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手116男装品牌GMV环比增长65.1%，李宁、特步多品牌单日自播GMV破百万】近日，快手电商116品质购物节落下帷幕，亮点之一便是品牌的集中爆发。其中，10月20日到11月11日活动期间，快手电商男装品牌日均GMV环比活动前一个月增长65.1%。李宁体育、特步、迈特优、龙牙、佳钓尼、柒牌等男装运动品牌均实现了销售爆发。
在快手116活动期间，男装品牌迈特优自播GMV突破1000万，特步官方旗舰店自播GMV超560万，龙牙品牌自播GMV超600万。李宁体育自播GMV近700万，单日GMV突破170万，活动期间涨粉7.6万。柒牌男装116期间累计GMV超300万，日均GMV环比活动前一个月增长428.93%。
亮眼成绩的背后，不仅是男装品牌在快手的快速成长，经历了大促活动历练的各大男装品牌也摸索出了一套自播方法论，品牌自播势能得到进一步释放，进入到更加成熟且长远的发展阶段。
知名品牌提前抢占流量高地，以爆款拉升总销量
在男装品牌中，各大知名运动品牌往往深受消费者喜爱，在平台大促期间如何高效获取流量，成为品牌关注的重点。
由于意识到“越靠近大促，流量竞争越大”，李宁体育率先在10月25日开启促销卖货模式，并集中资源在11月1日迎来爆发。11月1日当天，李宁体育单日GMV突破170万元，这使得李宁体育成为继鸿星尔克之后，首个单日GMV突破170万的自播运动品牌。
除了抢占流量先机之外，李宁体育还制定了详尽的备战策略。在直播前夕，李宁体育会预先发布10条短视频进行预热，并将每场直播时长延长至17小时左右，尽可能地满足用户在不断时段的购买需求。
在商品选择上，李宁体育以爆款冲销量，其中卫裤、卫衣和新款走秀鞋销量亮眼，卫裤总销量4436件，总销GMV超60万；卫衣总销量3877件，总GMV超53万；新款走秀鞋总销量1471双，总GMV超49万。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营造良好的购物氛围，李宁体育采用1080p高清直播间，且官方logo认证标识清晰明显，确保直播间正规性。同时，服饰尺码标一直悬挂在直播间界面一侧，方便用户参考立即下单。此外，李宁体育还使用了限时秒杀、聚人气、正在讲解、生意通、直播大屏等营销工具，进一步拉升直播间人气值。
与李宁体育类似，特步也在11月1日通过高性价比爆款的形式带动整盘业绩，当日GMV突破100万，其中低于天猫和京东活动价的Top5商品占比80%。不拘泥于传统店铺，特步在直播形式上也进行了创新。除了与平台活动同步更换116直播背景之外，特步主播还穿上了古装，以“公主人设”制造反差感，为用户带来更好的活动视觉体验。
区别于大众款式男装，主打商务男装的柒牌也在快手116期间实现了大爆发，日均GMV环比增速高达436%。具体来看，柒牌也采用了延长直播时长策略，由3个主播轮班直播，保证直播时长在19小时以上。同时，为了适应季节变化，柒牌还进行了货盘调整，新增了保暖系列如羊绒内衣、羽绒服等。
在商业化投流上，柒牌与专业服务商进行合作，每天都会调整和尝试不同的人群包组合，整体商业化投流ROI达到5。
淘系品牌扎根快手自播谋升级，延长直播时长+商业投流促转化
定位轻时尚男装，以18岁-28岁男性为主要用户群体，成立于2014年的迈特优，凭借性价比路线，很快成为淘系知名品牌。区别于传统电商“重销售“的经营理念，迈特优在快手做品牌自播的核心目的是借直播做品牌升级，而快手116为迈特优提供了契机。
在备战快手116期间，迈特优增加了羊羔绒外套、长款羽绒服、加绒裤等爆款库存，同时提升了客单价，其新款羽绒服客单价均在300元以上。考虑到直播间女性消费者居多，迈特优从服装风格到主播选择上都进行了优化调整，款式以简单街头风为主，主播更贴近阳光男孩，促进用户下单。
在直播时长方面，迈特优采取16小时轮播制，每天从早上8点播到晚上12点。而在商业化投入费比上，迈特优也做了提升，以流量带动销量增长。此外，迈特优还转换推流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直播间的清晰度。凭借缜密的布局，迈特优最终取得了两场单日GMV破百万的好成绩。
垂类品牌深耕短视频创作放大优势，定期推出宠粉活动实现新突破
对于品牌而言，优质的短视频内容往往也能为其带来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户外装备品牌龙牙战术自入驻快手以来，坚持深耕短视频创作，分享户外生存常识、户外穿搭等干货，吸引了140多万“铁粉”关注。
基于扎实的短视频内容，龙牙战术还进行了投放策略优化，使其T0ROI达到10。在快手116期间，龙牙战术更是将新品进行集中上架，并在全网同步了活动价格，日播时长也延长至18小时。整个活动周期中，龙牙战术以432元的客单价，实现了日均销售额达20万元，单日峰值GMV超50万元，总GMV突破500万。
与龙牙战术同属于户外垂类，专注垂钓渔具的佳钓尼深耕行业十二年，在全国拥有线下渔具连锁店1300余家，600万垂钓会员。在快手，佳钓尼也通过定期策划赛事特别活动，以及发放粉丝福利，积累了160多万粉丝。
趁着快手116大促，佳钓尼也在11月开启了宠粉活动，配合调整货品结构，增加福利款。佳钓尼还提升了利润款客单价，在商业化投放方面也进行增加。与此同时，对比在大促前后增长了264%的直播时长，佳钓尼实现ROI达5.7， GMV环比增长213%的新突破。
综合来看，无论是知名品牌，还是传统电商品牌，亦或是垂类品牌，都能在快手电商通过自播“实战”总结经验，并在快手男装品牌赛道抢占一席之地。对于快手来说，116期间越来越多品牌的快速成长，也促进了快手电商生态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快手电商将继续为品牌营造“以信任为基础”的电商氛围，通过大促、政策扶持等手段全面助力品牌发展。
在快手116活动期间，男装品牌迈特优自播GMV突破1000万，特步官方旗舰店自播GMV超560万，龙牙品牌自播GMV超600万。李宁体育自播GMV近700万，单日GMV突破170万，活动期间涨粉7.6万。柒牌男装116期间累计GMV超300万，日均GMV环比活动前一个月增长428.93%。
亮眼成绩的背后，不仅是男装品牌在快手的快速成长，经历了大促活动历练的各大男装品牌也摸索出了一套自播方法论，品牌自播势能得到进一步释放，进入到更加成熟且长远的发展阶段。
知名品牌提前抢占流量高地，以爆款拉升总销量
在男装品牌中，各大知名运动品牌往往深受消费者喜爱，在平台大促期间如何高效获取流量，成为品牌关注的重点。
由于意识到“越靠近大促，流量竞争越大”，李宁体育率先在10月25日开启促销卖货模式，并集中资源在11月1日迎来爆发。11月1日当天，李宁体育单日GMV突破170万元，这使得李宁体育成为继鸿星尔克之后，首个单日GMV突破170万的自播运动品牌。
除了抢占流量先机之外，李宁体育还制定了详尽的备战策略。在直播前夕，李宁体育会预先发布10条短视频进行预热，并将每场直播时长延长至17小时左右，尽可能地满足用户在不断时段的购买需求。
在商品选择上，李宁体育以爆款冲销量，其中卫裤、卫衣和新款走秀鞋销量亮眼，卫裤总销量4436件，总销GMV超60万；卫衣总销量3877件，总GMV超53万；新款走秀鞋总销量1471双，总GMV超49万。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营造良好的购物氛围，李宁体育采用1080p高清直播间，且官方logo认证标识清晰明显，确保直播间正规性。同时，服饰尺码标一直悬挂在直播间界面一侧，方便用户参考立即下单。此外，李宁体育还使用了限时秒杀、聚人气、正在讲解、生意通、直播大屏等营销工具，进一步拉升直播间人气值。
与李宁体育类似，特步也在11月1日通过高性价比爆款的形式带动整盘业绩，当日GMV突破100万，其中低于天猫和京东活动价的Top5商品占比80%。不拘泥于传统店铺，特步在直播形式上也进行了创新。除了与平台活动同步更换116直播背景之外，特步主播还穿上了古装，以“公主人设”制造反差感，为用户带来更好的活动视觉体验。
区别于大众款式男装，主打商务男装的柒牌也在快手116期间实现了大爆发，日均GMV环比增速高达436%。具体来看，柒牌也采用了延长直播时长策略，由3个主播轮班直播，保证直播时长在19小时以上。同时，为了适应季节变化，柒牌还进行了货盘调整，新增了保暖系列如羊绒内衣、羽绒服等。
在商业化投流上，柒牌与专业服务商进行合作，每天都会调整和尝试不同的人群包组合，整体商业化投流ROI达到5。
淘系品牌扎根快手自播谋升级，延长直播时长+商业投流促转化
定位轻时尚男装，以18岁-28岁男性为主要用户群体，成立于2014年的迈特优，凭借性价比路线，很快成为淘系知名品牌。区别于传统电商“重销售“的经营理念，迈特优在快手做品牌自播的核心目的是借直播做品牌升级，而快手116为迈特优提供了契机。
在备战快手116期间，迈特优增加了羊羔绒外套、长款羽绒服、加绒裤等爆款库存，同时提升了客单价，其新款羽绒服客单价均在300元以上。考虑到直播间女性消费者居多，迈特优从服装风格到主播选择上都进行了优化调整，款式以简单街头风为主，主播更贴近阳光男孩，促进用户下单。
在直播时长方面，迈特优采取16小时轮播制，每天从早上8点播到晚上12点。而在商业化投入费比上，迈特优也做了提升，以流量带动销量增长。此外，迈特优还转换推流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直播间的清晰度。凭借缜密的布局，迈特优最终取得了两场单日GMV破百万的好成绩。
垂类品牌深耕短视频创作放大优势，定期推出宠粉活动实现新突破
对于品牌而言，优质的短视频内容往往也能为其带来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户外装备品牌龙牙战术自入驻快手以来，坚持深耕短视频创作，分享户外生存常识、户外穿搭等干货，吸引了140多万“铁粉”关注。
基于扎实的短视频内容，龙牙战术还进行了投放策略优化，使其T0ROI达到10。在快手116期间，龙牙战术更是将新品进行集中上架，并在全网同步了活动价格，日播时长也延长至18小时。整个活动周期中，龙牙战术以432元的客单价，实现了日均销售额达20万元，单日峰值GMV超50万元，总GMV突破500万。
与龙牙战术同属于户外垂类，专注垂钓渔具的佳钓尼深耕行业十二年，在全国拥有线下渔具连锁店1300余家，600万垂钓会员。在快手，佳钓尼也通过定期策划赛事特别活动，以及发放粉丝福利，积累了160多万粉丝。
趁着快手116大促，佳钓尼也在11月开启了宠粉活动，配合调整货品结构，增加福利款。佳钓尼还提升了利润款客单价，在商业化投放方面也进行增加。与此同时，对比在大促前后增长了264%的直播时长，佳钓尼实现ROI达5.7， GMV环比增长213%的新突破。
综合来看，无论是知名品牌，还是传统电商品牌，亦或是垂类品牌，都能在快手电商通过自播“实战”总结经验，并在快手男装品牌赛道抢占一席之地。对于快手来说，116期间越来越多品牌的快速成长，也促进了快手电商生态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快手电商将继续为品牌营造“以信任为基础”的电商氛围，通过大促、政策扶持等手段全面助力品牌发展。
贝壳找房回应上海研发全员被优化：行业环境变化 部分岗位调整
2021年10月12日 来源： 新京报
10月11日，新京报记者从多个独立信源处获悉，贝壳找房上海研发整个团队被优化，裁员补偿为“N+3”。
针对上述消息，贝壳找房独家回应新京报记者称，今年以来，行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据此对上海地区部分业务岗位进行调整。对于此次调整涉及到的员工，公司将严格遵守国家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妥善安排，同时为其优先提供内部转岗机会。
行业动态
互联网的尽头是房产中介？字节跳动收购经纪牌照 它的对手是贝壳找房
房中介领域闯入了一头“大象”贝壳找房，自去年8月上市以后，贝壳找房的股价表现屡屡刷新外界认知，市值最高时冲破900亿美元，远超房地产开发商三巨头“碧万恒”。
这是一个业内公认的“房产中介互联网化”的成功案例，然而，去年全年贝壳找房的市场占有率仅约15.7%。庞大的市场余量令众人垂涎，包括互联网公司，“谁会是下一个贝壳”也成为了市场关心的问题。
近日，北京福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福旺”)易主，母公司由北京金色麦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金色麦田”)，变更为北京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好房有幸”)。
股权穿透后可以发现，金色麦田为缪寿建创办的房产中介公司麦田房产所有，而好房有幸是张一鸣成立的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全资控股。字节跳动旗下房产信息平台幸福里向时代财经透露，好房有幸属于该平台旗下公司。
缪寿建和张一鸣是福建老乡，一个深耕北京，同时在北京、福州和厦门拥有900余家直营房产中介门店；一个是在北京创立了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和皮皮虾等，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巨头。
尽管这次交易的标是一家原本毫不起眼的子公司，但背后的用意却引发外界的极大揣摩。“我们没有直接布局线下门店的打算。”幸福里回应传言时表示。不过，时代财经从另外的途径获悉，字节跳动此举或是在为未来布局线下门店铺路。
“曲线救国”收购中介牌照
“字节跳动收购的其实是一个空壳公司”，知情人士向时代财经透露，“麦田应该根本没有(在福旺)投入过经营，里面也没有什么资产，字节跳动主要是为了获得资质，有了那个资产才可以从事房产经纪业务”。
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在我国开展房地产经纪活动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必须拥有营业执照；二是必须拥有备案证明文件。
备案证明文件由相关机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取得。然而，在北京想要拿到备案证明文件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
时代财经了解到，2017年北京全市范围内暂停了房产中介机构的备案，这导致新的中介门店无法开店经营的状况。实际上在备案暂停后，市场上出现了买卖中介机构的行为，买家的目的是获取相关机构所拥有的经营资质。
不同的信源告诉时代财经，北京市已于近期放开了相关资质的申请，但北京市西城区和通州区有关部门回应称，目前仍然不接受中介机构的备案申请，其中西城区给出的理由是“政府不允许有些行业扩大规模”，而丰台区则表示“最近已经可以通过北京住建委官网申请备案”。
而资质获取之难或许是字节跳动最终采取 “曲线救国”策略的原因。时代财经了解到，字节跳动旗下的幸福里成立于2018年，是一个提供新房和二手房买卖信息的平台，目前已进入北京、广州、长沙、合肥、南京、杭州、昆明、天津、西安等多座城市，二手房业务的合作对象包括我爱我家、麦田房产及其它小型中介机构。
实际上，幸福里是字节跳动介入房产中介业务的主要平台，早在2019年，字节跳动旗下主力产品今日头条原本的“房产频道”栏目就更名为“幸福里”。
知情人士告诉时代财经，目前幸福里还没到可以发展线下门店的阶段，“只能先让幸福里平台的资讯类内容丰富起来，重点仍在线上，但他们肯定想在战略上更进一步，至于未来会不会真的做线下就见仁见智了”。
另据时代财经获悉，幸福里的运营主体是北京无限光场科技公司，控股股东是字节跳动有限公司；而收购福旺的好房有幸由字节跳动(香港)有限公司100%持股。今年7月份，香港公司的经营范围新增“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并增设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合肥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亦包括“房地产经纪”。
互联网的尽头是房产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幸福里回应布局线下传言时表示 “没有直接布局线下门店的打算”。但知情人士透露，幸福里的确是想成为另一个贝壳找房，只不过目前更像房天下和安居客。
实际上，“成为贝壳找房”是互联网巨头们共同的梦想。早在2009年，张一鸣便创立过垂直房产搜索引擎“九九房”；2010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也曾与口碑网合作推出房产频道，此后在2020年上线了天猫好房；2014年京东亦开始进入房地产领域。
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京东三家互联网巨头，是目前对房产中介领域有着较深渗透的互联网公司里，旗下的主力平台分别为幸福里、天猫好房和京东房产。不过，比起贝壳找房、安居客和房天下，业内人士、购房者和经纪人对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平台评价不高。
幸福里早在2020年便与麦田房产展开合作，此后相关房源和经纪人陆续接入幸福里平台，一名麦田房产的经纪人告诉时代财经，幸福里能够为他们导入来自于字节跳动其他平台的流量，比如抖音，“但不能说幸福里有多好，只是麦田房产自有的线上平台太差了”。
天猫好房和京东房产的反响同样不理想。和天猫好房合作的一个广州新盘销售人员告诉时代财经，该楼盘从未接过一个来自于天猫好房的客户电话，“更别说成交了”。此外，时代财经通过天猫好房联系到的一名二手房中介表示，“说实话，你是第一个通过天猫好房打电话过来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天猫好房的二手房业务上线时间是今年的7月16日。
比起幸福里和天猫好房，京东房产网络平台上线的时间更早，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上线了新房和二手房业务。然而，京东房产的客服人员告诉时代财经，目前新房仅仅提供房源信息的页面展示。二手房方面，2020年京东房产在线下落地了“好房京选”，核心模式是为合作的中介机构提供品牌、流量、运营、系统等方面支持。目前，京东房产二手房板块主推好房京选，但当时代财经试图以购房者的身份通过京东房产联系二手房经纪人时，连续两名经纪人早已离职，但平台并未作出更新，导致无法获得有效信息。
在分析互联网平台介入房产中介领域后表现平庸的原因时，景晖智库首席经济学胡景晖表示，如果只是简单地流量生意，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基本已经走到尽头了，因为线上的流量成本已经非常高了，在北京获取一个有效的线下看房成本大概在3000元左右，互联网公司做线下，目的是保住已有的线上生意以及实现线上线下的打通”。
不过，胡景晖认为，房产交易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比如看房、签约、贷款、缴税、过户等购房流程基本都要在线下进行，而房产交易的复杂程度和非标准化，更是给互联网公司做好房产中介这一行设置了极高的门槛。
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房和二手房的宗交易规模达到了22.3万亿元，而身为“房产中介互联网化”成功案例的贝壳找房，去年实现的总交易额仅约3.5万亿元，占比15.7%。尽管互联网公司入局房产中介领域道阻且长，但庞大的市场余量，依然诱惑着它们追逐“下一个贝壳找房”的梦想
2021年10月12日 来源： 新京报
10月11日，新京报记者从多个独立信源处获悉，贝壳找房上海研发整个团队被优化，裁员补偿为“N+3”。
针对上述消息，贝壳找房独家回应新京报记者称，今年以来，行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据此对上海地区部分业务岗位进行调整。对于此次调整涉及到的员工，公司将严格遵守国家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妥善安排，同时为其优先提供内部转岗机会。
行业动态
互联网的尽头是房产中介？字节跳动收购经纪牌照 它的对手是贝壳找房
房中介领域闯入了一头“大象”贝壳找房，自去年8月上市以后，贝壳找房的股价表现屡屡刷新外界认知，市值最高时冲破900亿美元，远超房地产开发商三巨头“碧万恒”。
这是一个业内公认的“房产中介互联网化”的成功案例，然而，去年全年贝壳找房的市场占有率仅约15.7%。庞大的市场余量令众人垂涎，包括互联网公司，“谁会是下一个贝壳”也成为了市场关心的问题。
近日，北京福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福旺”)易主，母公司由北京金色麦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金色麦田”)，变更为北京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好房有幸”)。
股权穿透后可以发现，金色麦田为缪寿建创办的房产中介公司麦田房产所有，而好房有幸是张一鸣成立的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全资控股。字节跳动旗下房产信息平台幸福里向时代财经透露，好房有幸属于该平台旗下公司。
缪寿建和张一鸣是福建老乡，一个深耕北京，同时在北京、福州和厦门拥有900余家直营房产中介门店；一个是在北京创立了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和皮皮虾等，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巨头。
尽管这次交易的标是一家原本毫不起眼的子公司，但背后的用意却引发外界的极大揣摩。“我们没有直接布局线下门店的打算。”幸福里回应传言时表示。不过，时代财经从另外的途径获悉，字节跳动此举或是在为未来布局线下门店铺路。
“曲线救国”收购中介牌照
“字节跳动收购的其实是一个空壳公司”，知情人士向时代财经透露，“麦田应该根本没有(在福旺)投入过经营，里面也没有什么资产，字节跳动主要是为了获得资质，有了那个资产才可以从事房产经纪业务”。
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在我国开展房地产经纪活动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必须拥有营业执照；二是必须拥有备案证明文件。
备案证明文件由相关机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取得。然而，在北京想要拿到备案证明文件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
时代财经了解到，2017年北京全市范围内暂停了房产中介机构的备案，这导致新的中介门店无法开店经营的状况。实际上在备案暂停后，市场上出现了买卖中介机构的行为，买家的目的是获取相关机构所拥有的经营资质。
不同的信源告诉时代财经，北京市已于近期放开了相关资质的申请，但北京市西城区和通州区有关部门回应称，目前仍然不接受中介机构的备案申请，其中西城区给出的理由是“政府不允许有些行业扩大规模”，而丰台区则表示“最近已经可以通过北京住建委官网申请备案”。
而资质获取之难或许是字节跳动最终采取 “曲线救国”策略的原因。时代财经了解到，字节跳动旗下的幸福里成立于2018年，是一个提供新房和二手房买卖信息的平台，目前已进入北京、广州、长沙、合肥、南京、杭州、昆明、天津、西安等多座城市，二手房业务的合作对象包括我爱我家、麦田房产及其它小型中介机构。
实际上，幸福里是字节跳动介入房产中介业务的主要平台，早在2019年，字节跳动旗下主力产品今日头条原本的“房产频道”栏目就更名为“幸福里”。
知情人士告诉时代财经，目前幸福里还没到可以发展线下门店的阶段，“只能先让幸福里平台的资讯类内容丰富起来，重点仍在线上，但他们肯定想在战略上更进一步，至于未来会不会真的做线下就见仁见智了”。
另据时代财经获悉，幸福里的运营主体是北京无限光场科技公司，控股股东是字节跳动有限公司；而收购福旺的好房有幸由字节跳动(香港)有限公司100%持股。今年7月份，香港公司的经营范围新增“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并增设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合肥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亦包括“房地产经纪”。
互联网的尽头是房产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幸福里回应布局线下传言时表示 “没有直接布局线下门店的打算”。但知情人士透露，幸福里的确是想成为另一个贝壳找房，只不过目前更像房天下和安居客。
实际上，“成为贝壳找房”是互联网巨头们共同的梦想。早在2009年，张一鸣便创立过垂直房产搜索引擎“九九房”；2010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也曾与口碑网合作推出房产频道，此后在2020年上线了天猫好房；2014年京东亦开始进入房地产领域。
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京东三家互联网巨头，是目前对房产中介领域有着较深渗透的互联网公司里，旗下的主力平台分别为幸福里、天猫好房和京东房产。不过，比起贝壳找房、安居客和房天下，业内人士、购房者和经纪人对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平台评价不高。
幸福里早在2020年便与麦田房产展开合作，此后相关房源和经纪人陆续接入幸福里平台，一名麦田房产的经纪人告诉时代财经，幸福里能够为他们导入来自于字节跳动其他平台的流量，比如抖音，“但不能说幸福里有多好，只是麦田房产自有的线上平台太差了”。
天猫好房和京东房产的反响同样不理想。和天猫好房合作的一个广州新盘销售人员告诉时代财经，该楼盘从未接过一个来自于天猫好房的客户电话，“更别说成交了”。此外，时代财经通过天猫好房联系到的一名二手房中介表示，“说实话，你是第一个通过天猫好房打电话过来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天猫好房的二手房业务上线时间是今年的7月16日。
比起幸福里和天猫好房，京东房产网络平台上线的时间更早，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上线了新房和二手房业务。然而，京东房产的客服人员告诉时代财经，目前新房仅仅提供房源信息的页面展示。二手房方面，2020年京东房产在线下落地了“好房京选”，核心模式是为合作的中介机构提供品牌、流量、运营、系统等方面支持。目前，京东房产二手房板块主推好房京选，但当时代财经试图以购房者的身份通过京东房产联系二手房经纪人时，连续两名经纪人早已离职，但平台并未作出更新，导致无法获得有效信息。
在分析互联网平台介入房产中介领域后表现平庸的原因时，景晖智库首席经济学胡景晖表示，如果只是简单地流量生意，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基本已经走到尽头了，因为线上的流量成本已经非常高了，在北京获取一个有效的线下看房成本大概在3000元左右，互联网公司做线下，目的是保住已有的线上生意以及实现线上线下的打通”。
不过，胡景晖认为，房产交易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比如看房、签约、贷款、缴税、过户等购房流程基本都要在线下进行，而房产交易的复杂程度和非标准化，更是给互联网公司做好房产中介这一行设置了极高的门槛。
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房和二手房的宗交易规模达到了22.3万亿元，而身为“房产中介互联网化”成功案例的贝壳找房，去年实现的总交易额仅约3.5万亿元，占比15.7%。尽管互联网公司入局房产中介领域道阻且长，但庞大的市场余量，依然诱惑着它们追逐“下一个贝壳找房”的梦想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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