融资、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加密资产虽然规模仍然较小,但社会影响较大,不容忽视。中国一直强调,金融部门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目前看加密资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存疑。中国支持就加密资产和数字货币问题在G20下加强政策协调。
周小川强调,应继续加强以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回顾了全球金融危机后,G20两次推动IMF增资、对IMF进行份额和治理改革的历程,呼吁各方牢记历史,并考虑构建更加有效率和中心化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同时,IMF在资本流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等领域开展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这些工作有必要继续。中方欢迎全球金融治理名人小组近期开展的工作,并愿与各方一起推动就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许多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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