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三界分清是着重去掉或化除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在化除的同时，又必须充实一些阳面的成分，这便是尽伦、立命、尽性立德的过程，所以先生才有三界俱足的提法。只有三界俱足，才能真正三界合一。到此境界，乃纯以道心当家，天性为主了。然而欲达到了脱尘寰超凡入圣的最高境界，则必须四大界达通。在四大界篇有详细论述。
先生讲性心身，有时说成性命身，将命与心混同起来讲，这需要从“命者名也”这一命题说起，为人所有的名分都叫命，欲充实这命，就必须心存这道理。即是有此命，方有此心，俱此心，方能立命，命足了（充实）方能立德。为人使众人佩服了，便是立命的标志。所以先生又说，别人是你的命，但不可有贪求他人佩服的心。
132、 人不得道是因为性心身三界不能合一。身作这种事，而心作别的想，这是心身不能合一。遇着逆事时担不了，或生气或上火，这又是性和心身不合了。必三界合一，才能得道。要想成佛，还须四大界合一。今人用“心”学佛，又怎能成呢？ 民二四·五·二九·朝阳
133、 三人同心黄土变金，人们都认为是你我他三人，其实就是性心身。性是天人，心是阴人，身是世人。我们的三界真能合一，其力无穷。 民二四·五·十一·三沟
134、 性存天理为天，心存道理为地，身存情理为人。若只用道理情理，就不能与天合。天地和人不分家，而人偏要和天地分家，那又怎好呢。 民二二·五·二六·沈阳
135、 性是神，心是鬼，以性为主就是神差，以心为主就是鬼使（此性指天性，心指贪妄心）。 民二四·五·十二·平泉
136、 人的力量是天力，越用越有，你和天地合一，天也自然助你。 民二六·三·十四·长春
137、 性心拢回来，才能撒开手，身界也要收回来。 民二五·四·十六·长春
138、 人有三魂。父母给的肉身为身魂，降生以后呱的一声，元气走了，地三宝入窍（水火风），就为阴魂。更有天给的灵魂，是慢慢进来的。若不得着灵魂，就要成个痴呆的人了。所以灵魂聚的越大，天分是必然越大的。 民二二·二·二一·锦州
139、 阴魂是糊涂的，就知道贪，就知道吃，所以是昏的。天三宝为灵魂是清明的，知道伦常，知道礼让，所以是好的。 民二二·二·锦州
140、 宋希圣自己说事事不能，这是一种自谦之意，其实不对。灵魂是随时进去的，我们讲道听道，正是向里边进灵魂呢，要常说不行，天门就闭了，所以不可不加小心。 民二五·五·二三·长春
141、 朱承远在东宁被匪吓得失魂了。先生道，人若失魂，真就不能活了。你想好，就寻思你家因什么得五枝桂的美名。不过几天，承远的魂真就归回来了（朱家兄妹五人皆向道诚笃被誉为朱家五桂）。 民二二·十二·十二·满沟
142、 身子能劳动而后才可以养精。心得能存他人的道，给他人作打算，才能养气养命。存他人的好处，才能保神。 民二五·八·二九·长春
143、 道就是命，德就是性，性是保命的。命可消长，所以必要保全它。性是福星，心是禄星，身是寿星，所以福禄寿的消长，都在我自己掌握着。 民二三·八·九·开原
144、 性是福星，心是禄星，穿戴过分的损寿。以大义养天命，以慎言语，节饮食养宿命。以忍耐二字养阴命（即消阴命）。 民二二·五·二九·沈阳
145、 性是福星，尽人性就享人福，尽物性就享物福。民二四·五·二一·三沟
146、 人的三界像三弦似的，弹弦的人拿起三弦来要定定弦，使之合一。我们的三界也要常加品评，性理圆足没有，心中道理足没有，身界能圆情没有，能时时省察，三界俱足，自能合一。 民二二·六·十二·沈阳
147、 论语上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天道极显明，怎能不可闻呢？我有一个比喻：立一个标杆于地上，前面有日光，后面有个影，日光比作天命，标杆比宿命，影子比作阴命。标杆和影可以量出来高低长短，日光还能量出数来吗？人们只知重宿命，用阴命，不知天命，又那能闻天道呢！ 民二三·三·二八·营口
148、 三界像秤上的三个秤纽似的，性像外怀似的（第一秤纽），心像面上似的（第二秤纽），身像里怀似的（第三秤纽）。里怀出门是定盘星，打到头才十斤，这像身界立功似的。面上出门十斤，打到头五十斤，这好像立命似的。外怀出门五十斤，打到头一百五十斤，这好像以德养性似的。身立功达到极圆满，不过才十斤，一动心念就消去了；立命已圆满了，一动性就又全失掉了。假如只是身界立点功，动起性来，不但全失，而且要倒赔了许多，叫作被大秤撅去了，这是不可不慎的。 民二四·五·二一·平泉
149、命像灯火似的，性像灯罩似的，灯必须加上罩拢起光来，挡住外界的恶风，才大明亮。人修命更得养性才能灵，这和灯是一理啊（此处的修命养性有全新涵义）。 民二一·十二·呼兰
先生讲性心身，有时说成性命身，将命与心混同起来讲，这需要从“命者名也”这一命题说起，为人所有的名分都叫命，欲充实这命，就必须心存这道理。即是有此命，方有此心，俱此心，方能立命，命足了（充实）方能立德。为人使众人佩服了，便是立命的标志。所以先生又说，别人是你的命，但不可有贪求他人佩服的心。
132、 人不得道是因为性心身三界不能合一。身作这种事，而心作别的想，这是心身不能合一。遇着逆事时担不了，或生气或上火，这又是性和心身不合了。必三界合一，才能得道。要想成佛，还须四大界合一。今人用“心”学佛，又怎能成呢？ 民二四·五·二九·朝阳
133、 三人同心黄土变金，人们都认为是你我他三人，其实就是性心身。性是天人，心是阴人，身是世人。我们的三界真能合一，其力无穷。 民二四·五·十一·三沟
134、 性存天理为天，心存道理为地，身存情理为人。若只用道理情理，就不能与天合。天地和人不分家，而人偏要和天地分家，那又怎好呢。 民二二·五·二六·沈阳
135、 性是神，心是鬼，以性为主就是神差，以心为主就是鬼使（此性指天性，心指贪妄心）。 民二四·五·十二·平泉
136、 人的力量是天力，越用越有，你和天地合一，天也自然助你。 民二六·三·十四·长春
137、 性心拢回来，才能撒开手，身界也要收回来。 民二五·四·十六·长春
138、 人有三魂。父母给的肉身为身魂，降生以后呱的一声，元气走了，地三宝入窍（水火风），就为阴魂。更有天给的灵魂，是慢慢进来的。若不得着灵魂，就要成个痴呆的人了。所以灵魂聚的越大，天分是必然越大的。 民二二·二·二一·锦州
139、 阴魂是糊涂的，就知道贪，就知道吃，所以是昏的。天三宝为灵魂是清明的，知道伦常，知道礼让，所以是好的。 民二二·二·锦州
140、 宋希圣自己说事事不能，这是一种自谦之意，其实不对。灵魂是随时进去的，我们讲道听道，正是向里边进灵魂呢，要常说不行，天门就闭了，所以不可不加小心。 民二五·五·二三·长春
141、 朱承远在东宁被匪吓得失魂了。先生道，人若失魂，真就不能活了。你想好，就寻思你家因什么得五枝桂的美名。不过几天，承远的魂真就归回来了（朱家兄妹五人皆向道诚笃被誉为朱家五桂）。 民二二·十二·十二·满沟
142、 身子能劳动而后才可以养精。心得能存他人的道，给他人作打算，才能养气养命。存他人的好处，才能保神。 民二五·八·二九·长春
143、 道就是命，德就是性，性是保命的。命可消长，所以必要保全它。性是福星，心是禄星，身是寿星，所以福禄寿的消长，都在我自己掌握着。 民二三·八·九·开原
144、 性是福星，心是禄星，穿戴过分的损寿。以大义养天命，以慎言语，节饮食养宿命。以忍耐二字养阴命（即消阴命）。 民二二·五·二九·沈阳
145、 性是福星，尽人性就享人福，尽物性就享物福。民二四·五·二一·三沟
146、 人的三界像三弦似的，弹弦的人拿起三弦来要定定弦，使之合一。我们的三界也要常加品评，性理圆足没有，心中道理足没有，身界能圆情没有，能时时省察，三界俱足，自能合一。 民二二·六·十二·沈阳
147、 论语上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天道极显明，怎能不可闻呢？我有一个比喻：立一个标杆于地上，前面有日光，后面有个影，日光比作天命，标杆比宿命，影子比作阴命。标杆和影可以量出来高低长短，日光还能量出数来吗？人们只知重宿命，用阴命，不知天命，又那能闻天道呢！ 民二三·三·二八·营口
148、 三界像秤上的三个秤纽似的，性像外怀似的（第一秤纽），心像面上似的（第二秤纽），身像里怀似的（第三秤纽）。里怀出门是定盘星，打到头才十斤，这像身界立功似的。面上出门十斤，打到头五十斤，这好像立命似的。外怀出门五十斤，打到头一百五十斤，这好像以德养性似的。身立功达到极圆满，不过才十斤，一动心念就消去了；立命已圆满了，一动性就又全失掉了。假如只是身界立点功，动起性来，不但全失，而且要倒赔了许多，叫作被大秤撅去了，这是不可不慎的。 民二四·五·二一·平泉
149、命像灯火似的，性像灯罩似的，灯必须加上罩拢起光来，挡住外界的恶风，才大明亮。人修命更得养性才能灵，这和灯是一理啊（此处的修命养性有全新涵义）。 民二一·十二·呼兰
承知慧灯大师主张阿弥陀本尊“木像不如绘像，绘像不如名号”。窃以为此乃由凡夫妄念，正执之本当在名号，非是分别念所现之各别相乎？盖惠心僧都曰：“凡夫以妄念为本，妄念之外别无心也，直至临终，犹是一向，妄念凡夫，知此念佛（名），即蒙来迎，乘莲台时，能翻妄念，成为觉心”，既然是妄念凡夫，未证空性，承智敏大师开示其时所见本尊皆不可靠。然则，阿弥陀佛之画像，或黄色，或红色，或黑白……种种性状，莫衷一是，岂可以某项为专美乎？故法然上人云登莲台前，何可断往生失败之疑的开示，诚不无所谓矣
ps.藏地有一老人专修绿度母，晚年被善知识开导以往生之道，而不获见弥陀佛像，往生时，来迎圣众皆显绿度母之绿色，盖此亦见肖像之不能定准也
ps.藏地有一老人专修绿度母，晚年被善知识开导以往生之道，而不获见弥陀佛像，往生时，来迎圣众皆显绿度母之绿色，盖此亦见肖像之不能定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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