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信托应给自然人投资者100%兑付本息
原创 李奎霖 觀復固收研究 2020-12-30
收录于话题
#四川信托案例研究
8个
摘要：从法，理，情3方面分析，四川信托都应给自然人投资者100%兑付本息。
2020-12-26，建信信托委托管理四川信托，风险化解提速，
我们郑重呼吁监管机构及建信信托：从法，理，情3方面分析，四川信托都应给自然人投资者100%兑付本息。
原因:
1，法——四川信托违规违法在先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信托合同应当在首页右上方用醒目字体载明下列文字：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依据本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背本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2020-12-22，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官方“新闻通稿”原文：
监管部门发现，四川信托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背离受托人职责定位，将部分固有贷款或信托资金违规用于相关股东及其关联方。，，，针对四川信托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工作组将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加强调查，积极追偿股东及其关联方非法占用的资金，坚决惩处违规人员，严厉打击犯罪行为，严肃市场纪律。
即在四川信托资金池风险案例中，四川信托按法当赔投资者损失。
2，理——没在投资者买之前早说底层
资金池信托向投资者募集资金时，没有披露资金用途，没说到底拿这笔钱具体投到那个标的。如果出现风险，按公平信用及市场道德，也应该想尽办法给投资者正常兑付。
特别是四川信托TOT违规后谈底层就是耍流氓，早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在投资者买之前早说？
如果早说底层资产，投资者一看到就怕，不来了，哪会有后续爆掉这么多事？

即四川信托按理当赔投资者损失。
3，情——自然人投资者天然是弱势群体
自然人投资者不是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本身并不专业，他们绝大多数也没啥专业的金融知识，四川信托资金池产品受害者甚至不乏一些老年人。
他们天然是弱势群体，他们本着：
1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支持经济建设的愿望，
3对中国正规金融体系的信任（信托受银保监会监管，持银保监会颁发的正规金融牌照），
买了四川信托资金池产品，并没有奢望以此发家致富，而是只拿着年化收益8%左右的固定回报，是不能对他们过分指责的。
即监管机构在化解四川信托资金池风险案例时，按公序良俗也有必要优先照顾自然人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本息）。
#你不知道的四川##搞笑视频##轻松一刻##四川旅行##成都##成都身边事#
原创 李奎霖 觀復固收研究 2020-12-30
收录于话题
#四川信托案例研究
8个
摘要：从法，理，情3方面分析，四川信托都应给自然人投资者100%兑付本息。
2020-12-26，建信信托委托管理四川信托，风险化解提速，
我们郑重呼吁监管机构及建信信托：从法，理，情3方面分析，四川信托都应给自然人投资者100%兑付本息。
原因:
1，法——四川信托违规违法在先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信托合同应当在首页右上方用醒目字体载明下列文字：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依据本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背本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2020-12-22，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官方“新闻通稿”原文：
监管部门发现，四川信托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背离受托人职责定位，将部分固有贷款或信托资金违规用于相关股东及其关联方。，，，针对四川信托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工作组将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加强调查，积极追偿股东及其关联方非法占用的资金，坚决惩处违规人员，严厉打击犯罪行为，严肃市场纪律。
即在四川信托资金池风险案例中，四川信托按法当赔投资者损失。
2，理——没在投资者买之前早说底层
资金池信托向投资者募集资金时，没有披露资金用途，没说到底拿这笔钱具体投到那个标的。如果出现风险，按公平信用及市场道德，也应该想尽办法给投资者正常兑付。
特别是四川信托TOT违规后谈底层就是耍流氓，早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在投资者买之前早说？
如果早说底层资产，投资者一看到就怕，不来了，哪会有后续爆掉这么多事？

即四川信托按理当赔投资者损失。
3，情——自然人投资者天然是弱势群体
自然人投资者不是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本身并不专业，他们绝大多数也没啥专业的金融知识，四川信托资金池产品受害者甚至不乏一些老年人。
他们天然是弱势群体，他们本着：
1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支持经济建设的愿望，
3对中国正规金融体系的信任（信托受银保监会监管，持银保监会颁发的正规金融牌照），
买了四川信托资金池产品，并没有奢望以此发家致富，而是只拿着年化收益8%左右的固定回报，是不能对他们过分指责的。
即监管机构在化解四川信托资金池风险案例时，按公序良俗也有必要优先照顾自然人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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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内涵
法治日报 2021-03-10
□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是一体两面的概念，本质上是“基本权利—国家义务”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运用。个人享有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必然要求国家对个人在信息处理领域中的个人进行保护与支援。在此语境下，确立与澄清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内涵，便需要对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价值基础、主要类型与权利结构进行识别与辨析。
（一）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两种类型
1.国家的消极义务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防御权功能。
基本权利最原始的机能是防御权，即公民对抗国家不当干预其自由和侵害其财产的权利。当国家试图侵害被基本权利所保障之法益时，公民可以直接按照基本权利规范来请求国家不得干预或侵害。该种要求停止干预或侵害的请求权机能，反射至国家一方，也就是国家身负不得侵犯的禁止作为义务。
2.国家的积极义务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法功能。
虽然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曾长期以消极义务为主要呈现姿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传统“私人生活保护”所遵循的“权利具有绝对性质，信息获取便推定违法”的古典自由权逻辑在许多场景下已不再适用。相较而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在大数据时代的基本假设是，个人信息本身便具有一定的交互性与公共性，个人信息处理在现代社会中是必要的。尽管应考虑到某些条件和保障措施，但对个人信息的基本推定是“可以被处理”。而真正需要国家介入的关键在于：个人此时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私人主体，而是强大的、组织化的信息处理机构；加之信息时代下个人信息处理往往是动态化、复杂化、风险不确定的过程，因此个人难以在参与及做出选择的过程中保持清醒、警惕、知情及自治。为使个人免于受到信息处理机构的支配，就需要国家积极保护相关个人。由此，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变成了一项积极的权利，具备了客观价值秩序（客观法）的功能，即国家必须创造和维护有利于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环境。
3.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在我国宪法上的安顿。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在我国宪法上的首要根据便是宪法第三十三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应前述两种类型的国家义务，“尊重”侧重国家对私人生活的不得侵犯，是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主观防御功能与国家消极义务的体现；“保障”则更侧重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方面功能，其中就包含了要求国家积极通过立法和其他公权力行为，以保护基本权利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中免于受支配或陷入信息处理者制造的危险或风险的含义。这两种类型的义务又可以被统摄于宪法第三十八条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之中。
（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规范结构
基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实现的宪法规范要求，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规范逻辑结构由“侵害来源”和“保护方式”两部分构成，也就是针对何种侵害源的保护、如何进行保护的问题。
1.个人信息国家保护所针对的侵害风险源。
在现代社会，信息处理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选择空间与可能获得的结果。亦即，数据权力（data power）已经成为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社会事实。当下诸多具备大数据挖掘能力的专业或商业机构具有以下特征：“掌握庞大的数据量、超乎常人想象的收集速度、多元的数据种类、潜在的详尽范围以及强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数据关联与整合能力。”可以说，在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都已形成“数据依赖”的时代，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不仅关涉个体，还与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相关联。
可以说，面对这些来自数据权力的侵害风险，希望通过象征性的、形式化的个人自主决定和支配来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机制，看似体现了对个人主体地位的尊重，实际上是将个人的选择置于数据权力的控制之下，缺乏制衡能力与信息资源的个人并无法凭借“信息自决”来实现对上述侵害风险的防御与保护，以事后救济为主的“权利模式”对于控制大规模、持续性的信息处理风险而言显得捉襟见肘。只有通过国家保护义务这一兼具公共强制与理性治理的机制，才能有效防范数据处理风险，使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构成合理的制衡状态，从而避免个人时刻处于被数据权力支配的恐惧之中。这构成了国家落实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必要和正当理由。
2.控制侵害风险的基本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过程更多贯彻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法功能所指向的积极义务，这要求国家针对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而提供积极保护。若是从体系化视角观察国家积极义务的实现途径，基于客观法功能导出的国家义务包括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保护公民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侵害的防止义务）这三项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国家权力需要对大数据时代下的个体人格和尊严提供制度性保障和秩序担保。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展开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展开和落实，是一个综合不同法律技术与制度工具的系统过程，需要国家统筹协调不同部门法工具，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兼顾对个人信息的消极保护和积极保护。
（一）消极保护义务的落实
在传统上，消极保护义务所指向的个人防御权要求国家不得侵入个人信息领域。但在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信息国”时代，以对个人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为核心的“监控”已成为一个普遍事实。在这个背景下，落实国家消极保护义务的关键，并非禁止国家使用监控等数据处理技术，而在于强调监控手段运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监控（surveillance）是在传统安全观念和治理手段基础上，为回应复杂、多样的安全风险而孕育的权力和技术工具，在反恐、传染病监控、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公共安全等领域已普遍使用。但数据监控工具如果不能被有效控制在以宪法为根基的法秩序之内，则极易被滥用，甚至导致工具的“反噬效应”。因此，不能仅关注监控的有效性，应当在消极保护义务的价值规范要求下，考虑工具有效性和私人生活安宁之间的平衡，具体可从立法规则表达、过程控制与救济机制三个层面进行落实。
（二）积极保护义务的落实
1.制度性保障。
国家首先需要建构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制度，设定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确保个人实质性参与信息处理过程，对信息处理者形成制衡，以充分实现权益保障目标，这便是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制度性保障面向。制度性保障课予国家建构和维护一套关于个人信息处理基本制度的“客观”义务。基于支援个人对抗数据权力的需要，立法机关有必要通过制度建构，赋予个人在信息处理中的工具性权利，同时设定信息处理者的相应义务与行为模式，从而建立起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制衡结构。由于数据处理者与个人在资源、技术等方面的明显不对称地位，个人单凭其自身力量将无法对抗数据权力的压迫和支配，因此，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必然要求国家介入，提供一套制衡性的个人信息处理权利义务规则。
2.组织与程序保障。
制度性保障重点关注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组织与程序保障则主要指：在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之外，需要通过组织和程序设计，为国家保护义务之落实提供担保性和辅助性制度，以促进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之实现。这具体涉及到三个方面：首先，负有保护职责的组织系统如何设计；其次，信息处理者组织结构如何优化；最后，面向个人提供哪些基本的法律程序保护。
3.侵害防止义务。
在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之外，国家保护义务的落实还指向侵害防止义务。国家需要综合运用多重工具，通过构建预防机制和协同法律责任来营造个人不受数据权力侵害的法秩序环境。由于单一部门法所提供的责任机制无法独自完成国家保护个人信息的任务，因此，应从整体的国家保护义务框架来思考和建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责任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民法、行政法、消费者法、刑法都可以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责任机制，这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一个典型的“领域法”。我们应当摆脱部门法本位主义的路径依赖，考虑多元法律责任机制的协同。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
（责任编辑：金燕)
法治日报 2021-03-10
□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是一体两面的概念，本质上是“基本权利—国家义务”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运用。个人享有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必然要求国家对个人在信息处理领域中的个人进行保护与支援。在此语境下，确立与澄清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内涵，便需要对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价值基础、主要类型与权利结构进行识别与辨析。
（一）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两种类型
1.国家的消极义务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防御权功能。
基本权利最原始的机能是防御权，即公民对抗国家不当干预其自由和侵害其财产的权利。当国家试图侵害被基本权利所保障之法益时，公民可以直接按照基本权利规范来请求国家不得干预或侵害。该种要求停止干预或侵害的请求权机能，反射至国家一方，也就是国家身负不得侵犯的禁止作为义务。
2.国家的积极义务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法功能。
虽然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曾长期以消极义务为主要呈现姿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传统“私人生活保护”所遵循的“权利具有绝对性质，信息获取便推定违法”的古典自由权逻辑在许多场景下已不再适用。相较而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在大数据时代的基本假设是，个人信息本身便具有一定的交互性与公共性，个人信息处理在现代社会中是必要的。尽管应考虑到某些条件和保障措施，但对个人信息的基本推定是“可以被处理”。而真正需要国家介入的关键在于：个人此时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私人主体，而是强大的、组织化的信息处理机构；加之信息时代下个人信息处理往往是动态化、复杂化、风险不确定的过程，因此个人难以在参与及做出选择的过程中保持清醒、警惕、知情及自治。为使个人免于受到信息处理机构的支配，就需要国家积极保护相关个人。由此，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变成了一项积极的权利，具备了客观价值秩序（客观法）的功能，即国家必须创造和维护有利于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环境。
3.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在我国宪法上的安顿。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在我国宪法上的首要根据便是宪法第三十三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应前述两种类型的国家义务，“尊重”侧重国家对私人生活的不得侵犯，是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主观防御功能与国家消极义务的体现；“保障”则更侧重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方面功能，其中就包含了要求国家积极通过立法和其他公权力行为，以保护基本权利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中免于受支配或陷入信息处理者制造的危险或风险的含义。这两种类型的义务又可以被统摄于宪法第三十八条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之中。
（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规范结构
基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实现的宪法规范要求，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规范逻辑结构由“侵害来源”和“保护方式”两部分构成，也就是针对何种侵害源的保护、如何进行保护的问题。
1.个人信息国家保护所针对的侵害风险源。
在现代社会，信息处理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选择空间与可能获得的结果。亦即，数据权力（data power）已经成为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社会事实。当下诸多具备大数据挖掘能力的专业或商业机构具有以下特征：“掌握庞大的数据量、超乎常人想象的收集速度、多元的数据种类、潜在的详尽范围以及强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数据关联与整合能力。”可以说，在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都已形成“数据依赖”的时代，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不仅关涉个体，还与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相关联。
可以说，面对这些来自数据权力的侵害风险，希望通过象征性的、形式化的个人自主决定和支配来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机制，看似体现了对个人主体地位的尊重，实际上是将个人的选择置于数据权力的控制之下，缺乏制衡能力与信息资源的个人并无法凭借“信息自决”来实现对上述侵害风险的防御与保护，以事后救济为主的“权利模式”对于控制大规模、持续性的信息处理风险而言显得捉襟见肘。只有通过国家保护义务这一兼具公共强制与理性治理的机制，才能有效防范数据处理风险，使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构成合理的制衡状态，从而避免个人时刻处于被数据权力支配的恐惧之中。这构成了国家落实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必要和正当理由。
2.控制侵害风险的基本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过程更多贯彻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法功能所指向的积极义务，这要求国家针对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而提供积极保护。若是从体系化视角观察国家积极义务的实现途径，基于客观法功能导出的国家义务包括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保护公民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侵害的防止义务）这三项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国家权力需要对大数据时代下的个体人格和尊严提供制度性保障和秩序担保。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展开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展开和落实，是一个综合不同法律技术与制度工具的系统过程，需要国家统筹协调不同部门法工具，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兼顾对个人信息的消极保护和积极保护。
（一）消极保护义务的落实
在传统上，消极保护义务所指向的个人防御权要求国家不得侵入个人信息领域。但在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信息国”时代，以对个人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为核心的“监控”已成为一个普遍事实。在这个背景下，落实国家消极保护义务的关键，并非禁止国家使用监控等数据处理技术，而在于强调监控手段运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监控（surveillance）是在传统安全观念和治理手段基础上，为回应复杂、多样的安全风险而孕育的权力和技术工具，在反恐、传染病监控、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公共安全等领域已普遍使用。但数据监控工具如果不能被有效控制在以宪法为根基的法秩序之内，则极易被滥用，甚至导致工具的“反噬效应”。因此，不能仅关注监控的有效性，应当在消极保护义务的价值规范要求下，考虑工具有效性和私人生活安宁之间的平衡，具体可从立法规则表达、过程控制与救济机制三个层面进行落实。
（二）积极保护义务的落实
1.制度性保障。
国家首先需要建构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制度，设定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确保个人实质性参与信息处理过程，对信息处理者形成制衡，以充分实现权益保障目标，这便是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制度性保障面向。制度性保障课予国家建构和维护一套关于个人信息处理基本制度的“客观”义务。基于支援个人对抗数据权力的需要，立法机关有必要通过制度建构，赋予个人在信息处理中的工具性权利，同时设定信息处理者的相应义务与行为模式，从而建立起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制衡结构。由于数据处理者与个人在资源、技术等方面的明显不对称地位，个人单凭其自身力量将无法对抗数据权力的压迫和支配，因此，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必然要求国家介入，提供一套制衡性的个人信息处理权利义务规则。
2.组织与程序保障。
制度性保障重点关注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组织与程序保障则主要指：在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之外，需要通过组织和程序设计，为国家保护义务之落实提供担保性和辅助性制度，以促进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之实现。这具体涉及到三个方面：首先，负有保护职责的组织系统如何设计；其次，信息处理者组织结构如何优化；最后，面向个人提供哪些基本的法律程序保护。
3.侵害防止义务。
在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之外，国家保护义务的落实还指向侵害防止义务。国家需要综合运用多重工具，通过构建预防机制和协同法律责任来营造个人不受数据权力侵害的法秩序环境。由于单一部门法所提供的责任机制无法独自完成国家保护个人信息的任务，因此，应从整体的国家保护义务框架来思考和建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责任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民法、行政法、消费者法、刑法都可以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责任机制，这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一个典型的“领域法”。我们应当摆脱部门法本位主义的路径依赖，考虑多元法律责任机制的协同。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
（责任编辑：金燕)
2021四川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复试真题
2021四川大学法律硕士（法学）复试真题#2022法硕# #2022法硕考研[超话]# #法硕非法学[超话]# #法硕# #考研[超话]# #2021法硕# #法硕[超话]# #法硕复试# #法律硕士# #高考#
14.不作为义务的来源（2018）
1）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之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在纯正不作为中，作为义务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这里的法律规定，是指由其他法律规定而经刑法予以认可，如果只有其他法律规定而未经刑法认可，则不能成为不作为之作为义务。
2）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是指一定的主体由于担任某项职务或者从事某种业务而依法要求履行的一定作为义务。在不纯正不作为中，作为义务通常是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它们一般都被规定在有关的规章制度中，这些规章制度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因此可以成为不作为的义务来源。
3）法律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法律行为是指在法律上能够设立一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法律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广义而言，不仅行为人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实施的行为，而且凡是自愿承担了某种实施一定行为或者防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都会产生一定的法律义务，因而也属于法律行为。
4）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由于行为人先前实施的行为即先行行为使某种合法权益处于遭受严重损害的危险状态，该行为人有了积极行动阻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就是由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由于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具有不同于其他情形的特殊性，在认定由此构成的不作为时，应当充分关注先行行为与由此引起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至于先行行为的性质，在所不问。
15.单位犯罪（2016）
是指公企事机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①主体:公企事机等，包括其分支机构，但盗用单位名义却四分所得的按自然人犯罪处理；②范围犯罪以法律明文规定才负刑责。
16.盗窃罪的定义（2013）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
17.法定刑与宣告刑的区别（2013）
ａ．法定刑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所规定的量刑标准，包括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宣告刑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对具体犯罪人依法判处并宣告应当执行的刑罚。
ｂ．法定刑是宣告刑的基本依据，宣告刑是法定刑的实际运用。
ｃ．在一定意义上讲，法定刑与宣告刑是刑罚的普遍性规定和具体运用的关系。
18.法律解释（2016）
法律解释是指一定的人或组织对法律规定含义的说明。法律解释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ａ．法律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规定。法律解释的任务是要通过研究法律文本及其附随情况即制定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方面的背景情况，探求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法律意旨。
ｂ．法律解释与具体案件密切相关。法律解释往往由等待处理的案件所引起，法律解释需要将条文与案件事实结合起来进行。
C.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性。法律解释的过程是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人们创制并实施法律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又以某些基本的价值为基础。
ｄ．法律解释受解释学循环的制约。解释学循环是解释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它是指整体只有通过理解它的部分才能得到理解，而对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整体的理解来实现。
19.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别（2018）
相同点：二者都是只有一个犯罪行为；都是触犯了数个不同罪名的法条；实质上都是一罪；都适用一个法条，按一罪处罚。
区别：
1、二者各自触犯的数个法条之间的关系不同。法条竞合的数个法条之间存在着从属或交叉的逻辑关系，而想象竞合的数个法条之间不存在这种逻辑关系。
2、二者产生的原因不同。法条竞合是由于法律错综复杂的规定才出现法条上的从属、交叉关系，而想象竞合则是基于行为人实施的特定犯罪行为具有多重属性而同时触犯数个罪名而发生的情形。
3、二者适用法律的原则相同。解决法条竞合适用法律的原则，一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二是重法优于轻法，而解决想象竞合适用法律的原则是从一重罪处罚。
20.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2016）
（1）意志因素：自动性是犯罪中止的本质特征，也是它与预备犯、犯罪未遂区别的标志。自动性的要点是“自主放弃犯罪”；与此相对，预备犯、未遂犯是遭遇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放弃犯罪”
（2）时间性：犯罪中止发生在从犯罪预备开始到犯罪既遂以前的全过程；犯罪预备发生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前，犯罪未遂发生在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到既遂之前。
21.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2017）
22.非法拘禁罪（2017）
非法拘禁罪是对被害人的身体进行强制、使被害人失去人身行动自由的行为。
23.诽谤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2018）
（1）概念：诽谤罪是指捏造并公开散布某种虚构的事实，损害他人人格与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行为。
（2）界限：
①所捏造的事实内容不同。诬告陷害捏造的是犯罪的事实，诽谤罪捏造的是足以损害他人人格、名誉的事实。
②行为方式不同。诬告陷害是向政府机关和有关部门告发，诽谤则是当众或者向第三者散布。
③主观方面不同。诬告陷害的意图是使他人受刑事处分，诽谤则是意图损害他人的人格、名誉。
24.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有哪些，举几个例子（2018）
25.共同犯罪的特征（2017）
特殊共同犯罪的特征
1）人数较多（3人以上），重要人员固定或基本固定
2）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一种或数种严重的犯罪活动
3）有明显的首要分子
4）有预谋地实行犯罪活动
5）不论作案次数多少，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或具有危险性都很严重
26.共同犯罪中各种犯罪人所应负的法律责任（2017）
27.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的区别（2018）
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犯罪故意的内容不同。故意伤害罪的故意只有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内容，而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内容，他人死亡是由于过失所致；故意杀人罪则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内容仅造成他人伤害而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则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所致。要正确地判断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伤害故意还是杀人故意，必须查明犯罪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犯罪的手段、工具，打击部位和强度，犯罪的时间、地点、环境与条件，犯罪人犯罪前后的表现，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等案件事实，全面分析，综合判断。
28.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2017）
一，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9.国家赔偿制度（2017）
30.合同诈骗罪的行为特征（2018）
一、合同诈骗罪（相关法条）第二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注意：第四项“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这种情形仅限于行为人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前便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而且对方之所以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是由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如果行为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但仅仅是逃匿，而没有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免除其债务的，不成立合同诈骗罪。
31.黑社会组织的特征（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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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不作为义务的来源（2018）
1）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之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在纯正不作为中，作为义务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这里的法律规定，是指由其他法律规定而经刑法予以认可，如果只有其他法律规定而未经刑法认可，则不能成为不作为之作为义务。
2）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是指一定的主体由于担任某项职务或者从事某种业务而依法要求履行的一定作为义务。在不纯正不作为中，作为义务通常是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它们一般都被规定在有关的规章制度中，这些规章制度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因此可以成为不作为的义务来源。
3）法律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法律行为是指在法律上能够设立一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法律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广义而言，不仅行为人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实施的行为，而且凡是自愿承担了某种实施一定行为或者防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都会产生一定的法律义务，因而也属于法律行为。
4）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由于行为人先前实施的行为即先行行为使某种合法权益处于遭受严重损害的危险状态，该行为人有了积极行动阻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就是由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由于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具有不同于其他情形的特殊性，在认定由此构成的不作为时，应当充分关注先行行为与由此引起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至于先行行为的性质，在所不问。
15.单位犯罪（2016）
是指公企事机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①主体:公企事机等，包括其分支机构，但盗用单位名义却四分所得的按自然人犯罪处理；②范围犯罪以法律明文规定才负刑责。
16.盗窃罪的定义（2013）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
17.法定刑与宣告刑的区别（2013）
ａ．法定刑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所规定的量刑标准，包括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宣告刑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对具体犯罪人依法判处并宣告应当执行的刑罚。
ｂ．法定刑是宣告刑的基本依据，宣告刑是法定刑的实际运用。
ｃ．在一定意义上讲，法定刑与宣告刑是刑罚的普遍性规定和具体运用的关系。
18.法律解释（2016）
法律解释是指一定的人或组织对法律规定含义的说明。法律解释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ａ．法律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规定。法律解释的任务是要通过研究法律文本及其附随情况即制定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方面的背景情况，探求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法律意旨。
ｂ．法律解释与具体案件密切相关。法律解释往往由等待处理的案件所引起，法律解释需要将条文与案件事实结合起来进行。
C.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性。法律解释的过程是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人们创制并实施法律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又以某些基本的价值为基础。
ｄ．法律解释受解释学循环的制约。解释学循环是解释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它是指整体只有通过理解它的部分才能得到理解，而对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整体的理解来实现。
19.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别（2018）
相同点：二者都是只有一个犯罪行为；都是触犯了数个不同罪名的法条；实质上都是一罪；都适用一个法条，按一罪处罚。
区别：
1、二者各自触犯的数个法条之间的关系不同。法条竞合的数个法条之间存在着从属或交叉的逻辑关系，而想象竞合的数个法条之间不存在这种逻辑关系。
2、二者产生的原因不同。法条竞合是由于法律错综复杂的规定才出现法条上的从属、交叉关系，而想象竞合则是基于行为人实施的特定犯罪行为具有多重属性而同时触犯数个罪名而发生的情形。
3、二者适用法律的原则相同。解决法条竞合适用法律的原则，一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二是重法优于轻法，而解决想象竞合适用法律的原则是从一重罪处罚。
20.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2016）
（1）意志因素：自动性是犯罪中止的本质特征，也是它与预备犯、犯罪未遂区别的标志。自动性的要点是“自主放弃犯罪”；与此相对，预备犯、未遂犯是遭遇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放弃犯罪”
（2）时间性：犯罪中止发生在从犯罪预备开始到犯罪既遂以前的全过程；犯罪预备发生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前，犯罪未遂发生在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到既遂之前。
21.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2017）
22.非法拘禁罪（2017）
非法拘禁罪是对被害人的身体进行强制、使被害人失去人身行动自由的行为。
23.诽谤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2018）
（1）概念：诽谤罪是指捏造并公开散布某种虚构的事实，损害他人人格与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行为。
（2）界限：
①所捏造的事实内容不同。诬告陷害捏造的是犯罪的事实，诽谤罪捏造的是足以损害他人人格、名誉的事实。
②行为方式不同。诬告陷害是向政府机关和有关部门告发，诽谤则是当众或者向第三者散布。
③主观方面不同。诬告陷害的意图是使他人受刑事处分，诽谤则是意图损害他人的人格、名誉。
24.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有哪些，举几个例子（2018）
25.共同犯罪的特征（2017）
特殊共同犯罪的特征
1）人数较多（3人以上），重要人员固定或基本固定
2）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一种或数种严重的犯罪活动
3）有明显的首要分子
4）有预谋地实行犯罪活动
5）不论作案次数多少，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或具有危险性都很严重
26.共同犯罪中各种犯罪人所应负的法律责任（2017）
27.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的区别（2018）
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犯罪故意的内容不同。故意伤害罪的故意只有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内容，而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内容，他人死亡是由于过失所致；故意杀人罪则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内容仅造成他人伤害而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则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所致。要正确地判断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伤害故意还是杀人故意，必须查明犯罪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犯罪的手段、工具，打击部位和强度，犯罪的时间、地点、环境与条件，犯罪人犯罪前后的表现，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等案件事实，全面分析，综合判断。
28.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2017）
一，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9.国家赔偿制度（2017）
30.合同诈骗罪的行为特征（2018）
一、合同诈骗罪（相关法条）第二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注意：第四项“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这种情形仅限于行为人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前便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而且对方之所以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是由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如果行为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但仅仅是逃匿，而没有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免除其债务的，不成立合同诈骗罪。
31.黑社会组织的特征（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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