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会内容如下：（名义上开会，实则是批斗）
1、暑假的话术 注释：话术来来回回就那些，看你们怎么使用，反正兼职打的意向的，我都约来到访了，虽然没成单，但是我都铺垫了价格。
兼职话术也挺简单的，加的粉丝数也多，不知道你们怎么加那么少。你们学过产品，兼职没学，区别咋那么大！
电话量不够，完成不了质量就做数量，有数量才能有质量。
2、你们目前手上有哪些家长能够近期过来咨询，今天晚上你们要回访，回访录音发我，沟通的细节我要检查。
3、我们校区现在是倒数，领导天天找我，我晚上都睡不着，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们要是能给我在月底前带20组到访，那我也能肯定能多成单。要是不能成，我会怀疑我自己的能力，其他校区有老师已经来了19组，目前应该不止了，不也就成了3单嘛，所以说这个肯定是量产产生质变，发个朋友圈，也没有人设，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其他校区新来的走质（有钱家长判断（新来的人自己说是运气加同事的专业所以才成功），看着多精神的小伙，梳着背头，家长肯定买账啊，其实看着油腻的很。我看了你们得到访，质量不高，没钱，基本信息也不完整。铺垫的也不够，怎么可能成单。
4、每天负激励，你们不难受吗？赚不到钱还扣。
最后我想说qtm sb的 ，整天负能量不说，每天嘴上骂骂咧咧，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每天把si挂嘴上。不怕哪天实现了呀
1、暑假的话术 注释：话术来来回回就那些，看你们怎么使用，反正兼职打的意向的，我都约来到访了，虽然没成单，但是我都铺垫了价格。
兼职话术也挺简单的，加的粉丝数也多，不知道你们怎么加那么少。你们学过产品，兼职没学，区别咋那么大！
电话量不够，完成不了质量就做数量，有数量才能有质量。
2、你们目前手上有哪些家长能够近期过来咨询，今天晚上你们要回访，回访录音发我，沟通的细节我要检查。
3、我们校区现在是倒数，领导天天找我，我晚上都睡不着，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们要是能给我在月底前带20组到访，那我也能肯定能多成单。要是不能成，我会怀疑我自己的能力，其他校区有老师已经来了19组，目前应该不止了，不也就成了3单嘛，所以说这个肯定是量产产生质变，发个朋友圈，也没有人设，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其他校区新来的走质（有钱家长判断（新来的人自己说是运气加同事的专业所以才成功），看着多精神的小伙，梳着背头，家长肯定买账啊，其实看着油腻的很。我看了你们得到访，质量不高，没钱，基本信息也不完整。铺垫的也不够，怎么可能成单。
4、每天负激励，你们不难受吗？赚不到钱还扣。
最后我想说qtm sb的 ，整天负能量不说，每天嘴上骂骂咧咧，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每天把si挂嘴上。不怕哪天实现了呀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第16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上的视频致辞】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很高兴应邀出席第16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我刚刚结束对日本、韩国的访问返回北京，目前正在接受防疫隔离，请允许我以视频方式向中日各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访日期间，中日双方确认，要按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精神，面向未来，扎实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同时，双方还认为，两国要履行国际责任，携手应对挑战，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访问还达成了五点重要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我感到高兴的是，作为六项具体成果之一的人员往来“快捷通道”今天得以正式启动，相信这将为疫情背景下加速复工复产合作、助力经济复苏提供重要支撑。
各位朋友，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世界各国深刻感受到人类是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也让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再次得到彰显。
中国有句老话，“患难见真情”。我们不会忘记，中国疫情暴发之初，日本官民各界踊跃捐赠防疫物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写在医疗物资上的真情话语，让与病毒殊死搏斗的人们感到温暖。“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这声发自内心的支持鼓励，给身处抗疫战场的人们送去勇气和信心。相信日本朋友同样也记得，疫情在日本发生后，中国人民感同身受，投桃报李，立即采取了善意回馈行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一批批防疫物资又从中国汇集起来运送至日本各地。由此，我们还再次回忆起，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两国人民之间浓浓的爱心传递。家有患难，邻里相助。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记住有个好邻居是多么重要，都会感激那些为中日友好奔走奉献而又默默无闻的两国民众。
各位朋友，
民间友好始终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北京－东京论坛”今年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民众的对日好感度不断上升，达到45%的高位，而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却降到了10%的新低。姑且不论这一调查的准确度如何，两国民众感情出现反差是一个事实，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在我看来，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似乎出了偏差和问题。
中日之间既有广泛共同利益，也存在一些矛盾分歧，需要妥善把握和处理。对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要不断拓展弘扬，使之成为连接双方的坚实桥梁和纽带。对于分歧和敏感问题，我们应该把它放到适当位置，进行有效和建设性的管控。在事关对方的内政问题上，要坚持相互尊重，体现作为近邻的理解和包容。中国政府和各部门正在为此而做出不懈努力，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和主管部门也能采取同样的态度。
各位朋友，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大众和社交媒体对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和感情互动产生着重要作用，也承担着特殊责任。我想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追求真实。信息化带来传播迅捷便利的同时，也衍生出虚假新闻、另类事实、信息鸿沟、认知屏蔽等挑战。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国家时不应刻意裁剪，而应将实际情况完整展现。坦率地讲，一些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因缺乏真实和全面的信息而有所偏颇。今天的中国以举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上首次消除绝对贫困；以新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坚定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反腐倡廉，党风政风更加清朗。多个国际机构的独立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多年在90%以上。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有必要也应该客观呈现在日本媒体的版面上。
二是传递善意。“以和为贵”、“以善为本”是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共同遵循的道德信条，也是两国媒体应当追求的新闻伦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影响着两国民众能否和平相处、世代友好。中日社会制度不同，媒体报道理念也有差异，但双方应跨越这些不同和差异，以更加包容和友善的态度，推动两国人民更好相互了解，更多相互认知。
三是共创未来。世界正在经历百年变局，两国媒体应深入思考如何让这个世界越变越好，人们越走越近，而不是彼此疏离，相互猜忌。中日所处的亚洲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发展板块，正在致力于打造携手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希望两国媒体登高望远，着眼未来，聚集中日合作的正能量，展示亚洲及世界发展的新愿景。
各位朋友，
“计利应计天下利”，这是一句在中日两国都时常被引用的汉诗，映照出两国有志之士为天下担当、为历史守正的宽广胸襟。本届论坛围绕“疫情后国际秩序与中日两国的作用”展开深入探讨，恰逢其时也很有意义。我期待与会各界朋友坦诚相见，为后疫情时期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建言献策，汇聚共识。预祝第16届“北京－东京论坛”圆满成功！#跟我看外交#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很高兴应邀出席第16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我刚刚结束对日本、韩国的访问返回北京，目前正在接受防疫隔离，请允许我以视频方式向中日各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访日期间，中日双方确认，要按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精神，面向未来，扎实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同时，双方还认为，两国要履行国际责任，携手应对挑战，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访问还达成了五点重要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我感到高兴的是，作为六项具体成果之一的人员往来“快捷通道”今天得以正式启动，相信这将为疫情背景下加速复工复产合作、助力经济复苏提供重要支撑。
各位朋友，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世界各国深刻感受到人类是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也让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再次得到彰显。
中国有句老话，“患难见真情”。我们不会忘记，中国疫情暴发之初，日本官民各界踊跃捐赠防疫物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写在医疗物资上的真情话语，让与病毒殊死搏斗的人们感到温暖。“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这声发自内心的支持鼓励，给身处抗疫战场的人们送去勇气和信心。相信日本朋友同样也记得，疫情在日本发生后，中国人民感同身受，投桃报李，立即采取了善意回馈行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一批批防疫物资又从中国汇集起来运送至日本各地。由此，我们还再次回忆起，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两国人民之间浓浓的爱心传递。家有患难，邻里相助。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记住有个好邻居是多么重要，都会感激那些为中日友好奔走奉献而又默默无闻的两国民众。
各位朋友，
民间友好始终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北京－东京论坛”今年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民众的对日好感度不断上升，达到45%的高位，而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却降到了10%的新低。姑且不论这一调查的准确度如何，两国民众感情出现反差是一个事实，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在我看来，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似乎出了偏差和问题。
中日之间既有广泛共同利益，也存在一些矛盾分歧，需要妥善把握和处理。对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要不断拓展弘扬，使之成为连接双方的坚实桥梁和纽带。对于分歧和敏感问题，我们应该把它放到适当位置，进行有效和建设性的管控。在事关对方的内政问题上，要坚持相互尊重，体现作为近邻的理解和包容。中国政府和各部门正在为此而做出不懈努力，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和主管部门也能采取同样的态度。
各位朋友，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大众和社交媒体对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和感情互动产生着重要作用，也承担着特殊责任。我想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追求真实。信息化带来传播迅捷便利的同时，也衍生出虚假新闻、另类事实、信息鸿沟、认知屏蔽等挑战。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国家时不应刻意裁剪，而应将实际情况完整展现。坦率地讲，一些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因缺乏真实和全面的信息而有所偏颇。今天的中国以举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上首次消除绝对贫困；以新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坚定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反腐倡廉，党风政风更加清朗。多个国际机构的独立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多年在90%以上。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有必要也应该客观呈现在日本媒体的版面上。
二是传递善意。“以和为贵”、“以善为本”是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共同遵循的道德信条，也是两国媒体应当追求的新闻伦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影响着两国民众能否和平相处、世代友好。中日社会制度不同，媒体报道理念也有差异，但双方应跨越这些不同和差异，以更加包容和友善的态度，推动两国人民更好相互了解，更多相互认知。
三是共创未来。世界正在经历百年变局，两国媒体应深入思考如何让这个世界越变越好，人们越走越近，而不是彼此疏离，相互猜忌。中日所处的亚洲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发展板块，正在致力于打造携手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希望两国媒体登高望远，着眼未来，聚集中日合作的正能量，展示亚洲及世界发展的新愿景。
各位朋友，
“计利应计天下利”，这是一句在中日两国都时常被引用的汉诗，映照出两国有志之士为天下担当、为历史守正的宽广胸襟。本届论坛围绕“疫情后国际秩序与中日两国的作用”展开深入探讨，恰逢其时也很有意义。我期待与会各界朋友坦诚相见，为后疫情时期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建言献策，汇聚共识。预祝第16届“北京－东京论坛”圆满成功！#跟我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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