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制，于旗属女子年十四而合条件者，由八旗都统造册，送户部奏请引阅，以备妃嫔之选，或指配近支宗室，谓之“秀女”——忽就联系到了这个，也不知道搭的哪根电路。
入手好久了，颜值还是对眼的；
可想这一本，若果不曾如今日一样被偶然翻开呢？纵被留了牌子。。。
武帝跟着，我是追着
一个不爱读书之人，是一个昏君（不对）、暴君（不对）。。着实的，古有赋，有不见者36年；36年，若还在人世，垂垂老矣的伪书子，会变了性情如渴如饥地读起书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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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 晓毅：可爱的弋阳】弋阳县并不著名。在中国近3000个县（市、区）中，无论以人口、面积和经济总量，弋阳并不突出。很多外地人，总把“弋阳”读作“戈阳”，是“弋（yi）”还是“戈（ge）”，总是分不清。但她也有自己的优势，山清水秀、人脉悠长、美食鲜香、名人辈出。这里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的故乡，他的《可爱的中国》被誉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而他认识中国首先是从弋阳开始的。
弋阳处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全年平均气温为18.2℃。她的年降水量为2000毫米，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十分适宜人类居住和山花草木的生长。在15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34万弋阳人，较为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上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弋阳人民。
她有着可爱的山水。四面群山环抱，在武夷山、三清山、龙虎山、灵山之间，就有一座名山，叫龟峰，耸立在弋阳县城城南。从远处望去，整个龟峰犹如两个相互凝望的巨龟，在进行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走近细看，龟峰是“无山不龟，无石不龟”，在两个大乌龟之外，又有着无数个小乌龟，他们或卧倒，或昂头，或缩首，或偎依，或嬉戏，妙趣横生，让人称奇。或许，在亿万年前，在信江河里的乌龟们就发现了这块可爱的地方，他们集体浮出水面，爬向岸边，在一片热闹嬉戏中，化为岩石，定格永久。亿万年之后，这些乌龟们以可爱的山石姿态模样，依然活灵活现的展现在世人眼前。烟雨江南，在一片薄薄的云雾中，神龟若隐若现，宛若仙山圣境。“江上龟峰天下稀”。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沿信江游览，到达龟峰后，发出“盖龟峰峦嶂之奇，雁荡所无”的感叹。凭借其绝世无双的丹霞地貌，龟峰先后拿到了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等响当当的牌子。山水相连。明莹清澈的山泉水，从山上欢快而下，聚成小溪，汇成河流，加起来总长近400公里，流域面积1550平方公里，占到弋阳县总面积的97.4%。发源于浙赣边界的信江河，默默无言从东向西穿城而过，浇灌了两岸的农田，养育了两岸的百姓，见证了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弋阳县名源自水。在城区，信江河的形状貌似一个弋字。据《今县释名》记载：“县治在弋水之阳，曰弋者，以水形横斜似弋也。”
她有着可爱的文化。自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县，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在丹霞地貌天然形成的大型洞窟中，从晋代开始历经近千年，人们在洞窟中雕刻佛像、修建寺庙，成为国内非常罕见的在自然洞窟中开凿的佛教寺庙，而南岩寺也成为佛教禅宗的源头之一。南宋末年，流传于弋阳地区的南戏与当地方言土语及民俗相融合而成的弋阳腔唱遍全国，广受欢迎。到明代，弋阳腔成为戏曲四大声腔之首、高腔戏曲鼻祖。弋阳腔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直至今天，几乎村村都有古戏台，人人爱听弋阳腔。元朝初期，为纪念南宋爱国诗人谢枋得，谢枋得的弟子们在信江边建立了叠山书院，书院连绵八百年，培育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赣东信江流域文化、教育中心。
她有着可爱的美食。弋阳年糕是当地最负盛名的食品，其制作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弋阳年糕以弋阳大禾谷米为原料，采用“三蒸两百锤”的独特工艺制作而成，呈现白洁玉润、柔韧爽滑的特点。《弋阳县志》记载：“弋市米为之食水多，软而适口，省垣称弋阳团子，最驰名外县，土商多远往他处做赠品。”上饶籍东京奥运会冠军徐诗晓获得冠军后，千钧重担、万般压力化为了胜利的喜悦，面对着众多记者的追问，她直言最想吃的就是家乡的美食弋阳年糕。龟峰扣肉是弋阳的另外一道名菜，以精选的上好新鲜五花肉为主料，配以龟峰特有的优质雪里红等调料,以枸杞子、甘草、梅干菜等配料蒸制而成，色香味俱全，回味绵长，入口即化，有美容、养颜、健脑之功效。国道鱼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弋阳县龟峰段320国道边小餐馆烧制的一道菜。这道菜借鉴吸收了四川、安徽及江西鄱阳湖的烧鱼烹饪特长，以优质信江红鲤鱼、草鱼等为主原料，色鲜肉嫩、香辣可口，深深被国道过往的人们喜爱。舌尖上的美味直抵人心，让人流连忘返。即使从普通的小县走向世界的中心，登上世界之巅，阅尽人间繁华后，家乡美食依旧是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她有着可爱的人杰。谢枋得和方志敏是弋阳县的两个代表人物。南宋爱国诗人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南宋末年，蒙古大军侵宋，他变卖家产，率军抗蒙，以失败而告终。南宋灭亡后，元朝征荐遗贤，谢枋得排名第一。忽必烈五次派人诱聘，均遭严词拒绝。无奈之下，元朝官员将其强行押到北京。他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终不食而死，为国尽节。谢枋得死后，他的弟弟、妻子、儿女，也因忠烈而拒不降元，或自尽、或被杀、或被捕，《宋史》评价谢枋得“满门英杰”。明景泰皇帝为谢枋得和文天祥同赐谥号，“诏谥天祥忠烈、枋得文节”，并“建祠于尽节之所”，供奉谢枋得和文天祥的塑像。方志敏，弋阳县漆工镇人，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在弋阳及周边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成为与毛泽东、彭湃齐名的三位“农民运动大王”。他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一批苏维埃政权，创建了“拥有铁的纪律”的红十军，创造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首创了地雷战，在苏区发行了第一支股票，搞活了经济，建立了被毛主席赞誉的“方志敏式”根据地。方志敏被俘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许以高官，但遭到严词拒绝。他在牺牲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1935年8月，方志敏被秘密杀害于南昌市下沙窝，年仅36岁。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忠义成了弋阳人的底色。在国家危难之际，弋阳人总是能够为了大局而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仅有10万人口的弋阳县，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9371名。现在弋阳县被定为革命老区，西部政策延伸县。
距离方志敏牺牲已经有近90年了，如今的弋阳县，早已不是那个贫困落后的小县城，精美的山水、整洁的城市、秀丽的乡村、安居乐业的人们，正在构起弋阳绿色崛起的新样式。他们建立了方志敏学院，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精神，努力建设宜业宜游宜居城乡。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方志敏描绘的可爱的中国正在这块土地上变成现实。这个养育了方志敏、邵世平、方志纯、吴克华等一大批优秀人物的地方，正变得越来越可爱。
弋阳处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全年平均气温为18.2℃。她的年降水量为2000毫米，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十分适宜人类居住和山花草木的生长。在15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34万弋阳人，较为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上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弋阳人民。
她有着可爱的山水。四面群山环抱，在武夷山、三清山、龙虎山、灵山之间，就有一座名山，叫龟峰，耸立在弋阳县城城南。从远处望去，整个龟峰犹如两个相互凝望的巨龟，在进行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走近细看，龟峰是“无山不龟，无石不龟”，在两个大乌龟之外，又有着无数个小乌龟，他们或卧倒，或昂头，或缩首，或偎依，或嬉戏，妙趣横生，让人称奇。或许，在亿万年前，在信江河里的乌龟们就发现了这块可爱的地方，他们集体浮出水面，爬向岸边，在一片热闹嬉戏中，化为岩石，定格永久。亿万年之后，这些乌龟们以可爱的山石姿态模样，依然活灵活现的展现在世人眼前。烟雨江南，在一片薄薄的云雾中，神龟若隐若现，宛若仙山圣境。“江上龟峰天下稀”。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沿信江游览，到达龟峰后，发出“盖龟峰峦嶂之奇，雁荡所无”的感叹。凭借其绝世无双的丹霞地貌，龟峰先后拿到了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等响当当的牌子。山水相连。明莹清澈的山泉水，从山上欢快而下，聚成小溪，汇成河流，加起来总长近400公里，流域面积1550平方公里，占到弋阳县总面积的97.4%。发源于浙赣边界的信江河，默默无言从东向西穿城而过，浇灌了两岸的农田，养育了两岸的百姓，见证了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弋阳县名源自水。在城区，信江河的形状貌似一个弋字。据《今县释名》记载：“县治在弋水之阳，曰弋者，以水形横斜似弋也。”
她有着可爱的文化。自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县，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在丹霞地貌天然形成的大型洞窟中，从晋代开始历经近千年，人们在洞窟中雕刻佛像、修建寺庙，成为国内非常罕见的在自然洞窟中开凿的佛教寺庙，而南岩寺也成为佛教禅宗的源头之一。南宋末年，流传于弋阳地区的南戏与当地方言土语及民俗相融合而成的弋阳腔唱遍全国，广受欢迎。到明代，弋阳腔成为戏曲四大声腔之首、高腔戏曲鼻祖。弋阳腔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直至今天，几乎村村都有古戏台，人人爱听弋阳腔。元朝初期，为纪念南宋爱国诗人谢枋得，谢枋得的弟子们在信江边建立了叠山书院，书院连绵八百年，培育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赣东信江流域文化、教育中心。
她有着可爱的美食。弋阳年糕是当地最负盛名的食品，其制作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弋阳年糕以弋阳大禾谷米为原料，采用“三蒸两百锤”的独特工艺制作而成，呈现白洁玉润、柔韧爽滑的特点。《弋阳县志》记载：“弋市米为之食水多，软而适口，省垣称弋阳团子，最驰名外县，土商多远往他处做赠品。”上饶籍东京奥运会冠军徐诗晓获得冠军后，千钧重担、万般压力化为了胜利的喜悦，面对着众多记者的追问，她直言最想吃的就是家乡的美食弋阳年糕。龟峰扣肉是弋阳的另外一道名菜，以精选的上好新鲜五花肉为主料，配以龟峰特有的优质雪里红等调料,以枸杞子、甘草、梅干菜等配料蒸制而成，色香味俱全，回味绵长，入口即化，有美容、养颜、健脑之功效。国道鱼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弋阳县龟峰段320国道边小餐馆烧制的一道菜。这道菜借鉴吸收了四川、安徽及江西鄱阳湖的烧鱼烹饪特长，以优质信江红鲤鱼、草鱼等为主原料，色鲜肉嫩、香辣可口，深深被国道过往的人们喜爱。舌尖上的美味直抵人心，让人流连忘返。即使从普通的小县走向世界的中心，登上世界之巅，阅尽人间繁华后，家乡美食依旧是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她有着可爱的人杰。谢枋得和方志敏是弋阳县的两个代表人物。南宋爱国诗人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南宋末年，蒙古大军侵宋，他变卖家产，率军抗蒙，以失败而告终。南宋灭亡后，元朝征荐遗贤，谢枋得排名第一。忽必烈五次派人诱聘，均遭严词拒绝。无奈之下，元朝官员将其强行押到北京。他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终不食而死，为国尽节。谢枋得死后，他的弟弟、妻子、儿女，也因忠烈而拒不降元，或自尽、或被杀、或被捕，《宋史》评价谢枋得“满门英杰”。明景泰皇帝为谢枋得和文天祥同赐谥号，“诏谥天祥忠烈、枋得文节”，并“建祠于尽节之所”，供奉谢枋得和文天祥的塑像。方志敏，弋阳县漆工镇人，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在弋阳及周边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成为与毛泽东、彭湃齐名的三位“农民运动大王”。他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一批苏维埃政权，创建了“拥有铁的纪律”的红十军，创造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首创了地雷战，在苏区发行了第一支股票，搞活了经济，建立了被毛主席赞誉的“方志敏式”根据地。方志敏被俘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许以高官，但遭到严词拒绝。他在牺牲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1935年8月，方志敏被秘密杀害于南昌市下沙窝，年仅36岁。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忠义成了弋阳人的底色。在国家危难之际，弋阳人总是能够为了大局而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仅有10万人口的弋阳县，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9371名。现在弋阳县被定为革命老区，西部政策延伸县。
距离方志敏牺牲已经有近90年了，如今的弋阳县，早已不是那个贫困落后的小县城，精美的山水、整洁的城市、秀丽的乡村、安居乐业的人们，正在构起弋阳绿色崛起的新样式。他们建立了方志敏学院，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精神，努力建设宜业宜游宜居城乡。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方志敏描绘的可爱的中国正在这块土地上变成现实。这个养育了方志敏、邵世平、方志纯、吴克华等一大批优秀人物的地方，正变得越来越可爱。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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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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