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里一家亲#浙江金华的援沪医疗队队员来到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为同学们进行核酸检测。在连续工作五个小时，完成6000余人次的检测后，“大白”们等待集合离开，片刻的休息间隙，他们在地上用树叶拼凑“上海”两字。恰巧，宿舍楼上的同学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大白们太辛苦了”，同学们自发作画表达感谢，致敬医务工作者，作品将在疫情结束后转交给医疗队。#长三角一家亲##众志成城同心守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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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读书最乐，鬻书亦乐】
根据现有材料，傅斯年最早的买书记录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台湾史语所研究员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书中发现，傅斯年在留英时期曾购买了大量弗洛伊德的著作，归国后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他当年“醉心心理学”，后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正因为傅氏在这方面的成就与声名，中央研究院创办时，他被聘为心理学所的筹备委员。

另外，在傅斯年的藏书中有一本《宋元戏曲史》，书前有这样一段眉批：“十余年前所读书，当时为之神往者。此回自欧洲归，道经新加坡，于书肆更买此册，仍觉是一本最好之书，兴会为之飞也。民国十五年十月□□(案：英文字不清楚)舟中。”傅斯年留学海外前后达七年，与陈寅恪一样，他也是只读书不拿学位。

回国后傅斯年很快就成为学术界的“大佬”，他一手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有一个观点：学术研究机构必须要有大量的藏书，要建一流的图书馆。傅斯年主持史语所23年，最为得意的就是为史语所积累了二三十万册的藏书。西南联大时，北大、清华的图书来不及撤离，整个昆明就只有史语所的图书馆最完备。当时，好些人做学问都要仰仗史语所的图书，有的人甚至不惜调到史语所。

史语所迁往四川时，山高路远、行程万里，傅斯年亲自选择搬迁路径，并指定心细认真的那廉君负责护送，自己则时加监督。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21万册图书装进600只大箱，先后装运火车、卡车、轮船甚至肩挑，五年间开箱上架下架多达12次，但图书丝毫无损。

落户李庄后，傅斯年特意租用了当地大族的四座大院子，分门别类充作中文书库、外文书库、善本书库和中外文杂志库。当时史语所的这批藏书不仅供史语所同仁用，还供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等单位共同使用，为战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很少有人能想到，史语所的这些藏书很多是傅斯年亲自购买的。傅斯年有一个嗜好，每到一地就忙里偷闲找当地书铺为史语所采购。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傅斯年和不少书铺老板成为朋友，这些人一有新书首先想到傅斯年，自己送上门来供傅斯年挑选。

1949年，傅斯年接掌台湾大学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图书馆。除拟定“图书委员会办法”外，他还亲自跑旧市挑书，增加台大的图书收藏。当时台大的图书，除日文、德文外，中文书籍实在不多，于是傅斯年便筹措经费，大力添置中文书籍。

据那廉君回忆：“记得有一个晚上，孟真先生一个人跑到南昌路的鸿儒堂选购了不少书籍，自己抱回来，那时我住在孟真先生家，他叫我点收这些刚刚买来的书籍，并且叫我暂且垫款付账。我说，既是熟铺子，明天再请事务组去付好了！孟真先生听了我的话笑了笑。他说，看来现在是月底，你的荷包大概也干了吧！”（《追忆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

傅斯年尽管爱书但并非“守书奴”。西南联大时，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靠卖书为继。傅斯年嗜书如命，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不肯那样做的。傅斯年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如董作宾家人多，生活无保障，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1943年人类学家马学良赴云南调查撒尼语，因经费困难难以为继。傅斯年得知消息后表示无论如何也要筹措经费，继续调查。他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我的几架子书卖了作调查经费。”傅斯年的这番话，让马学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傅斯年晚年到台湾后，南高街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傅斯年写了一幅中堂相赠：“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爱书不难，难的是爱而能舍，那是一种大境界。

傅斯年去世前的一个冬夜，曾指着靠墙的书架，对夫人俞大綵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的一房间书，我死后留给儿子，请董作宾篆一方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傅斯年创建的史语所图书馆，后由胡适先生命名为“傅斯年图书馆”，这当是对傅斯年一生辛苦为聚书的最好纪念。（文：史飞翔

转引自：原典纪古籍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