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人工合成淀粉：迷宫寻途2000天】2015年初，还在国外访问交流的蔡韬接到了马延和的电话：“未来所里计划做人工合成淀粉的项目，凭空制造。”
“凭空制造？这可能吗？”他有点惊讶。
6年后，他们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通过复杂代谢途径的从头设计与精准调控，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电/氢能驱动二氧化碳从头合成淀粉。9月24日，这一研究成果于《科学》在线发表。
图：实验人员在做淀粉遇碘显色试验。 倪思洁摄
△ 从0到1 从无到有
淀粉作为一类重要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所需的热量。1万多年来，农业种植都是生产淀粉的唯一途径。
可植物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低、生长周期长，为了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科学家探索出了杂交育种、模块育种、分子育种等办法，还建立了人工光合系统。
“但这些都没有脱离植物本身的固碳模式。就像是跑得再快，本质上还要依靠双脚。能不能跳出这个模式，造一辆汽车呢？”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所长、人工合成淀粉项目首席科学家马延和说。
与此同时，我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巨大，而以二氧化碳为原料合成所需物质是摆在所有科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一听说这个项目，即便是领域内的知名专家也纷纷摇头，“植物的光合作用已存在十几亿年，至今还未完全弄清楚系统机制，你们能从头合成”？
大家的质疑不无道理，这是从没有人做过的事，翻遍所有文献库，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合成路径、研究方法的线索。
2018年7月24日下午，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副研究员、人工合成淀粉项目经理蔡韬在实验室楼上的会议室里，准备参加中科院重点项目阶段评审会。自立项以来，他和同事已试验了两年多，尝试了无数次，但都以失败告终，眼看着为期3年的项目就要完结，他们的压力积攒到了最大值。
3点多钟，蔡韬接到了实验室技术员乔婧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并排的3个试剂管，中间的碘溶液呈淡淡的蓝紫色，与左右两边的无色和深蓝色状态对比明显。
“两边的是对照组，中间的是最新一次的试验结果，与碘溶液反应变蓝。”乔婧说。
蔡韬立即打电话确认，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仍不放心，一路小跑至实验室，直到亲眼见到试剂管，他才抑制不住地喊道，“太好了！太好了！我汇报时终于可以说‘制造路径全线打通’。”
技术员孙红兵记得，那天大家都很开心，蔡老师一改往日的严肃，脸上挂满了笑容。
“相当于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那真是我见过最美的颜色。”蔡韬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至此，人工合成淀粉正式迈出了“从0到1”的一步，人类对于生命科学的认知边界又拓宽了一点。
△ 迷宫寻途 从有到优
成功的喜悦抹平了此前所有的遗憾，以至于他们在讲述研究历程时，会下意识地将前期困难一笔带过。
可最初接到这一项目时，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能做出来。自然反应中，淀粉合成与积累涉及约60步代谢反应和细胞器间运输，在工业生产中，必须将其简化，又必须保证所有反应的充分和精准。
因此，如何将农业中复杂的合成途径简化为工业生产所需的简单合成途径，是人工合成淀粉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过计算机算法挖掘和筛选，研究人员在起点二氧化碳和终点淀粉之间，最终锁定了30条可能的路径，每一条包含9~12步重要反应。
每一条可能的路径都是一座“迷宫”。他们就处在每座首尾相连、层层嵌套的迷宫入口。每一座迷宫中又有数个“关卡”，也就是生化反应，想要过关，必须寻找到相应的“钥匙”，即能催化反应的特定的酶。
等到好不容易通关时，往往还是见不到淀粉。毕竟可能的路径有30条，只有走对了唯一的一条，才算成功。
“这些被看作‘钥匙’的酶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可能并不存在，需要重新设计。最难的是，不同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同一个酶能催化多个反应，但又会带来‘副作用’。”蔡韬说。
6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他们都卡在这些不同的路径里，有时找不到高效催化反应的酶；有时酶会优先和前面的底物反应，而后面的底物无酶可用；有时只能走通某一部分。
为了通过迷宫中的层层关卡，蔡韬等人与十几个课题组合作。“一个团队力量有限，希望能找到细分领域里最专业的人来合作。”他说。
那时的孙红兵、乔婧都变得异常敏感，她们怀疑自己做的每一个步骤。“可能是溶液加错、剂量没看准，是自己犯了低级错误”。可每一次重复后，她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操作没有错误，这条路行不通。
“与课题组同时进行多个课题不同，我们是项目制管理，6年中只有这一个项目，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放弃。”蔡韬说，“最坏的结果就是失败，科研中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大不了从头再来。”
一次，蔡韬外出交流，会上有位科学家提出“利用二氧化碳电/氢还原合成甲醇”。“听到这个思路的一瞬间，我打了个激灵，脑子像通了电一样。我们是不是能以此为鉴，先将二氧化碳转化成甲醇，再将甲醇合成淀粉？”他说。
后来，便有了那张碘溶液呈淡蓝色的照片。
9月15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看到，蔡韬手持一个15毫升的离心管，里面装有大半管的白色粉末，他介绍，“这是利用二氧化碳合成的第一管淀粉，与植物提取淀粉一模一样。”
如果说2018年他们完成了“从无到有”，那么从2018年至今，他们实现了“从有到优”。
△ 走出迷宫 探寻未知
在人工合成淀粉的试验中，蔡韬要找“最简单的路径”，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从家里到研究所，通常他会选择转弯最少、红绿灯最少的那一条路，慢慢地走。“这条路最直，行人也少，便于专心思考问题。”他说。
在孙红兵看来，蔡老师太想做成了，他满脑子都是项目，只要讨论试验，他的双眼便会立刻亮起来，声调也变得丰富。
“最让我感动的是，为了让我们专心试验，他会铺好所有的路，大到试验设计、与其他合作者沟通试验技术，小到买三角瓶、试剂管，6年来的每一天，他一刻都不愿耽搁。”孙红兵告诉《中国科学报》。
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关键酶的定向改造，耦合从二氧化碳到甲醇的化学过程与从甲醇到淀粉的生物过程中反应条件的兼容，最终将合成效率提高130倍。与植物自然生成相比，其碳转化率提高了20~40倍。
实验室的小会议室，见证着他们的每一次讨论与争执，也见证着71页论文文稿的55次修改。
“蔡老师对文稿熟悉到什么程度呢？前几天我们需要查两个单词，单词所在的页数和位置，他脱口而出。”孙红兵说。
有一次，蔡韬改累了躺在床上休息，收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研究员江会锋发来的一个链接，标题中，他隐约瞥见了二氧化碳、淀粉的字眼，当即从床上弹起来，困意全无，心怦怦地跳，“不会有人已经做出来了吧”，他紧盯着手机加载条，直到看完摘要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是不同的研究，虚惊一场”。
科学研究令人着迷和残酷之处均在于此，当研究者身陷迷宫，在各个关卡奋力拼搏时，往往不知道领域内有多少位“竞争者”，更无从得知彼此的进度。他们只能逼迫自己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开拓者的桂冠只属于最先到达的人。
2021年8月，《科学》审稿通过，且不需补做任何试验。审稿专家认为，该工作“是一项里程碑式突破，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
时隔6年，蔡韬等终于走出了迷宫的弯弯绕绕，来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他很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想继续往前走，去追求更大、更多的未知。https://t.cn/A6Mfhbc7
“凭空制造？这可能吗？”他有点惊讶。
6年后，他们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通过复杂代谢途径的从头设计与精准调控，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电/氢能驱动二氧化碳从头合成淀粉。9月24日，这一研究成果于《科学》在线发表。
图：实验人员在做淀粉遇碘显色试验。 倪思洁摄
△ 从0到1 从无到有
淀粉作为一类重要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所需的热量。1万多年来，农业种植都是生产淀粉的唯一途径。
可植物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低、生长周期长，为了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科学家探索出了杂交育种、模块育种、分子育种等办法，还建立了人工光合系统。
“但这些都没有脱离植物本身的固碳模式。就像是跑得再快，本质上还要依靠双脚。能不能跳出这个模式，造一辆汽车呢？”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所长、人工合成淀粉项目首席科学家马延和说。
与此同时，我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巨大，而以二氧化碳为原料合成所需物质是摆在所有科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一听说这个项目，即便是领域内的知名专家也纷纷摇头，“植物的光合作用已存在十几亿年，至今还未完全弄清楚系统机制，你们能从头合成”？
大家的质疑不无道理，这是从没有人做过的事，翻遍所有文献库，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合成路径、研究方法的线索。
2018年7月24日下午，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副研究员、人工合成淀粉项目经理蔡韬在实验室楼上的会议室里，准备参加中科院重点项目阶段评审会。自立项以来，他和同事已试验了两年多，尝试了无数次，但都以失败告终，眼看着为期3年的项目就要完结，他们的压力积攒到了最大值。
3点多钟，蔡韬接到了实验室技术员乔婧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并排的3个试剂管，中间的碘溶液呈淡淡的蓝紫色，与左右两边的无色和深蓝色状态对比明显。
“两边的是对照组，中间的是最新一次的试验结果，与碘溶液反应变蓝。”乔婧说。
蔡韬立即打电话确认，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仍不放心，一路小跑至实验室，直到亲眼见到试剂管，他才抑制不住地喊道，“太好了！太好了！我汇报时终于可以说‘制造路径全线打通’。”
技术员孙红兵记得，那天大家都很开心，蔡老师一改往日的严肃，脸上挂满了笑容。
“相当于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那真是我见过最美的颜色。”蔡韬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至此，人工合成淀粉正式迈出了“从0到1”的一步，人类对于生命科学的认知边界又拓宽了一点。
△ 迷宫寻途 从有到优
成功的喜悦抹平了此前所有的遗憾，以至于他们在讲述研究历程时，会下意识地将前期困难一笔带过。
可最初接到这一项目时，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能做出来。自然反应中，淀粉合成与积累涉及约60步代谢反应和细胞器间运输，在工业生产中，必须将其简化，又必须保证所有反应的充分和精准。
因此，如何将农业中复杂的合成途径简化为工业生产所需的简单合成途径，是人工合成淀粉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过计算机算法挖掘和筛选，研究人员在起点二氧化碳和终点淀粉之间，最终锁定了30条可能的路径，每一条包含9~12步重要反应。
每一条可能的路径都是一座“迷宫”。他们就处在每座首尾相连、层层嵌套的迷宫入口。每一座迷宫中又有数个“关卡”，也就是生化反应，想要过关，必须寻找到相应的“钥匙”，即能催化反应的特定的酶。
等到好不容易通关时，往往还是见不到淀粉。毕竟可能的路径有30条，只有走对了唯一的一条，才算成功。
“这些被看作‘钥匙’的酶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可能并不存在，需要重新设计。最难的是，不同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同一个酶能催化多个反应，但又会带来‘副作用’。”蔡韬说。
6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他们都卡在这些不同的路径里，有时找不到高效催化反应的酶；有时酶会优先和前面的底物反应，而后面的底物无酶可用；有时只能走通某一部分。
为了通过迷宫中的层层关卡，蔡韬等人与十几个课题组合作。“一个团队力量有限，希望能找到细分领域里最专业的人来合作。”他说。
那时的孙红兵、乔婧都变得异常敏感，她们怀疑自己做的每一个步骤。“可能是溶液加错、剂量没看准，是自己犯了低级错误”。可每一次重复后，她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操作没有错误，这条路行不通。
“与课题组同时进行多个课题不同，我们是项目制管理，6年中只有这一个项目，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放弃。”蔡韬说，“最坏的结果就是失败，科研中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大不了从头再来。”
一次，蔡韬外出交流，会上有位科学家提出“利用二氧化碳电/氢还原合成甲醇”。“听到这个思路的一瞬间，我打了个激灵，脑子像通了电一样。我们是不是能以此为鉴，先将二氧化碳转化成甲醇，再将甲醇合成淀粉？”他说。
后来，便有了那张碘溶液呈淡蓝色的照片。
9月15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看到，蔡韬手持一个15毫升的离心管，里面装有大半管的白色粉末，他介绍，“这是利用二氧化碳合成的第一管淀粉，与植物提取淀粉一模一样。”
如果说2018年他们完成了“从无到有”，那么从2018年至今，他们实现了“从有到优”。
△ 走出迷宫 探寻未知
在人工合成淀粉的试验中，蔡韬要找“最简单的路径”，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从家里到研究所，通常他会选择转弯最少、红绿灯最少的那一条路，慢慢地走。“这条路最直，行人也少，便于专心思考问题。”他说。
在孙红兵看来，蔡老师太想做成了，他满脑子都是项目，只要讨论试验，他的双眼便会立刻亮起来，声调也变得丰富。
“最让我感动的是，为了让我们专心试验，他会铺好所有的路，大到试验设计、与其他合作者沟通试验技术，小到买三角瓶、试剂管，6年来的每一天，他一刻都不愿耽搁。”孙红兵告诉《中国科学报》。
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关键酶的定向改造，耦合从二氧化碳到甲醇的化学过程与从甲醇到淀粉的生物过程中反应条件的兼容，最终将合成效率提高130倍。与植物自然生成相比，其碳转化率提高了20~40倍。
实验室的小会议室，见证着他们的每一次讨论与争执，也见证着71页论文文稿的55次修改。
“蔡老师对文稿熟悉到什么程度呢？前几天我们需要查两个单词，单词所在的页数和位置，他脱口而出。”孙红兵说。
有一次，蔡韬改累了躺在床上休息，收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研究员江会锋发来的一个链接，标题中，他隐约瞥见了二氧化碳、淀粉的字眼，当即从床上弹起来，困意全无，心怦怦地跳，“不会有人已经做出来了吧”，他紧盯着手机加载条，直到看完摘要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是不同的研究，虚惊一场”。
科学研究令人着迷和残酷之处均在于此，当研究者身陷迷宫，在各个关卡奋力拼搏时，往往不知道领域内有多少位“竞争者”，更无从得知彼此的进度。他们只能逼迫自己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开拓者的桂冠只属于最先到达的人。
2021年8月，《科学》审稿通过，且不需补做任何试验。审稿专家认为，该工作“是一项里程碑式突破，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
时隔6年，蔡韬等终于走出了迷宫的弯弯绕绕，来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他很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想继续往前走，去追求更大、更多的未知。https://t.cn/A6Mfhb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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