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与康养产业的美丽“邂逅”】7月23日，淦龙集团转型健康旅游产业发布会暨五龙康养健身俱乐部正式揭牌。这也意味着该集团正式向大健康产业进军，今后集团旗下的五龙客家风情园将围绕“客家文化传承地，精准医养旅居城”的发展定位，布局医疗、养老以及文旅健康项目，着力打造赣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新高地。https://t.cn/A6ydLFTd
#深圳生活# 每周一游。位于龙岗的甘坑客家小镇，历史最早记录，从明朝至清朝康熙年间，一直是瑶族聚居地。后有大量客家人迁徒至此，形成了客家人主要聚集地。当年的“荒蛮之地”，现经过华侨城集团的打造，成为深圳的一处旅游景点。小巷子、石板路、关帝庙、炮楼、石磨、红灯笼……还有那挂满祈福红条的古树，巷子小摊上有可口的小吃、小商品、土特产……。一个充满古韵的小镇，吸引了深圳人，从城区各处来这里度周末。 https://t.cn/RpzrE6W
#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进化史”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定义”，没有“固定模式”，各自都有一套独特的经历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开始了“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目前，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已“进化”了三代。
一、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代”，是社会学划分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的标志。最早用“代”对生态博物馆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法国。目前，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为保护乡村地区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而建立的“地方自然公园”，第二代则是已将博物馆运营范畴扩及整个社区所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博物馆，第三代为尝试使用企业式的经营理念进行运营的生态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诞生后，迅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中国成为了亚洲生态博物馆早期探索和实践者。此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而生态博物馆理论却是后工业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具有“理念先行”的特点，为了使生态博物馆与国情相适应，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根据各地的实际建设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逐步将生态博物馆理念“中国化”和“本土化”。因此，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先生也用“代”一词概括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将中国目前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
二、“民主化”的第一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经过10年的传播之后，1995年3月贵州省成立了由中国和挪威两国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课题小组，开始对贵州省的布依、苗、侗和汉等民族村寨进行考察，形成了《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群的构想。
1997年10月23日，中国和挪威两国签署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挪两国开始在贵州省合作建设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自此开启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
998年10月31日，在中挪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随后，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7月）、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0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6月)相继建成。与此同时，2005年1月民间投资的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设开启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起来，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同时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成为“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三、“专业化”的第二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直接影响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建设。1999年，广西开始将生态博物馆建设纳入工作思路，并将其定位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开始探索具有广西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发展道路。
2003年，广西成立“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组”在全区开展实地考察，随后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试点建设，先后建成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9月），从此拉开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序幕。
2005年，广西创新性地将传统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全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联结成“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联合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此后，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2007年4月）、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2008年9月）、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2009年5月）、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7月）、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11月）、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2010年11月）、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2011年5月）相继建成开放，从而形成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体系中，各生态博物馆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博物馆运用传统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巩固其发展，各生态博物馆则借助广西民族博物馆拓展和延伸对外联系，从而实现了两者互动互益的发展格局。因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在贵州生态博物馆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展示传播水平，努力把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被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
四、“发现地方”的第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等中国生态博物馆早期实践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即均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村寨，通过对过去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强调，来凸显生态博物馆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价值性。
2007年后，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2009—2012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按照“1个中心馆，13个专题馆和26个村落馆”的模式建设完成了覆盖整个县域生态博物馆群。2011年8月，由1个中心馆、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的中国首个社区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建成。2013年5月，安徽省黄山市采取“一个中心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建成了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2014年11月，山西平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2015年11月，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开始按照“1个中心馆、8个专题馆、42个展示点”的模式打造全县域生态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开始回归中国最根本的“乡土性”，用以发现地方价值，并拓展至中国城市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由保护单一的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保护综合类文化遗产。因此，“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被也称为“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其“代际”的划分只是各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总结。中国生态博物馆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将生态博物馆理念进行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发展出的“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充分体现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
[2]弗朗索瓦·于贝尔：《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矛盾和畸变》，《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3]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湾：五观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0—66页。
[3]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Z1期。
[5] 段阳萍：《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22—29页。
[6] 钟经纬：《中国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8年，第10—18页。
[7]龚世扬：《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 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8]于富业：《关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4年，第33—40页。
[9]尹凯：《表征民族——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博物院》2017年第2期。
[10]尹凯：《生态博物馆：理想、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117页。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定义”，没有“固定模式”，各自都有一套独特的经历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开始了“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目前，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已“进化”了三代。
一、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代”，是社会学划分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的标志。最早用“代”对生态博物馆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法国。目前，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为保护乡村地区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而建立的“地方自然公园”，第二代则是已将博物馆运营范畴扩及整个社区所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博物馆，第三代为尝试使用企业式的经营理念进行运营的生态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诞生后，迅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中国成为了亚洲生态博物馆早期探索和实践者。此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而生态博物馆理论却是后工业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具有“理念先行”的特点，为了使生态博物馆与国情相适应，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根据各地的实际建设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逐步将生态博物馆理念“中国化”和“本土化”。因此，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先生也用“代”一词概括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将中国目前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
二、“民主化”的第一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经过10年的传播之后，1995年3月贵州省成立了由中国和挪威两国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课题小组，开始对贵州省的布依、苗、侗和汉等民族村寨进行考察，形成了《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群的构想。
1997年10月23日，中国和挪威两国签署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挪两国开始在贵州省合作建设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自此开启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
998年10月31日，在中挪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随后，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7月）、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0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6月)相继建成。与此同时，2005年1月民间投资的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设开启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起来，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同时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成为“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三、“专业化”的第二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直接影响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建设。1999年，广西开始将生态博物馆建设纳入工作思路，并将其定位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开始探索具有广西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发展道路。
2003年，广西成立“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组”在全区开展实地考察，随后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试点建设，先后建成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9月），从此拉开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序幕。
2005年，广西创新性地将传统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全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联结成“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联合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此后，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2007年4月）、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2008年9月）、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2009年5月）、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7月）、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11月）、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2010年11月）、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2011年5月）相继建成开放，从而形成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体系中，各生态博物馆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博物馆运用传统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巩固其发展，各生态博物馆则借助广西民族博物馆拓展和延伸对外联系，从而实现了两者互动互益的发展格局。因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在贵州生态博物馆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展示传播水平，努力把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被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
四、“发现地方”的第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等中国生态博物馆早期实践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即均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村寨，通过对过去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强调，来凸显生态博物馆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价值性。
2007年后，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2009—2012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按照“1个中心馆，13个专题馆和26个村落馆”的模式建设完成了覆盖整个县域生态博物馆群。2011年8月，由1个中心馆、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的中国首个社区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建成。2013年5月，安徽省黄山市采取“一个中心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建成了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2014年11月，山西平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2015年11月，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开始按照“1个中心馆、8个专题馆、42个展示点”的模式打造全县域生态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开始回归中国最根本的“乡土性”，用以发现地方价值，并拓展至中国城市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由保护单一的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保护综合类文化遗产。因此，“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被也称为“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其“代际”的划分只是各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总结。中国生态博物馆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将生态博物馆理念进行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发展出的“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充分体现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
[2]弗朗索瓦·于贝尔：《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矛盾和畸变》，《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3]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湾：五观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0—66页。
[3]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Z1期。
[5] 段阳萍：《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22—29页。
[6] 钟经纬：《中国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8年，第10—18页。
[7]龚世扬：《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 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8]于富业：《关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4年，第33—40页。
[9]尹凯：《表征民族——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博物院》2017年第2期。
[10]尹凯：《生态博物馆：理想、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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