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次的行程确定了一头一尾在天台山和雁荡山，但两处都没有合适的住处，于是选择在温岭落脚。
温岭一个地级城市，给我的印象就是鞋店鞋厂超级多。我甚至怀疑路上遇到的人不是卖鞋的就是做鞋的。然后这里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吃个饭是没有的，喝一杯更不可能，无论是躁动深宵还是热辣的大白天。点评上的店铺也多数是货不对板，餐饮永远都是靠手推车排挡。在这里戴口罩也是异类，以至于第一晚我戴着口罩举着相机东拍西拍，就引来小孩质问“你这是要干吗？”。
我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在大热天车站等去小箬村的公交车，那过程太煎熬了。好不容易车子来了，老大爷又是没有核酸报告又是切不出乘车码跟司机纠缠了差不多20分钟才发车(图5)。小箬村俨然一个民宿度假区，有小伙子熟门熟路穿梭在狭小过道里帮客人从山下提行李(图8)，也在这里听到了不少来自游客的上海话。但是除了刻意粉刷过的屋墙和莫须有的一些网红打卡点，你要说这里有什么特色倒也未必。论海景这里视野不佳，七彩沙滩在建中(图11)，也不像泉州的浔埔村有什么浓重的当地民风。除非是举家来此地躺吃，否则作为景点特地大老远到此一游有点不值。倒是菩萨像前排队做核酸(图13)，以及由箬山车站通到小岛景区的一条幽长隧道让我印象深刻(图17)。由于在路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回去的公交车又收得早，遂放弃去金沙滩。不过想想这类沙滩景点多数也是大高而不妙的。若不是交通不便，我倒是很想在附近的黄坭村走一走，那里有很多几乎在地面以下的小矮房真的想去好好看看。回来的路上看到许多村子农庄，想到80年代自己每天往返幼儿园路上两旁的农田。
晚上漫无目的地在路上游走，烧烤油烟味道和大喇叭音乐避无可避，公园广场舞叹为观止(图15)。比较有趣的是这里流行当街剃头(图3)，以及所有卖西瓜的摊位都会注明“冰西瓜”。住处算是一片嘈杂喧闹中唯一得体的地方了。吃早饭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以为是住客，没想到一直在负责收桌，应该是放假来帮忙的(图4)。两夜一天的小镇生活体验已经足够，之后十分钟的高铁，就去到了防疫政策天壤之别的温州领域了。
#小箬村[超话]#
温岭一个地级城市，给我的印象就是鞋店鞋厂超级多。我甚至怀疑路上遇到的人不是卖鞋的就是做鞋的。然后这里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吃个饭是没有的，喝一杯更不可能，无论是躁动深宵还是热辣的大白天。点评上的店铺也多数是货不对板，餐饮永远都是靠手推车排挡。在这里戴口罩也是异类，以至于第一晚我戴着口罩举着相机东拍西拍，就引来小孩质问“你这是要干吗？”。
我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在大热天车站等去小箬村的公交车，那过程太煎熬了。好不容易车子来了，老大爷又是没有核酸报告又是切不出乘车码跟司机纠缠了差不多20分钟才发车(图5)。小箬村俨然一个民宿度假区，有小伙子熟门熟路穿梭在狭小过道里帮客人从山下提行李(图8)，也在这里听到了不少来自游客的上海话。但是除了刻意粉刷过的屋墙和莫须有的一些网红打卡点，你要说这里有什么特色倒也未必。论海景这里视野不佳，七彩沙滩在建中(图11)，也不像泉州的浔埔村有什么浓重的当地民风。除非是举家来此地躺吃，否则作为景点特地大老远到此一游有点不值。倒是菩萨像前排队做核酸(图13)，以及由箬山车站通到小岛景区的一条幽长隧道让我印象深刻(图17)。由于在路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回去的公交车又收得早，遂放弃去金沙滩。不过想想这类沙滩景点多数也是大高而不妙的。若不是交通不便，我倒是很想在附近的黄坭村走一走，那里有很多几乎在地面以下的小矮房真的想去好好看看。回来的路上看到许多村子农庄，想到80年代自己每天往返幼儿园路上两旁的农田。
晚上漫无目的地在路上游走，烧烤油烟味道和大喇叭音乐避无可避，公园广场舞叹为观止(图15)。比较有趣的是这里流行当街剃头(图3)，以及所有卖西瓜的摊位都会注明“冰西瓜”。住处算是一片嘈杂喧闹中唯一得体的地方了。吃早饭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以为是住客，没想到一直在负责收桌，应该是放假来帮忙的(图4)。两夜一天的小镇生活体验已经足够，之后十分钟的高铁，就去到了防疫政策天壤之别的温州领域了。
#小箬村[超话]#
#文文游记# 现在的城市都是老城热闹是工作的地方，住在新城，广州正宗美食都集中在老城，说实话谁外地人来旅游就专门为了个吃来这里一趟，北京的美食很分散在哪都可以吃到，来这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原因住的附近都没有一个中意的餐厅。买完伴手礼，饮了点茶就离开了，步行街一步我都没有逛，因为所有的步行街都大同小异，逛烦了。 https://t.cn/RJwnXcQ
【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更要“养海”】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https://t.cn/A6SP9cBa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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